王 萍，卜 华，刘 波

（1.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2.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0 引言

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日益表现出不足，甚至对财务报表舞弊的内控缺陷也已无计可施，不少公司出现内部控制失效丑闻，如2019年摘牌的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2020 年瑞幸咖啡财务数据造假事件等。“内部控制抑制论”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Li 等（2019）[1]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少。

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不仅会通过经济行为人的期望和偏好影响行为主体的经营决策，而且能够演化为行为主体的处事规范，对企业行为有控制作用,并对财务会计、管理控制有显著影响[2，3]。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目标顺利实现，需要与中国文化因素有机结合起来[4]。深入挖掘蕴涵于国家文化中的内控元素，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内部控制目标及其实现模式，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情境限定理性”的分析框架下，内部控制要与既定文化融为一体方能发挥效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红色文化不仅具备传统文化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传导机制，而且支撑了传统文化转型[5]。戴亦一等（2017）[6]发现红色文化能够通过决策主体的党员身份或党组织建设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和财务行为；余威等（2019）[7]结合企业注册地具体情境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红色文化以“红色”为底色，将革命、公平、正义、爱国等文化符号与各时期精神理念、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进行同构，在各时期进行创造性转换，形成了“克己奉公”“遵纪守法”的自律意识、勇于担当和公平正义的英雄主义、善于团结和军民同心的集体主义等精神品德，保证了红色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创新。其中，“公平与正义”是红色革命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理念[8]，且这一价值理念已嵌入人们的记忆深处，逐步演化为指导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处世的准则。那么，聚焦上市公司，红色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否会影响公司治理行为？

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角度，在公司层面探寻红色文化的微观治理效应，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变得十分有意义。本文深入剖析了红色文化影响内部控制的经济学逻辑，厘清了红色文化影响内部控制的机理，为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采用更精准合理的红色文化量化模型，立足中国国情，从行为个体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两个维度提取红色文化基因，构建了层次清晰、结构分明的红色文化综合度量指标。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成本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约束代理人的自利行为是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然而，由于内部控制固有缺陷，导致内部控制实施与设计并不一致，不能完全实现此目标。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及人类理性的局限，内部控制制度无法完备至涵盖一切契约条款的程度。在个人内心私望的驱动下，行为主体总能找到现行制度中尚未规范的盲区，实施谋私行为，使内部控制失效[9]。此外，在权力距离较大的中国，官本位意识较强，且在注重长期导向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不利处境有较强的容忍度，致使内部控制制度往往会出现选择性执行的现象。根据制度协调理论，不论是“钻盲区空当”，还是“选择性执行”，其根本原因均为内部控制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不协调，并缺乏全面且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实施制度。正式制度供给的增加同时会带来制度成本的增加。内部控制作为提升现代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企业运营效率和企业价值，但同时也会增加制度执行的交易成本[10,11]。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和强化合约履行是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理论路径。

红色文化能够通过非正式契约将个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使人们以先进意识和价值理念支配人们经济行为，把“认同问题”与“解决问题”融合为整体来加以推进，实现行为规范内化，为企业治理提供精神动力与规范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红色文化能够引导内部控制有效实施。不同于其他社会文化，红色文化作为特殊的政治文化，其所蕴涵的丰富价值观念能够通过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井冈山的革命纪律建设，到中央苏区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再到延安时期的暂行条例，均体现了红色文化公平正义的价值本质，不仅能有效构建国民精神，而且能为社会个体提供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彰显了红色文化强大的约束功能。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已随着时代进步演化为党章等红色制度体系而得以延续，如“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克己奉公”“遵纪守法”的自律意识等。无论行为主体是否为党员，红色文化均可以凭借其政治优势，促进红色文化精神和理念在企业组织中传递，使行为主体或多或少地受到红色文化理念影响，不断增强和践行红色文化宗旨，并自发融入到经营管理中去，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实施。

红色文化能够有效约束内部控制失效行为。嵌入是非经济行为影响经济活动的过程，此过程带入了非经济行为的治理作用[12]。随着党组织建立和嵌入，“党建入章”“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多项制度的确立，红色文化“公平正义”等价值规范被嵌入微观企业组织，其政治治理功能的发挥也因此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进而有效纠正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行为偏差。一方面，红色文化的政治治理功能确立了党委会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从“源头”上降低内部控制失效的概率。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的政治监督机制能够强化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绩效，进而防止内部人控制等选择性执行问题的产生。鲍晓静和李亚超（2021）[13]认为，出于对党的公信力建设的考虑，参与经济生活中的党组织会积极减少异常文本信息表述，抑制管理层的信息操纵行为。柳学信等（2020）[14]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通过董事会异议的方式参与董事会决策过程进而发挥治理作用。

红色文化能够降低内部控制实施成本。内部控制是将人的具体存在外在于制度之外，属于客观的具体行为规则，即客观制度；而党章等红色文化规范由对他人的社会义务和对共同价值观的信奉所引导，将群众的具体存在内化于制度，从群众行为与制度相融合的角度制定，属于主观制度的范畴。与从外部强加的法律规则不同，红色文化规范被参与者内化，其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对红色文化的内在遵从，以自我规范为主要内容，能够为企业党员活动提供道德框架，对企业行为起到重要约束作用。由此看来，红色文化规范比由其他正式协议所确定的契约关系更稳固，相较于内部控制，其履约成本也更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受红色文化影响越大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ic）。选取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度量指标。该指标综合评价了企业内部控制全部要素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等，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内部控制质量。

（2）解释变量：红色文化（culture）。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文化色彩，是指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遗址遗迹、博物馆、革命文物、革命作品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总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和主张，包括红色物质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三种表现形态。制度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其背后所体现出的内涵就是文化。在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所创建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章等红色制度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文化精神在制度层面的集中体现。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红色文化基因主要体现为企业组织层面的党组织参与治理和个体层面的党员身份意识。

熵值可被用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熵值法能够利用信息熵得出熵权，客观地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为综合评价提供可靠依据。本文运用此方法来构建红色文化综合评分函数，计算其综合指标值。本文选择了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的11 个变量联合评估，以提高熵值分析的可信度，具体见下页表1。

表1 构建红色文化综合指标选用的变量说明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影响内部控制的因素，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收益率（roe）、管理层权力（top）、诉讼次数（self1）、是否违规（self2）、四大（sd）、分析师关注（analyst）、GDP增长率（gdp）、公司注册地（locat）。本文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ind）。具体变量定义如下页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2.2 模型构建

为检验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构建模型（1）：

其中，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k为控制变量数，i为企业，t为时间。

2.3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内部控制相关数据来源于DIB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 和Wind 数据库。直至2008 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发布，我国才基本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因此本文的样本范围为2008—2019 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要求所有变量不得缺失，剔除金融业、ST 及*ST 的公司，得到3240家公司的24893个观测值。为消除异常值影响，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2%和98%分位的缩尾处理。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 可知，内部控制（ic）的均值为6.493，中位数为6.516，均值低于中位数，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仍偏低。此外，内部控制（ic）的标准差为0.131，说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差异相对较大。红色文化（culture）的标准差为0.225，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受红色文化影响的差异较大。分组统计结果表明红色文化影响高组H-culture的内部控制质量略高于低组L-culture，初步说明红色文化能够塑造一套为微观企业所认可的价值体系，有利于持续推进企业治理。

表3 描述性统计

3.2 回归结果分析

（1）红色文化与内部控制。由表4列（1）可知，红色文化的回归系数为0.012，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列（2）可知，在控制行业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后，其回归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受红色文化影响越大，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道德标准，红色文化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影响管理者的行为选择，形成更强劲持久的内控动力，弥补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完备；红色文化行为规范能够有效规范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内部控制实施成本。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2）红色文化与内部控制五要素。进一步检验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以便发现红色文化对各要素的具体作用机制。下页表5 结果显示，ic1、ic2、ic3、ic4 和ic5 分别表示内部控制五要素，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由检验结果可知，红色文化（culture）与控制环境（ic1）、内部监督（ic5）显著正相关，与控制活动（ic3）、信息与沟通（ic4）显著负相关，与风险评估（ic2）的关系并不显著。可见，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不同，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环境水平和内部监督质量，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流程及不必要的信息沟通，降低控制活动和信息沟通成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内部控制作为一个运行体系，所有控制活动都是控制环境和其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红色文化与风险评估关系不显著也并非意味着红色文化对其不发挥任何作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赖以生存的土壤，红色文化通过内部控制主体信仰、理念与道德等影响作用于控制环境，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各要素，进而对内部控制整体产生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1）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异质性。虽然前文已控制了行业及时间，但红色文化与内部控制的关系依然可能会受到随年份变化的行业异质性影响。因此，在基准模型中加入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ind×year），以控制随时间变迁而可能引致的潜在的行业内部系统结构变化。

（2）更换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以内部控制均值为标准对全样本进行划分，高于内部控制指数均值的取值为1，低于内部控制指数均值的取值为0。

（3）平行面板数据。前文检验分析所用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为非平行面板数据。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处理为平行面板数据进行检验。

通过以上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本文主要结论仍然可靠。

3.4 异质性检验

3.4.1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意愿的异质性

中国内控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1 年。2008 年《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2010 年《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标志着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初步形成。此阶段并未强制要求披露内部控制，定义为自愿实施阶段。第二阶段为2012—2013年。《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逐步将上市公司（主板）纳入强制披露的实施范围，定义为并存阶段。第三阶段始于2014年。《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故定义为强制实施阶段。正是中国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为探讨不同信息披露意愿下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提供了契机。

剔除并存阶段的样本数据，分别对自愿披露阶段（2008—2011 年）和强制披露阶段（2014—2019 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见表6。由列（1）和列（2）可知，自愿披露组中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为0.042，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强制披露阶段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强制披露阶段，红色文化在自愿披露阶段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效果更明显。这是因为，强制披露阶段内部控制制度更健全，披露信息更多，而自愿披露阶段的内部控制制度尚不完善，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聚合效应，能够使代理人超越阶层划分权限，积极寻求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识，优化信息环境，降低信息传递成本，对内部控制的补充作用更显著。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3.4.2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

红色文化可能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从而对相应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程度存有差异。由表6列（3）和列（4）可知，国有企业中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为0.021，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民营企业中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中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的提升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由党员担任的比例更大，党员身份能够使其更深刻地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更深刻地打上红色文化的烙印，且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和党组织治理更深入，从而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更有效。

3.5 机制检验

3.5.1 基于代理风险的机制检验

在企业内部控制实践中，内部控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为主体，如何约束代理人的自利动机是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关键。红色文化“公平正义”等精神理念能渗透到管理层的价值观念、决策行为当中，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约束自利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借鉴Ang 等（2010）[15]的方法，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fr）。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越大，代理冲突越严重。具体路径检验结果见表7。

由列（1）可知，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为-0.02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受红色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其代理冲突较小；列（2）中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代理风险在红色文化与内部控制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3.5.2 基于信息风险的机制检验

红色文化向代理人灌输的“团结”“守信”等价值观和道德信仰，不仅能改善企业内各管理层间内部合约的信息环境，而且能改善管理层与利益相关者间外部合约的信息环境。信息环境的改善能够缓解委托人和代理人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两者间的信息传递成本，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随着信息环境的改善，信息透明度增强，企业内外部间信息传递偏差也会缩小，识别和分析相关企业风险的能力增强，进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借鉴Altman（1968）[16]提出的企业风险度量公式risk＝1.2X1+1.4X2+3.3X3+0.6X4+0.999X5。其中，X1为上市公司营运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X2为留存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X3为息税前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X4为流通股总市值和非流通股净资产总额之和与总负债的比率，X5为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具体路径检验结果见表7。由列（3）可知，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为-5.97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受红色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其信息风险较小；列（4）中红色文化（culture）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信息风险在红色文化与内部控制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熵值法分析得到的红色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为红色文化表征变量，实证研究了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文化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红色文化熏陶越大，内部控制越有效。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不同，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环境水平和监督质量，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控制活动流程及信息沟通，降低控制活动和信息沟通成本。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及自愿披露阶段中，红色文化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是因为受红色文化影响较大的公司代理风险和信息风险更低。

红色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主流文化，对完善公司治理能起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充分发挥红色文化驱动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提出建议如下：（1）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完善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红色文化能弥补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情境下企业管理的不足。应积极引导红色文化融入企业治理制度，提高企业治理水平。（2）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融入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系统挖掘红色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引导企业强化“红色引擎”，形成更强劲持久的内控动力，强化内控监督意识，抑制内控选择性执行，从而保证内部控制目标实现。（3）加快推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红色文化只是柔性约束，其影响力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在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企业应加速健全正式制度，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治理效能，这是优化企业发展战略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