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丽，任保平，汪 浩

（1.金陵科技学院a.商学院；b.长江双碳经济发展研究院，南京 211169；2.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6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然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等。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绿色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加快产业向资源节约型、要素集约型和生态保护型转变，实现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证。伴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产业绿色发展新动能，催生产业绿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为产业融合创新和绿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人类追求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模式，数字经济是推动路径，两者需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数字经济、产业绿色质量发展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1—10]，但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在研究视角方面，近几年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问题，但基本都是站在宏观角度的研究，缺少从中观视角对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和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差异与收敛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拓展：一是构建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和研判中国2008—2020 年31 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特征，全面掌握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动态演进趋势；二是利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其差异来源，并研究其影响因素，为探索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相契合[11]。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注重产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绿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意味着产业发展不再依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模式，而是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推动产业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产业高效率绿色低碳化驱动产业循环发展。绿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突出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也需要严格能效约束，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以绿色科技创新提升绿色产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四个核心特征：“经济效益高、结构合理”“资源利用率高”“低排放低污染”和“循环发展”。本文以产业效益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治理、产业循环发展四个目标层构建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着眼于产业绿色发展需要，从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技术创新、产业应用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包含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产业应用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的内容。

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的指标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计算方法参考文献[12]。本文采用干春晖等（2011）[13]构建的新泰尔指数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为：，其中，n为产业数，Yi为i产业产值，Y为GDP，Li为i产业就业人数，L为总就业人数。NTL值越小，表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合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

1.2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能够刻画系统间发展和协调的动态关系。该模型在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参考刘浩等（2011）[14]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计算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首先，计算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相对发展度。，其中，Ug和Ud分别表示各省份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综合评分。若0

（2）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为了有效避免数据交叉重叠和区域差异来源难以识别的问题，使用Dagum（1997）[16]提出的基尼系数来检验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其中，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三个部分：区域内差异（Gw）、区域间差异（Gnb）与超变密度（Gt）。

（3）随机效应面板Tobit 模型。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综合结果。本文参考已有研究[5,8,10,17]，将经济发展水平（PGDP）、技术创新（Tec）、环境规制（ER）、金融水平（Fin）、对外开放度（Open）、地方政府财政支出（GE）等变量确定为可能和耦合协调度有密切关系的因素，分别用人均GDP、专利授权量、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年末机构存贷款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年末预算财政支出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考虑到耦合协调度有被分割的特征，满足受限解释变量Tobit模型的设定条件。本文使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进行检验。模型为：

其中，D是耦合协调度；α0是常数项；α1、α2、α3、α4、α5、α6是影响系数；δit是随机干扰项。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2008—2020年的数字经济和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艾媒数据中心。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2.1.1 整体特征

为探索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表2 是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的整体情况，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从两大子系统相对发展度来看，在2008—2020年，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步发展，但总体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要快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速度。第二，考察期间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度均超过0.9，说明两者处于高度耦合状态，相互影响程度很强。第三，考察期间两大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的态势。这主要因为，在耦合协调度下降阶段，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创新意识淡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产业发展绿色化，使得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稳步增长，但是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较慢，增长幅度较小，说明还需要持续关注其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2.1.2 地区特征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比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要高，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低于东北地区，但2017年之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绿色升级，中部地区的耦合协同度增长速度最快。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和产业绿色发展的经济基础、耦合环境最为成熟，对技术、金融等资源的虹吸效应比较强。其他地区发展基础薄弱，但近些年中部地区受到区域政策的大力支持，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升效果最显著。

图1 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根据前文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方法，本文从2008年、2014 年、2020 年三个时间点来研判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和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

（1）优质协调。在考察样本期内，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江苏和浙江演化特征为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在2008—2014 年，江苏和浙江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较慢，但是江苏和浙江经济实力雄厚、科技资源丰富、高技术产业集聚，这些优势为数字技术嵌入绿色创新领域开展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并且在2015 年之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政府注重产业绿色发展，能耗不断降低，环境建设成效显著，这些省份产业耦合协调度升级到优质等级。

（2）良好协调。福建、天津、山东、陕西、四川一直为此等级，安徽、河北、湖北的演化特征为勉强协调—良好协调。福建、天津、山东位于交通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活动频繁，研发投入较高，对外开放水平领先，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因此，耦合协调度优于其他省份。陕西、四川、安徽、河北和湖北属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制造业有序转移”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诸多省份的产业发展水平得到较快提升，从而为产业发展数字化与绿色化提供耦合协调发展空间。

（3）勉强协调。2020 年有重庆等11 个省份处于该等级。在研究期间，重庆、甘肃、黑龙江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河南、辽宁一直为勉强协调，海南、湖南为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勉强协调，吉林、江西、宁夏、贵州为濒临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这些省份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中游或者中上游水平，虽然两大子系统有所耦合，但是协调发展效果不理想。

（4）濒临失调。2020 年广西、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云南、西藏7 个省份为濒临失调等级。这些省份地处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土地、太阳能、森林等资源，但是受到交通、人力资本、科技等条件的约束，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动能不足，致使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为濒临失调等级。

2.2 区域差异性分析

运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可以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详见下页表3和图2。

图2 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变化趋势

表3 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1）总体差异分析。从图2 可以看出，全国总体差异大致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产业绿色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断缩小，但总体空间差异仍然比较明显。

（2）区域内差异。由图2 可知，四大地区内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一是东部地区产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内空间差异最大，基尼系数在0.16附近。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的经济实力雄厚，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发展推动力度较大，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天津、河北、福建、山东、海南等省份。在2008—2020年其变动趋势是上升—下降—上升，区域内差距虽然有波动但总体呈扩大趋势。二是西部地区两大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比东部地区小，但是其增长速度较快。重庆、四川、陕西、广西等省份绿色产业数字化改造速度较快，特别是重庆、四川已经形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极，其耦合协调度增长率远高于新疆、青海、贵州、甘肃、宁夏。三是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低，表明其区域内差异最小，但整体仍呈上升趋势。四是东北地区基尼系数值在0.1以下，说明区域内发展较为均衡，差异较小，其基尼系数呈下降态势，这和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相近有直接关系。

（3）区域间差异。由图2 可知，从区域间基尼系数大小来看，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均值为0.15；其次是东-东北和东-中，均值分别为0.15和0.14，说明这三个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西-东北、中-西、中-东北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均值分别为0.12、0.11、0.10，意味中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区域间差异主要是由东-西、东-东北和东-中的区域间差异带动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为：一是西部、中部、东北地区虽然存在资源、能源禀赋优势，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多个方面支撑条件略显不足，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发展相对落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有较多相似性，从而区域间的差异较小。二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实施力度和效果不太一致，致使其耦合协调度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根据三个地区各自的发展优势精准施策，以提升三个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4）差异来源及贡献。从表3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三大来源的贡献率十分稳定，超变密度是四大地区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从演变趋势来看，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在22%左右浮动，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低，并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其贡献率在2020年高达64.69%，表明不是发达地区所有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领先于其他不发达地区的省份，因此需要重点解决发达地区内相对落后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提升问题。

3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通过随机效应面板T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及四大地区回归模型检验中的LR 值均表明拒绝原假设，各自相关系数ρ>0.7，说明5 个回归模型均具有显著的个体效应，因此，可以选择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4 全国及四大地区随机效应Tobit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为提升全国及四大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提供物质支撑，但只有全国、西部、东北地区的系数显著。技术创新正向推动全国及四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但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较低。东部和中部地区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全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负，东部地区不显著，说明尽管近些年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增强，但是短期内环境污染治理无法推动耦合协调发展。金融水平能显著推动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但是中部和东北地区不显著，说明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会造成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对外开放度能够显著促进全国、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但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对外开放度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发展，其他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显著促进全国及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财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可能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产生了对私人信贷的挤出效应，阻碍了资本要素跨区域、跨产业有效流动，致使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受阻。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基础指标数据，使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判数字经济和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特征，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来测度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环境规制、金融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较高，呈稳定上升态势；东部地区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2）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空间差异呈缓慢下降态势，说明全国整体范围的非均衡程度有所减弱。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最大，呈趋缓上升态势，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中部地区最小，东北地区区域内部差异呈缩小趋势。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西、东-东北、东-中区域间差异较大，西-东北、中-西、中-东北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从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来看，超变密度贡献率最高，是造成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说明东、中、西、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交叉，这就印证了分等级研判的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情况，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山东、陕西、四川等省份，其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为良好协调等级，而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为勉强协调等级的省份，比如海南。（3）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环境规制、金融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各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全面把握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特征，实时调整相关政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正在不断提升，且未来可以达到两大系统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共生局面。因此，需要政府实时对企业和居民进行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新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建立相关信息共享和监管机制，培养企业和居民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素养，自觉绿色出行、绿色低碳消费，提高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消费需求，推广数字化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多元化参与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过程。

第二，重视区域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非均衡问题。一是顺应各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省份的良好态势，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北京在京津冀、广东在珠三角、陕西和四川在西部地区、安徽和湖北在中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区域内耦合协调差距。二是在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产业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的转型问题，以防产业绿色发展的滑坡，持续拉大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可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示范区，发挥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东部地区各省份要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各省份之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规范行业绿色发展标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加强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拓展产业绿色发展应用场景，提高区域间、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根据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为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激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创新活力。扩大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度，推进构建顺畅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设置耦合协调发展专项基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强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社会资本创建多元化投资模式，推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