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飞，黎佩雨，刘新智

（1.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00）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重要载体的产业布局和核心要素的劳动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水平和程度。回顾已有文献，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从最早提出“集聚”概念的经济学家韦伯，到威廉姆森和马歇尔，他们都认为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外部效应。进入20 世纪后，学术界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加。洪银兴（2004）[1]认为产业集聚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是一个含有各种企业网络协作活动的庞大复杂系统。罗勇和曹丽莉（2005）[2]、梁琳和李勇（2015）[3]认为集聚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来源于企业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纵观已有文献，其主题逐渐由“集聚概念和本质”向“集聚的经济效益”转变。二是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从内涵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质量不仅应重视发展结果，还应该注重发展过程、方式和发展效率[4]；从测度来看，主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依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度量[5]。

纵观现有文献，在大范围内考虑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研究并不多。鉴于此，本文重点考量五大城市群①五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1.1 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分析

从正外部性来看，第一，由范围经济理论可知，城市产业集聚必然强化集聚区内企业之间联系与沟通，形成多元化的分工协作网络，在企业之间形成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城市集聚区域整体生产效率[6]；第二，由协同理论可知，产业集聚将推动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进程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形成更高层次技术水平、劳资结构、金融机构、平台建设等的多元化网络协同稳态，有效地整合城市资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7]；第三，从产业集聚的不同类型来看，各产业会由于其不同的生产方式、就业带动作用、技术外溢水平，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第四，就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而言，当产业集聚规模过大时，必然引起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拥挤、资源消耗等问题，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质量提升，而产业集聚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各产业对公共资源的过度竞争，进而不利于产业的有序发展[8]，也不利于集聚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假设2：城市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差异性影响。

假设3：不同类型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存在门槛效应。

1.2 城市劳动力流入规模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分析

首先，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劳动力流入在流入城市形成了规模较大、层次丰富、结构多样的劳动力资源市场，有效降低了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搜寻成本，满足了企业不同生产活动的劳动力需求，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9]；其次，从产品市场的需求来看，劳动力的流入导致城市总体产品需求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城市产品市场均衡变化，最终导致消费水平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再次，由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可知，劳动力向城市流入改变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流动，实现了劳动者增收，有利于贫困问题的缓解，进而改变了社会发展态势，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最后，由推拉理论可知，跨区域和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入，是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率的对比结果，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源分布，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提高各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4：城市劳动力流入规模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1.3 城市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入相互影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

产业在城市空间的集聚，必然引起集聚区域内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加，由此带来劳动力向城市产业集聚区的流入与集中，使得该区域劳动搜寻、企业交易等成本降低，进而引起企业向该区域的进一步集中，从而带来产业更大规模的集聚。在城市产业集聚与劳动力集中的螺旋式交替影响的过程中，这种因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劳动力流入与集中，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导致的供给增加，对于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生产活动而言，往往能获得较高匹配程度的劳动力资源和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要素，能更大程度地提升企业所有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大规模且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显著提升了劳动供需双方的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了城市经济运行系统的稳定性。另外，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产业集聚和劳动力集中的螺旋交替影响过程中，劳动者的社会属性使得劳动力集聚区域社交网络的形成与完善，这种庞杂网络将为集聚区内带来巨大的信息流量和知识流量，从而形成巨大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平台，产生巨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5：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劳动力流入的交互作用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静态面板模型

本文构建模型（1）和模型（2）来分别检验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劳动力流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果。

其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qedit表示经济发展质量，aggit表示产业集聚水平，labmobit表示劳动力流入规模，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ξit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将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劳动力流入同时纳入统一的回归模型（3）中，分析两者在同一系统中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并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产业集聚水平与劳动力流入规模的交互项，构建模型（4），全面分析产业的空间集聚、劳动力流入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其中μit、ηit表示随机扰动项，aggit×labmobit是产业集聚水平与劳动力流入规模的交互项。

2.1.2 动态面板模型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其前期发展情况对后续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往往对周边生产要素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进而扩大城市区域产业与劳动力集聚规模，提升集聚水平，从而在本文模型中产生逆向因果关系。另外，本文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测评指标体系内容较为丰富，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在联系。基于上述情况，针对本文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以被解释变量和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k期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系统矩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5）为动态回归模型，与模型（4）相比，加入了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k期滞后项，考察了经济发展质量与其他变量前期变化对当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

2.2.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质量（qed）。本文借鉴曾艺等（2019）[10]的做法，构建了五大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同时，为消除各指标数量级和量纲问题，采用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另外，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表1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2.2.2 核心解释变量

（1）产业集聚水平（agg）。本文采用各城市第二、三产业各自集聚程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测度指标，同时为考察产业集聚水平与劳动力流入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各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按产业划分的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这一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的区位熵作为集聚水平的测度指标[11]。

（2）劳动力流动（labmob）。劳动力向城市流入规模大小的核心因素在于城市之间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差异程度，同时城市之间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对其产生一定影响。考虑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将地级市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核心变量，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变量，决定劳动力流入的幅度，计算方式参考王林辉和赵星（2020）[12]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特征进行修正，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labmobij表示从j城市流动到i城市的劳动力人数，Li代表i城市的劳动力人数，wi、wj分别表示i、j城市全市职工平均工资，pi、pj分别表示i、j城市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Mij表示i城市和j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基于各城市的经纬度计算得出。

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虹吸效应，本文在上述的计算中，以五大城市群各城市生产总值（GDP）为标准，选取各城市群涉及省份的省会城市，以及地区生产总值大于省会城市的城市作为核心城市①通过比较各城市与相应省会城市的生产总值，本文选取的核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深圳、广州、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武汉、长沙、南昌、重庆、成都。，以核心城市为参考对象计算劳动力流动。

i城市t年的劳动力流入规模为：

2.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黄庆华等（2020）[13]的做法，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地区人均收入（pi），采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测度②该项数据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算术平均数测算。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在2013年之前的各省份统计年鉴中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工业化水平（ind），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进行衡量；（3）公共交通状况（com_ser），采用年末出租汽车营运车辆数与城市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之和测量；（4）城镇化率（urbr），采用常住人口占比衡量。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8—2020 年我国五大城市群③本文按照国务院印发的《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组成城市；按照国务院印发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选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组成城市；按照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选取上海、江苏省全域（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浙江省全域（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舟山）、安徽省全域（合肥、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黄山、阜阳、宿州、滁州、六安、宣城、池州、亳州）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城市；按照《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襄阳、宜昌、荆州、荆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组成城市；按照《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选取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作为成渝城市群的组成城市。共10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样本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等。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估算。另外，本文对绝对数值型变量采用取对数处理。另外，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实证分析

3.1 实证结果分析

3.1.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的检验结果显示P 为0.0000，因此，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静态估计分析。各模型回归结果见下页表3。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从列（1）可以看出，城市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五大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的空间集聚，优化了城市资源配置，加快了生产要素流动，提高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验证了假设1。由列（2）可知，城市劳动力流入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劳动力流入程度更高，带动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由于劳动者之间的频繁交流，使得信息、知识等更易于传播，形成巨大的扩散效应，推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验证了假设4。从列（3）和列（4）可知，将城市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入纳入一个模型框架中时，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提升（回归系数和对应t值均有所上升），在列（4）中，城市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入的交互项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验证了假设5。

3.1.2 动态面板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式（5），选取被解释变量和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或二期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系统矩估计（SYS-GMM），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显著且二阶自相关不存在，符合矩估计成立的前提，同时Hanse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回归结果见表4。由列（1）、列（2）、列（4）可知，城市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入规模扩大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静态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时，采用动态面板估计，前文假设依然成立。

3.2 异质性与稳健性分析

3.2.1 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不同类型产业空间集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产业集聚按照第二、三产业类别进行划分，变量分别名为aggindu、aggserv。结果见表5，从列（1）至列（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对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负向作用。原因在于各城市群第二产业高耗能、低效能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造成了一定阻碍；从列（4）至列（6）来看，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推进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第三产业以高新技术、教育服务、金融业等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能效低、产出高，有很大的正外部性，能有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综上，假设2得以验证。

表5 产业集聚结构类型异质性回归结果

3.2.2 稳健性检验

（1）剔除样本

作为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城市在产业规划布局、政策支持力度、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引进政策等均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以上四个直辖市剔除后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本文所选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2）差分矩估计回归

为分析所选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差分矩估计（DIFF-GMM）进行验证，就AR 和Hansen 检验结果（略）来看，本文选取的差分矩估计结果有效。通过与基准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估计模型（SYS-GMM）对比可知，本文所选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3.3 拓展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3），本文将对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推进作用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借鉴Hansen门槛面板模型，对城市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其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hr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结果显示，从五大城市群总体来看，城市产业集聚整体以及第二、三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结果见表6），其结果与理论部分的假设4相符。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得到以上门槛值γagg、γaggindu、γaggserv分别为1.2289、0.4701、1.3151。

本文通过对五大城市群城市产业集聚门槛效应进行门槛回归可知（见表7）：一方面，从第二产业集聚来看，当该产业类型集聚值小于0.4701时，城市第二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其回归系数为0.0656，相应t值为3.10，但当该产业集聚值超过门槛值0.4701后，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开始呈现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另一方面，从第三产业集聚来看，该产业集聚在低于门槛值1.3151 时，对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超过门槛值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此，也使得城市整体产业集聚在门槛值1.2289 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推进作用小于门槛值之后的作用。

表7 五大城市群城市产业集聚门槛回归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8—2020 年我国五大城市群10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广义矩估计与门槛模型考察了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结论如下：（1）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入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第二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第三产业集聚则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各城市群应注重各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强化集聚程度，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要注重城市群产业之间、内部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注重产业集聚的外溢效应，强化与周边城市的沟通协作，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各城市群应建立生态环境约束机制，促进第二产业的高级化、高端化集聚；应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推进第三产业集聚。（2）各城市群应注重劳动力流动数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促进城市群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要鼓励城市劳动力流入，大力发展现代金融、娱乐休闲、医疗养老等现代服务业，扩大就业，实现高低技能劳动者互补。（3）各城市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情况及其与劳动力资源的互动情况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更加注重劳动力引入的结构和方向，注重劳动力资源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匹配。（4）各地区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中长期持续服务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