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然

已有很久远的历史了，龙尾城始筑于南诏时期。据唐朝樊绰编写的《蛮书》所载：“龙尾城，阁罗凤所筑。”龙尾城实质上就是座关隘，有文献又称之龙尾关，或简称“龙关”。不少遗留的文献中，官宦或地方文人多自署“龙关某氏”，就是说他的籍贯或居住地属下关城。该城沿西洱河北岸筑了一道烽火墙，东抵大、小关邑，西延险峻的山隘天生桥，两端与坚固的城楼融为一体，作为拱卫南诏首府太和城的南面要塞。

南诏以太和城为中心，北延云弄峰麓之关隘称“上关”或“龙首关”，与南端的“下关”遥相呼应。更得益于水、陆交通之便宜，至明清以来，下关在经济、文化方面有较快发展，从驻兵隘口演变成为滇西要镇。特别是雍正年间建成的黑龙桥，横跨西洱河中段，是一座高耸的三孔石拱桥，可容两辆马车交错，为城镇向南岸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邑人所谓之“关迤”“关外”，是以西洱河为界：北岸称关迤，南岸为关外。清咸丰时，南岸曾建一楼阁，曰“玉龙关”，上悬“百二河山”名匾，后焚于20 世纪40 年代不明火灾。按当时的行政区划，玉龙关以北隶属大理县，而子河桥以南才算关外，隶属凤仪县管理。整个民国时期，即辛亥革命至1949 年的下关城区，实际包含大理县的玉洱乡和凤仪县的下关镇两属区，直至1951 年才正式合并为下关市。1958 年“大跃进”时期，又归并大理、凤仪、下关、漾濞四县（市）为大理市，至1960 年，又撤销大理市建制，分设大理县、下关市、漾濞县，至1983 年，重新合并大理、下关为大理市，市域仍属自治州府所在地，而“老下关”的概念，逐步演变为民俗意义上的地域俗称，与其所内涵的“关迤”“关外”俗称一样。

一

关迤人的草根情结和氏族关系

洱河以北的龙尾关是南诏、大理国的城南大门，必须派重军设卡防守。故从唐“天宝战争”始，至明初傅友德率部进攻大理，此关口皆是兵家必争之地。明初实行的“军屯”和“民屯”，将内地居民大量迁往西陲，到大理的部分军人和移民，待战事平息后定居该关，且逐步同化于邑人。屯守军民在红土坡高处筑了一砖瓦小城，周围两里，只有三道城门，无东门。其西门逶迤延往天生桥，其南门正对黑龙桥，龙尾街便是桥与城的必经之道。那时，这里被地方文人命名“槐城”，因诸院落多植槐树而得名。清道光、咸丰年间，曾三次对城围加固和修整。如今仍沿用的大展屯、刘家营、菜园巷等地名，始出于明代的屯田制时期。土著“西洱河蛮”的后裔退居离城较边远地方，开辟新家园，且化夷为“邑”，成为本乡本土的“民家”族氏（白族）。

近城区域演变为外来氏族杂居地：大井巷、红土坡以苏姓宗族为主，小井巷为杨姓居多，中丞街、水碓村为赵、杨、苏、张、何、石，西门巷、二井巷李家、段家、牟家、马家居多，龙尾街、打渔村附近以王、吴、苏、施、段、李姓为主，菜园巷为章姓和樊姓，刘家营则全姓刘。随着各姓之间的通婚和以后外地人的迁入，以上综述仅限“固守家业”者言，比如小井巷也有不少姓苏的人家。其间，还有几种特殊状况：“张”姓与“章”姓各为一系但读音相同，易误；“马”姓俗规多为回族，而关迤的“马”姓人家全是汉族，且同姓不一定同宗。例如，清咸丰年进士马恩溥、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马骧、民国时期爱国将领马崇六、玉龙小学校长马子临，以及西门巷名士马铭卿兄弟、马少雄等，之间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红土坡的苏姓宗族，曾邻孔庙建盖“苏氏宗祠”（现称普济寺），其内供奉着苏氏宗族的祖先牌位，中丞街通往红土坡的巷口，高悬“眉山古里”的石匾，巷内墙壁亦书“眉山世家”。诸般遗留，都想说明他们祖先来自四川眉州，乃“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正宗后裔，北宋后才迁往此地。另外，西门巷李家也属名门之后，先人来自陇西。李家大院的横匾上，一直留有金粉楷书“大夫世第”。

老关迤的多数大姓人家修编家谱、族谱，但因战乱、族氏兴衰、天灾人祸等因素，保存及续修的人家并不多。邑人文史学家吴棠现存有两份珍贵古籍：一份是清康熙三十九年段天培修编的《龙关段氏家谱》，另一份是民国九年吴秉彝续修的《龙关吴氏族谱》。从文献上可以看出，关迤二井巷的段家为大理国段氏后裔，吴氏远祖则来自江苏金陵，与段氏联姻落迹龙尾城。谱文中，每一代人丁生死以及迁徙等均有详细记载，吴氏子孙迄今已繁衍至第十九代。

据地方民族史考，大理段氏为白族，吴姓为江南姓氏，明代随傅友德的部队来到龙尾关，与当地人通婚，其子孙可以说是白族，但说是汉族也不为错。顺带提及，清咸同年间战乱，段氏一支人避难于漾濞山中，其子女多演变成彝族。这样的情况，在民族杂居地不足为怪。当年居住在关迤街的居民多自称汉族，附近农村讲“民家话”的多自称是白族。

为了生计 要干的活都能干好

很久以来，关迤居民便以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著称于世。据年近九旬刘云英老人回忆，她种过田，背过柴，卖过青菜、豆腐，后来还参加了龙尾街居委会组织的缝纫社……所以，老人不无感慨地总结：“那时的人，只要能养家糊口，再苦再累的活都能干好。”

这是关迤城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近百年来，一直从事单纯农耕劳作的关迤子民，开始有意识地向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业靠拢。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末、民国初年，商品经济在‘关外’萌芽之后，才有少数做买卖的人家，开小杂货铺或外出行商，另有一些人家做手工业”，应是言之确凿的。

这里依序对关迤的重点商铺、工坊及其经营状况作简约介绍，以窥其世风一斑。

从黑龙桥进入龙尾城，接连四家烟丝铺，李姓三家，苏姓一家。烟丝分沙烟、黄烟两种，专供水烟袋和“闷筒”使用。民间习俗客人进家要献茶、敬烟。“烟”指的是黄铜水烟袋，“闷筒”来自滇南，多为青壮年跑过码头的人才会吸，农村老人抽“草烟”（烟叶卷成筒状），贫穷人吸“瓦地头”（碎次烟末）。沙烟和黄烟要靠刀切，除烟丝店老板自己动手外，往往还雇几个“推烟师傅”。与玉溪、通海作坊的“切烟”不同，这里是用刨子“推”的。黄烟细如发丝、色泽金黄，沙烟丝粗有梗，色暗、味苦辣，价钱较黄烟便宜。四家烟丝店生意都好，都守信誉，并有定向的顾客。其中苏姓开的“林发号”很有名气，在“大河边”（今洱河北路）建起砖瓦大院。抗战时期香烟传入，手工烟丝业逐渐衰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搞“合作化”运动，烟丝师傅转为生产“卷烟”（仿四川金堂雪茄），再后成为街道小企业，生产作坊迁往大关邑村，成为现今大理卷烟厂的前身。

“大河边”是龙尾城的重要码头，也是老下关最热闹的蔬菜市场。在未建新桥（今美登大桥）以及下关到大理古城的公路修通之前，洱海的水路运输颇为繁忙。每日清晨，近百只海东大船穿梭于海面，往来载送着数千吨青沙、毛石、蔬菜、棉纱，以及日用百货等。船夫和码头搬运工也多是海东人，他们逐步在“大河边”置地建房，成为最早迁入龙尾关的渔夫和船工。在沿河的经营中，有的专做腌酸菜和萝卜，有的从事腌弓鱼或土陶器买卖，还有几户是铁匠，锻造马掌、铁钉和镰锄一类农具。本地规模较大的酱菜作坊紧靠河岸，生产出的咸菜、辣椒、酱油销往滇西各地。东坡有一条熟食巷，面饼、豆腐、豆芽、米线、乳扇、调料、干蔬、干鱼虾都在卖，活脱脱一条百味食品街。

大、小关邑和洱滨村的农家，会用小毛驴或马匹驮来鲜菜，卖给那些菜贩子，桥边设有专门的牲口草料场，一直人欢马叫地腾闹。黑龙桥畔是柴火市场，大波箐黑栗炭、者摩山小白栗炭和松明片最受市场欢迎。寿康坡地段卖米面和家畜饲料，也卖些干豆类和零碎中药材。那些黄壳鱼、鲫鱼、青虾、螺蛳一类水货无专场，因靠近河岸，由停泊的大小渔船所替代。那些鱼笼靠侧舷沉水底，验货时，船家提起湿漉漉的竹笼，活跳跳的鱼虾任人挑选。因海生味美价廉，故买卖一直颇为兴旺。可以说，与食材有关的生熟货物，在“大河边”都可以买到。这是当年关迤人气最旺的地方。

有钱客人住关外，龙尾街只有两家平民客栈，一家是福泰店，另一家是朱家店。除供行商、路过人投宿外，店内也有近似“包房”的长住户。福泰店里有一对卖唱的中年夫妇，四川人，男的姓唐，是一个睁眼瞎。夫妻俩拉二胡，唱流行小调，有一本《曲目》供点唱，多为迎合小市民的俚曲。朱家店住有轿夫和抬滑竿的苦力，还有抽鸦片的，生活十分潦倒。这些人住大筒间，只有不多的几户租房住，几十年后也成了老下关人。

龙尾街的传统手工业还有篾艺、扎染、烟花爆竹等门类。篾匠编灯笼、竹席外，还专编供茶厂及马帮驮用的竹篮、竹筐；染布用靛青或紫萝，不用化工原料。老街上有一家烤饼铺，专做荞麦饼，中秋时节也代人加工些火坑月饼。小食摊卖豌豆凉粉和烧饵块，学生早点也是烧饵块，而进城卖柴的山里人多吃碗凉粉就冷饭。水碓村（今中丞街上段）一带的“麻豌豆凉粉”很有特色，豆腐、豆芽也是水碓人做得好。红土坡还出厨师，远近闻名，擅长做“八大碗”宴席，风味很是独到。城乡办红白喜事的，都到这里请大厨帮忙，可惜厨艺无人继承，剩得“春晖楼”的还算保持地道口味。

在过去的年代，关迤人的消费水平偏低，约50%以上的人口仅限油盐柴米之需，还有的人家连这样的需求也属奢望……在如此恶劣条件下，要养家糊口绝非易事，故关迤人做事特别较真，要干的活都能干好，还培养出一些叱咤风云人物，这足以让家乡父老感到自豪与欣慰。当然，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仍以农耕为主，少数人家做点副业，属典型的小农经济。下村、上村、打渔村、七堆（荷花村）等地，虽靠近街市，但仍以耪田种菜为生。

书香故里 新文化的传播

重读书育人，是关迤“大院文化”的一个特色。在贫穷落后的年代，能够住得起大院的人，自然算得上是有钱的家庭了，在氤氲着文化气息的环境里，自然也会陶冶出有用之才。据史料所载，仅明、清时两代，龙尾关就有十一人进士及第。短短的中丞街头便竖起三座石牌坊，最北一座题有“父子金元”四字。看，父子都高中了，且名列前茅！这一直是关迤的数百年佳话。能读书且能做官，明朝嘉靖年间的进士赵汝濂，做到南京都察院御史。清代进士马恩溥，更做到文渊阁的直阁学士。至民国时期的，先读书后做官的还有马崇六将军和张子贞师长。

涉及关迤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人物，就必须提及两位有影响的革命先驱。一是马骧，字幼伯，1906 年参加同盟会，以“无顾身家性命”的精神，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直到1922 年被唐继尧杀害。与杨秋帆、黄子和一起被誉为“辛亥革命之云南三杰”。另一位是杨炳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中共下关特区区委书记。曾多次成功组织地方政治宣传，武装斗争和工人运动。滇西首例大罢工、下关火柴厂的工运就是他亲自指挥的。中丞街65 号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老院，它既是杨炳勋的原宅，也是当年大理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的重要会址。相去数十步，便是马骧故居中丞街16号，那是一所红土砖墙的普通院落。

与关迤的“大院文化”相比，平民化的市井教育偏于落后。清代关迤只有一所玉龙书院，后改玉龙小学。当时的学校，新旧思想交锋激烈，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私塾到学堂，从男女不同校到同校，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玉龙小学都是男教员，中年以上的为主，抗战开始后才有两位女青年到校任教。马崇六（晋三）将军的堂妹子马崇荣教音乐，一首《松花江上》唱遍校园和大街小巷，掀起了民众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情。学校在高小二年级（六年级）教英语，在地方所有小学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英文教师杨少白，兼在下关福庆巷开西药房，是当时仅有的两位西医（另一是王光兴）之一。杨少白穿西服，戴礼帽，手持“司蒂克”（手杖）。上课前他用手捂住鼻子，叫学生擦黑板，他怕粉笔灰吸入肺里不卫生。学生没有见过洋墨水，便用颜料粉末调为蓝墨水，蘸钢笔尖书写。杨少白也教英语会话，一年后，学生便能说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了。

玉龙小学有六个班，学制六年。学校经费不由公家拨给，而是靠校产即城中十多间铺面租金收入用来发放教师薪金。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学校一度以稻米为发薪计量单位，教师生活十分艰难。学校无后勤人员，会计由教师兼任，只有一名叫“老邵大”的校工烧水、打铃、打扫环境卫生。没有运动场地，更谈不上有体育器械。所幸马崇六将军派人送来一批图书，都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和童话故事，有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木偶奇遇记》、叶圣陶的《稻草人》、胡适的《四十自述》等共好几百册呢。学生的制服是黑上衣，白短裤。书包是一块方白布，系上一节麻绳，钉上一个铜钱，垫一块和书本同样大小的木板，把书包裹起来夹在腋下，书写作业用毛笔墨盒或砚台。放学回家，晚上在家做作业，写大楷、小楷，背诵课文。市井没有文娱活动，傍晚时只闻得各户内的琅琅书声，文风很浓厚。那时的学生回家都帮大人做活，种田人家还要边读书边务农。生活简朴，刻苦读书，是那个年代的好风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读中学都要上大理古城或喜洲，食宿在校，贫困人家无力承担费用。更多家庭的长辈无文化，耪田人能吃饱饭已属不易，对子女的要求只要识得几个字，能写家信就成。最多是给个半耕半读，读书务农外，还要上山砍柴，连老师也身兼数职。家住红土坡的苏子愚老师在玉龙小学任课时，常常脚上还沾着湿泥巴就进教室。那些开杂货铺做小生意的人，最希望子女能有本高小毕业证。所以，除了“书香门第”重视教育，送子女到省内、外就读外，其余一般家庭，最多供子女读完小学，赋闲数年就忙着操办嫁娶，早婚现象极为普遍。子女婚后便相互厮守，意志消沉，很难有所作为，有同学讥之为“家乡宝”。至于由乡镇读完高中又入大学深造的，仅属龙鳞凤羽而已。

就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而言，20 世纪初到30 年代，关迤一批本土青年还是学有专长或小有成就的。比如，龙尾街的王联元，名学曾，是清末贡生，人称“王贡爷”。他曾任滇军第一师师长张青圃的秘书，也曾在玉龙书院任教。他是书法家，诗词楹联也有较深的造诣，下关名胜景点都有他写的匾额，连鹤庆、丽江、剑川也常有人来求联索字。赵藩、周钟岳对王的书法很是佩服，说过“山山有好鸟，处处有能人”的褒语。中丞街马德御（子临）是玉龙小学校长，他的书法写得好，街坊邻里为先人修墓志，铭文多出其手。西门巷马家属“书香门第”。马秀卿是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毕业，在滇军卢汉部队做过后勤官员，其兄马铭卿当过永平电报局局长，家中藏书甚丰。龙尾街的吴秉彝“带着三文铜钱”出门去了保山，凭借读过的私塾文化和虔诚待人的处世原则，与云龙的董泽（东陆大学校长）、龙陵的朱旭（国民革命军师长）等结为至交，并与保山绅耆关系融洽，在太保山筹建大理八属会馆，被同乡公推为“管事”（会长），年老回乡任关迤“玉龙洞泾会”社长。以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可谓残落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其余的人则前景更加暗淡。

随着关外商埠的形成，尤其是滇缅公路修通，下关一跃而为滇西重镇和交通枢纽后，关迤一批青年不顾父老劝告，毅然地跨过黑龙桥，来到四方街或“新市场”经商创业，虽然没有喜洲、鹤庆、腾冲商帮的资本雄厚，但也出现了“德荫生”（西大街堆店，石姓家族）、“大兴隆”“大兴号”（吴氏兄弟经营）等知名商号。

时代终究不同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已成迂腐之谈。读死书，非但不能养家糊口，反会误己、误国。随着时代青年与旧观念的决绝，关迤一些老式的家庭也开始走上了“文商并重”的经济之路。至20 世纪40 年代，关迤几家坚持旧观念的“名门”相继衰落，文商并重的意识开始在民众间建立。普通人家因抗战期间征兵、派款、拉夫、征粮和社会动乱而妻离子散。一些靠堆店为生者则因苛捐杂税、通货膨胀而难以为继，还有的人家因“坐吃山空”而典卖家产，而多数居民不明缘由，便过上缺衣短食的苦日子。连平素固守清贫的读书人家也处于两难境地，读书不能活口，做工身无技艺，去做摊贩或当小店员，又放不下自家的架子，最后也沦为“城市贫民”。当时，关迤青年的出路无非就是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去当小学教员，少数有门路的进银行、邮局、电报局。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去西南运输处学汽车修理，女的去关外火柴厂、旅社、茶厂当季节工……

古庙会 搭台戏班子

秋日的月亮升起来了，秋日的月亮又缓缓地西沉而去。一缕猩红的浓色，似乎还抹不开人间那杀戮的忧患，但该结束的一切早已结束了……

千载前的天宝战争，使唐王朝以全军覆灭而告终，李宓将军和他的几个儿子亦战死沙场。南诏归顺朝廷后，在斜阳峰麓设“将军庙”，烟火一直不断。及至民国时期，大理商帮永昌祥捐巨资，重修大门及戏台。此庙有三殿，每殿一进各二层，中有名楼“混混楼”及“八字楼”。而“八字楼”又称戏楼，演戏时供人居坐看戏。正殿供奉李宓将军及其长子，侧殿为财神殿和子孙殿，俱本土的白族建筑风格。庙后还有一洞，称“风洞”，传说可通后山的漾濞地境，战时可作通讯便道及武器库之用。

将军庙会是苍洱间最具影响力的秋醮盛会，与会者往往超过万人。此时正值中秋佳节，会期三天，农历八月十五日为正会。民国时期，由附近的几家老村联合筹办庙会。事先张榜公布执事人员名单，有总理、提调、大管事、小管事、文书、司库、司厨、司茶、内外照管、迎送、听事等，各专其能。按旧例，庙会由龙尾城上、下分当管事，二年一换。水碓村、中营、水井、红土坡、刘家营数村负责“摆桌子”。上村负责搭捆“刀山”，打渔村、下村负责洗碗抹桌，青材庄负责砍竹子，塘子铺（温泉）负责柴火，庙祝负责清洁卫生及运输。经费也有一定来源。庙产有楼店一所，铺面二间，田亩若干。会期的功德收入不菲，亦足够开支。下关城是商业发达之地，生意人多，喜欢来聚会消遣，讲排场、耍面子，互相攀比。他们于十四日就乘凉轿或骑马来到庙中，庙祝对这些人格外热情，既设雅座，又备上等席。十五日早晨举行祝寿大典，吃寿面，看寿戏。早饭后开始唱正戏，跳神、演洞经。游人陆续涌来，成千上万，庙里庙外黑压压的都是人。

中午开始摆刀山。摆刀山其实是爬刀竿子，是庙会最精彩的表演，游人最喜欢看这一惊心动魄的传统节目。跳大神的巫师（端公）敲着皮鼓，身上挂满游人托他过刀山的红彩、衣帽、饰物，口中喃喃有词，来到刀架之下。这边的弟子大敲大唱，绕着刀山转了两三圈后，领头的巫师便先上了，接着又跟着上了三四个人。他们赤着脚，将脚板斜踩在锋刃之上，双手紧握刀面，手脚交替，鱼贯攀缘而上。爬到竿顶的横木上时，还表演站立或倒竖等高难度动作。接下来，端公坐在高处抛撒包子和钱币，下面的人围着哄抢，于是皆大欢喜。

而醮神者（巫师、仙子）是来尽义务的，不收工钱，只接受饮食招待。搭刀架的、磨刀的也是尽义务，但需将刀架固定牢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刀架上披红挂彩，每十把刀处，要有两刀相交叉，刀面贴黄钱纸，表示封刀，上刀山时由端公顺手拿去。三天后拆刀架时，所用的篾子、松、柏、纸花等，还被附近人拾回去做吉祥物。

庙会的另一项活动为“摆桌子”“布客堂”。摆桌子是为陈列名贵古董给人看，铺排文物汇展。在五开间大殿里，数十张桌子列成三行，宜于游客近观。墨绿色桌毯上陈列着名贵字画、鎏金香炉、纯银餐具、象牙雕、琥珀、珍珠玛瑙、唐宋瓷器……有些展品是向有钱人家借来的，借者不乏争富斗艳之意。故系列展品需由保镖日夜照看，不敢损坏或有所闪失。客堂布置在“八字楼”下，摆设名兰异卉，并悬灯结彩。四壁挂官宦及名家字画，其间精品有彭玉麟的红梅、钱南园的瘦马，以及林则徐、杨升庵、尹壮图等人的书法作品。

庙会期间，各地的叫花子（乞丐）于会前三天便云集将军洞。他们由坡脚到庙门，沿路边选定地点，铺上烂草席，摆出破碗进行乞讨。还有的搭上棚子，成了一条花子行。他们也有一定的规矩，有花子头作领导，不许恶讨，不许偷盗（扒手、小偷不入此行）。赶会行乞的花子也要拜码头，服从分配。每天会餐及饭馆的残汤剩羹，由花子头领来分给众人享用。赶会的人也事先准备了零钱（铜钱、镍币）依次发给乞丐，进行施舍。小商小贩也赶会做生意，水果行以卖山楂果为主。玩具行最受孩子们欢迎，有木刀、花枪、风车、小碓、泥人、泥马、面具、皮球、叫鸡等，均属手工制品。将军庙下的上村，家家户户杀猪请客，招待过往亲朋，称为“门前节”。

和将军庙会一起演戏的，还有附近的宝林箐本主会。虽是山箐里不大的村庄，但人家偏出了个翰林学士，还修建过“宝林阁”。人杰地灵，被乡党尊为“单（shan）大人”村，不演点戏似乎也说不过去。但本土草台戏班子不多，演一、二出折子戏尚敷衍，演整本的《灵山开台》《目连救母》《乌盆记》《水淹七军》等大剧目就勉为其难，故需外地戏班搭台、帮衬。那些戏班迷信，比如，奉关公为神明，关公戏只演过五关、斩六将，不演走麦城。犯了忌讳，人家就罢演。逢年过节戏自然比天大，任是谁也开罪不起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来赶庙会的戏班虽多，但能够搭台、帮衬的多为以下两家：

一家是“华清班”，班主晏华清，四川籍。他四十多岁的光景，圆圆的脸，笑口常开。他满肚子都是戏，既能演，又能编，也能导，人称他是个“烂肚皮”。他主演须生，擅长苦戏。如在《陈婴拾子》中扮演公孙杵白，演得声泪俱下，观众也跟着泪流满面。他嗓音高朗，吐字清楚，做功细腻，深受观众热情的欢迎。不足之处是唱腔的尾腔，老是带一个“哎嗨哎”或“哎嗨嗨”。他功底好，戏路宽，班子里缺角时，缺啥上啥。他在《反五关》中扮须生黄飞虎，《佘赛花招亲》中饰火山王（草包花脸），《皮金滚灯》中饰皮金（小花脸）。他也常演老旦，甚至还当“吼班儿”（跑龙套）的，只没有见他过闺门旦（青衣）。

华清班的主要旦角是张月楼，男性，细高个，老艺人。曾听说他大红大紫过好多年，但看他演戏时无论扮相、唱功都令人不敢恭维，实在是人老花黄了。特别是他的唱腔尾音总有一个难听的喉声，缺乏美感。但他是一位好老师，教了不少徒弟。当家小生张锡麟，风流倜傥，唱做俱佳，文武双全，红极一时。他扮演的吕布、赵云、周瑜、王伯当等角色，在滇西可以说无与伦比。花脸杜开明，身条伟岸，扮相较好，是后起之秀，不足之处是他的嗓音沙而不亮，宽而不刚，只能算二流角色。

另一家是“云福班”，班主束云程，昭通盐津人，年纪与晏老板不差上下。民国初年，他演小生，三十年代专演须生（黑须、白须、红生）。他有一副好嗓子，清朗宽亮，金声玉振，刚柔并济，余音绕梁。其坛风潇洒，气宇轩昂，功力深厚，更名冠一时。无论观众如何喧嚣嘈杂，只要他一个倒扳，一个亮相，全场立马安静下来。他拿手戏很多，如《辕门斩子》（饰杨延昭）、《碧游宫》（饰广成子）、《单刀会》（饰关羽）都脍炙人口。他的绝活儿恐怕要数《巴九寨》了，那是一出地道的洪门戏，没有唱腔，全部用江湖话语道白。四川袍哥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起过重要作用，帮会特别发达。束云程带着班子跑码头，对帮会的规矩极为熟悉。他扮演的巴老九，一口江湖话，语如流珠，令人暗地称奇。云福班能够久负盛名，归于束云程这根台柱子。班子里的其他角色，演技大抵平常，给人的印象不深，旦角好像是桂赋和他的女儿束小妹。

有时候，一些外地名角也会搭班唱戏。如花脸名角王海洲、须生名角赵兴仁等，都喜欢与上述两家戏班联轴演出。

二

关外是一片移民的开拓区

关迤与关外仅一河之隔，但经济、社会习俗和人口构成有显著的区别，关外是一片商业发达的开发片区。从地理位置来看，关外具备商业城镇发展的条件，自古便是滇西地区东、南、西三向的“茶马古道”的交汇处，也是冷兵器时代的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那千年的“战街”就在紫云街和鸳浦街。天宝街南侧“万人冢”，留有明万历年间云南点兵官邓子龙吊唐军阵亡将士诗：“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其墓冢、诗文同属重要的历史文物。

按大理地方志记载，清代末年下关只列入大理县的“关哨汛塘”而“拨兵守之”，尚未列入“城镇”。清末民初，随着外来人口的增长，民间贸易商业兴起，关外的商业市场也迅速拓展。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外已成为迤西最大的交通码头和人口集散地，商家云集，堆店商号林立，商帮也随之鹊起，一时拥有高原“小香港”之盛誉。在云南商界执牛耳的“三大商帮”（喜洲帮、鹤庆帮、腾冲帮），基本上是在关外起家的，其经营的茶叶、黄丝、药材、山货、棉纱、布匹等大宗商品，在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后，开始向昆明、广州、上海、四川以及缅甸、印度等国内外市场设分销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下关商会所属的棉纱、茶叶、百货等同业公会有30 个，含大小商号达350 多家，会员500 余人。其中永昌祥、茂恒、洪盛祥、复协和、复春和、洪兴源、锡庆昌等大商号，注册资金都在百万元以上。滇缅贸易鼎盛时期，四川、临安及滇西的喜洲、鹤庆、腾冲等诸家商帮云集于此，经营着大桩的进出口贸易。各商帮都先后在关外设立货栈或堆店，奠定了关外作为滇西物资集散中心之基础。

关外早期的堆店，多为老式的土木结构，分单院、一进三院和一进四院几种。堆店内库存、食宿和营销俱全。既可供马帮和客商寄存货驮，又可供客商及马帮食宿。堆店既为客商寄托货物，也为客商联系买主，客商一旦交定保管费，下一步便可凭存票消费和结账。裕泰店、洪盛祥堆店，都是一进四院的土木建筑，内设库房、账房、客房和马厩等，专为过往客商及马帮提供“一条龙”配套服务。同时，也集散本号经营的黄丝、茶叶、石磺、棉花、棉纱和布匹等货物，当时，各大堆店每天几乎都有百余匹骡马出出入入，吞吐货物在千驮以上，增加了整个市面的人气。

当然，上述号店均除掌柜、办事员、厨师等一干员工，连他们所带的家眷也一起住进堆店院内，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其中，喜洲帮、鹤庆帮、腾冲帮以及四川商号的员工及家属，是最早进入关外西大街、正阳街、人民街、子河巷一带的外地眷属。市场外，也不乏因“腾龙失陷”，从怒江、保山以及缅甸、越南等地逃难到下关的难民，但抗战胜利后，除部分人返回原籍外，更多的人选择就地安家落户。

还有另一个外来群体，那便是军队流落到地方的人员。中央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远征军、宪兵团、汽车团、后方部队医院等，长期沿滇缅公路驻留。另外，驻守部队的刘正富旅、息烽（梁河）部队、“平畹中段警备司令部”也常汇集于关外至漾濞一段。时间一长，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与当地女子结婚不少。调防时离队留居，这部分人以河南、河北、山东人居多，本地人称他们为“外省人”。

第三个群体来自交通系统。滇缅公路通车后，下关东站是交通枢纽的大站。其中，西南运输处、中缅运输处、资源委员会、汽车兵团等运输单位，以及汽车修理厂、货物转运站、石油库、仓库都设在关外的东郊、沙河埂至满江村一带的大片土地。这批人员籍贯较为复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人都有，多数人愿把家安在下关。这些人基本上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如牙医、药材器械、钟表修理、公司文职人员等，因性格随和，与人接触也较为频繁，这些人逐步演变为外省人中的“下关通”。

抗战时期的关外成为重镇码头，官商云集，机关林立，经济繁荣，人口猛添，由原来的一千余人口变成有近万人口的边陲重镇。按当时的话说便是：“这时期的钱好赚，也好花”。酒楼饭店生意火爆，从北方面食到扬州大菜，四川烧腊到玉溪的过桥米线，各种风味的餐馆都有。鸦片烟馆、赌场、窑子（私娼）应运而生。周围偏远的县份，不时传言下关有“三多”，即吸鸦片烟的多，妓女多，跳大神者多。当时青、红帮的活动也很猖狂，山头林立，有玉龙社、蜀兴社、大洪山、西华社等，一帮人占地为王，吃红争黑，摆赌抽头，关外有些街巷成了藏秽纳污的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一重天一重狱的世界，让平民百姓苦不堪言。

“新市场”和昙花一现的金融业

辛亥革命以来，关外的商业主要通过集市贸易来进行。原先的“逢十”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随着洋货的大量输入，滇缅贸易的日益扩大，各大商帮的经营活动由川藏贸易为主转为滇藏贸易为主，而那些资金雄厚、有跨国生意的大商号，则多以洋货买卖为主营，这让同行十分眼热。随着市面的不断扩大，兴建了西大街、文献街、启文街等，与原有的正阳街、振兴街、鸳浦街相通融，初步奠定了一个城镇的雏形。

这一时期，关外城区中心的“新市场”是四方街。“四方街”位于西大街、正阳街与福庆巷的交汇处，是一块近四方形的宽广街场，周围是商铺、警察局、税务局……在保和巷口对面，有迤西少见的“三层木楼”，是吸引游人的景观之一。市场较大堆店有裕泰店、洪盛祥、大有店、福庆店、永昌祥、正兴店等，旁边设有众多商号及钱庄。西大街口有占地近百亩的“马坊”驿站，大驮队将货物运达后，再转往缅甸、西藏、昆明等地。

20 世纪30 年代，昆关公路修通，长442 公里，后因抗战急需，公路继续向西延长，至1937年底达缅甸，全长959.7 公里，时称“滇缅公路”。此期间，地方驻军组织民工修筑关外至大理古城公路，并在西洱河上兴建首座桥梁——下关新桥（今改建美登桥）。桥南与滇缅公路相通，并开辟出一条新长街，北段称仁民街（以喜洲商魁董仁民命名，即今人民街），南段称“南华街”。这条新开的街道与东、西向的鸳浦街、振兴街形成十字交叉口，本地居民称之为“十字街口”。

十字街口特别仁民街一段，因具备较好的区位条件，所以逐步取代了原四方街的商业地位，成为整个关外更新的“新市场”。那些实力雄厚的商号，如锡庆祥、复春和、衡和、万通、永昌祥、述德庐、义顺昌、鸿兴号、元春茂等都纷纷把目光转向十字路口，并在仁民街精心建造一幢幢豪华大院。1942年6月，喜洲商号尹辅臣投资建成滇西第一家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院址位于仁民街的中段。放映初期，用汽油作燃料开发电机。汽油从国外进口，时称之为“洋油”。因海、陆交通被日军封锁，汽油只能靠美军飞机空运过来，费用相当昂贵，后改用烧栗木炭来启动发电机。曾放映过国产黑白片《孙中山》《天涯歌女》《夜半歌声》等，美国电影片《泰山》《米老鼠》及卓别林主演的多部片子。新市场有家医院值得一提，那就是鸳浦街济滇医院。院落设四方街口，铺门朝南做门诊部。院内有医务工作者5 名，事务工役人员2 名，张鹏飞（医生）任院长，科室分中医部、新医部（内、外、妇产科）、化验室、药房等，设备多为美军捐赠，在册器械有显微镜2 台、血压器2 具、比色计2 具、精密天秤2 具、骨科手术器械2 套、电冰箱1 台，婴儿保温箱1台……设备虽然简单，但这是关外唯一由政府注册的公立医院，它多年后有了较大发展。

除外国货外，新市场还有繁多的地方产品，粮食、盐巴、野兽皮毛、山货药材、绸缎布匹、茶叶、旱烟、扎染服饰、火柴、粉丝、烟花爆竹、糕点、水果、棉絮、铜铁制品、各式农具、五金器具、金银首饰、书画古董、文具纸张等，附设服务行业有饮食、旅店、茶社、摄影等五十多家。其经营特点是，舶来品一般向本地大商号批发进来，零售出去（以棉纱、百货、香烟、煤油、家用小电器等为主），或为从各地零星收购进货，批发或零售出去（多为土特产或农副产品等）。还有一些游商走贩，推销小日用品，直接为过客提供服务。

随着关外商业的迅猛发展，新市场的金融业也繁荣起来，一时竟如火如荼。抗战以前，挂牌的钱庄有老永北、苏纪方、华东、义顺昌、文盛祥、鸿兴号、钱恒丰等十余家。地下钱庄则有四五十家。抗战爆发后，许多内地银行纷纷南迁，先后在下关设分支金融机构。至1942年，辖区竟有大、小金融机构达十七家之多，择要者简述于后。

中央银行：1937年7月在关外设办事处。除担负和经营银行存、放、汇等业务外，还代理国库、贯彻国家金融法令、调剂和监督金融任务、接受下关银行的存款保证金。该行地址西大街，经理姓杨。该行1947年3月撤销。

中央信托局：曾在中央银行下关办事处设立代理处。

中国银行：1939年6月在关外设立办事处。此机构除办理银行存、放、汇业务外，还经营管理外汇业务。放款对象主要是茂恒、永昌祥等本地工商大户，也办理过部分农业贷款，后农业贷款移交中国农民银行。建立初期设于振兴街“庆春和”内，后迁南华街。主任为齐焕勋及高宏佑。该行于1948年撤离。

交通银行：1943年1月在关外设立办事处。经营银行一般存放业务。该行地址在仁民街，主任宋启勋。该行1946年12月撤离。

中国农民银行：1941 年12 月在关外设立办事处。除经营银行一般业务外，并办理凤仪、满江等处的农民贷款。中央银行撤离后，1947年3月起代理国库业务。该行地址在南华街，主任石炎。该行1949年撤销。

邮政储金汇业局：1945年5月在关外设立办事处。经营邮政储蓄业务及办理投资放款、押汇贴现等业务。该行地址在仁民街，主任陆士淞。该行后划地方邮电系统管理。

兴文银行：1939年5月在关外设立支行。除经营存、放、汇业务外，资金重点在扶持其附设的商行和商业贷款。该行地址在振兴街，经理顾品端、周茂乔。该行1949年撤销。

矿业银行：1942 年10 月在关外设立分行。除经营存、放、汇业务外，尚有两家附属企业。一是丙兴商行，设在该银行内，业务由总号管理，经办人皆是银行职员兼任。二是西南茶厂，地址设波罗甸，主要业务是收购、加工茶叶，其沱茶销往四川、西藏等地。总经理谭嗣炯、张宜诚。该行1949年停业，其附设企业继续存在。

侨民银行：1943 年7 月在关外设立（原称侨民银业公司）。经营一般商业业务。该院地址先在振兴街，后迁南华街，经理林蕴民、李棣如、刘志靖。该行1949年撤销。

长江实业银行：1946 年在关外设立分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该行设振兴街“联兴昌”堆店内，经理杨伯君。该行1949年撤离。

富滇银行：1912年在关外建立分行，至1932年9 月更名为富滇银行。原址在振兴街“联兴昌”堆店内，1943 年新建址振兴街东段。经理先后为严宝成、宣应箕、吴永立。至1949 年6 月止，有员工26 名（含文牍职员13 名）。该行后由地方政府接管，组建成中国人民银行下关办事处。

其余金融机构还有：劝业银行、益华银行、云南实业银行、昆明商业银行、四川和成银行等，这里就不逐一赘述。至20 世纪40 年代后期，由于地方通货膨胀，百业萧条，关外的商品市场日趋衰落。加之1947年以来，国民党中央政府因财政危机，肆意滥发金元券、关金卷纸币，一度造成“劵纸不如便纸”的崩盘局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陲市场也深受其害，外地银行多数缩水乃至卷铺盖走人……至解放前夕，只剩得“富滇银行”孤零零一家。

市井商俗 江湖行规

市声：民国时期的下关，特别是一度繁华的关外交易市场，终日市声盈耳不绝，许多肩挑手提的游商贩卒，不知疲倦地沿街吆喝。老病体弱的零贩，往往用一个小筛放几尺毛毡和几枕布筒，上面插着密麻的缝衣针、细锥、挑线长针。那筛子挂在前胸，边走边大声叫唤：“头发换针！”卖山楂串（北方叫冰糖葫芦）的汉子，肩扛扎了草束的长棍儿，草束上插满果串，叫唤声沙哑而低沉，像吃太多甜果伤了喉咙。西大街口有卖竹筒蒸糕的，往外倒米糕的时候，故意把竹筒捣得“冲冲”脆响，以招徕围观客。时间一长，市井便称其为“冲冲糕”。有卖香烟火柴、棉线剪刀的，沿街叫嚷着“洋火纸烟，毫米毫亨”（白族话，意即火柴香烟，棉花棉线）。街子天有人在巷口卖凉水，则嚷“嗯西，嗯儿嗯西！”（白族话，意即卖水，卖水喝哕），软娓娓的，那叫声扎实好听。鸳浦街还有一卖“黑龙桥包子”的小贩，风雨无阻，每夜九点半出现，周围人听见叫声，就知道是夜二更时分了……

最受女人欢迎的是货郎担，挑担常有鲜货，价格不显贵。除儿童玩具外，尚有针头线脑、彩色头绳、纽扣、耳环、口红、雪花膏之类罕物。货郎不叫唤，手里摇着的“点子”，是个有把的小铜锣。锣面系两根线，线头拴木柁上，一摇便“叮叮当当”敲响，声音别具味儿。货郎多是外乡人，交易时也愿以物易物，倒腾些土特产或旧货，再回去倒手转卖。

商谚：关外十八大（堆）店柜台上的商谚是：“目下一言为定，早晚价格不同；当面斟酌看货，过后不许退还。”

1932 年春，儒商彭永昌手书条幅“涵养露中气，警防顺口言；斟酌忙里错，爱惜有时钱。”装裱后呈送商会，喜洲商帮称之“四句箴言”。特别是“涵养露中气”一句，成了后来地方商人自律的口头禅，一直沿用不衰。

永昌祥商号三句商谚是：“为卖而卖”“莫买当头涨，莫卖当头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策略与越国上大夫范蠡退隐所写《计然》相近似。因严氏（子珍）善“贸迁之术”，永昌祥果然成了豪商巨贾。

财神会：下关财神殿始建于民国初年，选址于正阳街以南的原“丝花会馆”，建资源于商会及商号捐款。与其他地方财神殿不同，此殿塑两尊财神爷，一为红襟的“赵公元帅”，一为青袍的“关武圣帝”。会期定于农历三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三日。届时，鸣钟击鼓，商会成员肃立塑像前，行三献礼、九叩首。由德高望重的商魁读祝文，该文用韵体或散文体书写。读毕放鞭炮，并将祝文与帛一同焚化，礼毕散会。至期，下属各店铺的度量衡，必须集中校量，纠正偏差，以示“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的财神之道。

嫘祖行话：相传嫘祖是黄帝的妃，发明养蚕。关外理发业受江湖帮派影响较深，自诩“嫘祖帮”，其行话也自成体系，称老板为“苕洋”，统称女人为“长草子”，男人为“短草子”。推剪叫“老嘎”，条剪叫“长苗子”。其余的有“码后”（理东洋头）、“挽码后”（不分头）、“码前要台”（又快又好）、“秋山”（理发）、“勾盘子”（修面）、“摆滑水”（抹油）……最满意的是，顾客理好头，临走时说声“老本台！”这是称赞师傅手艺好。

餐饮行话：称肉为“姜片子”、鱼叫“摆尾子”、鸡叫“太子登”或“小冠子”、舌头叫“口条”、厨房抹布叫“随手”、羮匙叫“鸭子”、筷子叫“划子”，还有酒盅叫“半寸子”。鱼、肉烹调称“红案”，面食制作称“白案”。顾客走后，堂倌把剩菜倒在一起，这种大杂烩菜叫“闹龙宫”，可以卖点钱，收入归餐馆伙计，老板从不过问。

马帮行话：帮主称“马锅头”，马锅头又有大锅头、二锅头之分。带头的骡马叫“头骡”，须是强健识途的好马，二骡叫“追骡”，最后一匹叫“掌尾”。马帮称滇缅边境附近为“夷方”，一年走到头的马帮叫“走通宵”，藏族人的牲口叫“蛮脚”，翻译叫“通司”，赶马人吃肉叫“下箸”。驮载不要用鞍架叫“软驮”，而“小货”或“夹包”暗指夹私货，托运费叫“托脚”，夜晚露宿称“开亮”。马帮每趟走夷方回来，骡马及赶马人都会有一份伙食钱，行话称之“人吃马头抬”。马帮禁忌分两大类，语言禁忌和行为禁忌。首先，言语上不能对隐祸事物直呼其名。如虎豹改名“财神”，豺狼改叫“老灰”，蟒蛇混称“老梭”。诸忌讳的谐音字也不能滥用，如犯讳要“打牙祭”，杀一只公鸡敬山神，表示忏悔。行为禁忌为凡出门前要择吉日，临行前卜卦，以示吉凶和走向。常用卜卦法有四种，草鞋卦、鸡头卦、贝壳卦、草标卦。白族马帮通常用鸡头和贝壳卦，汉族马帮通常用草鞋卦和草标卦。关外马帮多走“夷方”，因山高路险，驮货不允许走“哑帮”。那头骡和二骡之间需一人敲铓锣，既驱赶飞禽走兽，更通知对头帮宽处避让。凡犯讳者，误时外常招谴责，甚至引发械斗，结果自是一场纠结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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