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云 田兆元

摘 要：在国际非遗保护合作的框架下，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亟待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外节日民族志是将节日遗产放置于国际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节日空间的交流、互动并建构认同的观照。对日本长崎宫日节的研究，可从节日海外民族志的视角切入，对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进行深描，通过对宫日节核心仪式、组织实践以及不断衍新的庆典活动深入剖析，可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文化交互融合的演变特征，凸显节日遗产建构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与效用。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了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值得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从而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海外民族志；节日遗产；长崎宫日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90;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4-007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7

引 言

节日是历时长久而形成的、由集体创造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民俗文化。相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节日是与日常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一种非常状态，是一种集体的逾制行为，其内容涉及自然与宇宙知识、地域社群与历史记忆、社会关系与组织结构、物质技术生活与精神信仰等，具有特定的神圣性、公共性与文化性。刘魁立指出，中国的节日体系是民族历史的积淀，蕴含着异常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诗意内涵，对内可促进和谐增强认同，对外则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1］。萧放、贾琛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传统伦理观念、现代公民精神、国家精神建设、民众日常实践等多重价值观和行动均被折叠投射在节日之中，从而可形成多元话语的实践［2］7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促进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将“社会公约、礼仪、节庆活动”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五大领域之一［3］。节日遗产作为一个集中展示并传承民族与国家精神信仰、伦理关系、审美情趣与消费习惯的文化空间，其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往往包含了口述传统、地方知识、节庆仪式、社会关系、表演艺术、传统技能、审美风格等等。尤其是与节日相关的信仰、祭典、仪式等，更具有高度的社群动员力、区域规模化以及文化展演的复杂性，利于参与的社群重申其文化传统，建构认同并延续使命［4］。节日遗产固化为约定俗成的节日社会系统与表现形式，是国家与民族的独特性体现，是非遗当中最具指标性与代表性的类型。中国节日遗产作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亟待一种更为开放的国际研究视野，在促进节日遗产保护的世界对话之可能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论文撷取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长崎县宫日节作为案例，立足于中国传统重阳节东传日本并实现在地化、本土化的进程，尝试以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视角对中日两国融合型节日的形成机制进行深描。通过对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的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效能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一方面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以此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同时也为提升中国传统节日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力助力。

一、海外民族志对节日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世界性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海外研究是将“自我”与“他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在对话中实现相互的理解［5］。20世纪80年代，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人类学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构想。高丙中认为由于“中国正在从单向的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而中国的海外民族志也是“一个由注视到被注视，最终是要抵达相视的过程”［6］；并指出海外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其叙事关系的建立真正地、长期地维持了这两个共同体的关系。当中国对世界有了充分的认知，更加受益的则是对自我的重新判断与审视［7］。

此后，海外民族志不断为社会科学所吸收、采纳与借鉴，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建立经验研究的学术规范，展开面向世界的多领域、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在节日遗产保护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更应利用海外民族志的方法，对中国节日的海外传播与发展进行研究。如在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如何通过交互的节日实践、核心仪式以及不断衍新的节俗活动，在中国节日元素与海外异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根脉相通的节日要素，进而描绘出中国传统节日海外传播的知识系谱，建构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等，持续、积极地与世界产生对话？海外节日民族志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存续与发展的一种有效反思与观照。

由此可见，中国如何在当下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背景中，续存丰富的节日仪典与节俗，并对中国节日遗产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展开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特点及其变化的海外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更柔性地进入国际社会并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对中国参与国际性事务从而构建和谐世界也将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节日遗产的国际合作，可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出民心相通的独特优势，对减少区域文化冲突，维护中国与海外睦邻友好关系，构建国际新秩序也有积极意义。故而，从海外节日保护中汲取成功经验，并积极参与国际节庆类非遗的保护合作，不仅是一种建构全球华人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更是在全球化格局下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有力推动。

二、中国重阳节东传与日本在地化演变

中国重阳节应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秋祭。季秋以五谷和牺牲祭天、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这种仪式被认为是重阳节出现的原始形式。至今，中國许多地区仍将重阳称为“秋节”。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有“戊，贞其告秋□于高祖夔”的记述［8］。《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9］，以及《吕氏春秋》记“（季秋）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10］，说明“秋祭”其时已作为国家律令的价值取向。至汉魏时期，“九月节”成为嘉会，不仅以五谷、牺牲敬天祭祖，还有登高、享宴、射礼、敬老等一系列礼仪活动。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意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11］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载：“九月九日佩茱英，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12］

正式将重阳列为国家法定节日是在唐德宗李适年间（780—785）。此时期，重阳节成为唐朝重要的“三令节”之一。每逢节日官员休沐，君民同欢。唐代经济的繁荣与社会文化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重阳节的发展，更推动了重阳节俗的多样化。唐代重阳节时，皇室不仅给予官员游宴时间与金钱上的资助，皇帝还亲自赐诗、赐茱萸。欧阳詹在《送盐山林少府之任序》中述：“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终取九月九日之重阳……赐群臣大宴，登高临流……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属。”［13］宋时重阳节俗倾向世俗化、娱乐化，至明清两朝，基于血缘、地缘、姻缘和业缘的节日互动更为凸显，“敦亲睦邻”与“和谐社会”的民俗调节功能成为重阳重要的节日内涵。自中国重阳节的发展脉络中，清晰可见从上古时期的九月丰年庆向重阳节日的转化进程，随着信仰、仪式、传说与风俗的羼入，推动着重阳节俗的定型、固化与丰盈。

在日本文献中，有关重阳节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日本书纪》“九月九日”条。此条记述了公元天武十四年（685年）九月九日，天武天皇在旧宫（安殿）的庭院举行宴请，并按照身份等级依次赏赐了皇太子、忍壁皇子等人布匹［14］，但此时尚未将“九月九日”称之为“节”。在《类聚国史》的记述中，弘仁七年（816年）首次出现了“九月节”的称谓［15］。据《日本后纪》载，天长五年（828年）的九月十日，淳和天皇亲临神泉苑，命人赋重阳之诗，并依据赋诗之人身份的不同分别赐予俸禄，这是史料首次出现“重阳”二字。天长八年（831年）九月九日，根据重阳节宫廷习俗，淳和天皇来到紫宸殿，召见文人命其作诗，按等级赏赐俸禄，此时才正式出现了“重阳节”的称谓［16］。由此可知，从“九月九日”到“九月节”到“重阳节”名称的确定，再到17世纪初的江户时代作为一年中“五节句”重要节日之一的地位被固定下来［17］，重阳节东传日本并完成在地化的演进已经历了近千年。

日本最为有名的“长崎くんち”“唐津くんち”“博多くんち”，并称为日本三大宫日节祭祀仪式，与重阳节有着紧密的关联。长崎宫日节（長崎くんち，Nagasaki Kunchi），俗称“九月九日节”。平安时代以前，农历九月是秋收的季节，日本民众将此季节称为“板栗的季节”，以“吃板栗饭”来庆祝丰收。当中国重阳节东传日本，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习俗首先是传到了长崎、唐津、博多等地，之后再经由九州地区向日本各地传播。当地民众将重阳节亲切地称为“重九日”，与本土的秋祭一同举行庆祝仪式，发音“お九日”取“长久”之意，此后逐渐演变成“おくんち”。由于长崎为日本江户时代锁国时期唯一通商贸易口岸，本土“九月祭”与当时的贸易国（中国、荷兰）的风俗传统融合，继而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长崎特有的宫日祭。

据《长崎市史风俗编》载：“（九月九日）唐人间举行诹访神事、九使庙祭以及九使神会等”，说明长崎华人已参与当地隆重的九月节庆典活动［18］368。1634 年9月9日，随着诹访神社的建成，长崎奉行所（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开始动员市民进行宫日祭的奉纳（供奉）。始于江户时代的宫日节逐渐发展出包含祭祀、奉纳舞、展演、绕境、巡游等多样态、完整体系的节日庆典与活动，从中折射出长崎历史演进中不同族群、社群之间文化传统、审美品味与经济能力的兼容与发展，使其成为“和、汉、兰”多元文化融合极具特色的节日。1875年（明治八年），宫日祭由旧历的“九月九日”改为新历的10月7-9日。1952年，宫日节被日本认定为“国指定重要无形文化财”。

三、长崎宫日节保护路径举隅

位于日本西端的长崎县，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与中国有着悠久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历史。隋唐时期，日本贸易路线从北部改为南部岛屿路线，长崎的岛屿如壹岐、对马、五岛和平户，成为商船必经之地。1571年长崎开港。1635年始，由于江户幕府强制执行的隔离政策，长崎被允许只与中国和荷兰进行贸易，但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占主导地位。数据显示，1637—1857年近230年的封锁时期，有540艘荷兰船只抵达长崎港口，而中国船只为6 400艘，约是荷兰船只的12倍［19］。因特殊的地理与商贸地位，长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此点可从长崎方言中保留诸多关于中国风物的称谓与表述得以证实，如唐人町（Toujin-machi）、唐人屋敷（Toujin- yashiki）、唐通事（Toutsuji）、唐灰汁（Touaku）和唐子绘（Karakoe）等。长崎不仅完好地保存了长崎孔庙、唐三寺、妈祖神像、眼镜桥等有形文化遗产，还有诸多无形文化财，如龙舟赛、龙踊、灯笼节等，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当地民众生活方式与习俗的影响。

长崎宫日节因其独具民族特色与多元文化交流的节日展演，不仅吸引了日本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观光游客，更推动了长崎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发展。宫日节典型的节日民族志与社会价值，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旅游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宫日节的内生性特质与外延性发展，对其颇具成效的保护路径总结如下。

（一）以节日遗产的立法保护，作为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日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对于传统节日的保护从立法到实践均走在前列。1950年，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首次将“民俗文化财”列为保护对象，指出民俗资料属于有形文化财类别。1954年，该法案增订了“重要有形民俗资料”，并从中区分出“无形的民俗资料”，设立相关遴选制度。1975年，该法案宣告将“民俗资料”更名为“民俗文化财”。“民俗文化财”定義为：“扎根于各地域的食衣住、生计、信仰、岁时祭仪等相关风俗习惯、民俗艺能、民俗技术，以及上述项目所使用的衣服、器具、家屋、其他物件等，并且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和继承而来的，作为理解日本国民生活变迁上不可或缺的事物。”［20］其中“风俗习惯”与“民俗艺能”成为最主要的两大类内容。2005年“民俗文化财”概念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原先两大类别上又追加了“民俗技术”类别。民俗文化财正式确认为“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民俗实物）”与“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风俗习惯、民俗艺能、民俗技术）”两种类型，其中信仰、祭典与节庆是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中“风俗习惯”类的重要内容。

早在1948年日本就制定了《国民节日相关法》（简称《节日法》），此后又对这部法典进行了十余次修订［21］。1982年，日本政府颁发了《活用地域传统艺能推动观光与特定地域工商业之振兴法》（简称《节庆法》或《祭典法》），主管机构为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运输省、自治省五省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鼓励举措，如对积极踊跃参加当地节日等活动的农业合作社和农场主提供必要的补贴，用于补偿有关节日事务和组织与城市居民广泛联系等活动的正常开支。《节日法》经2014年修改，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2］。从一系列节日法案的颁发与实施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传统节日的保护与活化，通过对地方传统、民俗艺能的活用，增进地方观光魅力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之下，中国节日遗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传统节日观念淡漠，核心仪式佚失，节日精神内核与文化内涵原有的育民与教化功能被抑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节日的市场运作导致过度商业化，娱乐方式庸俗化，更为危险的是“对本国传统节日的淡化漠视，与对西方节日的盲目追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相较于邻国对传统节日专门推出的保护法案，从坚定的立场与保护态度上，给予民众重视节日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化，中国急需形成一部系统、完整且落于实处的节日遗产保护法案与相关振兴举措，从制度层面对节日遗产形成强有力地支撑。

（二）凸显节日核心祭祀仪礼，塑造节日标识性物质景观

历史上，日本曾采用中国天文历法，大规模吸取了唐代的律令制度日本“天保暦”，也称“旧暦”或“阴暦”，于明治五年（1872年）被废除。，以此套时间管理系统作为律令国民生活的重要标记，更成为律令国家礼仪的重要手段。“节日”在日语中称为“节句”，每年定例的活动或仪式被称为“年中行事”。日本全年有16个“祝日”，一年当中要举行相当数量的“行事”，内容、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日本的传统节日多与祈祷农作物丰积与子孙繁荣的信仰行为紧密相联。节日中的“祭（Matsuri）”，意指祭典、祭仪、祭礼等，蕴含着消除不净、迎神、服从、再生等信仰精神［23］。在祭祀与庆典中，民众籍由宗教信仰的心灵力量，向庇护的神明表示崇敬、感恩，通常以精美的工艺品、传统民俗艺能表演作为祈愿、还愿的酬神供奉形式。在节日祭祀过程中，多含有神乐、舞蹈展演、仪礼规范、仪式宝物、节日道具装束、传统艺能与技术以及传说故事等有形与无形相统一的节日要素，并作为该地区的历史与记忆、观念与价值等，经由节日的社会实践而世代相传。

长崎宫日祭始于10月1日清晨，在诹访神社进行“事始神事，御神舆守清祓”的仪式，以“祓禊除恶”为核心的祭礼成为宫日节启动的标志。仪式中，首先由主祭向神灵祝颂并向空中抛洒大米。随后，各町町是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划分，明治政府于1871年实施废藩置县政策，一般分为都、道、府、县（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市、町、村（基础地方公共团体）两级。壮年男子组成的神舆队成员，相互用清水浇洒头部、肩部与臂膀，完成“清水祓禊”的仪式象征，以祈祷整个巡游展演过程的顺利进行。10月2日仍进行“全氏子清祓”仪式。10月3日，“纵列予習，各町庭见”，即各町参与奉纳的所有成员集结，穿上节日盛装并于神灵前祭拜。儿童穿戴传统衣冠、束带、乌帽、直衣，手持御旗、弓箭、刀剑等，在神域巡回三次，意味着舞蹈排练结束，即将开始正式的献舞。10月4日，各町再次集结清点人数，准备工作结束。10月7日清晨7时，盛大的祭典与奉纳舞于诹访神社、公会堂前广场、大波止御旅所开始；下午1点后，御神舆与游行队伍开始在固定的线路上绕境巡游，民众同欢。此后二日，亦于清晨7时于不同的地点集结奉纳，直至10月9日全部仪式结束。

除去核心的祓禊仪式与奉纳舞蹈以外，极具视觉化的节日仪式物质景观成为宫日节特别的标志，即列于队列之首、代表各町依次出场奉纳的伞鉾。宫日节伞鉾集多种工艺于一体，华美的主题设计旨在彰显该町的历史荣耀，成为有别于他町的标识。伞鉾结构呈华盖形，主要支撑被称为“心棒”，盖顶周围饰以织物、金属环与竹编装饰，并特别以钱串作为联结。300枚一文铜钱穿成一串，须10～12串装饰整个伞头。这些钱串是向神灵虔诚的供奉，更多的实用功能则是在舞蹈旋转中起着平衡重心的作用。心棒上还系有一只重达1.5公斤的铃铛，队伍行进时会随节奏撞击在棒头上，发出的铃声不仅是对区域成员仪式性地召唤，更是整个奉纳过程中凝聚心灵与精神的听觉象征物。

此外，悬挂在伞鉾中的竹编“蛇笼”，也是仪式中具有特殊象征的仪式物。蛇笼中盛放了一些小石块，这些碎石代表的是长崎海岸的护岸石，它们被认为是赋予了保护港口风平浪静、利于贸易与平安生活的灵媒。而作为锁国时期贸易繁荣的见证，伞鉾织物采用了天鹅绒为底，饰以精美的长崎刺绣来呈现具有叙事性的故事情节。长崎作为当时唯一开放的港口，天鹅绒是与荷兰贸易货物的大宗，而长崎刺绣则吸收了来自中国福建的盘金绣。除了与信仰相关的宗教符号，缀织与纟需珍中既有反映秋祭的日本菊花、枫叶图案，又有具有典型中国风味的传统吉祥图案，如瑞兽龙、狮、珍禽仙鹤、凤鸟等，并且装点以玉石、珍珠等，凸显仪式物的装饰性与神圣、华美。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将“华丽的庆典”称作祭礼［24］，亦指观众前来观赏风雅庆典的行为。观众的存在，意味着他们与节日之间有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为了使祭典更加华丽而进行附加、变换、挪用等文化要素，从而形成特定的节日气氛，不仅是为了让观众“观看”，更是为了让受众产生特殊的心理感知与道德规训。从民族志的角度研究“看”与“被看”的关系而言，这里的“看”可转化成“凝视”，是对节日中参与者的创造、庆典现场、社会情境、社会条件等知识生产的关注。宫日节核心祭祀仪式中代表权威的象征符号，被精心保存下来却又随时代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保存对自然神灵原始信仰的敬畏之外，现代奉纳仪式的展演更彰显了多元文化融合下不同社群的集体创造，以及区域文化心理的建构。

（三）彰显文化认同的多元展演，传统的创新催生节日经济

并称为“日本三大祭”的京都“祇园祭”、东京“神田祭”、大阪“天神祭”，以瑰丽的节日展演闻名。2010年，“祇园祭”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仅为一睹其传统祀典与巡游，使得7月的京都荣登世界文化观光热门目的地之榜首；2016年，“山（Yama）、鉾（Hoko）、屋台（Yatai）的花车节”再次被列入人类非遗保护名录；日本国内如长滨曳山祭、秩父祭、大津祭等，均以“国指定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成为节日遗产的观光热点。这些例证均展示了节日遗产展演可生产强有力的文化消费，极大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同时亦增强了节日的文化影响力。

长崎宫日节是日本节日经济体系活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展演的核心内容是“奉纳舞”与“巡游”。由于宫日节源于秋日祭祀对神灵和丰收的赞颂，所以供奉的本踊是本土的传统舞蹈。有关宫日节最早的奉纳舞记录，是1634年高尾与音羽二位游女在诹访神社供奉的本踊［18］398。此后，奉纳舞的内容与规模不断发展丰富。锁国时期，长崎与中国、荷兰通商，各町奉納舞均为真实反映海洋开拓与商船贸易的历史见证。在与中国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来自中国的传统艺能形成了奉纳舞中重要的内容，如长园町表演的狮子踊（狮舞），龙町表演的龙踊（龙舞），元船町表演的唐船祭（妈祖祭），大黑町表演的唐人船（中国商船）等。而与荷兰贸易相关的奉纳，有出岛町表演的阿兰陀船（荷兰船），铜座町表演的南蛮船（葡萄牙、西班牙船）等。

奉纳舞中的“龙踊”是为供奉神灵的舞龙表演，于1964年3月被指定为长崎无形民俗文化财。据《长崎事典》所载，龙舞约为享保年间至宽政年间（1716—1789）于长崎出现［25］， 现藏于长崎博物馆的《长崎名胜图绘》也绘制了长崎岛上元节的舞龙胜景，成为中国龙舞向日本传播的最早图文资料。宫日节中供奉的“龙踊”由“青”与“白”二龙组成，龙体身长约为18米，龙头重达10公斤，鳞片多达7 000余枚。舞龙队通常由10名舞龙者组成，他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头戴紫色头巾；领头人手举金色龙珠，引领队伍做出“探珠、追珠、戏珠”等动作，表现出龙舞的气势与英勇，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狮踊”源自中国传统舞狮，但长崎狮踊较好地保存了唐狮的古朴造型，通常由二人合组，狮身披着蓝色印花布，白色狮鬃，显得身线苗条而修长；在身着中式服装的唐子（儿童）引导下，舞步多摹拟狮子坐、卧、滚、跳等，动作活泼而轻盈；舞蹈伴奏也有别于中国舞狮强劲的鼓乐，长崎狮舞以清扬的横笛旋律为主，形成了一种中日杂糅的舞狮风格。

唐子舞也是深受中国传统艺能影响的一种奉纳舞。《长崎市史风俗编》中记：“唐子舞顺从中国的风俗， 是根据《水浒传》《三国志》等改编而成。其舞主要是由四五岁的儿童们进行戏烹，伴奏有喇叭、呐、三弦等乐器。”［18］414-415唐子舞多表现中国传统婴戏场景的天真浪漫，也有来自中国用典中的仁人义士与民间传说等故事情节，如“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吕望投纶”等典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的投射。唐子舞以儿童为主体，他们以舞蹈的方式传递了中国传统美德与行为观念，不仅成为长崎华人社群中华文化的代际传承方式，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于日本民众本土化与生活化的传播方式。

此外，由元船町表演的唐船祭，以及大黑町表演的唐人船，亦再现了中国商船在长崎贸易、旅居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历史情境。唐船祭表现的是长崎通商口岸的福建商船供奉的妈祖信仰。当年唐人商队举行下船仪式，须将随船供奉的妈祖神像送往长崎的唐三寺保管，被称为“妈祖扬祭”。而大黑町的海岸是长崎港最深的码头，海岸线上曾挤满了中国的贸易商船。唐人船表现的是中国官员与商人携带着货物、鸡和猪的游行队伍。唐人船长10.6米，宽1.66米，高达4米，龙头鹤首，二层船身通体朱漆，为传统中国干栏式木构建筑，船体的龙头龙尾可活动，龙口处甚至有喷雾式装置。身着唐装的青年们推动船身转动，随着音乐节拍进退回旋，表现了海洋贸易中中国商船的一往无前。无论是龙舞、狮舞、唐子舞，还是唐船祭与唐人船，均成为宫日节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见证，在展演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并宣示了华人社区参与长崎建设与发展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则展示了长崎华侨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同时也筑牢了日本民众与华人认同的社区共同体意识。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现代节庆和表演是仪式化的综合文化景观，属于“被发明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这些被发明的传统，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26］。当“旧传统”已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模式时，便会面临被削弱或消除的威胁，此时“新的传统”被发明创造出来，它继续传递着基于民俗传统中的信仰文化符号，强化着信仰的精神内涵。宫日节的祭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传统和程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加入了一些新奇的元素，增加了一些柔和的结构。如各町在展演过程中，纷纷融入地域与个性特点，再加上时代流行元素，在表演形式、服装配饰等方面不断改善，并汲取与采纳来自异文化的影响。这些新的结构会逐渐被组合成要素而固化下来，因此也被视作“传承”的传统。宫日节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将节日建构成更具审美享受与娱乐观光倾向的标志性文化事项，成为日本节日体系中独特的节日品牌。

（四）重视节日的社区运营，促生新型地缘结构与代际传承

除了核心的祭祀与奉纳舞蹈，宫日祭大规模阵仗的船鉾拉行、展演与巡游，以多日多点的形式在城市中心、观光景区、指定街道轮流上演，各地游客与当地民众共同参与游行。宫日节从筹备、运营到组织、落实，其高效合理的制度保障与节日仪式本身，共同组成节日遗产完整的系统与机制。近年来，随着日本城镇化发展，长崎社群的居住形态、人口流动等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迁，作为担当者的节日共同体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与调整，但宫日节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仍值得借鉴。

一是宫日节的轮番组织规则与社区的高参与度。宫日节庆典的整体实施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各町组建的节日自治会来管理。自治会制订了各町轮番担任的管理规则，每7年1次轮番当值的町，被称为“当番町”，须承担起祭祀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因此，每一年宫日节成功举办与否，将成为各区经济、管理等各方面竞争力的评价依据。自治会会长由町内共同选出，多由德高望重的有力者担当。此外，自治会还负责活动的资金筹措，通常有三种资金来源，即社区家庭的募集、庭院巡回演出的企业捐赠基金和市政传统艺能促进会的补助金。

二是宫日节运营的人员募集机制与新型社区联结。参加奉纳的成员本应是町内居民，然而受到日本高度城市化发展，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各町出现人手短缺，数量尚未达至参加“供奉”规模，此时，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去町外募集新成员。招募的新成员通常要经过一个“结纳”的通过仪式，从而成为本町奉纳的正式参与成员。结纳仪式不仅具有调整社区新型结构关系的意味，也为新入会的成员顺利融入社区提供了接纳感与认同感。追溯宫日节的形成历史，一开始即是以异质文化的社群生活方式融合为基础的节日，直到今日形成为长崎多元文化社区，各町通过宫日节的筹备打破了旧有固化的地缘关系，通过吸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从而建立起新型结构的地缘社区。

三是通过节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达成对年轻一代的观念育化与传承。某种意义上来说，宫日节是近邻社会人际关系的确认与调节仪式，具有社会道德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意义。例如，在节日巡游的队列中，往往由母亲带领孩童行走在队首，他们均身着标识各町特色的传统服饰，有代表华人社群的中式旗袍和吴服，有日本和服，也有身着西式正裝者。奉纳舞中，儿童必须共同参与表演，甚至在各町的花船上扮演重要的指挥角色，通过独舞、群舞的方式来讲述本町历史与先祖的开拓故事；在所有节日活动完备后，儿童与青少年群体又将在指定地点，如旅游观光区、广场、市役所等，以汇报演出的形式表演太鼓、舟船拖曳等。总之，从节日的准备策划到组织实施，均充分体现了节日精神的代际传承，节日各项活动本身就承担起了对社区年轻一代的教育与培养作用，使之从小建立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以宫日节中供奉龙踊的笼町为例来进一步加以说明。早在1716年（享保元年），笼町的龙踊就已参加宫日节的表演，龙踊成为笼町奉纳的标识。笼町名字由来是缘自当时贸易捆扎货物的竹笼材料。旧笼町约设立于大正初期，曾作为通往唐人坊的必经之路而受唐人贸易之惠，沿街遍布中国商铺，不仅出售特色物产，同时也是交换物资与信息的重要场所，一度极为繁荣，他们还向唐人学习龙舞，并通过唐人坊买来各种中国的打击乐器和传统服饰。至今，笼町仍保存着大量唐人住宅、唐人货物仓库以及唐船修理场。

1966年，旧笼町与其他町合并重新组成新笼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笼町人口由繁盛转而逐年减少。该町特别设置的龙踊保存会，是专门负责龙踊组织工作的民间机构，一部分运营的资金向该区住户募集，一部分资金由长崎传统艺能振兴会援助，除此之外，各町知名企业家也会大力赞助。龙踊之所以受到资助的人气特别高，是因为龙是财富与经济的象征，资助龙踊成为向神灵祈求庇佑的重要方式。募集而来的资金主要用途亦用于伞鉾和龙踊道具的制作、修理以及人员维护等。笼町奉纳踊的队列组成人员可多达295人，人手短缺时多向本町成员的亲戚、朋友招募，多以华人为主，留学生、中学生多作为龙踊伴奏乐队的乐手。笼町的龙踊表演差不多经历了6代至7代，已然形成了良好的代际传承。

宫日节龙踊的奉纳不仅充分挖掘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价值，调动地方社群与社区的主动性、参与性，更在建设与发展本土资源的过程中，完成了华人传统的代际教育与传承。对龙踊溯源的发掘、整理、恢复、展示、宣传的系列过程，即是重新发现地方感、归属感，建构区域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过程。在持续的历史交流过程中，长崎华侨在维护民族认同的同时，也不断地为日本主流社会与社区提供新的文化血液。宫日节可视为中日文化在地化的联结点，通过节日构建起了共存共荣的新的地缘社区［27］。

节日遗产保护需“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是主要受益者，无论是在该等计划、政策和方案的精神还是物质层面；应以社群、社区为主体，以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人类创造力，促成社会合作；为之提供历史的连续感，强调的是对当代生活、社会关系、文化创造力以及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28］由此而言，作为节日创造主体的不仅仅是日本长崎各町的居民，也包括长崎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甚至观光游客。宫日节所涉及的社群、社区与个人，成为节日强大合作力与凝聚力的生产者与实践者。宫日节各社区共同参与的节日资源延续与创新，某种意义上是达成振兴区域经济与文化双重目的的文化运动。通过丰富的节日庆典，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大大提升了社区民众的自豪感、认同感与连带感，充分发挥出节日遗产的当代社会结构调节及社会治理的效用。

（五）打破节日时空局囿，重视博物馆的节日文化再生产

萧放、贾琛指出，节日从日常的生活实践演变为主动性的文化创意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节日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过节的民众，而是广泛地包含着提供节日产品服务的相关方面，它们可以是政府的公共文旅建设、商家的节日消费服务、社区的公共文娱活动、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等［2］77。宫日节祭祀的神圣空间建立是由空间想象、文化记忆、依恋感与敬畏感共同造就的，其传统祭典与节庆物质文化（如仪式的传世物）的价值是建立在祭典中被持续使用的基础之上的；而精神层面的隐性文化，如节日仪轨、社群关系、组织形式、展演内容等，即使是在节日落幕之后仍在生活中发挥着调适作用。因此，日本对于传统节日的保护，不仅仅体现在节日的时间阈限，同时亦重视节日后的文化再生产，而节日博物馆即是这种打破时空局囿，以持续影响的方式续存节日文化与节日精神的独特形式。

长崎市民俗博物馆专设了宫日节伞鉾陈列馆，集中展示各町的伞鉾、龙踊、唐狮、花船等，其中一些精美的仪式传世物，被认定为国有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而其所涉及的制作工艺，如金工、雕塑、刺绣、织锦等，又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在博物馆的展示空间里，以文字、图片、影像等方式向参观者讲述宫日节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同时还以现场展示与教授的方式，让观者了解仪式物的制作工艺，从而打破了宫日祭只能一年一赏的时间限制，成为随时可了解的常态化展示品。

此外，民俗博物馆还不定期举办特展与开放主题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节日知识，教授儿童表演传统歌舞，节日教育成为博物馆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节日文创不断推出富有创意的新款产品在博物馆里出售，如代表各町风格的绘马、各种微缩花船、唐人泥偶，充分反映了长崎地域性的多元文化，成为有别于其他日本观光区的风物。这些以手伴、礼品为代表，兼具审美与实用双重功能的日常消费型节日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群体的青睐，并随着观光购买而向全世界流动，大大带动了长崎节日经济与地方文化的输出。

节日博物馆不仅为节日的物质景观提供了良好的储存、管理与维护空间，更通过物件、文献、标本、收藏品以及博物馆保存、诠释与沟通的技术，再现了并非常时存在的节日信仰空间，有利于提升公众对宫日节的认知与保护意识。可以说，宫日节在民俗博物馆空间里的再现与再生产，一方面创造了传承社群面对外部社会的新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形塑了社群内部世代传承的新的文化机制，为无形文化财的存续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与长崎宫日节博物馆相类似，日本许多区域的地方性祭典均与节庆博物馆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如唐津宫日节的曳山展示场、早池峰岳神乐传承馆、长浜曳山祭的曳山博物馆等。此类社寺博物馆不仅发挥信仰、节庆相关文物的收藏、展示与教育功能，成为再现节庆文化的实践基地，更补足了社群内部弱化的世代传承条件，大大增强了传统节日的当代社会功能。

结 语

长崎宫日节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关注的是节日传统、文化融合与传承创新在地化的演进，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的见证，其节日遗产的有效保护经验可总结如下：一是通过节日法案，形成全民保护节日遗产的共识，以具体到各相关管理部门的实施举措来激活传统节日的生命活力；二是在充分展现节日多元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存留传统祭祀仪式与庆典的核心要素，并通过丰富生动的节日叙事景观，形成鲜明的民族节日文化符号；三是多方筹措活动经费，注重节日的运营机制，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社群与社区积极参与，突显节日对青年一代的使命培育；四是注重为节日注入时代元素，做好传统的存续、创新与传播，依托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振兴；五是打破节日遗产的时空囿限，通过博物馆展览、教育、传播、文创等进行节日文化再生产，注重节日遗产有形与无形统一的全面保护等。

中国传统节日与习俗“重阳节”于长崎在地化演进，并逐步发展为当地重要节庆资源，除长崎 “宫日节”之外，还有盂兰盆节“精灵流”、每年三次的“妈祖祭祀”、每年七月份的长崎“普度”等。这些来自中国的节日與信俗，经过华人华侨与日本民众形成新型社区的持续传承与发扬，成为现今长崎不可或缺的旅游文化资源。从长崎宫日节的案例反观，中国节日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立足于国情与时代，并放眼于世界节日遗产的保护与合作，从节日吸引力的资源组合、节日凝聚力的社会结构、节日价值的形成过程、节日观念的主体培育、节日社会认同的多向度建构等角度发力，深入发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并从中提炼节日文化价值导向，组合政府、企事业团体、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力量，充分发挥社区与社群的积极能动性，培育年轻一代的遗产保护观念，使之自发自觉地参与节日传播与传承，从而达成全社会推动传统节日的可持续性发展，积极向节日的海外传播贡献中国的遗产保护经验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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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Japans Experience in Safeguarding Festival-Typ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 Overseas Ethnographic Study

FANG Yun1，TIAN Zhaoyuan2

（1.Shanghai Arts and Design Academ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Base， Shanghai， 201808; 2.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festival heritage requires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ethnography of overseas festivals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exchange， intera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f multicultural festival spaces by placing festival heritag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 study of the Kunchi Festival in Nagasaki Japan can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of the festival， and the process of blending and interacting between Japanese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deeply describ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re rituals，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nd constantly evolving celebration activities of the Kunchi Festiva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regional communities can be presented clearly，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 and utility of festival heritage in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new community structure relationship， efficient operation mechanism， economic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path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safeguarding festivals heritage are worth being examined about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model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festival heritage protection.

Key words： overseas ethnography; festival heritage; Nagasaki Kunchi Festiv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收稿日期：2022-05-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非遗博物馆叙事与认同建构研究”（23BMZ130）

作者简介：方 云，女，民俗学博士，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員，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