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需要处理几对关系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树立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提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但目前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着四个短板，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对称性——安全短板与经济长板的失衡；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错位；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的缺乏；东北亚安全意识的竞争性——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对立。为此，针对短板，以合作安全为引领解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解决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以持续安全为动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土壤，以综合安全为保障综合施策协调推动东北亚的安全治理。通过打造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塑造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安全环境。

关键词：人类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与发展；安全环境的再塑造

中图分类号：D81；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4-0016-13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4.002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1］。从当今世界形势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格局向纵深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安全通常是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及优先目标”［2］。为此，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顺势开启实现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面临的崛起压力、前进阻力和发展风险前所未见。为此，要把握好中国在东北亚地缘战略优势，以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目标，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一、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既往研究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深刻且复杂地演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我们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和平受到冲击，发展陷入困境，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多年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一）从亚洲安全观到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提出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表示要“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3］354之后，中国从亚洲安全观到普遍安全的全球安全观、从全球安全倡议到人类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独特的新安全观道路，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呼应，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求解之道。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鲜明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4］。同年5月19日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强调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相互尊重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5］。这是继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之后，中国面向世界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在2023年2月中国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论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对全球安全问题的立场与主张，指明全球安全领域应采取的重点合作方面，对于引领国际社会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全球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4］。吾道一以贯之，思想与时俱进。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丰富和升华了中国一直以来秉持的新安全观的内涵，是中国全球安全观的总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普遍安全的世界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学界对人类安全共同体及东北亚安全问题研究

从近两年学界对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研究最初集中在核安全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逐步扩展到生物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

1.倡导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构建和合共生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刘利乐，杨梦捷）［6］一文认为，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核安全形势，人类只有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当前的核安全困境，形成核安全秩序。《核正義理论与“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余潇枫，陈佳）［7］一文认为，核正义是人类面临核危机所呼吁和寻求的价值尺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应然性的价值理念。中国已经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极具价值导引性。

2.倡导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

《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模式及安全共同体构建》（耿亚波，郭永良）［8］一文认为，当前面临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安全共同体势在必行。以“利益—机制—成效”为观察框架，可将合作模式类型化为“政治互信下的深度合作”“经济依赖下的协调型合作”“地缘竞争主导下的建设型合作”三种理论模型。《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凌胜利）［9］一文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另外，《全球安全危机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郭才华，张国清）［10］一文认为：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国际社会必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行动指南，打破安全困境，消除战略互疑，回应人类和平、合作与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3.倡导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

近几年，学界开始尝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赵洋）［11］一文认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安全理念创新，可以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难题、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理念。《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方略》（何蕾洋，云新雷）［12］一文认为，东北亚地区作为当今国际安全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集聚了不同身份地位的大国。《东亚安全共同体之构建：理念、目标与路径》（黄凤志，魏永艳）［13］一文认为，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推进符合东亚各国多样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应通过睦邻、善邻、富邻的政策力量经略周边，提升国家战略影响力，强化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建构和谐的东亚地缘政治文明中心。

从上述文献回溯可以看出，学界对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周边安全、东北亚安全问题已有了一定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者们对于构建核安全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内涵、困境及路径选择都作了积极的探讨。但相关研究过于庞杂，缺乏学理性和系统性。特别是随着近期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尤其是在中美日趋激烈竞争的时代，作为矛盾的集中区的东北亚地区在探索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道路上，如何解决悬而未决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困扰东北亚各国的认同困境问题，这需要将东北亚的安全与发展放在人类安全共同体整体框架中予以准确把握。对其推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未来的挑战，能否提出有效的推进路径以应对东北亚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更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

二、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特点

从人类安全共同体提出的发展脉络看，这一安全理念的提出经历了以下过程：从运筹内外两个大局和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际化和提出亚洲安全观，再到顺应历史潮流和提出普遍安全的全球安全观，最终提出全球安全治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在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中，主要强调处理好四对辩证关系，即发展与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关系，这是理解人类安全共同体实质的关键，为分析国家安全环境特别是东北亚的安全环境搭建了科学有效的基础分析框架，为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认识地区安全问题、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矛盾、化解东北亚地区安全风险、运筹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

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是以追求可持续为目标的新型安全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与维护安全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3］356。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离开发展谈安全或离开安全谈发展，都难以把握安全的实质关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坚持发展优先、人民为中心，重视以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为动力的发展的作用，形成了发展与安全良性互促格局。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和霸权体系，动辄挥舞“大棒”，盘剥发展中国家权益，造成国际社会矛盾积聚［14］，发展机制与安全机制失衡，世界和平的“天平”失衡，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愈发严重。从地区安全角度看，只有实现域内国家的共同发展，才能培育地区共同利益，进而逐渐在安全上相互信任，缓解安全困境，为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二）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

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世界各国为维护自身安全需要“自助”，安全只通过霸权、均势、同盟体系等来实现，为维护国家安全，各国根本的是要提高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从而导致了安全困境［15］。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超越，它认为全球化使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方利益交织、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每个国家的发展将为其他国家发展创设条件而不是构筑障碍，国家间的合作是双赢、共赢和多赢的。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必须抛弃传统非此即彼“二元论”的安全观，变零和为竞合，实现以合作求安全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

（三）树立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

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主要是从安全目标或规范意义上界定理想的安全状态。绝对安全是指通过无限扩大自身优势来确保自己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的状态。传统国际安全观点认为，各国均追求绝对安全，导致自身在追求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以削弱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严重恶化国际安全环境。相对安全则并不追求完全清除内外潜在威胁或以压倒性优势来实现自身安全［16］。人類安全共同体理念体现处理好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辩证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和合共生”的传统战略思想，认为安全是相对的，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要充分理解和照顾其他国家生存权、发展权等核心安全关切，统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兼顾世界不同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的差异性，力求达到整体帕累托最优，在不断地协商合作调整过程中，实现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统一。

（四）提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

传统安全涵盖国家军事、主权和政权等领域范围，但当前跨越国界、时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两者的边界趋于模糊。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不能忽视非传统安全，要将两者等量齐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黑天鹅”“灰犀牛”就在我们身边，这一类燃点低、烈度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其破坏力和溢出效应完全不输传统安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独自应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念提出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体现了对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性思维和前瞻性思考。

三、东北亚地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现实挑战：结构性困境

按照地缘定义，东北亚是亚洲东北部地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和俄罗斯东部地区；按照地缘政治定义，则可包括美国和其他利益攸关者［17］。从国家类型上看，这一地区还存在着许多结构性安全困境。本地集中了经济强国、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体制异质性国家，大国博弈与小国渔利、力量博弈与地区合作、明面商量与暗中较量，盘根错节，催生了当前东北亚复合的安全格局和复杂的安全生态。

（一）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对称性：安全短板与经济长板的失衡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区域内经济互动热络，而安全关系则在总体相对稳定的局面下一直起伏不定。随着国际格局加快演变，这一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全球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呈现出地缘政治集团对抗风险加剧、经济议题泛安全化和地区军备竞争趋于激烈等特征。

1.亚太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中日韩长期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是日本和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日分别是中国第四和第五大贸易伙伴。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符合中日韩三国及地区的共同利益［18］。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发展优势互补，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在2008年后按下“快进键”，区域内经贸合作依赖水平升高。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2023年6月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根据协定，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增强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能。中日和日韩首次形成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制度安排，并将中日韩纳入统一的经贸规则框架，弥补了亚太各国虽然拥有成熟的生产网络、紧密贸易联系但缺少整体性经济合作制度安排的短板。2021年，中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为深化亚太经济一体化、建立亚太自贸区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2023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4.2%，还贡献了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44.6%的服务贸易增长。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增加约 0.3%。此外，亚洲其他地区的贡献度也将达到1/4［19］。

但是，政治和安全层面合作关系则相形见绌，美国意欲以更大力度推动亚太盟友以去风险为借口构筑排华地产供应链。经济合作加深并未像自由主义学派所预期的那样，自然而然带来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实现从“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形态过渡。

2.东北亚面临前所未有的地区军事化形势。美國辐辏结构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印太军事存在不断加强，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更有甚者，美日同盟在得到加强的同时企图将其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将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三洋”人为捏在一起。其突出表现就是北约以所谓中国对其构成系统性威胁为由染指太平洋。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后，日本一直强调乌克兰今天的命运也许就是明天东亚的命运，为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2022年日本外务省设立了驻北约的专门使团，与日本驻欧盟使馆分立，意味着其地位的提升。日本开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化之际，大幅加强军备。在2022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挑战”［20］。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在未来5年内将日本军事预算增加56%，增加到3 180亿美元，意味着日本的国防预算将居世界第三。迄今为止，日本根据1976年将军事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1%，现在将增加到2%，这相当于实际增加了1.5倍多，因为其他预算项目也有军事开支。日本武装部队还将发展对敌方领土进行“反击”能力，这与其声称继续把武装部队限制在自卫水平的说法背道而驰，为此日本将从国际进口和自行研制各种导弹，希望提高自己反舰导弹的射程，并购买射程为1 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日美军事一体化步伐加快，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于2023年1月宣布，到2025年将冲绳（琉球）海军陆战队第12陆战团改编为第12滨海战斗团，负责实施在敌人出现攻击迹象后开展紧急部署的远征前沿基地行动，为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返舰导弹联队展开联合训练［21］。日本强化与北约合作，意图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也为借船欧美，海外练兵，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以“主导”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政治军事大国之实［22］。北约从2005年开始扩大与韩国的关系。自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以来，这个军事同盟明确将韩国列为其“全球伙伴”之一。2010年至2013年，该国参与了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之后，两艘韩国海军与北约一起在非洲之角为商船护航。2012年，韩国和北约签署了《个别伙伴合作计划》，并于2017年续签。2020年韩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和瑞典一起首次参加了北约外长会议。在2022年6月的马德里北约峰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首次代表韩国出席，并于2022年11月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设立了代表处。韩国已经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希望在网络防御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参加了“网络联盟2022”北约网络防御演习。韩国加大军备的力度虽然没有日本那么大，但仍大幅加强了军备，该国目前计划每年将军备预算增加6.8%，还引发了一场关于韩国可能拥有核武器的辩论。北约积极与地区伙伴即日本、韩国加强合作，计划在日本设立联络处，认为在欧洲发生的俄乌冲突，对于亚洲和印太地区是重要的，而亚洲和印太地区的事态对欧洲也同样重要，北约把触角从大西洋伸向太平洋给东亚地区造成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可能最终把灾难性的军国主义文化输出到东亚相对和平的谨慎和务实的地缘政治文化环境中。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2022年5月上任的总统尹锡悦不惜任何代价实现日韩之间的和解。2023年3月1日，在朝鲜半岛“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当天，尹锡悦总统称日本已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其拥有相同普世价值的伙伴，并成立一个基金会，向日本公司雇用的前韩国强制劳工支付赔偿金。日韩和解使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更加密切。由于同盟对抗，亚太的安全合作日益艰难，政治与安全关系有所退化，经济上的联系加深与政治安全关系上的停滞是亚太安全结构的鲜明特征。

3.经济安全变化导致经济脱钩和产业链断档风险。美国为强化对中国的竞争，不断在中国周边“打楔子”，施压韩日盟友组建“科技同盟”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不正当打压，引发地区内国际关系紧张。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中日韩经济合作密切，尤其是韩日在市场、技术、资本方面与中国具有优势互补性，经过多年培育，共同利益“蛋糕”不断做大。但东北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大国利益博弈和矛盾热点，成为掣肘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显著要素。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不断鼓噪相关国家與中国经济脱钩，支持日本发起的“供应链弹性倡议”，经济问题日益安全化。美国先后组建国际开放金融公司（DFC）、新千年挑战公司（MCC），另起炉灶实施“经济繁荣网络”“蓝点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澳日新组成的蓝太平洋合作伙伴等，以意识形态划线构建排他性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并不断向日韩两国施压，加大对中国供应链的围堵。日韩两国还不断加大对企业行政干预，导致部分企业向东南亚市场转移。如2020年开始，日本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包括2020年提供的22亿美元和2021提供的额外21亿美元的贷款和补贴），鼓励本国公司将其生产和分销能力转移到中国以外［23］，并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美国芯片四方联盟。这对稳定亚太“三链”、构筑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成挑战。为了限制中国技术进步，半导体是美国安全和贸易行动的主要压力点之一。2023年美国迫使荷兰和日本同意针对对华芯片出口采取更严格的出口管制。2023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加强对23种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于2023年7月23日实施，结合美、日、荷对华芯片限制，这项管制措施毫无疑问针对中国。以美国主导通过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供应链协议，企图在亚太构筑以价值观为前提的排他性供应链体系。美国的计划是将美国、欧洲和日本现有的项目凑在一起，加上鼓励民间投资、强调环保、反腐败努力、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在项目资金合同中让发展国家避免过度债务负担的条款。

（二）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错位

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东北亚区域的日韩政治保守化倾向加速。一些域内国家为寻求国家绝对安全，不仅利用热点问题制造地区紧张局势，还引入域外力量参与博弈，试图重塑与重构东北亚安全秩序，从而导致东北亚区域内部安全紧张感上升，竞争投入增大。受俄乌冲突的影响，非但未能阻止美国在中国复兴之际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事实上可能正在加速其进程。东北亚地区逐渐显现出阵营化的局面，这加速了这一区域安全重构的进程，东北亚进入了冷战结束后极其严峻的阶段。

1.美日以极限施压方式加紧亚太军事部署，军事战争风险加大。当今的东北亚正成为大国角力的角斗场。一方面，美国在东北亚的目标是阻止任何国家或集团挑战其核心地位，将继续对日韩地区盟友体系进行整合。美国大幅扩大其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将其武装部队集结在靠近中国沿海的第一岛链，从日本、中国台湾岛再到菲律宾。同时通过扩大在澳大利亚军事存在并加强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军事合作来补充对第一岛链的武装。另一方面，美国挑唆诱压相关小国与中国进行对抗，瓦解中国战略支点和周边“朋友圈”，恶化亚太的和平与发展的环境。美国正在东亚推进“新冷战”格局初显端倪。2020年以来，美国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实心化，四国通过签署一系列安全合作、关键基础设施、通信合作协议，提升内部安全协作水平，准许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拉拢地区国家充实“四国+”QUAD+。美国正在扩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作战基地，将部队分散部署在关岛、菲律宾，为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广设防卫线［24］。美日韩三国也正在扩大军演规模和范围，提升延伸威慑的执行能力，韩日两国紧密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中。

2.台海意外摩擦冲突概率上升。

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海权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核心地位，连通东海、南海、占据东北亚、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随着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益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一边不断重申“一中”原则，一边公开提出台湾有事，美日军事介入。这增加了破坏中美和平稳定性的可能性。他们通过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挑衅中国。过去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地要求美国政府就动用武力干涉中国台湾作出战略清晰表态。特别是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并公然称中国台湾是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从而引爆了台海危机。从其宣传来看，他们将中国台湾地区渲染为“民主”和“专制”之争。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但却不断践踏冲击“一中”原则底线和红线。中方也明确表示，若美方僭越台海红线，局势如发展到这一阶段，中方将果断采取决然措施。亨利·基辛格指出，不要让台湾问题主导中美关系，不应通过诡计或循序渐进方式制定某种“两个中国”方案，否则中美将有滑向军事冲突的危险［25］。

3.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增大。

美国通过不断升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为其在该地区强化军事存在制造借口。随着韩国尹锡悦政府对朝鲜重新实施强硬路线，韩国对朝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尹锡悦前任文在寅总统奉行缓和对抗、寻求妥协的对朝方针。但尹锡悦则决定凭借实力与朝鲜对话，并为此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朝鲜为此进行了回应，在2022年进行了近100次导弹试验。2022年11月发射了一枚“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多个弹头。2022年12月底，韩国国会批准将2023年的国防开支提高4.4%，使2023年国防预算总额达到450亿美元。2022年1月韩国表示，如果朝鲜的核威胁继续加大，韩国将考虑启动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或要求美国在朝鲜重新部署核武器［26］。美国承诺在韩国部署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国武器系统，如B-52轰炸机和F-35战机。正如拜登在《2022年核态势评估》所述，美国加强与日韩的合作，有效结合能力、概念、部署、演习和量身定制的选项，以威慑并在必要时胁迫和侵略作出反应［27］。无论朝鲜怎么做，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活动都会日益活跃，可以说所谓朝鲜威胁只是一个合适的借口，以证明美国军事存在的合理性。美韩两国加大军演力度，包括五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由之盾”军事演习。美国与韩国新设“核磋商小组”定期碰面会谈，确认自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以来，再度向韩国派遣能够装载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美韩同盟强化对朝鲜“扩大遏制”，美日韩不断对朝鲜施加新的制裁，并在其边界附近加强军事准备，不断激化矛盾，紧张局势达到了新的水平。

4.日本积极将外部势力引进亚太，以此希望拉大旗壮大遏华声势。

日本积极引进外部力量搅乱亚太的安全形势。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且逐年扩大差距，导致日本对中国心态更加复杂，在追求政治大国和国家正常化背景下，日本安全政策更加激进。近年来，日本谋求加入“五眼联盟”，意图扮演更重要角色，在“四方安全机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战略上倚重美国、制衡中国更加坚定。日本积极向美国、欧盟和非洲兜售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接受这一概念后，欧盟和东盟紧随其后接受这一人为制造的地缘政治概念。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日本首先提出然后被当作美国的理念运用到“航行自由”等行动。

5.欧洲主要大国加入亚太秩序重构的博弈。

欧洲及欧洲大国越来越以“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介入东北亚事务和提升政治、军事影响力的方式。美日两国正在加紧努力，吸引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重返亚太，从而成为亚太安全秩序的利益攸关方。欧盟和关键成员国如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新政策，并认为中国对欧洲构成系统性挑战，今后要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俄乌冲突加速了欧洲国家介入亚太事务的进程。在“日本和美国”或“欧洲和美国”传统主通道之外，增加“日本和欧洲”的新渠道。日本政府为增强对华遏制力，敦促欧洲国家参与印太事务。日本希望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加强在安保领域合作，进而加大对中国的牵制。日本與德国举行首次外长、防长2+2会谈，与法国和英国也建立了2+2会谈机制，在安全层面加强对印太地区的介入也有提升政治话语权的目的［28］。

（三）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的缺乏

东北亚是“一个对中国的安全与利益极其重要地区”［29］，进入21世纪，东北亚历史远未终结［17］。东北亚地区目前仍然是大国环峙、纷争不断，是大国力量交汇冲突之地，依然有冷战结构残留，朝鲜半岛仍处于法理上的战争状态，日俄至今未签署和平条约，一系列领土争端仍成为当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30］。

1.历史恩怨延续与现实矛盾双向催化使得传统安全形势严峻。

东北亚独特文化地质和民族精神，衍生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31］，为该地区安全发展带来极大掣肘和历史负担。一是民族国家分裂问题。目前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与朝鲜仍处于国家分裂状态，这均是二战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地区安全上的不稳定结构。二是历史认识问题。近年来中韩朝等国家与日本之间，就侵略历史、战争赔偿、教科书、慰安妇、参拜战犯、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等矛盾重重、不时发作，周期性引发关系紧张。三是领土纠纷。领土纠纷触及一国主权和各国最敏感神经，东北亚区域内围绕中日钓鱼岛问题、日韩竹岛（独岛）争端、日俄南千岛群岛、中韩海洋划界等领土资源争端，新伤旧恨交织。四是朝韩民族矛盾、朝鲜有关绑架日本人历史悬案、日韩贸易争端，以及其他现实矛盾均未建成成熟机制加以解决，导致矛盾积累发酵，长期难以根除。

2. 非传统安全风险如影随形。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32］。非传统安全问题起因复杂、传染迅速、危害面广。在冷战后东北亚局势缓和时期，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浮出水面，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显性要素。一是能源问题。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域内能源消费大国，朝鲜能源紧张，只有俄罗斯是能源输出国，能源问题脆弱性导致衍生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共同关注。二是环境污染问题。这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海洋污染、跨境河流治理等问题，以及日本核废水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单凭某一国家之力难以奏效，需要地区国家群策群力，携手合作。三是金融风险传导和经济安全。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风险容易在国家间借助一体化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传导，稍有不慎将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重大自然灾害和传染疫病等风险。地震、台风、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等传染疫病、生物安全风险，不分国界民族，是东北亚国家的共同威胁。五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对地区形势造成威胁，还会引起力量对比失衡，使东北亚重新陷入动荡。目前东北亚朝核问题是核材料物质扩散的最直接威胁，此外，日韩“低门槛”核能力国家及美日、美韩之间的同盟核扩散值得关注。六是气候变化。东北亚国家是近北极国家，全球气候变暖将影响北极环境变化，从而改变东北亚的气候资源条件，给人类农业、经济转型、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现实挑战，进而涉及中国生态安全和资源环境安全。

（四）东北亚安全意识的竞争性：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对立

亚太地区历来是各方思想较量之地，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主义体系和话语霸权，长期对中国丑化、西化、分化，加剧意识形态对立。拜登上台后，以意识形成对立掀起的制裁大战成为西方挑战中国的利器。其深度修复整合民主价值观盟友体系，强调民主国家联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均在就任后强调对中国战略竞争，凝聚盟友就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内政问题以及病毒溯源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使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更大压力。西方国家谋求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概念，将关键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对他们合适的小集团范围内，不赞同他们观点的国家将不会受到邀请。为此，他们通常先通过搭建小集团平台并发出呼吁，先在自己的圈子里协商一致后再强加给他国。尽管联合国已有重要国际问题的谈判平台，但他们却在“志同道合圈子”里打造各自的横向制裁机制。

东北亚地缘安全局势的结构性安全困境决定了在此地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需要我们注重各方利益关切，从利益和共识出发，充分利用中国在维和行动和国际人道主义行动，特别是在开放海域、极地、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规则制定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33］，构建复合型的安全共同体。

四、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再塑造的路径选择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要与东北亚各国合作发展脉络相一致，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亚洲国家“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关系［35］。其中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成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宏观目标和根本目的，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各国应对挑战的一把“金钥匙”，是中国崛起向世界的庄严宣誓和重大理念贡献，是推动世界和平、共同繁荣的中国方略［36］。

从整体看，东北亚安全形势面临“危”，但与“机”并存。在该区域内依托经贸深度支撑、投资转型升级、人文不断助力形成的双边贸易、投资、数字经济、人文旅游等特色合作示范机制与外溢效应，区域内的创新机制和深化特色领域合作的潜力，成为东北亚合作的内生动力。从力量长期趋势角度来看，如不发生非常特殊的情况，特别是如果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地区经济中心在正常情况下，迟早会演变成为地区安全中心，差异只在于時间的早晚［37］。东北亚复杂的利益纠葛注定其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必然是自下而上，形成共同、合作、综合和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以“东北亚安全与发展”为核心、以“东方合和文明”为内驱力，以综合化解各种矛盾冲突为手段，以可持续安全和发展为主要目标，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共识的形成。

（一）不能让“新冷战”概念在东北亚兴起并成为主要政治思潮是东北亚地区塑造安全环境的近期目标

中国要发挥大国在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引领作用。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近期和最低目标；没有和平稳定，其他一切合作发展都是空中楼阁。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决策思想建立起来的欧洲国家安全机制失灵，冷战热战很有可能会危及世界和平。东北亚仍然受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海陆对抗宿命论”等传统地缘霸权争夺战的思维影响，存在以朝鲜半岛南北对立为标志的冷战结构。特别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本积极挑唆中美恶斗，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事，积极将北约引入东亚，组建以中国为目标的亚洲版北约，试图撕裂整个亚太，为未来的东亚冲突甚至战争埋下祸根，有关美国掀起针对中俄“新冷战”的舆论甚嚣尘上。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接受“新冷战”这个概念。原苏联因接受“新冷战”概念而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如果我们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就会被纳入所谓“西方阵营”的对立面，应和了美国逼迫东北亚国家选边站的策略。为此，我们要积极主导社会舆论，不能让“新冷战”概念在东北亚兴起并成为主要政治思潮。

（二）以合作安全为引领解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

坚持合作之道，以政治对话、政治互信、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安全上的合作，从而化解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以建立共存、共生、共强、共创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对话、政治互信、和平谈判是推动东北亚合作安全的实现。东北亚各国通过以地缘共存为事实，历史共认为前提，区域共生为方向，发展共强为目标，未来共创为导向，平等共商为方式，树立东北亚共同安全共识的形成。中国要在建立政治互信上起到引领作用，增加理解和共识，形成话语权导向。一要在不冲突、不对抗原则下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不断挑起和制造各种事端。在应对美国的强势进攻政策时，中国总体还处于守势，要采取积极防御政策，争取在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创造合作空间。但在局部地区仍采取进攻方针，以斗争求得和平。二要妥善处理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是东北亚最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强沟通协调，形成有效管理，确保朝核问题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三要增强互信，缓解安全困境。中国要通过建立安全合作对话平台，提供更多地区公共安全产品；要引领更多议题和目标为导向的功能性合作，以此化解冲突，增进相互信任，实现共同安全和合作。

（三）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解决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

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以共商共建共享、合和共生为主要方式推动东北亚共同安全实现的主要方式。中国地处东北亚，与东北亚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东北亚至今还未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历史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此，需要厘清东北亚和平发展的实质，在避免冲突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上共存共生共创共强，在历史共有认知的前提和基础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通过平等共商的方式使地区向好的方向发展，让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北亚落地生根，是中国发挥新型大国引领作用的重要实践。中华文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传统，“保合太和、万国咸宁”是中国人的安全理想，“和而不同，和衷共济”是中国式的安全道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是中国式的普世精神［38］。而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也曾提出内涵丰富的“东亚共生”思想，主张东亚精神之美就是共同［39］。为此，东北亚各国通过紧密的区域合作，早已形成互为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为此，东北亚各国要凝聚更多智慧，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共商、共赢的原则，妥善管控各种分歧，在区域共生共利认知的基础上，在继续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发挥中国优势为东北亚区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力争使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东北亚区域提供共同发展机遇。

（四）以持续安全为动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土壤

以政治共信为引领，经济共兴为基础，安全共识为保障，文化共荣为根基，主权在我、资源共享为关键，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由务实的功能合作到制度建设，经由经济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上升到利益共同体，从利益共同体迈向责任共同体，再由责任共同体升级到命运共同体［40］。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合作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首先，以共同繁荣为目的推动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下和平共处，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最终落脚点和目的。为此，一要加快中日韩FTA谈判，提升三国内贸易投资水平，形成互利共赢更高水平的自贸网络。二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落地。三要将东北亚经济发展纳入中国“双循环”格局，推动东北亚经济圈产业链连接升级，结合中国“双循环”新的发展格局，构筑东北亚地区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供应体系。其次，以文化共荣为根基推动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同属于东方文明，历史共有是东北亚国家的宝贵资源，其中包括民族、文化、传统领域的共有性等。为此，东北亚需要用好东方思想文化资源，推动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一要倡导包容和谐、多元共存的文化观念，加强教育、人文、历史、旅游等交流，促进本地区的文化繁荣。二要夯实地区和平的民意基础。要通过宣传提升各国民意好感度，消除彼此敌意，厚植互信的坚实民意基础。三要运用新媒体宣传新理念。要创新网络宣传途径，通过符合东北亚文化理念、新时代文化传播规律的方式，宣传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北亚构建的势在必行性。四要建立更多人文交流品牌项目，为其他人文交流项目做好示范，充分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41］。最后，以主权在我、资源共享为关键共建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东北亚不仅有历史共有，当代共有也有许多工作可做。如在海洋、自然资源、气候治理等领域，中国需要提出更多共同拥有、共同开发和共同保护的方案，就东北亚国家共同关心的大气、水体、海洋等环境问题加强跨国合作，形成制度化磋商和执行机制，携手推进环境治理。东北亚区域不仅是地理和地缘关系，更是共生关系，要加强山水相连、资源共享的环境共同体的构建。

（五）以综合安全为保障综合施策协调推动东北亚的安全治理

推动东北亚各国各界共同维护综合安全的共识，累积共识共信，展开共商共谋，推进共创共建，实现共兴共强，主动引领，逐步推进东北亚综合安全的实现。通过不断深化合作充实合作内涵，在共识和认同的基础上化解各种矛盾冲突，防止发生对抗，特别是避免发生军事冲突，推动维护综合安全观共识的形成。

1.“共商东北亚和平”，解决传统安全问题。

东北亚地区目前尚未从二战后的对抗关系与秩序框架中走出来，尚处于大变局进程的初始阶段，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碰撞，极易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们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42］。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问题既有可能形成风险洼地，又有可能溢出本国殃及地区安全甚或全球安全，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趋势非常明显。此次俄乌冲突使我们看到，东北亚第一要务是创建和维护地区和平的发展环境。为此，我们应让周边国家认识到崛起的中国誓做新型大国，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的道路，与当年武力构建势力范围圈的日本崛起方式截然不同。而和平的构建需要各国相互尊重，消除疑虑，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阵营对抗，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架构。东北亚需要从东方思想中寻求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共生文明观。为此，推动东北亚认知共同体的构建，推动新的安全关系和秩序的建设，走出传统的安全结构下的“安全困境”，推进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机制建设，需要东北亚各国凝聚共识，协办共建。

2.“共谋东北亚发展”，推动东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

东北亚安全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稳定东北亚和平局势，共谋发展出路，维持总体关系的相对稳定。尽管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通过拉帮结派，与中国搞对抗，但如果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做好，愿意加盟的国家也只会越来越少。为此，中国需要与东北亚各国一起为化解矛盾冲突寻找出路，共同研究矛盾的性质以及如何减缓矛盾和冲突。为此，中国需要摸索特色合作新模式，树立合作共赢新理念，推出区域一体化的新方案，持续追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日益突出。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中国不仅要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近代中国被推下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构建的舞台，二战后，东北亚陷入冷战对抗，美国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在地区安全关系和秩序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加强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干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通过一系列操作，迫使日韩在经济上与中国软脱钩、硬脱钩，把日韩紧紧捆绑起来。如果沿袭政治与安全分裂、政治与经济割裂，东北亚依然难以从安全困境中走出来。为此，中国要坚守和平、合作、发展的目标导向，要倡导东北亚各国站高望远、趋利避害，将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基础，消除舍近求远、舍本逐末的陈旧思维，排除美国干扰。

良好的合作习惯能够增进各国经济依存和政治互信，从而进一步将区域合作水平推进到新的全面发展阶段。如中日韩三国在能源、金融安全、核扩散、环境、生态保护、防震减灾、反恐、反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以及海难救助等方面均展开多方面的有效合作［13］。第一，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共建富裕共同体。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重要范式，要加强对东北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减贫经验供给，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第二，加强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针对东北亚地区跨境赌博、金融电信犯罪、走私等边境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地区国家信息共享和执法安全合作，加强各个层级交流合作，打造安全稳定的边界。第三，加强能源合作。通过能源合作，不仅能够带动各国经济发展，还能服务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东北亚各国在能源勘探、开发、提炼和运输等环节具有不同优势，通过发展制度性机制实现能源互补与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目前不确定性较大，但各国从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只要实现了相对收益就有可能达成合作，要通过能源的合作，推动各国在经济上获益、安全上互信、政治上沟通，不断提升区域能源安全合作水平。

3. 以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安全治理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东北亚需要建立“向前看”面向未来的安全共同体。一要用可持续的综合安全观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管控领土纷争，遇到突发事件要有应急管理机制，特别是控制好政治家言行和网络舆情，避免矛盾的激化擴大。二要形成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如针对美韩不断激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或是日美“以台制华”造成台海局势的日益复杂等问题，要居安思危，树立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危机意识，做到预防为先、打防结合。要主动布局，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做好前瞻性研究工作。做好危机管控机制的主动布局，如建立军事热线、海空相遇磋商准则，避免各方误判，发生误判风险。同时斗和兼备，既要以和为贵，又要善于斗争和敢于斗争。三要尝试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当前，美国在东北亚排他的辐辏安全结构是构建多边安全机制的最大障碍。可根据东北亚这一实际情况，按照渐进性、适度制度化和政治互信等原则，以功能合作为切入点创造性推动符合东北亚特点的多边合作机制。当然，这需要东北亚主要国家日韩作出政治决断和运用政治智慧。

结 语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政治外交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安全局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东北亚地区各国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不同，安全利益和安全诉求有别，国与国之间历史认知、治国方式、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加之域外大国介入本地区事务由来已久，涉足很深，因此，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制约本地区合作发展的重要障碍［43］。东北亚一体化与之相比较难度更大。安全问题不但包括结构性安全问题，也涵盖进程性安全问题，更延伸至功能性安全问题和普遍性安全问题。在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大命题下探讨东北亚的安全与发展，既有助于消解安全问题的泛化，也有助于缓解相关国家安全压力，更有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12］。为此，需要塑造维护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政治意愿，遇到突发事件，通过应急外交处理，防止事态升级；推动更多问题和目标导向的功能性合作，以化解矛盾冲突，增信释疑。同时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经贸机制，积极参与推动区域合作机制，推动东北亚共有认知共同体的构建，将“历史共有”和“当代共有”紧密联系起来，将对话、协商、尊重和合作作为一种新型东方合作共生文明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地区向好的方向发展，让“共建东北亚”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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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Re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ecurity Community

GE Jianhua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To build a human security community， we need to deal with several pairs of relations： the “sustainable security concept” that focuses 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operative security concept” that coordinates ones own security and common security， the “dialectical security concept” that establishes relative security and absolute secur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ncept” that advocates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owever， there are four shortcomings in Northeast Asias security situation， namely， the asymmetry of Northeast Asias security structure－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hort security board and the long economic boar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the mismatch between absolute security and relative security; the vulner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competition of security consciousness in Northeast Asia－the opposition between self-security and common security. To this end，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we should take cooperative security as the guide to address the imbalance of Northeast Asias security structure， take common security as the core to address the vulner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s security， take sustainable security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eliminate the soil of insecurity and instability， and tak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s the guarantee to coordinate and promote security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 We should foster a strategic security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Asia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security.

Key words： human security community;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re-shaping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23-07-20

基金項目：

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全球安全倡议在中国周边推动与落实”（23YZD-10）

作者简介：葛建华，女，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