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就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一事，虽然于史无证，但这位皇帝在坐稳龙椅之后，的确是寻找各种借口，几欲将帮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权的开国功臣们镇压殆尽。他如此做，不能简单用“狡兔死，走狗烹”六个字来概括。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做法，他的夫人马皇后与太子朱标都表示过反对。朱元璋不为所动。传说有一次，他捡起一枝棘条给太子，因满是棘刺，太子无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条上的刺一一拔干净，再递给太子说：“现在你可以很稳当地拿住它了吧？”接着便讲了一个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杀那些功臣，是为了让你继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捣蛋。

立国之初，由于朱元璋严于约束，女宠、宦官、外戚、藩镇等，都还形成不了势力。唯一有可能对朱元璋构成威胁的，就只能是权臣和夷狄了。对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抚，恩威并施，处理得虽不是恰到好处，但也没有大的过失。因此，在他的统治时期，边患始终没有对他的政权构成主要威胁。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权臣。前面已经讲过，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为了铲除权臣。他提防权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维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两方面都合道，实际上是要做大臣的对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就是多设纪检干部，让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他亲自管束六科。明朝的纪检干部除六科给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员等，有的称言官，有的称宪臣。这部分官员的数目很大，大约占朝廷命官总数的三分之一。用这么多的纪检干部来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最后是“谨威福之下移”的问题。在他看来，权臣的突出表现，就是威福自专，与皇上分享权力，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权臣严嵩倒台后，他的继任者徐阶给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就有一条“还威福于皇上”。徐阶是松江人，状元出身，是张居正政治导师。为人有正义感，但比较谨慎，也比较滑头。他如此说是让嘉靖皇帝放心，他永远只是皇上的臣仆，绝不会僭越。

永乐皇帝虽然确立了内阁制度，但当时的阁臣都是直接对朱棣负责，尚无首辅之设。设置首辅是在孝宗时代，三杨之后。此后的内阁，便有点像朱元璋执政初年的中书省了。首辅也相当于宰相，但首辅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权力，则要看所服务的皇帝是英主还是庸君。譬如说张居正在隆庆六年当上首辅后，辅佐十岁登基的万历皇帝推行“万历新政”，其中有一个考成法，是整饬吏治的重要举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监督全国各省官员，六科监督六部，而内阁则负责都察院与六科的考核，这样一来，等于说所有的纪检干部都不再直接对皇上负责，而是改在内阁的掌控之下。万历新政的顺利实施，应该说得益于这个举措。但這是分享了皇上的权力，用朱元璋的观点看，张居正是十足的权臣。

朱元璋对权臣的定位是威福自专。威指权力，福指享受，为人臣者，其权力与享受绝不能超过皇上。皇上可以随便杀一个人，也可以随便提拔一个人。大臣就不行。生杀予夺大权，只能握在皇上一个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权臣。

在明代，被戴上权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长都是权臣。嘉靖朝当过二十年首辅的严嵩倒台后，也被封以权臣。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再次被称为权臣。把这几个权臣放在一起研究，就会发觉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严嵩弄权，是为了卖官鬻爵，积敛钱财。即便这样，他也从不敢威福自专，而是挖空心思讨好皇上。张居正秉政时，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他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这也是因为皇帝太小，无法作为。张居正领导万历新政，在吏治、边防、赋税诸方面实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象。对这样的人，若以权臣来罪他，则是千古冤案。若用权臣来褒他，仍觉言过其实。事实上，万历皇帝虽然只是十岁的孩子，在张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这孩子的表扬，他仍然热泪盈眶。这样的记载，在万历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数。

后世的一些史评家，常常用权臣的概念来评判古代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贬，窃以为大谬。像朱元璋这样讨厌权臣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他之所以讨厌，是害怕大权旁落，但喜好权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

（摘自《明朝大悲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