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

唐初，开国名将、河间王李孝恭晚年尝怅然谓所亲曰：“吾所居宅微为宏壮，非吾心也，当卖之，别营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

李孝恭对身后家产的安排，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作为“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的顶级权贵，李孝恭并非甘于清贫的恬淡之人，但在给子孙分配家产问题上秉承适度原则。子孙如果争气，在父辈遗留的基础保障上足以另辟天地；如果无能，父辈留下的满堂金玉反而是害人的毒药。

无独有偶，类似的决策不是孤例。永徽元年（650），开国元勋刘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告诉亲友：“（诸子）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其余财产，刘弘基都施散给他人了。另一位初唐重臣李袭誉，晚年告诫子孙：“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

中唐以后，权贵巨额家产不传子孙、只留基本保障的案例骤然减少。笔者所见仅唐玄宗时期宰相张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亲友劝他广植田产为子孙考虑，张嘉贞回答：“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到了晚唐，除了唐德宗宰相柳浑“性节俭，不治产业，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等少数例子与家产处置间接相关外，没有一例如李孝恭等人的例子。两宋以降的权贵似乎完全没有唐初前辈那般洒脱，在晚年散掉巨额资产，只给子孙留基本保障。相反，上层人群贪图富贵的例子倒是不少。这似乎表明中国古代上层群体对家产处置存在一个前俭后奢、由洒脱到拘泥的变化趋势。

唐人为什么会如此处置家产？李孝恭、刘弘基等人晚年变卖豪宅、散施家财，隐含着一层自信：子孙即使没有巨额遗产，人生也不会差。因为财富在唐初社会的作用，并没有如今人想象得那般重要。

唐代尚未走出士族社会的遗风，门荫入仕还是官场准入的主流。唐朝肇建的核心力量便是现世贵族。李孝恭、刘弘基等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在隋亡唐兴期间又跃升为顶级权贵。他们的子孙自然可以凭门荫确保相当级别的官职和社会地位。

当时两大士族集团，山东士族“尚婚娅”，关陇贵族“尚贵戚”。维持士族身份的核心因素分别是婚姻和现世官职。在身份传承之中，子孙的品行素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力，后世的努力奋斗才是最现实的晋级阶梯。李孝恭等人对财富的洒脱，极可能是为了让子孙不受缚、沉溺于巨额财富，以此告诫后代要注重自身才能和现世奋斗。财富不是士族身份塑造的重要因素——当财富足够保障家族具备从事文化学术活动的物质基础时，它便不再是影响家族命运的重要因素。而李孝恭等人显然会给子孙后代预留这样的物质基础。

那么，为什么唐初对家产的态度，随着岁月流逝而洒脱不再了呢？因为新兴的科举制度严重冲击了士族阶层门荫入仕，科举入仕逐渐成为官场准入的主流。科举官员代替士族子弟，日渐掌握核心权力。官场准入状况的变化，带动了权力分配规则的改变，以及上层家族传承重心的转变。唐朝前期，吏部官僚的门阀性格很强。武后以来，许多科举出身的人进出于“贵族最后的堡垒”之一的吏部，吏部的门阀性格也逐渐改变了。发展到德宗时期，随着高级官员选任以才学为主要标准的原则确立，中下层家庭子弟中苦读力学之士的涌现，以及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调整到能够保证录取的都是真才实学的“艺实之士”，进士科才得以稳定地成为高级官员出身正途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的难度可是远甚于门荫入仕，其中难的一点便是经济成本大增。应举者必须接受漫长的系统教育，为了中举还要必备的游历、行卷、温卷，为了求职还要忍受漫长的守选，其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没有收入只有持续支出，没有雄厚的家产底子是无法保障正常的应试活动的。

中唐以后，中国社会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汉唐社会的“富民社会”，财富到南宋时期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元明清的社会结构和生态，与之一脉相承。财富的大门通向權力的朝堂，社会竞争完全聚焦在基于财富基础之上的科举考试。财富的重要性迫使后人不再像初唐人士那般洒脱。前述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大业末，尝从炀帝征辽东，家贫不能自致”，经历过穷苦的青少年时期，封王拜将后依然散尽千金，不予后人。如果刘弘基生活在明清，性格不变，大概率会在暮年分配好家产，然后告诫子孙力学上进、谨守家业。

相较于时代的洪流，微观的官员俸禄制度的演变也迫使后来人不得不倚重家产。古代官员俸禄标准总体趋薄。唐宋两朝是官员俸禄的高峰期。一旦入仕为官，唐人便衣食无忧。这对明清官员而言，完全是一幅天堂景象。明清以低薪著称，多数时间只发官员月俸。知县月俸只抵得上一席上等佳肴之费。更可怕的是，明清衙署没有公共行政开支，且官吏编制稀少，官员需要自己承担行政成本，自掏腰包雇佣额外人员辅助行政。而在唐朝，官府有公廨本钱（公廨田、食本钱等）用来经营，收益可弥补行政开支缺口，甚至可用以提升官员生活。法定待遇已经不足以保证明清官员正常的生活水平。延至清朝后期，随着议罪银、赔补分摊等制度的施行，官员时刻行走在破产清算的边缘。如果没有殷实家底，两宋以后的官员将在宦海中步履维艰，生活窘迫——明代的海瑞、清代任京官时的曾国藩都是明证。正常人家不是担心无财力支撑子孙科举应试，就是唯恐子孙仕途清寒，哪还会散尽家产？

初唐处于唐宋变革的前夜，承士族社会余绪的散尽家产行为屡载史册；后人深受之后社会模式的千年熏陶，难免对这种“败家行为”颇为费解。其中的张力为我们窥探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扇小窗。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