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然

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有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到位，“一把手”等关键岗位廉洁风险比较突出，“靠企吃企”问题多发，“四风”问题突出……9月20日至22日，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该轮巡视的30家中管企业党组等进行了“一对一”反馈，严肃指出了国企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注意到，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中，有多名央企“大老虎”来自中央第一轮巡视的被巡视单位。除了被巡视的央企外，多名地方国企领导干部也被通报“靠煤吃煤”“靠矿吃矿”“靠粮吃粮”“靠高速吃高速”等。

对此，有受访专家认为，“靠企吃企”本质上是利用公家资源谋取私利，建议强力纠治“靠企吃企”，健全权力监督制度，特别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和运营方式来经营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强力纠治“靠企吃企”

当前，在高压态势下，国企腐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治，但“靠企吃企”等“老大难”问题依然禁而不絕。

为此，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研究的专家看来，要持续严查国有企业存在的“靠企吃企”、关联交易、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针对一些企业投资大、项目多的特点，加大对“三重一大”决策、工程建设、物资购销、投资并购、产权转让等方面的监督力度。

这其中，特别要针对国企“一把手”进行权力监督。在一些专家看来，权力失管是造成“一把手”权力“任性”的原因。因此，对重要的决策事项，比如资金审批、项目决策事项等，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领导班子集体之上。重大的决策要实行事前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接受企业内部的监督。要全面推行财务总监、法务总监委派制，增强财务独立性，实现在财权上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提出，需要建立完善利益回避机制，强化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机制落实，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细化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尺度。

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纪检监察机关督促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重要事项备案报告、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等制度规定，另一方面，严格设置领导干部“身边人”经商办企的禁止性限制性负面清单，定期对制度执行情况开展检查。

目前，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当地出台了《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关于防止领导干部在公款存放方面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办法》等，根据不同阶段、不同任务完善配套制度，涉及从业行为、投资理财等多个方面，源头治理规范领导干部行权用权行为。

某市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指出，从干部管理角度来看，还是要形成国有企业领导“能上能下”的有效机制，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领导人员选出来、用起来。可以探索引入市场机制，开展国企经营班子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对试用期考核不称职、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称职和任期考核不称职的予以解聘，真正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除了针对国企‘一把手及其班子成员的权力监督，还需要对国企一线员工进行有效监管。”西南地区某大型国有建筑企业纪委书记表示，基于建筑施工企业的特性，很多一线项目的监督人员都是兼职，人手不够，监管乏力。

对此，可以探索由地方纪委监委向国有企业单独或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增派纪检人员。这其中，可以整合国企纪检力量，成立类似的“联合工作组”，强化国企纪委间的联动，缓解国企纪检力量薄弱、业务不精、人情干扰等监督难题。

在庄德水看来，除了以上谈到的方面，还需要整合一些外部的监督力量。“比如有些上市国有企业要及时、真实披露企业的经营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质询，通过外部的监督来强化企业内部的责任意识。”

严厉打击隐性变异腐败

随着国企犯罪主体及犯罪行为趋于隐蔽化，“影子公司”、关联企业、股权代持等新型犯罪方式不断显现。

对于国企人员违法犯罪问题中出现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不管手段如何翻新，实际上权钱交易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要抓住权钱交易的特征，运用法治思维，辅以现代科技手段应对。

“要树立法治思维，准确适用纪法规定。”在某省纪委常委看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更要树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腐败行为抽丝剥茧。

具体而言，在违纪行为的认定上，要抓住党规党纪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从职务行为的性质、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等方面对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在涉嫌犯罪的认定上，要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立足案件事实证据作出判断和处理，尤其要全面理解刑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条文规定，探索不常用职务犯罪罪名的实践应用。

在防治手段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辉认为，要使用互联网和信息手段来提升权力监督效能，除了要打破横向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还需要降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纵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外部协作上，不少专家认为，要通过完善信息联动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审计、组织、财政、金融、市场监管等部门协作，形成一个有效的大监督格局。

“要持续深化和市场监管、税务、司法、审计、金融等相关部门的合作，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健全权力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庄德水建议，利用数据关联性监控评估腐败交易，分析重点人员“职权、资产、人脉”之间的关联，提高从经济活动中获取案件线索的能力，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权钱交易问题。

对此，一些地方纪委已有实践。比如，浙江省纪委监委打造了面向该省国有企业的“国企公权力智慧监督”应用场景——“e企廉”智慧监督系统。围绕国企易发多发的重点环节，系统能进行轨迹扫描、主动预警、关联分析，精准发现问题。

“此外，要适应新型腐败的发生特点，以及当前法律适用、监察执法方面的现实难题，尽早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庄德水说。

改革与重塑体制机制

“着重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完善治理，才能有效避免国企腐败问题。”在某大型国企纪委书记看来，要建立健全各项内控制度，聚焦国企运营过程中的资源集中点、寻租风险点、问题频发点，从经营决策、资金管控等方面作出更为细化的规定。

首先，要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法定化。”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杜治洲提出，需要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明确党组织在国企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把党建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制度体系。并有序推行国企党委书记“一正两副”模式，即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执行董事、一名党委副书记兼任总经理、另一名党委副书记则专职抓党务。

其次是推进股权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能够提高国企的竞争力和效率，也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管理经验。”杜治洲认为，需要遵循“非禁即准入”原则，引入非国有资本，通过改革企业股权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国资和民资之间形成有效制衡机制，促进企业决策权和经营权运行的科学化、廉洁化。

“此外，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让国企真正按照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重塑内部治理结构，发挥好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让国企走向市场化。”庄德水指出。

在此过程中，监事会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在经营业绩、重大经营活动决策、重大项目建设、内部审计等方面进行重点监督，并结合企业實际情况，规范优化内部监管流程、方式及措施。坚持对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做好全程监督，维护企业权益，确保企业不涉足违法的险滩。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健全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还需要深化合规管理，建立符合国企实际的制度化合规管理体系，包括廉洁合规体系、反垄断合规体系、数据保护合规体系等在内体系；建立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明确团队的职责和权限，构建完善的合规风险防范框架；定期开展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通过“开展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的方式，提升廉洁合规管理水平，降低权力滥用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需注意的是，与企业的决策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不同的是，合规管理是一种只耗费资源而不创造利润的治理活动。”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看来，如果不能使企业在合规管理的高成本投入方面产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就可能变成一种形式上的、纸面上的合规规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腐败现象背后是腐败文化。治理腐败有必要关注腐败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改造或清除腐败文化，建设廉洁文化。

对此，一些专家提议，国有企业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将廉洁文化贯穿于日常工作中，把廉洁文化建设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