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 及

1

他与众不同，光头，瘦小，耳坠边长了个醒目的瘤。瘤有鸡蛋那般大。

我叫他阿太，就是太太的意思。阿太是我奶奶的继父，住在一个叫仰介斗的村庄。

从我们的小集镇五泾到石门，每天有一班船，叫快船。他便是快船师傅。两地相距十里地，快船师傅用手摇船串起了两地，他摇橹，吱嘎作响，还要收费和管理船只。自我懂事起，快船已消失，我没乘过他的船，但我知道有这班船。我想象他快速摇动船橹的情景，矫健、有力，一路劈波斩浪。

我认识他时，他已垂垂老矣。我的想象总不能到位。他当年摇快船的模样，无法在我脑中成像。

机动船入列后，快船惨遭淘汰，他便失业了。失业后的他，时常会来集镇。他不声不响，脚步轻得像猫，走路靠边，有时在路上偶遇我，会淡淡一笑。他就是那副表情，到我家来也是如此。他很少讲话，坐在门口一张小巧的竹椅上，看路过的人或狗，或者帮我奶奶烧一会儿饭。他待在灶间，火舌“噼啪”作响，火光一闪一闪映在他的眉毛上。

他一来，奶奶忙乎，总会备几个小菜，多一块肉饼蒸蛋，或多一条咸鱼。就这样子，菜热腾腾，比平时好那么一丁点儿。在我的记忆里，他隔三岔五地来，刚见过他没几天，又显现了。他总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与他的脚步一个样。奶奶与他说话，也是些没长没短的话，也可以说尽是些废话。

因为是继父，总隔了一层，不能掏心掏肺。奶奶有分寸，他来，给他喝自酿的甜酒酿，东掏西掏，又变出一支香烟来。没有一句嫌弃的话，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他慢喝，慢说，慢叹息，一顿饭会把时间拉得很长。喝完后，他找个角落，在竹椅上眯一会儿，半睡半醒，似梦非梦。待太阳稍稍偏西，他站起来，像是算准火候一样，跟奶奶说走了。他沿着路边走，脚步既轻又碎。我从没听到过他一句严厉或过分的话。

我奶奶是小脚，她的脚只有手掌那么大。有一回她洗完脚，搁在空中，我直直地看过去。我难以想象这是一双脚。畸形，翻转，连骨头都变形了。因为这脚，她不能远行，只能在家附近像鸭子一样走动。她走路慢得出奇，还不稳，走走会停下来，歇一歇。上了锁的脚，等于她的人也上了锁，这双脚仿佛是把圆规，为她画定了一生的圆周。

这双脚让所有的远行都成为不可能，她折翅难飞。要出远门，就兴师动众，牵来船只，这是一件费力又费时的活儿。她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看着自己的双脚，守着自己。她过得宁静、单调，甚至有些乏味。她的脚让她失去了许多，包括人生的自由。我问她当时不裹行不行，她说不行，女孩子都要裹，这是规矩。这规矩成了她一生的牢笼。

一个失去船只的人与一个裹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面临了同样的处境。待阿太去世后，我突然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两人有诸多的相同点。

他一趟趟来集镇是不是与他曾经的船有关？这是个假设，但我觉得成立。快船，是集镇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是两个驿站间的马。阿太就是那个骑马的人。快船连接石门镇，石门是大运河畔的一个大码头。他曾经风光，载着一船船的人或物资，用他的能量打开了我们这个闭塞的小集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贡献，有过骄傲，他肯定自认为这样。

当这个摇船师傅面对轰鸣的机器时，他被赶下了船，失去了水的陪衬和支持，他成了一只旱鸭子。这只旱鸭子甚至与我的小脚奶奶走到了一起。他们会坐到一起，对着墙壁或河道，低声细语，喃喃自语。

他们失去了连接外部的通道，成了折翅的两只鸟儿。

他们殊途同归。

2

航船每天一班，通向石门，早上去，下午回。时间是20 世纪70 年代。

航船替代了快船，成了这里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航船维系着石门一处，连接的却是整个杭嘉湖平原。五泾仿佛是个孤岛，外部世界的一切，信息、物资以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这条航船一一装回来。

航船是改装的，柴油挂机拖在船屁股后面，一半在水里，一半在船上。水面之下藏着桨片，掌舵的坐在船后，手握铁杠杆，指挥着那个桨片。就是他，取代了阿太，成了船老大，成了新的主人。人货到齐后，船老大就要施展手艺了。那机器不整洁，蓬头垢面，多年没洗，油污淌满全身。船老大取来手柄，插进那机器，开始摇动。一下，两下，有时十几下，“嘭嘭嘭”，“嘭嘭嘭”，会吼上一段时间。

此时的船只笼罩在烟雾里，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黑烟。那机器貌似不肯工作，就像牛一样，会偷懒，拼命吐黑烟。吐上一两分钟以后，黑烟变白，转速就均匀了，听起来也顺耳多了。船老大取出船顶上的竹篙，把河面撑开。船在河里慢慢转动屁股，一点点挪到河的中心。

船拉直身体，调整好自己，再停顿一会儿。停顿后，船突然开始发力。船动了，船头像黄鳝一样开始钻水面，浪花被一片片刨了出来，簇拥着船头，徐徐前行。机器声更柔了，船在河道里留下一串波纹和泡沫，驶向远处。河道成了它唯一的赛道，自己赛自己，它驮着一船的人，奔向目的地。

每天，航船从五泾到石门，再从石门到五泾，单程约四十五分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年复一年。

船老大叫沈德高，大家都叫他德高师傅。尽管他的辈分要高许多，我也叫他德高师傅。

初中毕业后，我到崇福读高中。崇福是个大镇，原先还是崇德县城的所在地，崇福与石门和五泾都不同，它的街道要开阔得多，建筑也浑厚，那里有孔庙，有公园，文化气息较浓。去崇福有两种选择，一是坐轮船，从石门沿大运河直达崇福，这条路最近、最直，也最经济；另一条则是公路，从石门乘公共汽车抵梧桐镇，再换乘。这需要绕上一大圈。

其时，公路刚开通，那股新鲜的劲儿还没有过去，尽管拥挤且摇晃，但好奇心总是驱使我和我同学去尝试。我们时不时会抛开水路，去亲近那挟裹浓浓汽油味的汽车。

所谓公路其实就是碎石子路。远远地，我们看到汽车在烟尘里颠簸，像喝醉酒似的，摇晃不已。顶上还放着行李，罩了张大网，行李被囚禁在里面，在吵架，在左冲右突。车驶入车站，来个大拐弯，整个车身自己被呛住，弥漫在扬起的尘埃里。尘土包围车身，也包围了四周，人们在尘埃的迷蒙里鱼贯而下。这边的未下完，那边的开始往上挤，人肉交叠，有时会卡住，上下不得。有人高喊，有人捅肘子，有小孩踩到脚了，在“哇哇”大哭。车站的工作人员尖嘴猴腮，嘴里含着哨子，不停地对着人吹。常常是车里已挤满，车外还有一支长队伍。这时候哨声就发挥作用了，他手脚并用，哨声贯穿整个车体。他托住人的后背，使劲一个个往里面塞。他一嚷，里面就挪一挪。他总能变戏法似的塞进许多人。最后，在他的自言自语中，那道车门吃力地、不情不愿地关上了。

车里是一个个吃惊的眼神，有人还悬在空中，汽车冲进自己制造出来的那道烟尘，在满满的人体气味中，碾压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向着梧桐镇方向阔步前行。这样的经历不知有多少回。能挤上是一种幸运，运气不好就只能望着车屁股任性地远去。

相比而言，坐轮船舒服，但也无趣。与汽车相比，船就像个慢性子，动作慢，转弯慢，停靠码头更是慢上加慢。其时的我们不喜欢慢，我们向往快，向往那种陌生和源源不断的新生事物。

客轮都是绿色的，铁皮大船，占据水的中央。汽笛一响，声波回荡，整个石门湾都能听到。大运河在这里拐一个大弯，近乎九十度，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湾口，那就是石门湾。轮船往崇福，都要经过这个湾口，喇叭声声，水花伴随，东高桥听得到，南高桥也能听得到。石门湾是吴越分界地，那里还立了一个界碑，两边是此起彼伏的商店，河面上是一拨拨长长的船只。船转身，过了那道著名的湾口，河就笔直了，河岸逆造出整齐划一的水路。福严寺旧址、羔羊集镇、崇福镇，向前就是长安镇，再向前便是杭州了。

那里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

3

周末，为了省钱，更为了好玩，我与同学常常步行回家。

崇德至石门二十里地。我们沿着大运河步行。

经过崇福北门市梢头，店家与住宅逐渐稀疏了，开阔的农田和紧实的石帮岸依次出现。我们沿河边的帮岸走，帮岸高起一截，河水就在脚旁。运河水静静流淌，只有船过才会掀起浪花，浪花送来涟漪，一层层，一波波，冲击堤岸。河里，不间断的是船，木船、水泥船、铁皮轮船交织。更多的是手摇船，单人摇橹，也有双人摇橹。一支橹操控着船，长长的橹伸在水中，挂在船后，一根粗粗的麻绳连着船身。两人摇橹，“吱嘎”作响，船夫们动作轻柔、舒展，似乎并不用力。常常，摇橹的两人边说边笑，嘴里还叼着烟。

摇船要看风向，顺风时张帆。帆平时就落在船舱里，藏着，一旦有风，帆就高扬到了空中。帆有各式各样，有的帆是整面布做成的，漂亮、干净，有的则是拼凑而成的，像百衲布。衣裤常常缝缝补补，东一块颜色，西一块颜色，帆就成了一个集大成者，人们用旧衣物东拼西凑，织出一道拼补风景。帆一扬，借助风力，船就有了天然的动力，劈开水面，一下子变得轻盈又从容。

逆风的船则成了苦命。风欺侮着人，作弄着船，让每一寸的行进都变得艰难。船被风顶着，水花在船头“噼啪”作响。这时的人们便会取出纤绳。纤绳连接着人与船，人以人力作为动力，牵拉着船只前行。绳套在肩头，人向前倾，几个人一组拉动船儿。在运河之上，纤夫与帆就是矛与盾，一边是矛，另一面则成了盾。当矛变得锋利的时候，盾则在重构一种新轶序。

纤夫是运河上的一道风景。

我们走累了会休息，会在凉亭或河畔坐下来，看运河流淌，看这些辛苦的纤夫。

春天时，运河的岸边野花不绝，油菜花在田里茂盛开放，连空气里也带着一丝甜味。运河总热闹，船来船往，奔流不止，永不停歇。我们走啊走，蹦蹦跳跳，有时会朝船上的人挥手。船轻轻驶过，留下船上人跟我们打招呼的背影。

4

木器社里有股木头的清香，一踏进去，那股清香就会弥漫四周。我外公就在木器社工作。

木器社在五泾漾北，那里做各种木制品，桌子、椅子、木桶、锅盖、农具手柄等等。木器社前有一块开阔的空地，空地平整，有个斜坡，坡一直延伸到河里。空地空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停着船。船到了岸上，停着，在地里发呆，等待着被人修理。

我外公那时正值中年，木讷、少语，我有些怕他。他总是板着脸，笑容好像从不轻易上他的脸。他对别人如此，对我也是如此。木器社的旁边是茧社，茧社里有大片大片的空房，那里宽敞、光线阴暗，是我们童年游戏的好地方。我常在茧站与伙伴玩耍，很少进木器社，就是因为外公。外公与我不亲近，见到外公我会浑身不自在。我会去看别人刨木花，闻木香，但总避着外公。外公做工的那个角落，我会下意识躲开。

木器社里最热闹的时候便是船上岸或下水的那一刻。

漾北的这片空地与其他地方不同，那里有许多碎砖。砖与泥混在一起，土质紧密、扎实。那片地是如何建的不得而知，仿佛是人工打磨的。那坡度很缓，很从容，从岸上一直伸到水里，就像一片海滩。每当船上岸的时候，集镇上的人都来围观。船被麻绳系着，五花大绑，底下铺了一层圆木。一拉船，声音响成一片，船在圆木上挪，圆木在船底下跳舞。几十个人在岸上拉，一起使力，喊着“一二三，一二三”，旁边还有人推，木船徐徐上岸。人力把船拖出水面，船是那样地不舍，在后面作着最后的抗争。但它终究拗不过人力，最后停在大地之上，暴晒于烈日之中。

船离开了它活泼的舞台，没有了用武之地，成了一具木乃伊。

木船一两年总要维护一次，驳落的油灰要铲除，洞眼要补上，整条船还要涂上一层厚厚的桐油。在那片大场子上，船底朝天，浓浓的桐油覆盖其上，在呛人的味道里接受太阳的洗礼。就像集镇上的人喜欢晒咸菜、地瓜干一样，几条船同时晒着，静静地趴着，像欧洲人那般在沙滩接受阳光的抚摸。

这时的外公常常就在室外，他头戴凉帽，用油麻与油灰填补船的缝隙。他孤独、默默无闻，只有击打声不时传来，好似他在与船对话。我望过去，这个天地里仿佛只有他与船，还有一轮陪着他们的炽热的太阳。每年经过他的手修理的船不计其数。有时他在船侧，有时则躲在船舱里，那就是他的舞台。有时，他还会给船装上新舷，或建起一个高高的船篷。

遇到外公，我会尴尬地叫一声，有时干脆不叫，装作没看见。他也从来没对我表示亲热，给一枚硬币或糖果，在我的记忆里从没发生过。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至我五十多岁时，对着镜子才发现我与外公的面貌越来越相像。这便是基因的神奇作用，但在当年，我与外公缺乏交流，我甚至觉得外公是一个外人，跟我毫不相干。

唯一一回，外公对我亲近发生在一个午后，我在北双桥上与同伴游玩，一只拖鞋落入了水中。这一幕正好被外公撞见，于是，他撑了一条木器社外的船，拖上我，去追赶那双在水里跑动的拖鞋。船载着我与外公，我们第一回相遇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用竹篙撑船，水速很快，拖鞋在前，一沉一浮。最后他卧在船头，弯下身，从水里捞起了这只鞋。停船，上岸，用手拍了拍我的头，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表示亲近。

外公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嫁在乌镇，比我妈小几岁，我们都叫她乌镇阿姨。乌镇位于江浙两省三府的交界边缘地带。从五泾到乌镇大约有四十华里，前几年我妈与我女儿闲扯时说起了一件事，听得我女儿一愣一愣的。

乌镇阿姨生了孩子，外公带着我妈赶去，他们是走路去的，一早出发，走四十多里地赶到乌镇。下午返程。一天走了一个来回，八十多华里，折合公里便是四十多公里。这个距离放在现在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是需要毅力和决心才能完成的，但在当时这是很正常的。除了乘船，靠两条腿行走几乎是家常便饭。

有一年春节，我们乘船去乌镇做客。十几人浩浩荡荡，从外公那个村庄唐占基坐船。

那是条中等木船，深褐色，由外公和我舅他们摇橹。天色昏暗，船在大河和小河里穿梭，两岸的村庄不时拉近又丢远。水鸟在芦苇丛里低飞，冷不丁地贴在水面舞上一阵子。当船驶到白马塘时，突然下起了雨。雨细如丝，却又密实，河面与天空一样涂上了银灰。好在船有舱，我们一个个缩成一团，躲在伞下或塑料篷布里。船里船外一片迷蒙，水汽与雨水编织在一起，斜斜地吹到我们的脸上，雨被风吹凉，一阵阵地袭来，连船板上都起了雾。摇船的人穿上了船舱里藏着的蓑衣，那是一种用棕丝编成的雨具。他们头戴笠帽，身披蓑衣，雨一催，鱼儿活跃了，不时从两旁的水草丛里蹿起来，旋出一道道水花。

雨飘扬，船钻在雨丛里，蓑衣抗击着细密的雨水。外公与舅舅的身影忽隐忽现，更多的是那一阵阵急迫的橹桨声。他们跟雨赛跑似的，想快点抵达目的地。

转入金牛塘，当一座拱形石桥出现在河面时，大家纷纷探出头，说到了到了。船停在桥畔，系上绳扣时，雨忽然停了。雨后的空气湿漉漉的，我们一群人一窝蜂朝乌镇阿姨家涌去。

这个村庄叫陈庄。旁边是座古拱桥，石栏、石狮子挺拔又伟岸，可惜这些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5

德高师傅在五泾与石门间穿梭，执掌航船二三十年。

供销社里有统一进货的船，大件的东西都是通过这样的船运输的。但小件的农资、居民的煤球，甚至是夏天的冰棍，都是通过航船运输的。这条船像时钟，每天提醒集镇醒来，然后源源不断地把人和物载进又载出。船上总是热闹，人头攒动，时常船头上载满了货，客舱里坐满了人，有时连后面发烫的机器旁也站满了人。船一开，这里又变成了一个茶馆，人们谈天说地，各种资讯就这样奇妙地连接、碰撞、传递开来。

1981 年秋天，我去湖州师专读书，德高师傅的孙子沈坤甫也去湖州师范读书。两所学校，一个是大专，一个是中专，中间隔了一条马路。我们俩时常走动，寒暑假时还一起来回。就这样，我与德高师傅在心理上更靠近了，仿佛成了亲戚，连说话的调调也有了转变。当我师专毕业到濮院教书时，还时常乘坐这条挂机船。周末从濮院乘汽车，在梧桐转车，到石门后会来到那熟悉的小码头。船总是泊在那里，静静地，在一排廊棚的下面，水影闪烁，船敞开舱门等待着人们。德高师傅必定在，斜背着包，远远地就叫我的小名。他的船就停在木场桥的一侧，那里后来重建了缘缘堂，是丰子恺先生早先的居所。木场桥头一过，就是热闹的街市，河埠旁是整齐的石阶，船就系在石阶上。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社会发生巨变，交通更是发展迅速。一年前到过这里，一年后就不认识了。公路和铁路当起了绝对的主角，老迈又缓慢的水运面临窘境。其时，我已到嘉兴工作，家住西园弄，后面便是市区的轮船客运码头。刚建好的新码头成了摆设，船舱里空荡荡，售票大厅同样也空荡荡。人去楼空，缺少了顾客的轮船就像迟暮美人，年老色衰，再也没了号召力。不久，航运公司宣布倒闭，一代水运就此戛然而止。

2001 年，新世纪滚滚而来，为了宣传交通大变迁大繁荣，我工作的嘉兴电视台专题部策划了一档系列节目，我便想到了这条陪伴多年的航船。此时的五泾已通公路，挂机航船落伍，惨遭淘汰。船已退，人也隐，德高师傅也到了老年。他就仿佛当年摇快船的阿太，陪伴一生的那条船终究与他分离。前人的遭遇，后人再来重演，人生就是这样似曾相识。

我不能想象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忧伤、不舍肯定是有的，或许还有某种失落。就这样，我托人找到他，把他请到当年的航船码头—在大漾的西侧。当年的气息仿佛还在，又仿佛什么也不在了。时间就是这样多情又无情。

航船不知被运到了哪里，或许早已拆分成了碎块。空荡荡的码头，没有一条船，没有一个人。德高师傅站在那里，面对我伸过去的话筒，面对摄像机睁开的大眼，开始缓缓回忆这条船曾经的荣光与热闹……他回忆这条船的来历，每年载多少人，运多少货，说他对这条船的感情。

采访时，他的眼中不时闪出泪光。那泪光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有留恋，更有满满的记忆。而我眼前也不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交叠重合，又不时分开。一个是阿太，一个便是德高师傅。两代人，两种命运，一样的结局。

德高师傅就是个航船师傅，即使他不做这个行当了，人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叫他：德高师傅、德高师傅。在人们的心里，他与航船是连在一起的。

节目播出的时候，找不到船的样貌，我灵机一动，用水笔在白纸上画出了船大致的面貌。我甚至隐隐有些怀念它，怀念它那缓慢的节奏、开动时两岸的互动以及船舱里那种闹腾腾的景象，然而，这些都不复存在了，只存留在我并不准确的画笔里。

这不是一条船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现在开出一条船来，或许没有一个旅客，人们向往速度，向往新事物。历史上这样的剧情反复上演，新旧就是这样交替。人们怀念的只是那种气氛、那份情调。比如农作，镰刀、甩稻桶和人工吹谷机都得让位于机械收割机，没有人再愿意返回原始耕作的时代。

航船就这样永远地进入了记忆、教科书和历史。

2021 年7 月，坤甫邀我和他的学校同事到他五泾的家作客。他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德高师傅已经过世。我们一起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他的爷爷和那条曾经著名的船。坤甫在老家盖了新房，三层小洋房，装修精良。当说到这条船时，我们滔滔不绝，坤甫那些年轻的同事一脸惊愕，还有些迷茫。90 后的年轻教师肯定无法体会一条船曾经的作用。

6

汽笛长鸣，大船缓缓移动。

清晨的雅典城灯火在闪烁，还未完全醒来，但船只已启动。

2010 年夏天的某个清晨，我即将从这里出发，踏上去米克卢斯岛和圣托里尼岛的行程。

爱琴海静默无边，蓝得深邃、无边又彻底。当船儿开始在海上航行时，我来到了海风笼罩的甲板上，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遥望最远处那片若隐若现的天空。这是我迄今乘过的最大规模的一艘船，巨大的甲板后面是移动的白云，我面对一片天以及一片海。船上有旅客上千人，来自世界各地，我穿行在各式语言和各种肤色组成的人群里。

一条船就是一个世界，里面吃穿住用都有。船把我们载到大洋深处，在岛屿间穿梭、停泊。

每当船靠上码头，我都会急速地跑向甲板，我要看船一点点驶近码头、停泊，看穿着各色衣衫的旅客下船。一拨拨的人走出船舱，男男女女，像一群放飞的鸟。汽车会从舱里吐出来，又吞进去，一辆又一辆，如变魔术一样。船连接着岛屿，连接着海洋与人类。顷刻间，我把它与当年德高师傅的挂机船联想到一起，它们如出一辙，只是它的规模更大，能量更大。

当它离开岛屿时，发动机轰鸣，船体颤栗，深蓝的海水翻卷起一团团白色的浪花。

船行进在爱琴海的深处，追逐着日月，而我的思绪却时不时被牵回时间的深处：一条条木船，一片片帆，德高师傅背着黑包撕下船票，外公把油灰镶入船底……它们是不一样的，大小不同，优劣不同，档次不同，但究其根本却又是一样的。它们都提供水上的运输，把人与物从此地运到彼地。船是桥梁，是通道，它用另一条路串起数个地区。

挂机航船已消失，它简陋、单薄，没有任何装璜，就像东南亚国家街头飞奔的托托车。托托车有时会有些贴纸，画上某个夸张的图案，但挂机航船什么也没有。它就是机器加船舱，外加凳子，载人拉货，拉货载人。它的出现很短暂，只有短短二三十年，如昙花一现，现今的年轻人甚至都无缘瞄上一眼。不过，它还是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思绪里。故乡一闪，那条航船就会出现，在狭小的河面扑扑地来，又扑扑地去。它与我的故乡是连在一起的，也是故乡的一部分。

希腊海轮行驶在蔚蓝的爱琴海上，途中，我们还不时能遇上豪华的邮轮。它们更高、更大，层层叠叠，像一座座移动的城市。船在不断进化、改良和蜕变，已大大超越了船原本的功能，它成了一个娱乐的空间、奢华生活的舞台。

海船驶进夜色，周遭一片寂静。月光当空铺洒，落在船舱和船头上。它柔和、明亮，把船涂成了另一种奇异的颜色，那是一种灰白，轻轻地涂抹在船体的四周和我的身上。

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德诚的诗句：“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明月就在头顶，在海的上方静静悬停，那么近，又那么远。

身处海上，微风轻拂我的脸，海面如一面平镜。船剖开水面，无声地行进着。在大洋上，我们的船孤独前行，面对浩瀚的洋面，它显得很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