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常常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小镇做题家”的自嘲。自嘲者往往是三线城市或乡镇青年。他们在中学时代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却在考上名校或步入职场后面临价值失落的困境，难以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某日的晚上，我和朋友在方家胡同的露台上喝茶聊天，谈到这个话题，也顺带聊起做题、做事与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倘若不从事老师一类的职业，相较于伴随终生的做事与做人，做题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固定的套路、标准的答案，使之成为三者中最简单的选项。虽然上学的时候，我们难免为成绩的波动而苦恼，并幻想着未来穿高跟鞋、提公文包上班的日子，远离那白花花的卷子，但数十年后再回首，大家往往会说，做题已经是非常少有的、颇具确定性的行动之一了。

确定性意味着有更大的掌控的可能。只需要掌握考纲要求的知识，或者比考纲要求的再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学会审题、答题的方法，通过老师的讲授与反复的练习，將尽可能接近标准答案的句子填进答题纸空白的区域里，这样通常便能换取还不错的成绩。它有一套比较标准的程序，付出与收获之间往往成正比关系，当然偶尔也有机遇性的因素作祟，但绝大多数需要我们应对的其他事，远比做题复杂。也许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匹配想要达到的位置，但事到末了却总是少了一点点运气。

早在念中小学时，我便深深觉察到做人的不易。同学间的关系亲昵时如蜜糖般黏在一起，疏远时又被一把推开，个中原因往往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却如蝴蝶效应般煽起巨大的风波，无论是旁观还是亲历，都让人有些心累。拥有更好的事物自然会招人嫉恨，被盼着从山顶跌下来，于是临近高考的三个月内被偷过几次不同学科的笔记本，又被传过诸多风言风语，等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时，只觉得哭笑不得。时至大学，本来出于兴趣管理某个小众文化相关的社团，只想着聚集有同样爱好的人，却也面临各种明争暗斗，不得不放弃自己喜欢的那种简单直接的交际方式，锻炼出与人交锋的手腕与本领。起初还觉得有趣，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里探寻最幽微的人性，以为窥见了旁人不得的秘密，但很快便厌倦了，只想做一份凭本事吃饭的工作，离复杂的人情世故远一点。现在想来，那还是怀揣几分不谙世事的天真吧。

领悟到做事与做人根本是缠在一起没法拆开的两根麻线，是再之后的事了。终于发现，至少在我所了解的范畴内，没有纯粹的做事一说，甚至可以说，处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做好事不可或缺的前提。不加班的夜晚和周末，这些忙碌中难得的罅隙，大都用来和各行各业的朋友聊天，聆听他们周围发生的变动。听过不少类似的片段：某个同事极具能力，却专断独行，且口无遮拦，在项目上得罪了大半合作方；又或者，某个身居高位的人不愿给予低位者尊重，帮忙却伤人心，最终自食其果。于是便知道，要将事做得漂亮，不是仅仅把事情本身做好，而是要把话说得圆满，将各方人心照顾得服服帖帖，再把本职工作做好。

与做题相比，做事与做人显然是很不可控的。如果说做题是从泳道的一头游到另一头，那么做事与做人就是将自己抛进小舟再驶向茫茫大海，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怎样的风浪和暗流在前方等待着你，这艘船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靠岸。这或许是诸多“做题家”在社会中感到无所适从的原因。但学会去做事、做人总是必要的，所以与其被浪潮裹挟着彷徨失措，不如试着用一种拥抱社会的态度去生活，学会应付各式各样的场合，学会体察外表下埋伏着的人心，学会在冲突争端中巧妙地周旋，把方向盘攥在自己手里。

事实上，做事与做人并不是踏入社会后的专利，早在上学的时候，或与同学相处，或担任班级与学校职务，或完成小组展示，我们都面临相似的考验，并为之受挫和苦恼。但我想在此之外提供一种别的路径，不去逃避，而是去生活，去经历，将你所打交道的人与所遭遇的事都变作宝贵的财富，锻炼出强大坚韧的生命力。沉滞的人格与死板的题目没什么两样，你很难说它当真具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但如果曾被人和事反复地打磨，非但没有被击溃，反而找到了自己要前行的路，那份独有的气质将没人可以取代。与蜗居在井底做一潭死水碌碌终生相比，我更愿意做一条小河，途经荒郊与闹市，穿越群山和平原，朝大海的方向肆意地奔流。

顾一灯

北京大学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现居北京。小说、散文见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获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及第八届二等奖。已出版长篇小说《冰上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