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向老乡请教学种菜

1942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生存危机，共产党人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上自中央领导、八路军总司令，下到食堂伙夫、单位门卫，每个公家人都有生产任务。朱德在王家坪开荒，种了三亩菜地。

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所在地的山坡下，至今还保存着一块菜地，那是当年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耕种的田地。

由于种菜经验不足，加上又是“夜猫子”，喜欢夜间读书写作，当毛泽东早晨刚刚进入梦乡时，朱德早已起床下地施肥了。头一年收成不佳，但毛泽东心里不服输。第二年，毛泽东请来杨家岭的老乡当顾问，一有空就到菜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精心管理。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菜地里终于结出又红又大的西红柿，还有他最喜爱的红辣椒。每逢客人来了，他总是要吩咐拿出自己种的蔬菜来招待，分享劳动的喜悦。

（汉中摘自《同舟共进》 2022年第6期，朱鸿召文）

1963年周恩来对导游翻译人员提出“五大员”“三过硬”要求

从1959年到1966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召开了5次全国翻译导游工作会议。在1963年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亲临指导，对导游翻译人员提出“五大员” “三过硬” 的要求，即翻译导游人员是“友谊大使”，是外国游客的陪同员、宣传员、服务员、安全员、讲解员，必须要做到思想政治过硬、一般知识过硬、外语业务过硬。

“五大员” 要求导游翻译人员根据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方针政策，区分不同接待对象，宣传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的良好精神面貌、道德风貌，同时做好旅游服务和安全工作，了解他们对服务质量的反映。“三过硬” 原本是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后结合导游工作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成为翻译导游培训工作的基本准则，为翻译和导游工作人员指明了努力方向。

1966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第五次全国翻译导游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用德文和俄文同与会代表交谈，为“三过硬” 要求率先垂范。

（由敦摘自《毛泽东研究》 2022年第6期，贾楠文）

毛泽东关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家属

1957年7月，毛泽东由南京飞抵青岛，出席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到了青岛，睹物思人，深深怀念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王尽美。他向陪同的山东省几位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

今年，由他研发的APP经过一段时间推行后，使用软件的焊工、技术员比不使用的每天可节约1.5小时。大家看到软件带来的好处后，开始慢慢接受新的理念和管理方式。项目部分阶段取消了纸质版焊材领用卡。很快，两个软件在十建项目现场全面使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3月份，十建组织各项目部来创新观摩，并将该项目部定为创新基地。

毛泽东环视一下大家，风趣地说：“你们如果有困难，就把老人给中央送去。”

在场的几位山东的同志全被逗乐了，急忙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王尽美母亲照顾好，让她老人家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这一份领袖的关怀，深深感动着山东省的同志。他们即刻落实，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王尽美家，送到王尽美母亲心坎里。王尽美母亲从沈阳孙子家回到山东，山东省副省长李宇超派人把老太太接到济南，安置在省交际处院内，与他家同住一个院。他们夫妇二人常常挤出时间陪伴王尽美母亲。在省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

（中义摘自《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梅白是毛泽东的“半字师”吗？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其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首联“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中的“咒” 字，最初为“哭” 字。常见的说法，称这是毛泽东接受了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的意见修改的。

20世纪80年代后，梅白在撰写回忆文章《我对毛泽东的回忆》 一文（此文未公开发表）时将这件事披露出来，称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印发了这首诗，并向他征求意见。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尊称梅白为 “半字师”。

梅白为毛泽东“改诗” 的说法流传甚广，许多作品对此都有刊载。如，刘汉民编辑的 《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公木等编著的《毛泽东诗词·掌故佳话》、田圣德编著的《毛泽东与文化人》 等书中，都采纳了此说法。

此事真实与否也引发了质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胡为雄撰写了《毛泽东在韶山让梅白改过诗吗？》 一文，刊登于《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年第9期。文章认为梅白“不可能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为毛泽东改诗”，主要理由有：第一，梅白没有资格参加庐山会议，这一点从参加过会议的人的相关回忆录中均可得到证实；第二，梅白的回忆像是创作小说，与史实不符；第三，1959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任重、刘建勋谈诗，梅白不在场；第四，梅白所谈陪毛泽东游九江及处理有关郭小川事也是虚言。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有关这首诗的两幅手稿看，毛泽东确实有将“哭”改为“咒” 的情况。这种修改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尚没有直接材料说明。有据可查的是，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将这首诗和《七律·登庐山》 一并抄送给胡乔木，并写了一封短信：“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郭沫若反馈意见后，9月13日，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至于将“哭” 改为“咒”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提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

（春华摘自《炎黄春秋》 2023年第1期，曾珺文）

1950年巴金等人提交关于扫除文盲的提案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巴金等人提交了作为政协委员的第一份提案——《请速组织中央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及教学方法局专门负责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委员会指导下成立文化军以消灭文盲案》。

这个提案立即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说：“工农有了文化才能彻底翻身，才能更为有效地从事生产建设。” 三个月后，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代表500多人参加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主要讨论工农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问题。从此，识字教育在全国展开。

2019年11月1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表彰了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巴金等人于1950年提交的关于扫盲的提案，光荣入选。

（逢周摘自《团结报》 2023年3月9日第2版，赖晨文）

彭真晚年率队深入基层调研制定“工厂法”

1984年，为了草拟国营工厂法，已经82岁的彭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率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国营工厂法从1979年开始着手，但由于当时对工厂的领导体制认识上有分歧，即究竟是实行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定不下来，因此工厂法一直被搁置。

彭真率队进行了两次集中调查研究。第一次是1984年1月28日至2月27日到浙江、上海、江苏进行调研，第二次是7月14日至8月3日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行调研。调研期间，他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国营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代表和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第一次调研结束后，彭真于3月23日将调查期间的多次谈话整理成《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谈话要点》 报送中央。其中明确指出：实行厂长负责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也不是恢复“一长制”，而是要党、政、工三家搞好分工，各尽其责，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完成厂矿的任务。25日，邓小平批示：“赞成。工厂法最好早点搞出来。”

在东北调研期间，彭真就加强和改善国营工矿企业党的领导问题，强调指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后要充分调动厂长、党委和工会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完成生产任务。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动摇。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对于这两次调研，1985年1月，彭真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时说道：“制定国营工业企业法搞了几年，调查的结果意见很不一致。主要是体制问题。去年我们同十几位部长和副部长到华东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后来又到东北作了一次调查，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各方面的努力，到现在为止，大家对在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四个条例，经过实践，现在比较成熟了。” 此次会议将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列入议程进行讨论。

（夏雨摘自《百年潮》 2022年第10期，刘慧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