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卉，王琳，羊宇弘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随着社会进步和高校扩招的推进，博士生的压力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有学者将博士生压力过大而引发的抑郁、消沉等现象称为“象牙塔尖的忧郁”[1]，这种忧郁并非个别现象、点状出现，而具备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有必要予以关注。在“男主外女主内”“相夫教子”“女性应多为家庭付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女博士比男博士受到更多的社会舆论压力，甚至有人提出女博士是在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类人”。不仅网络上会有各类调侃女博士性别的言论，学界在研究女博士压力时也常常陷入“性别压力”的固化思维，有学者甚至直接将女博士面临的压力称为“性别压力”[2]。这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是，性别是女博士面临巨大压力的主要因素，或者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为什么性别的影响力这么重要，却缺乏充分论证，现有研究至多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来进行解释[3]。但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社会不断转型并逐渐步入发展的新时代，既有将性别视为压力根源的解释范式明显力度不足[4]。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性别这一视角：女博士的压力真的是和自身性别绑定在一起的吗？

本文试图避免性别压力的前设，揭示女博士群体真实的压力状况，采取目的性抽样方式，通过学校论坛、贴吧等，招募女博士生进行访谈，最终选取了愿意接受调查的二十位女博士，这些女博士均明确表示自己曾经或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研究者对女博士生、朋友及家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深度访谈可以随时调整问题，帮助研究者“解释性地理解被访者的意义世界”[5]，对家人、朋友的访谈形成相互印证，提升访谈所获材料的信度。同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博士生的压力状况，研究者与他们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通过非正式、闲散、日常的谈话交流，从多个角度补充深度访谈的信息，为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材料。研究试图深描这些博士生究竟经历了什么，她们如何叙述自己的压力体验，又怎样理解压力产生的原因、持续过程以及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在访谈时，我们尊重研究对象的意愿，不录音，对敏感话题不作过度访谈，匿名处理，同时，对访谈记录严格保密，以保护被访者的隐私。

一、女博士面临的主要压力及其原因

女博士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不少研究的共识，既有研究主要从学业压力和婚恋压力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6][7]。在本研究中，接受访谈的女博士描述的她们面临的主要压力包括个体学术能力不足、工作任务繁杂影响学术专注度、高卷入状态挤压自身对家庭的付出，以及供需矛盾引起的就业担忧四个方面。

（一）个体学术能力不足

博士研究生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支柱，是国家科技创新、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毕业要求提高，博士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学业挑战[8]。在本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博士期间学业压力很大，主要集中在科研压力上，如博士论文撰写、期刊论文指标、思维定势的挑战等。

受访者小斐称在博士论文开题的过程中，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思考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像是在一片黑暗的荒原上行进，我没有目标，也不知道会走多远，更不知道哪里会碰到陷阱”；一位海外二年级的博士生小霞在其朋友圈也常常吐槽自己研究进展不顺，其中一条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感受：“这几个月，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控制不住，有时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眼泪流干了，但依然无法避免延期的结果。”

除了博士论文撰写带来的痛苦，不少女博士还受困于论文指标的压力，如小瑾表示，自己缺乏学业规划，在读博前两年付出的太少，临近毕业还没有写出足够的期刊论文，没能达到毕业标准；而另外一位在职博士小媛一方面哀叹其所在班的期刊论文发表“太卷”，自己的水平有限，优质期刊机会渺茫，她一直积极关注各种发表论文的渠道。

在职读博的小昭则表示博士研究非常考验思维，她认为自己的思维比较发散，而在她眼里，博士学习会更强调“思维的章法”“选题一定要特别窄”“一定要深入”等，而她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发散性强，以调动兴趣为主，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博士学习的深入。小斐也提及她比较擅长发散思维，如“会读很多很多的书，知道很多很多的观点”，但是一到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建构这种聚合思维的工作时，她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和短板。

（二）工作任务繁杂影响学术专注度

工作是女博士们的另一个重要压力来源，所有被访者在读博期间都从事了一定与自己学术研究无关的工作，如教书、行政，以及帮助导师承担各种科研报告的撰写等。那种纯粹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情形基本不存在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让博士生们很难专心在自己的研究之上，临开题、毕业才意识到自己的科研任务还缺很多，论文发表数量不够等。

小瑾提到她读博前两年帮助导师做了很多的事，例如收集课题过程性材料、整理结题报告、申请劳务报销等，这些工作多是一些流成性、机械化的工作，对她学术成长来说并无裨益。但是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比较琐碎，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导致她很难专心于学术。在职读博的小昭则一开始就向学妹们（访谈者）表示不要在职读博士，并认为这是她的一个“教训”：上课会占用我很多的时间，我一周有三天都在教学，而教学跟科研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博士生在学习、科研上的时间投入程度对其能否按期完成学业有非常显著影响[9]。能否自如地应对繁杂的行政工作、课题工作等，是博士生顺利毕业的关键。受访者小艾提到：“我会制定详细的学期计划，提前跟导师沟通我的想法和安排，不断跟导师反馈学业进度保证自己没掉队”。这种计划性的安排让导师对她阶段性的学业和工作情况非常了解，在给她布置其他工作时会考虑她的时间和精力。

（三）高卷入状态挤压自身对家庭的付出

在访谈中，所有的女博士都谈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在绩效导向、效率至上的学习和科研氛围之下，许多博士生身处于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加班文化之中，其生活时间受到严重挤压[10]。尤其会削减个体在情感、婚恋、养育方面的时间精力。

小渝是一位工作多年以后回归校园的女博士，有着稳定、支持其读博的家庭，但一提到她孩子的教育问题，她则向访谈者大倒苦水：“学业压力现在对我可能来说只有这么大（足球形状大小），而现在小孩对我来说是这么大（双臂展开进行比划），小孩那边的问题让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大龄未婚的小昭则表示，读博无形中减少了她社交的时间和机会：“当时读博的时候，导师就说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就没有时间去约会什么的。我发现这确实是个矛盾。一是因为我良心上过不去，还有就是导师和其他老师们的期待……”小昭的父母也曾就其读博，担心她“读书读傻了”“读的年龄太大了”，表现出对其个人问题的关心，而小昭也坦言“社会对女博士是有stereotype（刻板印象）的”。这种刻板印象，在另一位被访者小瑾那里，也有类似的影响：“（男朋友的）父母会说，我是个博士，以后很可能不回去，他周围的亲戚和同事也经常这样说，我父母那边也有，这让我的男朋友焦虑了一段时间，那会儿我们也经常吵架”。

（四）供需矛盾求引起的就业担忧

女博士的就业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成为女博士的一个重要压力源。一方面，随着国内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且学术岗位增长有限，博士生就业偏好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需求优先指向海外博士，“海归”纷纷回国就业, 进一步挤压了国内博士的就业空间。

总之，迪士尼乐园与色彩丰富的美国西海岸摄影艺术都曾在斯各格兰德身上打下印记。同时出现在其作品中的，还有美国恐怖电影的痕迹，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斯各格兰德擅长以讽刺手法来表现这一点。她的作品中显然飘荡着一种城郊居民的忧郁气息。她承认对平庸充满兴趣，“我自己也出身于中产阶级，从品味来看，我的阶层正是我做出许多选择的根源。”

小慧提到，本土博士现在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差：“一线城市好学校都是优先招海归，本土博士没什么竞争力，除非是特别优秀，拿出很多文章来，才有资格跟他们拼一拼”。虽然小涵则表示，就业时专业也是一个限制：“博士学的内容很精专，尤其是理工科，如果是这个学校没设置这个专业，没有老师在做，那一切都从头开始，如果不能留在本校，给我的选择很有限”。

受访的女博士生普遍认为，在就业市场上年龄会是一个很大的劣势，招聘单位更倾向招聘年轻的就业者，毕竟年龄大了会涉及家庭与工作如何协调等问题。她表示自己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能抵消这种劣势。当前高校博士招聘门槛多设置为40 岁以下，不少名校将年龄定于35 岁以下，对于工作后在读书的博士生来说，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重新审视性别作为压力源的观念

在与访谈对象进行沟通时，发现二十位女博士几乎都没有主动提起性别因素对自己的影响，受访者极少将性别因素作为读博期间的主要来源，这是区别于传统思维的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性别对博士生的影响有限

访谈中受访者几乎很少主动提起性别压力，也很少提及性别带给自己的影响。甚而，当受访者在访谈快结束时，被问及“这些压力是否来自性别”“是否觉得女性在家庭、婚姻、恋爱中的角色影响了读博”时，这些受访者还一致地表现出她们对“性别”带来的影响的不认可，甚至认为“性别因素导致的影响其实可以化解”。

小瑾跟我们讲了其导师在招生时更倾向于女生：“师门前几年还有男生，但是导师这几年都不倾向于招男生了，因为导师觉得男生不太好管，做导师分配的任务也比较马虎，女生一般都会比较认真，导师比较省心。”随着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女博士的比例越来越高。1997 年全国博士在读人数34 402 人，女性占比为18.77%，而到了2022 年，全国读博人数为509 453人，其中214 877 人，占比42.18%，呈稳定上升趋势[11]。可见，性别对博士生入学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在就业起薪和工作落实上，女博士也并没有明显的弱势。小渝在被问及找工作时是否会担心其“女”博士的身份，她则认为在就业市场上，性别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但这个差异其实会被能力化解：“性别的影响，怎么说呢？当你能力不行的时候，性别确实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能力够强的时候，性别就不是影响了。”

相比于性别而言，能力在博士群体就业时被视为更重要的指标。一方面博士生的工作对体力、身高并没有特殊要求，男性不具备特殊优势；另一方面学术工作所需要的耐心、细致、创造性等因素与性别也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个体间的差异高于性别群体差异。这再次拒绝了目前在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性别分割的论断。整体而言，雇主不会因为博士毕业生是女性或者女博士依然未婚、未育而存在显著的歧视，女博士也不会因自身性别而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也并没有明显的劣势[12]。

（二）隐藏的性别压力无法确证

女博士承受巨大的压力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这些压力的存在更多的是因为她们是博士，而非她们是女性。研究发现女博士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研究方向选择”“时间安排”“学术成果产出”“寻找工作”与“期待与现实比较”五方面学业压力,女博士的“压力故事线”更反映出博士生群体的压力来源[13]。换句话说，这些压力并非女博士独有的压力，男性在读博期间也会有学业和工作的压力。小昭在谈及男性和女性读博的压力差异时，提到：“我觉得我不会把它（读博压力）就单纯地用性别来进行一个划分，因为我觉得这和一个人的特点和性格是相关”。

在婚恋方面，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下，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也纷纷表示：“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职责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能调整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让女性的身份成为读博的障碍。与男性群体不同，女博士的自我建构与社会性别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女博士在自我建构中不断打破“女大当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预设,将自身建构为“独立自主新女性”，展现出了个体化与反身性两种明显的群体性格特质[14]。这种自我认识使得女博士能够在个体与家庭之间尽可能地兼顾，处理好家庭与个体的矛盾。

如小渝在谈到家庭压力的来源——孩子教育给她带来的压力时，她表示自己在这方面虽然压力大，但是她的“队友”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另外，家庭的责任让她在学业工作压力大时，反而成为一个暂时的缓冲地。“有时候，写论文真的会很堵，思路打不开时感到特别辛苦，我就会跟娃说，妈妈学习太笨了，我家这娃贴心，经常说妈妈，要不我们出去玩吧。”

很多受访者在家庭压力方面，如生子、婚恋等，也表现出优秀的调节能力，如小瑾坦言，当男朋友因为自己读博而焦虑时，她会先让自己顺利开题，然后腾出时间跟男友办结婚的事，让自己享受结婚的过程，同时也解决了两人的情感矛盾。而还没有对象的小昭则认为，虽然婚恋对她来说是个压力，女博士也会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有诸多影响，比如生育，但她觉得与其在这方面着急，不如去“躺平”，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业，用她的话来说，“婚恋这方面随缘更好”。

总的来说，与传统顾家的女性形象和社会舆论中事业心极强的女博士形象相比的，访谈对象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家庭在她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会为了家庭妥协；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事业，会在学术之路上追求精神独立和专业发展。而博士所具有的综合能力，能够让她们在这二者之间尽量做到兼顾，而非顾此失彼。这样看来，性别作为一个隐藏的压力源也成为悖论了。

三、女博士的性别压力：一个被建构的概念

本研究无意否认女博士群体面临着的巨大压力，如学业、婚姻、家庭、情感等。然而，与前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本研究认为女博士所面临的压力未必主要由性别引发，即其女性的身份。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如个人能力、家庭条件等，性别因素对女博士的压力影响反而并不凸显。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别是女博士面临压力的重要原因。即便有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人际与沟通压力等男女共有的压力才是女博士们面临的主要压力，但性别依然是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对“现代职业女性在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这两个方面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15]这一现象的传统解释，往往源于“男方一切条件都应比女方强”[16]的观念。因而，女博士存在压力，那一定就是因为她的性别是女性，所以女性一定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并且这种社会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往往就“具有牢固性、延续性，即在性质和时间上都不容易发生改变”[17]。从而，性别成为解释一切问题的终极理由。

但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男性一定优于女性”的传统观念并不成立。女博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认知能力、情绪调节、理性思考等方面更为成熟。当然女博士们能力强，并不意味着她们面对自己的专业难题时都能游刃有余，她们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但这样的压力其实与性别无关，男性如果攻读博士学位、从事高深学术研究，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吉尔里·波·韦兹基曾通过对女性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从历时代的角度，把女性分为三类，女博士即是第三类女性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不受限制的女性，她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获得与男性均等的机会，拥有同样的权利，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男性一样无所不在[18]205-212。可以说，女博士身边的男性，如其丈夫、朋友等，其综合能力往往并不优于她们。因此，所谓“女博士的性别压力”，其实是一个被传统文化观念所建构的概念——哪怕女博士并不弱于其身边男性，哪怕其压力并非主要由性别所带来，但受传统“男强女弱”等观念的影响，女博士所面临的压力都被描述为“性别压力”。“性别压力”这一提法表面上呼吁人们应予以女博士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但实际上也蕴含着对女博士自身能力的不认可。

对女博士的讨论始终绕不开婚恋问题。对于博士生来说，求学的高时间成本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婚恋压力，会存在“逆社会时钟”的现象，即个体不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命时间，而要受到社会惯习的影响[19]。但个体在“社会时钟”面前并非毫无自主性的。Glaser 和Strauss 研究了地位传递的时间结构，指出尽管社会为人们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但个体的生命历程时间则是由个人的地位通道（Status Passage）来标记的[20]157-175。这项研究肯定了在建构社会时间表过程中个体的时间自主性，个体的时间自主性是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本研究中，很多受访者都分享了自己在家庭、婚恋方面遇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对她们来说都是能够解决的，通过与伴侣、家人的沟通协商，女博士个体能够完成时间的自主性调节，实现“逆社会时钟”的良好运行。另外，我们通过本研究还看到大量女博士在选定伴侣时，都会细致考虑对方是否认可自身的工作，并为自己的提供支持和帮助。如此一来，当面临家庭问题时，其恋人、配偶能够替她们有所分担，这就进一步减轻了性别这一因素给她们带来的压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呼吁：学术界有必要摘掉看待女博士的有色眼镜——女博士们的压力并不必然和性别相关。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逐渐形成的”[21]251。女博士作为大众媒体中的“第三性别”，其实也是一种被人为塑造起来的、妖魔化女性的概念。这正如《21 世纪报》对5 000 名网民的调查数据所显示：关于为什么女博士被称为第三性，41%的人认为是男生的自卑心理作祟，15%的人认为是大男子主义在作怪[22]。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女博士以及她们所面临的工作、生活和学业压力。如果我们能跳出“性别决定论”的传统思维方式，真正站在男女平等而不是男强女弱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女博士的压力问题，或许可以得出更加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