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刚

在苍山洱海间

我的行程从苍山南麓、洱海之滨的龙尾关开始。南诏时期，官方在洱海南北两端各建了一座关隘，派兵驻守，北边的为龙首关，又名上关；南边的是龙尾关，又名下关。大理最著名的四景是“风花雪月”，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和洱海月。如今，龙尾关所在的下关是大理州、市两级政府所在地，是滇西的繁华城市。

城市迅速扩张，龙尾关曾经雄壮的城楼、城墙、关隘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后人在原址上重建了城楼，街道穿楼而过，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商铺。

离开龙尾关后，我沿着洱海边的道路向南边行走，洱海波光摇曳，苍山亘古苍翠，令人心情舒畅。在苍山洱海间赶路，陡然发现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是那么苍白无力。

谪戍云南的第六个年头——1530 年春天，杨慎与友人、大理文人李元阳同游苍山洱海，苍山胜景让杨慎叹为观止，他在《游点苍山记》中感慨：“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作，然后知向者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苍山洱海的风光如此明媚，让杨慎暂时忘却了谪戍生涯的艰辛与酸楚。

清乾隆年间，诗人赵翼从广西镇安府（今德保）出发，赶赴驻扎在保山地区的征缅军营中效力。途经龙尾关时，他流连于苍山洱海的风光，创作了一首题为《洱海》的诗歌：沧波浩渺映朝岚，极浦人家浸蔚蓝。一片风帆天际杳，教人马上忆江南。

赵翼是江苏常州人，自幼生长在山水温柔的江南地区。从明媚的江南水乡来到偏僻的云南，他的内心不可能毫无波澜，在他的诗歌中，博南古道沿途和云南西南边疆地区，山水苦寒险恶，充满阴森恐怖之感。“寒灯野宿三更火，积雨深山六月裘”“万里风烟蛮子国，一窗灯火故人情”“犀甲霜寒千帐晓，鱼肠夜啸百蛮秋”“秋入黄茅人避瘴，月寒白骨鬼思家”……

赶赴军营的途中，见到洱海的沧波、水天一色的蔚蓝和天际的风帆，赵翼突然起了思乡之情，忆起了故乡江南。

天生桥和江风寺

洱海西南角由宽变窄，湖面逐渐过渡为河道，是为西洱河，是洱海的唯一出水口。天宝年间，唐王朝先后两次派遣数十万将士征伐南诏，双方在西洱河和龙尾关厮杀，唐军惨败，20 余万将士葬身西洱河。南诏收集阵亡唐军的尸骨，在西洱河边建墓安葬，立碑“大唐天宝战士冢”。将军李宓战死后，被当地的白族群众神化为“本主”，视作一方守护神，祀之以香火。

西洱河南流到苍山南麓的江风寺附近，两岸高峰耸峙，河道变窄，水流激荡。江风寺旁的岩壁上有一个石孔，西洱河流经石孔，流水常年冲刷溶蚀，岩壁底部疏松的沙石坍塌，石孔成为河道的一部分，顶端的岩石岿然不动，形成一座天然石桥，得名“天生桥”。天生桥是博南古道的必经之地，旧时，天生桥旁建有戍楼，并有城墙连接龙尾关，是大理城南面的雄关，形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天生桥和“不谢梅”是大理的胜景，《大理府志》曾记载：“深堑绝壑，石梁跨之，凭虚凌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桥。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呼曰‘不谢梅’，亦奇观也。”

数十年前，为了防患洱海水患，人们在西洱河上修建了节制闸，闸门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以调节洱海水位。为了利用水能，天生桥旁边的河道上修建了一座电站。节制闸和电站修建后，改变了洱海的自然形态，天生桥下的流水变小，不谢梅的景观自此消失。

天生桥江风寺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小山包上，北面是杭瑞高速公路，南边是320 国道，两条并行的道路，分别位于西洱河的北岸和南岸。江风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与龙尾关的城墙相连，寺为二层重檐阁，殿内供奉风伯雨师，正殿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风满楼”牌匾。由于处在两座高山的垭口，刮西风的季节，江风寺一带烈风无时休，有飞沙走石、拔树摧山之势，寺名的来历和“风满楼”的牌匾，以及殿内供奉的风伯雨师，都与当地的大风相关。

江风寺内有几块石碑，分别刻有“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天威径碑”“元世祖平云南碑”“洪武平西碑”等碑文。碑文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洱海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

丞相天威一径通

江风寺不远处的山岭里，有一段尚可辨识和行走的砂石路，是博南古道遗存的路线，路旁的石壁上，有一块摩崖石刻，上书“天威径”三字。探访了江风寺和摩崖石刻之后，才知道博南古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天威径”。在清代文人关于博南古道的诗文中，“天威径”频频出现，它的命名，与蜀汉丞相诸葛亮相关。

赵文哲是王昶和赵翼的友人，清缅战争期间，曾在军中效力。他创作过一首题为《天威径歌》的诗，诗下有序：大理龙尾关以西，抵永平三百余里，石径崎岖，相传为武侯师行所经，志乘所谓“天威径”也。在诗作中，赵文哲如此形容这条道路：“蜿蜒一径走博南，何似褒斜谷之口。谁将此径锡嘉名？丞相天威今不朽。”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征讨云南的蛮王孟获，诸葛亮恩威并施，对孟获“七擒七纵”，孟获心悦诚服，立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据说“七擒七纵”中的一次，即发生在博南古道上的天生桥附近，因此当地人将这条古道称为“天威径”。

赵翼途经漾濞大觉寺时，创作了《题大觉寺》，诗中有句：闻途空说天威径，何处遗踪访七擒？诗末，作者自注：自大理龙尾关至永平三百余里，传是武侯过师地，郡志谓之“天威径”。除了诗人身份外，赵翼还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史学家，他怀疑武侯并未到过滇西，“七擒孟获”之事也有虚构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天威径与武侯的关联是“闻途空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传说与史实往往交织含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厘清。天威径虽然不一定与武侯南征的战事有关，但却是一条真实存在的通道，人们把它与武侯联系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朴素而深厚的敬意。

博南古道沿线，处处都有诸葛亮的遗迹和传说。清人桂馥曾任永平县知县，在一首题为《题永昌府志》的诗歌中，他如此形容保山地区人们对诸葛亮的尊崇：天威到处祠丞相，战阵逢人说沐英。民国时期的赵藩途经永平时，亦作诗描述当地武侯祠的盛况：丞相天威定永昌，南中行处有祠堂。保山地区有很多武侯祠，霁虹桥东头就有一座，祠中供奉有诸葛亮侯的画像。祠堂内悬挂着清人孙叶飞创作的一副对联：江色照须眉公独有大儒气象；山光明几席我还瞻名士风流。往来于澜沧江两岸的文人墨客和行旅，路过霁虹桥头的武侯祠时，都会入内瞻仰缅怀。

有人甚至认为，博南古道（天威径）是武侯开辟的，清人程觇在诗歌《澜沧江桥》中曾写道：西南江阻百川雄，丞相天威一径通。

漾濞与永平之间的打牛坪、娘娘叫狗山的命名方式也与诸葛亮南征有关。传闻武侯南征经过打牛坪时，“教当地土人使牛以代耕之事”，为缅怀诸葛亮恩情，当地人遂以“打牛”为村名。赵翼在军旅中途经叫狗山时，创作了一首题为《娘娘叫狗山》的诗歌，回溯了地名的来历：相传武侯昔南征，夜迷失道绝深侦。忽闻此姥一呼犬，寻声得路始度兵。赵藩对诸葛亮与打牛坪、娘娘叫狗山的关联持怀疑态度，认为是穿凿附会，但也理解当地人对武侯的尊崇和敬仰：打牛叫狗殊荒忽，附会都缘服武乡。

合江铺：下关西行第一驿

西洱河流至天生桥后，一路向西流淌，直至与漾濞县境内的漾濞江汇合。两水合流的地方，称为合江铺，是博南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从下关出发的马帮和行旅，到达合江铺时，已经走完一程路，需要在此歇宿休整。合江铺是一个因驿道而兴盛的村落，如今，旧时合江铺分为两座村寨，分别是小合江村、大合江村，两个村子都在去往漾濞的公路边。

徐霞客西行途中，在合江铺住宿时，专门实地踏勘了合江铺的地理，考察了西洱河和漾濞江汇流的情形。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年正月，王昶从下关过天生桥，经过合江铺时，被当地的美景吸引，“沿途柳丝垂垂，间以缃桃作花，风景绝佳，山趾流泉，时时淙潺界道”。时节才是正月，当地柳丝已经透出新绿，桃树也已经开花，不难想见合江地气的和暖。

次年年初，王昶从驻地保山赶赴昆明参议军事，返程途中，他在大雨中到达一年前住宿的合江铺，“暮风寒甚，止一小楼，拥炉乃卧”。在合江铺住宿时，王昶创作了《宿合江段氏楼》四首绝句，第二首中，他写道：“合江如玦复如环，溅雪跳珠下远滩。更和雨声来枕上，梦魂哪得到长安？”雨夜宿江楼，连绵的江水声和雨声彻夜不息，王昶永夜不眠，让他的梦中还乡之旅成了空想。这首诗充溢着浓郁的羁旅之情。

赵翼在合江铺的经历十分有趣，赶赴滇缅边界途中，他在合江铺住宿。刚睡下不久，听闻京师来的官兵经过此地，当晚要在村中歇宿。已经安睡的赵翼起床出屋，把寓舍让给京兵，自己住到后山的破草棚中。他作诗记述这件事，诗题为《至合江铺已就宿矣，忽京兵来，乃移避于山后》：“数间寓舍让京营，移就山家破草棚。人共马牛眠一屋，月随风雨涌三更。也知入市应安堵，自笑从军转避兵。信是健儿骁可畏，先令胆落到书生。”

这首诗虽然略带揶揄自嘲的语调，情绪却激昂饱满，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特别是“人共马牛眠一屋，月随风雨涌三更”一句，生动鲜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行经合江村，并没有看到路边的西洱河与漾濞江交汇，继续前行2 公里，到达平坡镇，才看到漾濞江。枯水季节，西洱河水流细小，河道也很狭窄，漾濞江却水流奔腾，有浩荡之势。两水汇合后，仍名为黑潓江，继续南流，在南涧与凤庆两县交界的岔江注入澜沧江。

漾濞：江声荡漾的小城

离开平坡后，沿着漾濞江继续北行，经过金牛屯时，看到路边一座高峻的山峰从中裂开，中间是一道深切的缺口，有刀劈斧削之势，雄奇壮丽——这是苍山西麓的石门关。数百年前，徐霞客沿着博南古道赶路时，被石门山的景观吸引，特意留宿此地，登山游览。

与杨慎结伴同游苍山洱海三年之后的1553年，李元阳与友人行游石门关，由于交通闭塞，当时的石门关“弃于荒莽”，声名不显。80 余年后，徐霞客途经漾濞时，这种情形并未有大改观——在与石门关偶遇之前，徐霞客未听说过它。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如今，石门关这颗明珠上的灰尘已经擦净，迸射出璀璨光辉，游人如织，终日不绝。

离开石门关后，继续前行，不久后就到达了漾濞县城。

漾濞是博南古道上的重镇，县名源自流经县境的两条江河：漾水和濞水。“漾”字常见，“濞”字则显得陌生，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水暴至声”。“濞”字使用频率较低，与其他字组合成地理名称，只有“漾濞”一例，由此不难想见漾濞县与河流的深厚渊源。

史志中如此记述漾濞：“地连别属，境外一隅”，但“自汉永昌设郡，驿道先通，开化不后邻邑”。漾濞的文明进程，与博南古道的开辟关联密切。旧时，漾濞境内的驿道沿线分布着“九关十八铺”，即九个关卡，十八个可供商旅住宿的驿铺，还设有白马哨、清水哨、后山哨等哨所。

云南纳入明朝版图后，官方以漾濞境内的雪山河为界，分设样备巡检司和打牛坪巡检司，前者由蒙化府（府治在今大理巍山）管辖，后者属永昌府永平县。民国初年，漾濞正式设县，疆域大体为旧时样备、打牛坪二巡检司故地。

漾濞是杨慎进入戍地永昌的第一站，在《滇程记》中，他记述了行经漾濞的情形：下关八亭而达样备……循涧（即西洱河）行，巨石峭峨，鸣若轰霆……迩关有花桥，桥皆架木飞梯，横栺悬度，人上之慄。样备驿九亭而达打牛坪，途经横岭，其高侵云，缘箐以升……又西为云龙桥，又西为大陡坡，相传武侯南征，驻师兹坪，辰值立春，鞭土牛以训夷，遂以名驿也。

漾濞城依河而建，绿荫浓厚，清凉静谧，走在小城里，能看到江水的粼粼波光，听到江水潺潺流淌的声音。王昶西行途中，在漾濞驿馆住宿了一晚，馆舍在漾濞江边，江水“终夜有声，忽如风雷，忽如缫丝，忽如鼓瑟”。当地官员“以南酒黄柑见遗，独酌凄然，微醉乃寝”。

云龙桥飞跨漾濞江，是一座气势如虹的铁索桥，也是旧时博南古道上重要的关卡。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漾濞江东所属的蒙化府与江西所属的永昌府共同出资修建了云龙桥，为保证桥畅通无虞，两府制定了详尽的管理规程和维修期限、方式，维修所需的资金由双方共同承担，比例为“蒙三永一”。如今，这座桥仍旧能够通行。

云龙桥东边是当年的漾濞老城，桥头的亭子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外形如同一只大龟，当地人认为石龟有灵性，可以镇压水患。石龟是古物，建桥之初就置于桥头，当时还安置了一头石牛，如今，石牛已不存。桥的西边有一座名为文殊院的寺庙，古道沿桥西的山岭依山而建，渐次抬升。随着城市发展，站在云龙桥上，入眼皆是林立的楼房，漾濞的古城的格局已难以追溯，但云龙桥和附近的驿道、路边的老房子仍旧留存着旧日的风采。

去永平的路上

渡过云龙桥后，驿道在山岭间穿梭，旧时，这段驿道称为“永平道”，通往漾濞西边的永平县。

古道上的第一个铺舍是柏木铺，位于漾濞坝子西边的山脚下，徐霞客经过这里时，时称“白木铺”。村中树木繁茂，浓荫匝地，古道穿村而过，村口有一座石头牌坊，顶端石梁正反两面分别写着“秀岭连云”和“博南古道”。牌坊旁边有两棵高大的大青树，古道边有一组雕塑，原型是行旅中的徐霞客。

秀岭是漾濞坝子西部的山岭，高峻连绵，耸入云霄，形同一架横亘在大地上的巨大屏障，因此被称为“横岭”，岭中有横岭铺，是博南古道上最艰辛的路段之一。杨慎和徐霞客途经这座山岭时，横岭之名仍存，后人认为“横岭”之名不雅，将之更名为“秀岭”，横岭铺也同时更名为秀岭铺。

离开柏木铺后，下一个歇脚点是舍茶寺。博南古道崎岖坎坷，人马容易饥渴困顿，有僧人在道边建寺，为过往行旅提供茶水，寺庙因此得名“舍茶寺”。

舍茶寺位于博南古道边，是商旅行人的必经之地，香火不绝。清代，寺名变为“大觉寺”。赵翼经过这里时，创作了《题大觉寺》，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马行危蹬蹄包铁，佛守荒庵面落金。由诗意推测，清代时的大觉寺已经荒芜，佛像面部的金箔也脱落了。

寻访大觉寺颇费了些周折，根据手机导航显示，寺址就在村道附近的山上，但具体方位无法确定。我向一位在核桃树下歇凉的老人家询问，她指了指路边的一个小山包。山坡上种着核桃树和梨树，盛夏，树木枝繁叶茂，树下杂草荆棘丛生，难以通行。走了一段山路，一堵被荒草和藤蔓包围的围墙出现在眼前，拐过墙角，有一道紧闭的木门，门前也长满了杂草。常年风雨侵蚀，木门表面有虫蛀和朽坏的痕迹，铁锁上也锈迹斑斑。透过门缝，看到院子里也长满了杂草，从房间的布局和房顶上的暗红色琉璃瓦可以推测，眼前衰败的院落就是大觉寺。站在大觉寺门前的山坡上，回看漾濞县城，山高望远，漾濞坝子是群山间的一小块平地。

离开大觉寺不久，坑坑洼洼的沙土路汇入一条柏油路，柏油路沿着山岭的走势蜿蜒前行，路面虽然不宽，但平整清洁，养护得十分不错。路两边的山坡上长满树木，数量最多的是核桃树。盛夏，树木枝叶繁茂，青翠欲滴，在路面上投下浓厚的绿荫，微风拂面，让人身心清凉。

走了一段，路边出现一块石碑，上面标注着“滇缅公路”字样和里程，继续前行一公里，又一块石碑出现，上面表示里程的数字增加了一公里——石碑每隔一公里都有一块，是指示里程的路牌。一块石碑旁有一个大石碾，石面斑驳发黑，很有些年头了，石碾旁竖有一根方形石柱，沿路的一面上刻着“滇缅公路遗址”字样，原来我正行走在1938 年开通的滇缅公路上。

滇缅公路与博南古道的路线相同，部分路段就是在古道的基础上拓宽、平整、完善而成的。滇缅公路开通以后，古道沿线的驿站、铺舍逐渐衰落下去，许多依靠为过往马帮、行旅提供食宿而兴盛的村落，也变得落寞了，有的甚至只剩下地名，还与古道上的驿站、铺舍维持着关联。我沿途经过的合江铺、太平铺、打牛坪驿、黄连铺等驿铺都是这样的情形。千百年来，这些古道上的村落一直商旅繁盛，开设有提供食宿的馆舍、旅店或马店，也兴起了其他配套行业和工匠，随着公路开通，旧日的行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当年古道上的太平铺，如今是太平乡政府所在地，街道上设有集市。离开太平乡后，沿着滇缅公路继续前行，在路边看到一座以百姓修筑滇缅公路为主题的雕塑，造型生动，栩栩如生。

途经打牛坪村时，看到路边立着一块石碑，正面写着“打牛坪巡检司遗址”八个字，背面有该村的简介。打牛坪是博南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官方曾在此设置巡检司衙门，清朝咸同年间，衙门建筑毁于战火。

清缅战争期间，清代书法家、诗人王文治押运粮草到前线，途经打牛坪时，他创作了诗歌《打牛坪》。全诗四句：“军兴原不碍春耕，渍种每每嫩绿生。好煞清明新火后，一番疏雨打牛坪。”这首诗清新自然，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在王文治的诗集《南诏集》中，编排在《打牛坪》之后的作品是《永平旅店病卧》，从诗题即可知晓，作者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永平之后，一病不起，卧居旅店养病。这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于役经三月，孤征更万峰。拥衾朝见日，不寐夜闻钟。已有阴阳患，宁无憔悴容？”羁旅之苦溢于纸面。

沿着平缓的下坡路继续西行，快到山脚时，一片开阔的河谷出现在眼前。两山之间有一条河，河面宽阔，水波静谧，向着南方潺潺流淌，岸边长满茂密的青草。这是顺濞河，又称胜备河，是漾濞县与永平县的界河。

两座并行的桥梁横跨河身，一座是涂着暗红色油漆的钢架桥，一座是与柏油路连通的钢筋混凝土桥。前者是修筑滇缅公路时架设的“胜备桥”，是公路上的咽喉要道，建成以后，多次被日本的战机轰炸，如今已成文物，后者则是新修建的公路桥。胜备桥修筑之前，桥上有一座古老的铁索桥，供行旅和马帮渡江。

渡过胜备桥，就进入了永平县境内。

永平县：长途通绝域

黄连铺是博南古道从漾濞进入永平后的第一个驿站，早先，这里只是一个小村落，因盛产药材黄连而得名“黄连村”。官方在此设置驿铺后，马帮和行旅往来不息，这里迅速发展为一个繁茂的集镇，地名也由黄连村更名为“黄连铺”。

明清和民国时期，沿着博南古道赶路，每一天都有固定的行程和歇宿地，黄连铺距离永平县城有一天路程，去往永平的行旅，会在黄连铺歇宿一晚，第二天再继续赶路。赵翼前往永昌军营中时，曾在黄连铺住宿，作诗《夜宿黄连铺》：“揽辔从军道阻修，点苍南畔问星邮。寒灯野戍三更火，积雨深山六月裘。地号黄连知苦到，人思黑睡向甜求。燎衣暂卸征鞍宿，一笑翻当蔗境求。”

赵翼受地名“黄连”的触动，延伸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苦楚。“寒灯野戍三更火，积雨深山六月裘”，写透了当地的荒僻和苦寒，也写尽了征人的艰辛与劳苦，为了缓解这种艰苦，他只能寄希望于从睡眠中获取一丝甘甜。

如今，在黄连铺回荡了千百年的马帮驮铃和蹄声已经消散，但穿村而过的博南古道和滇缅公路，仍旧让人浮想联翩。

离开黄连铺后，沿着永平县城继续前行，不久就进入320 国道，这是一条繁忙的通道，车辆往来不息。沿着国道继续行走，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抵达永平县城，但如果选择这条线路的话，就会错过博南古道沿线的古迹万松庵、娘娘叫狗山和杉松哨。我原计划走小路去寻访这些古迹，又担心天黑前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舍弃其他地点，专程去寻访万松庵。

万松庵位于永平坝子东边的山岭上，庵周围长满高大茂盛的松树，大殿门口的两株尤其粗壮，枝干几可摩云。寺名的来历，当和漫山遍野的松树相关。风过松林，激起阵阵松涛，在群山间呼啸翻滚，让人心潮起伏。旧时，万松庵是博南古道上的胜景，游客如织，香火旺盛，“万松仙境”被列入“永平八景”。清代时，寺中有僧人住持。康熙间蒙化府的举人张端亮途经万松庵时，与庵中僧人相处甚恰，他感而作诗《万松庵》：僧不厌客来，客亦爱僧止。枯茗豁疏襟，谈深悟无始。

如今，寺庙已经冷落残破，只有大殿周围的古松和门楣上黑底金字的“万松重辉”牌匾还遗存着往日的繁盛。离开时，我看到庵前的空地上堆放着砖瓦和沙石，正在做修缮工程，大门已经完工。相信不久后，万松庵能恢复昔日的规模。

离开万松庵，走了一段山道后，重新折返320国道，顺着国道行走，很快就到了永平县城。

永平是群山环绕的一个坝子，银江河穿城而过，江两岸绿树成荫，庄稼茂盛。永平建置可追溯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 年），朝廷在当地置县，以县境内的博南山为名，得名博南县，属永昌郡。历史上，永平长期由保山市管辖，直至1949 年才划归大理州。永平的文化和习俗交融并蓄，既带着深刻的大理印记，也与保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王文治途经永平县时，作诗描述永平在他心中的印象：“城郭无三户，坡陀有万家。长途通绝域，小邑介边关。”诗歌的前两句描摹永平县城居民寥寥，百姓大多聚居在城边的山谷和丘陵中；后面两句描述了永平县的交通和地理优势——从这里经过的博南古道，远通绝域，城邑虽小，却是边关间的要塞。

清代学者、诗人桂馥曾担任过永平县知县，在任内，他创作过许多以永平为书写对象的诗歌，《永平》即其中之一：边地山城小，衙斋古寺荒。苍苔缘榻上，怪鸟向人狂。桂馥虽是一方地方官，但他笔下的宦途生涯，孤寂而萧索，充溢着一种羁旅的心境。

当地友人已经相候多时，我们汇合后，一起去品尝当地特产黄焖鸡。

悲怆和艰辛交织的险绝之路

在历史的长河中，博南古道是一条悲怆的道路，从开辟之初，“渡澜沧，为他人”的险境，持续了千百年。南诏时期，大理洱海地区的商贩经博南古道到高黎贡山和怒江区域经商，当准备返回故乡时，他们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冬天，高黎贡山积雪封路，苦寒难行；夏秋季节，怒江河谷（穹赕，又称潞江坝）酷热无比，瘴毒肆虐；好不容易捱到春天，积雪消融，天气凉爽，钱财和路费却耗尽了，依旧无法返乡。羁旅中的行旅作歌遣愁：“冬日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自博南古道开通以来，大理到保山之间的古驿道上商旅繁忙，行人往来不息。古代，行旅中的艰难险阻让人胆寒，博南古道穿越崇山峻岭、高山峡谷，要经过令人闻之色变心惊的瘴疠区域，沿途布满了倒毙者的尸骸和白骨。

杨慎戍滇经过霁虹桥时，澜沧江河谷的瘴气让他胆战心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直到清代，怒江流域的瘴疠依旧如死神的阴影一般，沉重地压在行旅者的心头，清代诗人盛毓华所作的《潞江谣》曾描述过这种场景：“三月四月烟瘴起，新来客竞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荒沙一片风凄楚，新鬼旧鬼相聚语。”

在古人的认知里，瘴疠因“瘴气”而生，瘴气是山林水泽中湿热蒸郁会致人生病甚至丧命的毒气。云南西部和南部地区，河谷密布，天热多雨，夏秋季节，大量雨水和雾气被山谷所阻，积蓄在河谷地区，会滋生蚊虫，传播恶性疟疾，产生大量伤亡。如今，人们已经知道瘴疠产生的原因，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但在医疗水平和认知程度欠发达的古代，瘴疠是致命的，令行旅之人闻之色变。明、清时期，中原王朝数次征伐缅甸，无数将士死于瘴疠。民国时期，瘴疠的危害依旧持续，滇西南各地都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欲到XX 坝，先把媳妇嫁。在行旅者眼中，瘴区不但是畏途，甚至是生命的禁行区。

行旅如此艰辛，往来于博南古道上的赶马人也时常处在朝不保夕的险境中。博南道沿线流传着一首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赶马调》，歌词酸楚悲切：

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女莫嫁赶马人。

大年三十讨媳妇，

初一初二要出门。

停滞的时光

1525 年春天，杨慎经博南古道赶赴戍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从他对博南古道行程的记述，可以一窥这条道路当时的通行状况。

杨慎的戍边之行属于官方事务，沿驿道前行，有戍卒押送，夜间在驿站或者铺舍歇息，每一天的行程都是固定的，称为“一程”。第一程，从大理下关（又名龙尾关、河尾关）出发，经天生桥、碗水哨、四十里桥、响水涧桥，到达样备驿（今漾濞县城）歇宿，行程80 里。第二程，从样备驿出发，经柏木铺、横岭，到打牛坪驿（今漾濞西境打牛坪村）歇宿，行程90 里。第三程，从打牛坪出发，经胜备桥、观音叫狗山、白土铺、天井铺、梅花铺，到达永平驿（今永平县城）歇宿，行程100 余里。第四程，从永平县出发，经铁场坡、花桥哨、蒲蛮哨，途中翻越博南山，到沙木河驿（今永平县西境杉阳坝子）歇宿，行程70 余里。第五程，从沙木河驿出发，经平坡、山塔、天井铺、板桥，途中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到达戍地永昌卫，行程100 余里。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杨慎戍滇的243 年之后，在京师任职的王昶因故被贬去官职，为谋戴罪立功，他在征讨缅甸的清军中担任幕僚。王昶是诗人，同时也兼及笔记散文创作，《滇行日录》是他记录云南交通状况、途程、邮驿体系的著述。

王昶对博南古道的行程有详细记述。第一天，从下关出发，西行经天生桥，50 里后到合江铺，又西行60 里到漾濞县城，在馆驿歇宿。第二天，从漾濞驿出发，经双雁桥、大觉寺、太平铺、野牛坪（即打牛坪），渡过胜备江，在永平县境内的黄连铺歇宿。第三天，从黄连铺出发，经观音山（即观音叫狗山，山上有庙及哨）、万松哨、松杉哨、天井铺、平蛮哨，抵达永平县。第四天，从永平县出发，经花桥、宁西禅院，途中翻越博南山，到达杉木河。第五天，从杉木河出发，过凤鸣桥、罗岷山、江定寺（今江顶寺），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经威宁哨，到达官坡歇宿。第六天，到达永昌府治。

王昶与杨慎有许多共同点：兼具官员、学者、文人的多重身份，壮年之际，以戴罪之身前往云南永昌，行经的路线也相似，甚至连心境都相同。从杨慎的人生经历中，王昶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投影。留居永昌军中期间，王昶曾去寻访杨慎的戍所和旧居，时光涣漫，杨慎的旧居已经倾颓破败，用作甲杖库，墙壁上尚留存着杨妻黄峨的诗句。王昶触景伤怀，作诗《过杨升庵故居》纪行，发出了“祖豆知何日，松篁不记年”的感慨。王昶《滇行日录》的创作初衷、内容、体例，都与杨慎的《滇程记》相似，前者甚至可以视为对后者的延续、验证。

对照阅读杨慎和王昶对博南古道的记述，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博南古道仿佛被时光遗忘了，在200 多年的光阴里，几乎没有变化。

他者的视野

一直到近代，博南古道都是从中国前往缅甸的必经之路。清朝晚期，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简略梳理他们对南方丝绸之路和博南古道上旅程的记述，可以了解这条古道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为我们认知这条古道提供另一种视野。

1882 年，英国探险家柯乐洪从中国广州出发，横穿广东、广西、云南地区，抵达缅甸曼德勒，在旅途中，他对沿途区域进行了详细考察。次年，柯乐洪撰写的考察记《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将中国南部称为“Chrysê”，意为传说中的“黄金之地”。从大理去往缅甸的行程中，柯乐洪走的是博南古道。他们雇了三匹骡子驮运行李，人则依靠骑马或者步行。柯乐洪从漾濞赶往永平途中，时逢雨水天气，崇山峻岭间“不能称之为路的小道变成了湍急的河流”，他在回忆自己的滇西之行时，把这段路视为大理——缅甸公路中路况最糟糕的一段。

每一位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对漾濞与永平的群山间蜿蜒崎岖的小路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柯乐洪途经博南古道之前的5 年前——1877年，英国上尉威廉·吉尔从上海经宜昌至重庆、自流井到四川成都，然后经雅州、打箭炉、理塘，南下经德钦、大理、腾冲，进入缅甸八莫。漾濞西面山岭到太平铺之间的山路，是他整个旅程中最难行的一段，“原先路面由很大的岩石铺成，此时岩石全部错位，缝隙间填满了深深的、僵硬黏稠的泥巴，两边是湿滑的河岸，缝隙被烂泥掩盖”。

1903 年，美国旅行家威廉·盖洛从上海出发，乘船溯长江上游航行，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盖洛旅行的终点是缅甸的曼德勒。旅行结束后，他撰写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与柯乐洪一样，他也经博南古道出境缅甸。途中，他分别在漾濞县城、黄连铺、株东镇、永平县城、平坡村歇宿，途中耗时6 天。

1906 年，曾担任过末代皇帝溥仪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从北京出发，途经华北、武汉，上溯扬子江进入四川，后经迪庆、丽江等地南行到达大理，经博南古道进入缅甸，前往终点缅甸曼德勒。旅行结束后，他将描述旅行过程的文章结集为书，取名《从北京到曼德勒》。

庄士敦在博南古道上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从大理府出发，经“防御要塞”下关，到合江铺住宿。第二天，经过漾濞县城，翻越坝子西部的高山，在山顶隘口的村子歇宿。第三天，经太平铺、胜备桥，在永平境内的黄连铺住宿。第四天，到达永平。第五天，经过花桥村，翻越博南山，在山脚下的村子住宿。第六天，经过杉阳坝子，渡过澜沧江上的霁虹桥，在水寨歇宿。第七天，庄士敦到达永昌府。

柯乐洪、盖洛、庄士敦旅行的目的地相同：缅甸曼德勒。他们出发的地点却不同，柯乐洪从中国东南的水陆枢纽广州出发，由东向西行；盖洛从长江入海口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向西南方行；庄士敦从中国首都北京出发，由北向南行。虽然所走的路线不一样，但他们都到达了博南古道的起点大理，并经由博南古道前往缅甸，由此可见博南古道在中缅交通中的枢纽作用。

当公路连通古驿道

1934 年，为处理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赴滇缅边区调查。周光倬逐日撰写日记，详细记述每一天的行程和经历。梳理他对博南古道的记述，可以感知民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民国年间，云南修通了昆明以西的迆西干道，干道宽阔平整，可以通行汽车。

从昆明出发的第一天，周光倬到小南门外的汽车总站搭乘建设厅的汽车，当天即到达禄丰县——在杨慎和王昶的时代，这段行程需要步行3天。禄丰县是当时迆西干道的终点，汽车只能到达这里。禄丰以西的路程，只能依靠马匹和脚力。时代滚滚向前，先进的科技和记录方式深刻改变了行旅方式，周光倬出行时，随身带着里程计、气温计、气压计、相机等设备，相较于前人，他对博南古道行程的记述更加立体而详尽。

第一天，周光倬从下关出发，经天生桥、晓桥铺（塘子铺）、石泉哨、茅草哨、四十里桥，到达合江铺歇宿，行程45 里。第二天，经平坡、金牛屯、普光寺，到达漾濞县城歇宿，路程与前一天相似，都是45 里。第三天，从云龙桥渡过漾濞江，行经花椒园、小浪坝、茶香铺，在太平铺住宿，行程70里。沿途山高林深，路况十分差，一到雨季，道路上的泥泞深及马腹，途中还有土匪出没。第四天，经牛坪铺、胜备桥、黄连铺，到达永平县境内的蜡烛地歇宿，行程70 里。第五天，经新白土铺、小水井、新梅花铺、苏屯，在永平县曲洞（今曲硐）歇宿，行程57 里。第六天，经小花桥村、花桥街，翻越博南山，后经坡脚，到杉阳街歇宿，行程75 里。翻越博南山时，周光倬途经了杨升庵祠和永国寺，并在祠中歇脚，对博南山道作了观察：丛林满山野，自山下到山顶，皆行夹道中，两旁高丈许，不能见及外面。下山之路，更较山阳面为陡而难行，路中尽为砂砾阻塞，举步落步皆着地不自然。坡度又大，步行不得停留。第七天，经湾子村、关帝庙，渡过霁虹桥，后经平坡、水石坎、水云寺，到达水寨歇宿，行程45 里。第八天，经长弯、大栗哨、牛角坡、官坡、大板桥、火烧营，到达保山县城，行程68 里。

周光倬的滇西之行属于公务，途经政府所在地的县城时，官方会安排他们一行人的食宿，但在行路过程中，他们得自己寻找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当时，云南战乱频繁，匪患不断，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周光倬沿途所经的地区，很多村落已成废墟，一些村落只有三两户人家，他们贫困异常，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其惨状令人动容。

混乱的时代，道路疏于管护，很多路段破损难行，之前沿途设置的驿站和可供行旅歇宿用餐的馆舍也毁弃了，有几段行程中，周光倬只能在沿途的荒庙或者村民家中借宿，经常处在饥寒交迫、饮食不继的境况中，让他数次感叹“行路难”。周光倬有公务在身，政府令沿途官员提供协助和护卫，并为他置备了差旅费，他的行旅依旧如此艰辛，在古道上奔走的普通百姓、商旅和马帮，其艰难无疑将更甚。

当马帮与汽车相遇

1939 年3 月——周光倬滇缅边界之行的5 年后，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学者曾昭抡沿刚开通不久的滇缅公路西行，在滇西进行了一次旅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南迁，为保障西南对外交通的畅通，国民政府决定修筑连通云南和缅甸的公路。滇缅公路起于云南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全长1146 公里，云南段全长959 公里，于1938年8 月贯通，其路线基本沿袭南方丝绸之路驿道。滇缅公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态，意味着这条古老的道路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清朝和民国时期，经博南古道从大理下关到保山县城，通常是八站路——这已经成为行旅和马帮的定例。“一站路”指驮马一天走的行程，平均为60 里。博南古道上每隔60 里左右，就有供行旅歇宿休整的驿站馆舍——博南道是官道，封建社会时期，驿站馆舍大多由官方管理；清朝晚期至民国年间，邮驿体系衰落，沿途的馆舍大多被民间经营的旅店、客栈和马店取代。1934 年，周光倬沿博南古道旅行，途中用时8 天，这在当时是标准耗时。

滇缅公路开通后，大理下关到保山之间的公路路程是256 公里，乘坐汽车旅行，通常情况下1天时间就能到达；但由于沿途需要翻越四座高山，部分路段十分险峻，乘汽车旅行途中，有时需要在永平县歇宿一晚，耗时2 天才到达保山。

曾昭抡在《缅边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从大理到保山的旅程。下关到漾濞之间的公路沿洱河、漾濞河修筑，与博南古道路线一致，是滇缅公路上风景最美的一段，但道路曲折险峻，几乎每天都有车子在这段路上失事，有时一天有好几辆车出事故。从大理下关到永平县的公路，路线与博南古道驿路重合，途中都经过合江铺、平坡、漾濞县城、杨梅岭（旧称横岭、秀岭）、太平铺、胜备桥、杉松哨。从永平县到保山的公路，由于要避开险峻的博南山和湍急的霁虹桥江段，工程人员在霁虹桥上游的云龙县澜沧江上修建了功果桥，公路绕行云龙县。

滇缅公路开通后，南方丝绸之路古驿道并没有被取代，而是继续作为马帮、脚夫、徒步行旅者的交通道路。公路上除了通行汽车，也被马帮当作马道，驮马与汽车同行的场景，是滇缅公路上的有趣景观。在当时的年代，汽车是新奇的事物，不但百姓对其深感陌生，连马匹也有无从适应之感。曾昭抡在滇缅公路上旅行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马匹十分惧怕汽车，遇到汽车时，常常紧张得忘记避让，而是用尽全力与汽车赛跑，一直跑到筋疲力尽，才抄小路跑到山上或者离公路很远的地方，任凭赶马人如何吆喝或者拉扯缰绳都不起作用。

曾昭抡还注意到，昆明附近的马匹，由于接触汽车早一些，频率也高一些，并不惧怕汽车，遇到行驶的汽车还会主动避让；越往西行，马匹越惧怕汽车；下关以西的马匹，对汽车怕得要命。牲畜尚且如此，对于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走惯了的土著而言，汽车运输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无疑更大。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日本占领了缅甸，封锁了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为防止日军沿着滇缅公路侵入云南，国民政府下令毁坏滇缅公路全线的桥梁、涵洞和路面，这条西南边疆的交通动脉无奈中断。此时，公路沿线沉寂数年的马帮，重新汇聚在一起，踏上路途，代替汽车运输的功能，为前线和后方运送物资，以血汗和艰辛连接起抗战的生命线。

从天堑到通途

时光滚滚向前，同样的道路，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行旅方式，行者的感受和认知会大相径庭。

杨慎谪戍永昌卫，走完大理下关到保山戍所之间的博南古道，用时5 个日程；100 多年后，徐霞客经博南古道行游滇西，在沿途的漾濞石门关、永平宝台山流连数日，途中耗时共10 天；乾隆朝清缅战争期间，王昶因军务赶往云南永昌，役夫马匹充足，走完博南路耗时6 天；清朝末年的1910 年，英国新闻记者丁乐梅从上海出发，穿过中国西南进入缅甸，大理市到保山市之间的旅程耗时8 天；1931 年，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云南进行“马帮旅行”，从大理市到保山市，用时8 天；1935 年春天，英国医疗传教士内维尔·布拉德利从云南昆明到缅甸八莫作了一次旅行，从大理市到保山市，同样耗时8 天。

杨慎之前，关于博南古道具体旅程的记述难以寻见，但路程固定，区别不会过大。直到20 世纪30 年代滇缅公路开通之前，两千余年的时光里，往来于博南古道上的行旅，只能依靠马帮和步行，途中耗费的时间几乎没有变化，清代和民国时期，“八站路”是博南古道的标准耗时。

滇缅公路开通后，博南古道结束了不通汽车的历史，大理和保山两地间的通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乘坐汽车，行程仅需一天。令人惊奇的是，滇缅公路大理至保山段，大体延续了博南道的路线，有的路段甚至就经博南古道拓宽加固而成，之后修筑的320 国道、大保（大理至保山）高速公路、大保铁路，其走向也大致与博南古道一致。

完成了博南古道的行走后，我特意从保山站乘坐动车返回大理站，以这种方式感知两地间交通方式、通行效率的变迁，途中用时一个半小时——两地间耗时最短的车次，时间为1 小时10 分钟。坐在飞速行驶的火车里，车子在山岭和河谷间穿梭，一会儿穿过隧道，一会儿越过跨江大桥，车厢里的光线时明时暗，让人心生恍惚之感。我不禁想起旧时在博南古道上赶路的戍卒、商贾、文士、旅行者、赶马人、赶考的学子，恍惚中，我幻化出无数个分身，与他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一起奔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渡澜沧，为他人”的博南古道，到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和生命的“血路”滇缅公路，横贯中国南部的320 国道、大保高速公路，再到横越天堑的大保铁路……这是一种覆盖，是一种重合，也是一种加持。时光深处的博南古道，一直在不断更新自己，郁勃而坚韧。

度博南，越兰津

公元前2 世纪，为寻求共御匈奴的外援，汉使张骞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西域，出使中亚地区的大夏（今阿富汗）。回国后，他向汉武帝讲述自己出使途中的见闻。在大夏时，张骞见到产自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在遥远的异域见到中华风物，让他吃惊不已。张骞向当地人打听邛竹杖和蜀布的来历，他们告诉他：“这是我国的商人从身毒（今印度）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

当时，汉朝与匈奴的战事胶着而激烈，从中原到西域交通阻绝，从北方出使西域各国的行程十分危险，沿途会被羌人和匈奴袭扰。张骞根据在大夏的见闻推测：大夏在汉的西南边，离汉地二万里，身毒在大夏西南数千里，那里有蜀地的物品，说明身毒与蜀地相隔不远，且有道路相通。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大夏仰慕中国，希望能与中国交往，但担心匈奴的阻隔，建议开通从四川经身毒前往大夏的道路，联合大夏共御匈奴，“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这是南方丝绸之路（时称蜀身毒道，又有“川滇印缅古道”之称）第一次见于历史记载，但这条古道存在的时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公元前2 世纪。

张骞出使西域收获丰硕，不仅打通了汉朝对外交通的北方丝绸之路，还发现了从蜀地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秦汉时期，四川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繁华富饶，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盐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蜀地的地理交通状况也十分优越，“南御滇僰，西近筇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公元前四世纪，四川成都地区的商人，用马匹驮运着丝绸，越过川西平原来到雅安，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南行，经过邛都（今四川西昌），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然后西行到达洱海地区，继续沿博南古道西行，出境缅甸，去往印度售卖。

秦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统称为“西南夷”，要打通蜀地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就得将这一区域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秦、西汉、东汉采取“通道”“置吏”并举的措施，前后历时300 余年，才实现了收服南疆、打通南方丝绸之路的事业。

秦一统华夏后，曾派遣常頞在四川、云南之间古老商道的基础上修筑道路，因路宽五尺，史称“五尺道”。因其经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唐代樊绰《蛮书》称之为“石门道”。这条道路北起四川宜宾，南至云南曲靖和滇池地区，是四川与云南间的第一条官道。

为进一步打通到印度的道路，公元前122 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王然于穿越西南夷地区出使印度。西南地区的部族对远在北方的汉王朝并不了解，使者经过滇国和夜郎地区时，部族首领滇王和夜郎侯均发出了“汉与我孰大？”的疑问。使者离开滇池区域，到达洱海附近时，被当地部族阻隔，未能到达目的地印度，“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当时的“昆明”位于洱海区域，并非如今滇池畔的昆明城。

虽然这次出访无功而返，但并没有打消汉武帝征伐西南夷和打通蜀身毒道的巨大决心。因西南夷部落群居在水边，熟识水战，为与之抗衡，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郊开凿了一个人工湖，取名“昆明池”，这个湖模仿洱海的形状，朝廷还建造了高大的战船，以让士兵在昆明池中操练水战。唐代诗人杜甫《秋兴八首》中的“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描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清代云南文人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的典故也源于此。在长联中，孙髯翁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元跨革囊，宋挥玉斧”四个历史事件概述云南自秦汉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不难想见汉代征伐西南夷在云南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做好充足准备后，公元前109 年，朝廷发蜀地士兵征讨西南夷，汉军势大，滇池地区的滇王率众归降，云南的大部分区域纳入汉朝版图。武帝在滇区域设立益州郡，封其首领为“滇王”，赐予滇王金印。数年后，滇池以西的洱海区域也被收复，汉朝在今保山市设置巂唐县，在今施甸设置不韦县，中原王朝的势力延伸到博南山、澜沧江流域，打通了昆明到保山地区的道路。

公元69 年，世居保山以西的哀牢夷归附汉朝，汉明帝在当地设立永昌郡，永昌郡地域广阔，包括滇西的保山、德宏、临沧等地区。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注重开拓道路，永昌郡设置后，随即征调大量民夫，开通了博南山中的道路，中国境内的南方丝绸之路干线蜀身毒道全线贯通。自此，从四川成都出发到达云南大理、保山后，继续西行，即可出境缅甸，通往印度。

博南山位于云南省永平县，山势陡峭，森林繁茂，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博南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险阻的一段，它的开通，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重要事件。博南道开通以前，滇西的哀牢夷地区“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博南古道开通后，成为西南边疆的交通枢纽和要道，邮驿和商旅往来不绝。李厚杰撰写的《博南山铭》，叙述了博南山重要的地理价值和博南道开通后，对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状况的深远影响：“巍巍博南，屏蔽西藩。远承昆仑，近接磨盘。西通印缅，东达黔川。羊肠剑阁，鸟道巫山。嶙峋千仞，重镇极边。西陲通衢，驿使往来”。博南山高耸险峻，是西藩的屏障，它承接遥远的昆仑山，与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磨盘山）相通，博南古道开辟后，干道西通缅甸、印度，东达贵州和四川，经由小道可以前往蜀地的剑阁和巫山。

汉朝廷开辟了穿越博南山的道路，在澜沧江上设置了兰津渡口。开路设渡的劳作艰辛而危险，行者苦之，作《博南谣》抒发胸中苦楚：“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博南谣》又称《行人歌》，歌谣字数虽简略，但一咏三叹，言辞悲切，听之令人动容。

山川险阻，瘴气氛沴

南方丝绸之路全线贯穿之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唐代，西南边疆崛起了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它国力强盛，与唐朝、吐蕃的关系错综复杂。南诏时期，洱海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和交通中心，都城大理城是域内道路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博南古道的起始点。南诏重视商贸，与四川、贵州、广西、西藏地区交流密切，还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开展商品交易。繁荣的商业交往促进了道路发展，在南诏治下，大理、昆明、保山、丽江、景东等地发展为贸易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南方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 年），南诏国发兵攻打安南城（今越南河内），战争发生时，樊绰在安南经略使蔡袭府中担任幕僚。次年，唐军战败，南诏攻陷交趾，樊绰在战事中受伤，携带经略使官印渡富良江（今越南红河）逃脱，暂留郡州待命，后辗转滕州，奉命回到长安，之后到夔州都督府担任长史。

暂留郡州期间，樊绰将收集到和亲历的南诏情形编撰成册，取名《蛮书》，委托襄州节度使张守忠进献朝廷。《蛮书》资料翔实，是关于南诏的重要史料，书中记载，从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到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内），可以通过水陆交通往返，“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只记日，无里数”。

从越南河内到云南大理，水陆行程须52 天。路程以天数计算，不计长短里数。从河内乘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航行25 天后在贾勇步（又称步头，今云南河口县）舍舟登陆，由南往北依次经过蔓耗、蒙自、建水曲江、通海、江川、晋宁，到达昆明，从昆明折而往西，经安宁、禄丰、舍资、南华、祥云、弥渡等地，到达南诏都城，陆路行程共计27天。到达大理后，经由博南古道西行，可以去往缅甸、印度。唐代，印度称“天竺”，这条道路被称为“安南通天竺道”。这条道路水陆并行，连接南海和印度洋，与海上丝绸之路汇通，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

《蛮书》还记载，唐朝南诏时期时，四川成都到云南大理道路相通，且里程清晰，“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今云南大理），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二千七百二十里”，沿途计有51 个驿站。

南诏时期，博南古道一直畅通，从大理西通印度的道路，称为“南诏西出腾冲通天竺道”，这条道路是蜀身毒道的延续。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条路的沿线环境作了记述：“山川险阻，瘴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

大理国取代南诏政权后，与北方的宋朝划大渡河而治，南诏时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得到延续。宋朝与北方的金、蒙古连年征战，国内马匹不足，而云南地区的马品质优异，“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朝频繁遣人到云南买马，由此开拓出数条“大理买马道”。官方在广西邕州横山寨设立马市，遣人到云南采买马匹，集中到邕州后，分程送往宋朝各地。马市带动了沿线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买马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蒙古平定大理后才终止。

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宋人杨佐从四川进入云南祥云县买马，在云南驿见到《里堠题》，里面记述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的疆域和交通，“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大理国境内的道路四通八达，从都城大理城出发，东行经滇池区域、石门道可以通达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行经博南古道出境缅甸，可以到达印度；东南行经交趾大理道可以到达越南；北行经丽江、迪庆等地，可以到达滇藏交界处的雪山；南行经巍山、南涧、临沧等地，出境缅甸，可以到达南海。这些道路的路线、里程都十分清晰。

万里通航辙

1253 年，忽必烈率军攻破大理城，延续了500余年的西南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覆灭，中央政权重新直接统治云南地区。元朝将云南行省的政治中心从大理移到昆明，政治中心的东移，使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也随之从洱海区域东移到滇池区域。

元朝在疆域内建立了完备的邮驿体系，称为“站赤”，驿站和驿路遍布全国，“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通达”。元代，云南设站赤78 处，其中马站74 处，配备马匹2300 余匹，牛30头；水站4 处，配备船24 条。站赤之外，还设置有急递铺，每一铺配5 名铺兵，每十铺设邮长1 名。站与站之间的里程一般为60 里，急递铺之间的间距为10 里至20 里。博南古道上设有站赤6 个，分别是：大理路在城站（大理市中和镇）、河尾关站（大理市下关）、样备站（漾濞县城）、打牛坪站（漾濞县打牛坪村）、永平站（永平县城）、沙木河站（永平县杉阳）。博南古道沿线的许多村镇，名字中带有“铺”字，如合江铺、太平铺、黄连铺……它们与元朝设置的急递铺有深厚渊源。

明清时期，邮驿体系进一步细化，道路沿线除设置驿站外，还设堡、巡检等军事设施，发挥镇戍和保卫驿道通畅的作用。明代，每60 至80 里设一个驿站，偏远的边疆地区，驿站之间的里程有的达百里以上。每一个驿站都配有马头、库子、馆夫等人员，养有马匹，驿站的运营成本由官方承担。明代在前朝急递铺的基础上设置了铺，铺内有铺司兵，承担邮传任务。铺司兵的来源是道路沿线的居民或者明朝初年入征云南的军士，铺司兵世代相承，有邮传任务时承担公务，没有公务时，务农耕作。“铺兵环铺居住耕种，子孙世役”。

飞跨澜沧江的铁索桥霁虹桥修建于明代，这是博南古道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澜沧江河谷幽深，两岸壁立，架设桥梁之前，人们渡澜沧江依靠竹筏，湍急的江水吞噬过无数生命。澜沧江最初设渡口，东汉永平初年架藤篾桥；1295 年改架木桥，得名“霁虹桥”；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 年），澜沧江畔江顶寺僧人了然带头募捐，筹集修筑铁索桥的资金，组织人力在渡口处浇筑桥基，先架设铁索，再铺上木板作为桥面，建成横跨江面的铁索桥，名称沿用“霁虹桥”。杨慎戍滇渡过澜沧江时，对澜沧江和铁索桥作了记述，“江流介二山之趾，两岸壁峙，截若墉垣，因为桥基。桥缆铁梯木，悬跨千尺。”

清代的邮驿体系延续自明代，《大清会典》记述，清代云南设驿近90 处，其中驿站19 个，堡20个，军站50 余个。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大量的铺、汛塘等设施，形成了以驿道为干线，驿堡、铺舍、哨所、汛塘相通的交通体系。

明清时期，博南古道上的驿站和里程如下：大理府（大理古城）沿洱海南行30 里，至龙尾关；南行5 里，过天生桥；沿苍山西麓北行70 里，到漾濞驿（漾濞县城）；西南行80 里到打牛坪驿；经黄连堡西南行120 里，到永平县；西行60 里，至博南山顶丁当关，行20 里下山，至沙木河驿（永平杉阳）；西南行20 里，渡过澜沧江上的霁虹桥，西行100 里后到达永昌府。

元明清三朝，南方丝绸之路的格局稳定延续，并纳入全国的交通网络。杨慎戍滇期间，曾作诗形容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状况：“圣代扫氛埃，万里通航辙”。

工业文明的曙光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云南开埠通商，蒙自、思茅、腾冲先后开设海关，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和交通体系，开启了近代化进程。

1910 年1 月，由法国人主持修建的滇越铁路开通，这条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到越南海防，全长854 公里，路线基本沿袭唐南诏时期的“安南通天竺道”东线“安南通拓东（今昆明）道”。铁路开通后，由昆明乘坐火车到越南海防后，可以搭乘轮船，直通国内国际的沿海城市。滇越铁路通江达海，对南方丝绸之路体系和中国西南边疆的交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 年，联结云南昆明和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开通，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路线的走向基本与南方丝绸之路驿道重合，这条通往滇西的道路上，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喇叭声与马帮的驮铃、赶马人的吆喝、马匹的蹄声、嘶鸣交织，工业文明的曙光已经开始照耀这条古老的道路。

丝绸之路：从交通道路到文化象征

交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通行情况、驿站堡铺等设施、管理模式多次变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段名称也不尽相同，但其主干和脉络始终清晰。

南方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但“丝绸之路”的名称，却是近代的产物。188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将公元前2 世纪形成的从中国中原地区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命名方式，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关注。

蚕桑与丝织品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象征之一，在汉语文学作品中，描述蚕桑和丝绸的诗句不胜枚举，如《诗经·七月》里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诗经·氓》里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白居易《红线毯》里的“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自有中西商贸交流以来，丝绸一直是中国销往域外的重要商品，也承载着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认知，在特定的语境里，丝绸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的代称。

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的丝绸，在西方深受欢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输往南亚的丝绸，也在异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哲学家考底利耶在其著作《政事论》中记述：商人将支那出产的成捆的丝，贩卖到印度。成捆的丝，梵文写为：Cinapatta。这个词语由Cina（即支那）与patta（意为带、条）组成，意为“中国成捆的丝”。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人已经将丝绸与中国深刻关联在一起，由此不难想见丝绸在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李希霍芬笔下的丝绸之路，既是商道，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交流通道。“丝绸之路”有多重含义，它既是具体的通道和网络状的交通体系，也是古代中国与外界连接道路的统称，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意蕴。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有三条，除了李希霍芬描述的北方丝绸之路外，还有以航海为主要运输方式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国西南地区连接四川和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

四川平原土地肥沃，民阜物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国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蜀地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当地人自古就有养蚕织丝的传统，蜀锦丝绸制作精美，名动海内外，西汉扬雄《蜀都赋》称颂蜀锦“黄润细布，一筒数金”。富人们对蜀锦趋之若鹜，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蜀地特产蜀布、邛竹杖就曾已经通过商贾。经云南转运到印度和阿富汗地区，当时商旅通行的道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雏形。

筇竹杖是筇竹制成的手杖，产自四川西昌地区，“高节实中，状若人，剖为杖，出南广邛都县”。蜀布是麻织品或丝织品，古时丝绸也称“细布”，《后汉书》记载：“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四川到印度远隔数千里，途中要穿越许多高山峡谷和瘴疠区域，行旅艰辛，危险重重，马帮运力又极其有限，商贾携带的货物，必须有令其满意的利润，他们才会甘心涉险，由此推测，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很有可能是丝织品。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中，曾同时写到筇竹杖和蜀锦，“老思筇竹杖，冬要锦衾眠”，可见在蜀地，丝织品与筇竹杖是并列的珍品。

两千多年前，蜀地的商人将蜀布、邛竹杖运往中亚地区所走的道路，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商道，它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江河溪谷间，简陋而艰险。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南方丝绸之路不断被开拓和完善，形成了通达的交通网络。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后，依据走向不同，南方丝绸之路分为东、南、西三条路线。东线是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陆行抵达南海后，这条路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结。

中线从四川南下，到达云南滇池地区后，继续南下，经玉溪、红河等地，进入越南和中南半岛，历史文献称中线为“步头道”或“进桑糜冷道”，“步头”位于中越边境国内一侧的河口县，“进桑”在云南河口附近，“糜冷”是红河干流的旧称。中线是一条水陆并进的交通线路，从四川成都陆行到达河口后，可以乘船顺红河而下，直抵南海。与东线一样，中线也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

西线与中线的部分路段重合，以云南滇池区域为分岔点，西线西行经楚雄、大理、保山地区，出境缅甸后，可以通往印度，并进通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与北方丝绸之路汇通。史书称西线为“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西线或“蜀滇印缅道”，“身毒”“天竺”都是印度的旧称。

西线开辟时间较早，自古商旅往来不绝，它贯穿中国西南边疆，连通南亚、中西亚和欧洲，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走廊。中国历代行政机构都十分重视这条道路，组织过大规模的拓路和修整，投入了无数人力物力。秦代，联结四川和云南的“五尺道”开通；汉代，在滇西的博南山中修筑了道路，在澜沧江上设置了“兰津渡”。自元代开始，沿途设置了功能齐全的邮驿体系。道路是国家统治力的象征——道路抵达哪里，国家意志和行政职能就延伸到哪里。西线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通常意义上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即指经四川、云南通往缅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