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新发展格局下的人力资本投资

2023-12-06杨洁高荣蔓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协调度灰色关联分析

杨洁 高荣蔓

摘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并促进经济增长。探究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具体影响。为了揭示各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关系,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贵州省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迁移、培训、教育、科研、卫生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结果丰富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提高相关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效能,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度;灰色关联分析

文章编号:2095-5960(2023)06-0061-09;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我国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综合素质无法满足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将会引发结构性失业,阻碍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制约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2]因此,亟须研究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因素,以促进两个结构的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现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等均会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3],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促进就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4]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能够增加个体资源,影响人们未来货币收入的一系列活动[5],包括教育、培训、科研、迁移以及卫生等投资方式。[6]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优化就业结构,还能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针对单一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研究发现,科研、迁移以及教育投资均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优化就业结构。[7-10]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具体分析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各种投资方式对结构协调度的差异化影响效果仍不清楚,如何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11]同时,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协调度最高,而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存在产业与就业结构失衡问题。[12]目前,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研究较少[13],不利于促进经济协同发展。为了响应学者的呼吁,即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展开针对性研究[3],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分析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差异性影响,明确不同投资方式的价值,为相关地区改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一)人力资本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发现[12],影响国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能力提升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由此提出人力资本投資的概念,并强调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及个人和家庭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是提升劳动者综合能力的重要方式。在此基础上,Becker和Tomes将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以增加劳动者资源为目的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的各种投资活动。[4]基于此,研究者主要将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培训、科研、迁移和卫生投资五种方式。[5]其中,教育投资是政府根据教育规划对初等、中等、高等教育进行的投资;培训投资是为了提高劳动力职业技能和工作绩效的非正式教育投资;科研投资是为了推动技术进步,在科学研究方面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迁移投资是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及产业之间流动所产生的费用;卫生投资是政府为保障劳动者健康水平而进行的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要素,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改善就业结构。[13]为了深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学界开展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测量研究,主要用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文献梳理发现,现有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受教育年限法、成本法、收益法和永续盘存法。[14]其中,永续盘存法基于人力资本的内涵提出,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测量结果更为可信。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来估算贵州省人力资本投资。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

产业结构指第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占比不断减少,第二产业产值的占比先增加后减少,第三产业产值的占比不断增加,最终呈现三二一的格局。[15]就业结构是全社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布状况,一般根据产业结构进行划分,即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劳动力向收入更高的部门迁移,呈现出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不断增加的趋势。[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产业结构升级会带动就业结构调整,此时,劳动力逐渐向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反之,若就业结构调整无法及时跟上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低生产率部门劳动力冗余、高生产率部门劳动力不足,将导致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制约产业结构升级。[15]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十分重要,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就业弹性系数、结构偏离度以及协调系数等方法来衡量二者之间的协调度。弹性系数是某产业就业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的比值,侧重于衡量各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弹性系数越大,该产业就业吸纳能力越强。结构偏离度是测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偏离度系数越接近0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小,发展越协调。协调系数用于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取值范围为0到1,越接近1说明某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与就业发展越协调。[2,10]

(三)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影响

当前研究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者将人力资本视为一个整体,讨论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或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能够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低端就业市场劳动力过剩、高端就业市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优化就业结构。[13]另一方面,学者们聚焦于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探讨单一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或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投资、培训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优化就业结构,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8,16]科研投资能够提高地区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同时,科研投资催化了行业变革,带来对劳动力的新需求,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迁移,优化就业结构。[17]迁移投资使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大量的一线工人,促进了就业结构优化。[7]卫生投资通过促进消费升级,影响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升级。[18]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各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影响效果不同,针对就业结构优化,培训投资的影响最大,科研投资的影响最小;[14]对产业结构升级而言,迁移投资的影响最强,科研投资的影响较弱。[19]

(四)研究述评

现有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存在差异[10],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城镇化、工业化等多种因素对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缺乏针对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11],不利于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其次,现有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或就业结构的影响,忽视了对两个结构协调度的影响。理论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高级化,减少就业结构的滞后性,协调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20],然而该观点仍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检验。最后,各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而现有研究未能关注不同的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未能分析具体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关系,缺乏对各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差异性效果的探讨。本研究将以贵州省为例,分析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为相关地区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EPS数据库、RESSET宏观经济数据库,整理得到全国及贵州省1996~2020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据此进行分析计算。

(一) 贵州省与全国人力资本投资额的估算分析

1.贵州省与全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公式为:

贵州省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为正,且波动幅度较大,2002~2004年间结构偏离度达到最大值,表明贵州省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不足。2004年以后,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开始下降,說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逐渐提高。对比发现,贵州省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2004年间差距最大,随后逐渐缩小。2002~2004年间,受益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贵州省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快速提高,超过了甘肃、陕西、云南等省。[21]然而,由于劳动力转移存在滞后性,结构偏离度仍在扩大。2004年以后,第一产业滞留的劳动力持续向第二产业中对知识技能要求较低的岗位转移,使得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逐渐缩小。由于缺乏研究型、创新型高端人才,第二产业中对知识、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难以得到有效补充,使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始终大于0。

贵州省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为正,处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间位置,波动较为平缓,表明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多于第二产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三产业中传统商业、服务业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劳动力容易向该产业的“廉、粗、重、脏、苦、险”等岗位转移。[22]对比我国同期情况,贵州省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十五”期间,偏离度系数超过了2,直至2015年左右才逐渐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这可能是因为,贵州省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传统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金融业、信息科技产业等新型服务业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23]然而受限于整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第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快速向新型服务业转移,导致了结构偏离度仍然偏高。

2.贵州省与全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系数发展而来,用来刻画两种结构的整体协调性[10],计算公式为: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贵州为例,分析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以解释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效能,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度之间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展开研究。

(一)灰色关联分析

(二)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是迁移、培训、教育、科研,以及卫生人力资本投资。根据灰色关联度等级评定,r>0.95为一级(优),r>0.80为二级(良),r>0.60为三级(一般),r≤0.60为四级(差)。迁移投资与培训投资的关联等级达到了二级,对贵州省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最大。原因可能在于贵州省城镇化水平较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来自农村[22],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形成的人力资本,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补充了操作型和技能型一线工人[19],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花费小、效率高[26],通过对劳动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塑造,能够快速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方式,贵州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效果与科研、卫生人力资本投资相近,仅达到三级。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滞后性,学校教育的时间跨度大,且学科、课程设置未能紧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27]二是贵州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虽然逐年递增,但是截至2020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75年,整体平均学历较低,尤其缺乏高学历人才,劳动力综合素质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28]

本研究以具体地区为例,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前因研究。同时,本研究实证分析了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两个结构协调度的差异性影响,不仅验证了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为深化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丰富了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领域的研究成果。

五、政策建议

尽管贵州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日益协调,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偏离度仍然可能增大。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迁移人力本投资力度,鼓励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

迁移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系数的关联度最大,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迁移人力资本投资。首先,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能够突出各城镇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旅游、中医药、生态康养等,实现“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增强新型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10]其次,与沿海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结对帮扶关系,将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输送到发达地区接受技能训练。后续还可以吸引在发达地区务工的高素质劳动力反向流动[29],为二、三产业发展补充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第三,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明确劳动者自由迁徙的权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提供,并同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使户籍制度与劳动者的福利功能脱钩。[30]

(二)增加职业培训投資,提升劳动力专业素质

为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应该重视对职业培训的投入:一是加大农民工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由于目前接受过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较少,不利于人力资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8]因此,应该聚焦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各地区相关部门的年度考核中,以激活职能部门落实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动机。二是关注失业培训,填补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失业群体的再培训成本较低,工作积极性高,应该根据各地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对相关人才的需求,重点培训有技能基础的失业工人,快速补充人力资源。同时,重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研究新型服务业人员需求方面的作用,整合咨询服务机构的优势,提高失业工人技能培训的效能。三是加强企业在职培训,根据企业战略规划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资源实施员工培训,提高培训实效,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员工能力的要求。

(三)重视教育投资,提高劳动力平均素质

首先,加强对中等、高等教育的投资,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基础。其次,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鼓励职业院校与国内优质企业加强深度合作,通过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方式,推进产教融合。加快建设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充分发挥职业高校在培养专家型、技能型高端人才方面的作用,解决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围绕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调整高校学科设置及招生计划,在有基础的高校设立人工智能、大数据经济等相关专业,夯实计算机等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支撑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同时,重视学术型人才培养,加强学科建设,以科学研究带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服务于产业升级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此外,基础和应用学科建设应该具有前瞻性,及时进行人力资源需求调研,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市场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四)增加科研项目投入,加大科研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一方面,加大对科研项目的立项和资助力度,借助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满足数字经济、大健康等新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增加对关键产业的基础研发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以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专家队伍,探索多元化柔性引才机制,积极吸引大数据、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行业领军人才,激励他们深度融入本土研发团队中,增加创新人才的密度,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及优化。

参考文献:

[1]王青,刘亚男.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双循环”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25~35.

[2]王阳, 赵海珠.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2): 74~85;127.

[3]冀强, 巴森达西. 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11): 103~114.

[4]谭丽焱. 产业升级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变异[J]. 科学经济社会, 2015(3): 71~76.

[5]Becker G 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3): 1~39.

[6]焦斌龙, 焦志明.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1978—2007[J]. 经济学家, 2010(9): 27~33.

[7]韩文艳, 熊永兰. 科技大国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比较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11): 1~8.

[8]曹芳芳, 程杰, 武拉平, 李先德. 劳动力流动推进了中国产业升级吗——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1): 57~70;127.

[9]吴嘉琦, 闵维方. 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J]. 教育研究, 2022(1): 23~34.

[10]王佳,马树才,宋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教育投资的影响[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24~34.

[11]王敏, 邢明强.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事科学, 2021(12): 61~69.

[12]夏四友, 赵媛, 许昕, 等. 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时空格局演化[J]. 华东经济管理, 2020, 34(5): 73~80.

[13]赵易靖, 王子翚, 易宏.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过程探析——以云南省为例[J]. 经营与管理, 2022(4): 185~192.

[14]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1): 1~17.

[15]孔微巍, 廉永生, 刘聪. 人力资本投资、有效劳动力供给与高质量就业[J]. 经济问题, 2019(5): 9~18.

[16]吴宇, 曹子瑛, 肖六亿. 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结构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24~128.

[17]徐波, 汪波, 朱琳.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及动态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19(18): 121~125.

[18]吴兆明.职业化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回顾、热点与趋势[J].成人教育, 2021(3):58~66.

[19]吴昊, 李萌. 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就业——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0(1): 109~116.

[20]魏作磊, 阳扬. 公共服务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5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J]. 财经理论研究, 2018(6): 57~66.

[21]张桂文, 孙亚南.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进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6): 96~106;128.

[22]于斌斌,吴银忠.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能化解产能过剩吗[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8): 128~139.

[23]魏霞.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贵州工业发展实践、成就、经验与启示[J]. 新西部, 2018(31): 64~69.

[24]杨军昌, 李绍练. 贵州省在业人口的表征、难题及其破解路径[J]. 西北人口, 2019(3): 116~126.

[25]郑兴碧. 贵州省服务业发展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基于贵州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J]. 中国商论, 2016(10): 149~152.

[26]毕文君. 人才是大数据的“硬核资源”[J]. 当代贵州, 2021(19): 25.

[27]王月婷.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21(3):57~66.

[28]马延伟. 当前我国职工培训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研究, 2015(11): 117~122;128.

[29]蔡文伯,贺薇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DPSIR-TOPSIS模型的检验[J].高校教育管理, 2023(4):48~62.

[30]袁坤. 劳动力转移对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现代商业, 2019(28): 99~100.

[31]朱朴义. 贵州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关系研究[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6(8): 17~22.

[32]周健. 中国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及其滞后期研究[J].兰州学刊, 2020(6): 95~109.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research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ased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Guizhou

YANG Jie,GAO Rongm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on how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the extant research has neglected the specific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ode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odes an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drawing on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used the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iv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odes o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nfluence degree from high to low is migration, training,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ealth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findings enriched the research of antecedent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provided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in relevant regions.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industrial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coordination degree;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責任编辑:吴锦丹

猜你喜欢

人力资本投资协调度灰色关联分析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评价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的河南省旅游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制造企业跨国并购财务决策
淮安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研究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优化的研究
基于非参数检验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和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异性研究
吉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