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范用

1

有一年春节，我接到范用寄来的贺卡。贺卡由他自己设计、印制。这是他的雅兴，几乎每年他都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印制贺卡。

范用这次寄来的贺卡，别出心裁，既非藏画，也非题词，而是他九岁的外孙女许双写他的作文《我的外公》，外加丁聪画的肖像漫画。

别看许双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却把外公写活了。

我的外公已六十七岁了，他瘦瘦的，个儿不高。

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地。

他喜欢学习，天天看报纸看书，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夜里，我们都睡觉了，他还在看书。

他喜欢音乐，经常欣赏有名的乐曲。他也爱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坐在那里哼歌。有时候还把唱的歌录下来，听听自己唱得好不好。

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大的很大，小的只有一点儿。都挺好玩，我也很喜欢。

他有些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又吃饭，走来走去，弄得我们睡不着觉。晚上，我们吃米饭，他不吃，要吃面条。有的时候，我们吃面条，他又要吃米饭。你说他怪不怪？

这就是我的外公。

把这样一篇写自己的文章印在贺卡上，大概也只有范用能够想到。因为他充满童心，即便人过古稀，依然如此。

有一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聚会。黄苗子、王世襄几个人正在聊天，范用走了过来。他说他前两天又摔了一跤。大家问怎么摔的。他说，他突然发现养的金鱼，有两条不停地追来追去。他不懂，害怕后面这条要吃前面那条。他好奇地观察，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便摔了一跤。但他非常认真地说：“真是奇怪，它们干吗要追来追去？真奇怪。”黄苗子指指王世襄，说：“专家在这里。”

“你说这是为什么？”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问。

王世襄慢条斯理地回答：“那是金鱼在产卵。”

王世襄话音刚落，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只有范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连声说：“噢，噢。真奇怪。真奇怪。”那样子，真像一位天真少年。

2

范用做什么事情都快。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他家拜访他，就对他的“快”深有感触。我们说到一些都感兴趣的人与书。他说话很快，一串接一串，少有停歇的时候。说着说着，提到什么旧的、新的书或者杂志，他腾的一下就站起来，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只听见木地板嘎吱作响，一转眼拿出一本杂志来。“你看，这就是当年的杂志。”不等我细细翻阅，说着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屋，再拿出一本书来。“你看，台湾刚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谈话间，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如一阵不停歇的风，热烈、迅疾。我在想，这老头倒真像名副其实的“小旋风”。

后来与他熟了，我渐渐明白，他快，是因为无法掩饰谈到书的兴奋。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像书那样吸引他，让他投入，让他陶醉。

范用收藏有一张1938 年的照片，是他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为他们拍下这张照片的是革命将领彭雪枫。照片上，十个人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只有十五岁。一年前，他从镇江穆源小学毕业，刚进镇江中学，只念了两个月，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就离开校园，开始独自闯荡人生。

也许是一种补偿，动荡时代常常无意之中会给年轻人的生活赋予某些意外的浪漫。漂泊虽然给他们带来磨难和艰辛，但同时也给他们以新奇和自由。

上小学时，范用喜欢剪报，然后用小卡片将之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他都尝试过，但这些爱好，最终只是成为一种修养和背景，走在前台的永远是出版。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还设计封面，出版社的每个工作环节范用几乎都参与过。他学历不高，每次在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填上“小学毕业”，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想好看一点，就填“中学肄业”。谈到这些，他有时不免解嘲地说：“要是现在，我是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也许没有资格进出版社的人，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他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他主持创办的《读书》杂志，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一套套丛书和一本本颇具分量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3

为别人出了一辈子书的范用，在退休之后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叫《我爱穆源》。穆源是他的母校——镇江穆源小学。他给现在母校的学生写信，用这种方式，向他们描述自己当年在穆源的生活：学校门口的大镜子，让每个走进校园的学生看看自己的穿着是否得体；礼堂里的钢琴和风琴，从来不上锁，老师弹琴，学生唱歌；童子军上街募捐，参加公益活动；学生剧团演出新话剧；办墙报，出“杂志”……

范用收藏的照片

范用创作的《我爱穆源》

范用收藏有一本1937 年欧阳予倩、马彦祥主编的《戏剧时代》，里面有一篇《镇江儿童剧社座谈会记录》。当年，范用和小伙伴们为筹备儿童剧社公演而召开座谈会，讨论有关事宜。座谈会上范用做报告，介绍有关剧本和演出的准备情况，随后大家自由发言。范用回忆，当时剧作家陈白尘还亲自给他们邮寄来新创作的抗日戏剧剧本《一个孩子的梦》，供他们演出。

开始，我还有点奇怪，范用为什么独独对小学生活那么留恋，用那么多的笔墨去写。他甚至还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母校的模型。模型很漂亮，他专门送回母校，供今天的学生观看。现在想来，他实际上在回味一种浪漫。这种浪漫，不仅仅局限于儿童生活的天真烂漫，更是他在成长时期所深切感受到的教育、文化的浪漫。它与范用充满童心的性格相结合，便生发出生活的诗意。

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不难发现，范用的人生基调是与这种浪漫紧密相连的。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看重的东西。

《傅雷家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刚刚结束时，范用拿到了《傅雷家书》的手稿。他非常欣赏傅雷的文笔，对傅雷不堪污辱而毅然自尽的结局，感慨万分。他强烈感受到家书里蕴含着的丰富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一个个性独特之人所具备的人格力量。

范用决定出版《傅雷家书》。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傅雷家书》都是值得出版的。

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与此同时，他还筹办了“傅雷手迹展”。他用这次展览来彰显傅雷的人格魅力。后来，《傅雷家书》备受读者欢迎，而范用的胆略与眼光也令人刮目相看。

4

面对当代出版业，范用有时难免感到困惑。他不知道是自己落伍了，还是出版业变化过于迅疾。许许多多新奇的操作方式，包括纯粹商业性的“炒作”，颇令他诧异。他想不明白，本应以文化为背景，以文化积累、精神创造为己任的出版业，为什么竟然在某一情形下，靠几个人心血来潮策划一番，就能推出畅销十万、数十万册的书，可转瞬之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无情地弃置一旁，将之淡忘？每当说到这些，他总是不解地问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994 年5 月，陈白尘去世。去世前，他曾整理过自己在“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编好后交给一家出版社，可惜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退休的范用，迫不及待地想见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他愿意帮忙想办法将这本日记出版。范用难以忘记，当年已经成名的陈白尘自己花钱给他们小学生剧团寄剧本的这份情谊；他更难以忘记，他们这代人在“文革”中共同走过的艰难日子。这不仅仅关乎友情，更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范用与陈虹约好见面。哪知就在这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几天后，陈虹来探望范用。只见他仰卧在家中的木床上，像上了刑具一般一动也不动。还未开口，他就哭了，在陈虹的印象中，这位70 多岁的老人像孩子一样呜呜抽泣着，任泪水汩汩地顺着脸颊流淌到枕头上。他接过抄录好的且附有陈白尘生前亲笔撰写的“前言”的书稿，双手将它紧抱在胸前，连声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它出版！一定！”

几个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图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就在即将开幕的时候，范用先生在儿子的陪同下，拄着双拐艰难地来到展览大厅。儿子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包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牛棚日记》。范用告诉大家，距离书的正式出版还有两个月，这是他特意请印刷厂为今天的开幕式赶制出来的样书。

陈虹的眼睛湿润了，连忙恭恭敬敬地将这本来之不易的小书放在父亲的手稿旁边。人们围上前去欣赏。范用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时，他心中一定充溢着满足。

相知相通，对一个出版家来说，是最为难得的境界。

范用心中理想的出版家，应该有思想、有人格、有感情，而不是充满铜臭味；他理想的出版业，也不是冷冰冰、干巴巴的合同签订，而是洋溢着自由与浪漫。他的兴趣在此，他生命的意义也在此。

方成为范用画过一幅漫画，题为《无题》。画中的范用“逃窜”至空中，可他仍然紧紧抱着比他整个身体还要大的几本书，头往后张望，有一丝惶惶然，也有一种满足。他仿佛在庆幸：尽管已失去一切，但还有书。

我想，画中的范用，拥抱的其实不仅仅是书，更是一种浪漫情感。因这种浪漫，他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于他，有这种浪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