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宜

丁红

现代社会里，既然消费主义显得天经地义，是否还有必要去想象别的可能？如果疲于消费主义的快乐，又该如何实践一种抛开消费的生活？

一

丁红，人称红姐，今年42 岁。在很多人眼中，红姐是个怪人。

时间回到2000 年年初，红姐刚从大学毕业。工作后，钱包一下子变鼓了，加上浸泡在动漫行业追逐潮流的氛围里，红姐自然而然地成了热衷打扮的二次元少女。她在上海工作，生活三点一线，公司、出租屋、商场，最大的乐趣就是买一堆光鲜亮丽的衣服和鞋子。从任何角度来说，红姐都不算一个幸运的女孩。她生于贵州黔南偏远小城，家境贫寒，父母近乎文盲。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后来的艺术生涯受到重重阻碍，也更加剧了她工作后的自我补偿心理，“一年换18 个造型，毫不夸张”。

红姐至今都认为，自己人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读小学时，父亲从厂里带回来一盒粉笔。这点燃了她对画画的热情。在校内，她在课本和作业本上涂鸦。在校外，她拿着那盒粉笔，画满了村子里步行能到达的所有墙壁和地板。

当然，这些在父母眼里都是不务正业。很长一段时间内，提起那盒粉笔，父亲都悔不当初，家里也常年“战火”连天。直到多年后，红姐从美院毕业，凭实力进入上市公司，成为一名游戏美术师，证明了自己真的能靠画画吃饭，“战火”才逐渐平息。

虽然工作越来越顺手，她却意识到，便利的商业市场无法给她表达上的自由。从前，她对画画充满热情，但如今，她已经失去了创作欲望。

日复一日，备受煎熬，重度抑郁症找上了她。于是，红姐决定辞职，搬家。那时她已陷入严重的自杀情绪，甚至列下了遗愿清单。曾经最喜欢的衣服、鞋子、包包，此刻也都失去了颜色。搬家让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囤积了多少毫无意义的东西。当来来往往的搬家师傅扛着这些“破铜烂铁”，塞满一辆大货车，而她需要为此支付两三千元的搬家费时，红姐终于决定，把能扔的全部扔掉。不便宜的，都送给了需要的朋友。最后，她只留下一个背包，15 公斤，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二

2008 年，红姐辞职离开上海。失去精神支柱的她，已在自杀情绪里挣扎了一年。最后，她在内心达成和解，同意自己去死。终点已经明确，红姐决定开启一场死亡之旅。

她直奔遗愿清单的第一站——心中的艺术圣地意大利，逛遍了当地的美术馆。那时，红姐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但置身布满艺术品的场馆内，被无数文艺巨匠的绘画密集地包围，她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在乌菲齐美术馆里《维纳斯的诞生》画作面前，红姐觉得自己“心尖都在颤动”。她又去了法国，拜访王尔德在巴黎的墓地。墓碑前，她留下了一封情书、一朵百合花和一个口红印。红姐发现，自己的灵感在被一点一点地唤回。当内心不断有新的填充物进来，伤痛的占比就开始缩小。最终，即使没有完全治愈抑郁症，也不会要命了。

回国后，红姐帮一个北京的朋友顶上职缺，重新回到职场。这一次，她决定不再租房。当然，通勤麻烦、经常加班是客观原因。最重要的是，她说不准哪天就会突然辞职，去下一个目的地。况且，她的行李只有一个背包，几乎不需要单独的存放空间。

工作日，红姐一般卷着防潮垫、毯子、枕头，睡在会议室的桌子上。公司里食堂、浴室配置齐全，她只需周末把脏衣服拿去朋友家清洗，来不及晒干的衣裤就晾在椅背或者电脑主机箱上。后来她跳槽到位于盘古大观的另一家公司，新公司没有浴室，但正好紧邻奥体中心。红姐就花200 元在网上买了一张二手游泳年卡，去对面的英东游泳馆淋浴间洗澡，顺便还能游泳。

北漂不租房，省下的不只是一大笔房租，还有通勤消耗的时间、精力。当其他人熬到节假日，累得只想瘫在床上，她却去尼泊尔爬珠穆朗玛峰南坡，穿一双拖鞋游遍东南亚五国，然后用4 个月徒步、搭车横穿美国，又北上加拿大。

旅途中，她带着同伴睡在机场、火车站、广场、陌生人家的沙发上、公园的条凳上。

红姐一直以为，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不好打交道、态度冷硬的人，但有一件事触动了她。离开公司3 年后的某天，红姐突然收到一个前同事发来的微信。在职时，二人来往并不多，辞职后基本不再联系。发微信的不是她前同事，而是前同事的老公。略一询问，才得知同事前几天突发疾病，没能抢救回来。对方说：“我不知道她在单位有些什么朋友，但她在家时常常提起你。我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声。”红姐沉默了几分钟，“像被雷劈傻了”，然后号啕大哭。她这才发现，一路走来，身边一直有人关心她、信任她。

三

“死”过一次后，她彻底失去了消费欲，不再买任何会增加行李重量的东西。

她逐渐发现，仅靠周围人的过剩物资，自己大部分的生活需求已经可以满足。于是，红姐开始穿朋友们的闲置衣物，收集周围的二手物品，打包聚餐时没吃完的剩菜和公司清理冰箱时没人领取的食物。

有时，她会遇到朋友的误解，在收到的旧衣包裹中发现一件新买的衣服，或者在打包回来的饭盒里发现新点的菜。红姐就半开玩笑地说：“捡人垃圾不用还，收人礼可是要还的！”一来二去，朋友们渐渐理解了，红姐只是“想让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和废物的东西延续生命”，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8 年。也就是在北漂的这段时间，红姐偶然看到一个关于Freegan（不消费主义者）的纪录片，讲一群人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主动选择和消费主义对抗。她顿觉相见恨晚，原来，自己早就不自觉地过上了不消费主义者倡导的生活。

红姐挖的牛肝菌

四

2016 年，红姐35 岁，她想账户里的存款既然花不出去，不如拿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出国留学。

于是，红姐飞去了新西兰。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极其正确的选择。

首先是年龄的瓶颈消失了。学校里比她更年长的同学比比皆是，比她大的单身姐姐、两个孩子的爸爸、70 多岁的奶奶……红姐的存在合理到没人会问她半句“为什么”，她发现，“35 岁，人生刚刚开始”。

其次，这里就像一个躲在地球边角、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生态多样、气温适宜，植被覆盖率高，四季常青。

这里没有发达的网购和快递。当地人生活简单，节奏缓慢。在红姐留学的小城镇，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竟然是从附近加油站买回的报纸。

红姐继续保持着她几乎不消费的习惯。但因为新西兰和国内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她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改进。比如在国内时，由于合餐制的饮食习惯，她经常能从餐馆里打包剩菜，但新西兰的餐馆多为分餐制，少有过剩的食物。

于是，红姐转向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开始研究起野菜、蘑菇、海货和种植。到新西兰后，她只在前两周买过一颗卷心菜和一些韭葱，之后就没在蔬菜上花过钱了。

她日常吃的大部分蔬果是从野外采摘来的。在新西兰，要找到这类采摘地点并不太困难。

一年四季，野外的收获各不相同。红姐常去采摘野菜的林子距离她的宿舍有1 公里，里面什么都有。春天是属于蕨菜、荠菜、春美人和香椿的时节；夏天，萝卜苗、油菜、薄荷和西洋菜最盛；深秋是绝佳的蘑菇采摘季，多到“出去一趟都想给钱了”；冬天还可以找到许多的野韭菜和银杏果。

再往前走走就到了海边。平均每个月有两次最低潮，崖边会露出密密麻麻的贝类、海藻。空闲的时候，红姐就一边散步，一边看看周围有什么能吃的东西熟了。每次出门，她都不会空手而归。

除了蔬果，红姐也几乎没有买过日常用品。在新西兰，人们对赠送或交换闲置物品习以为常，且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渠道。红姐的衣服、床上用品、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碗和盆，甚至做饭的调料，都是从一些商店门口的免费货架上、脸书的本地市场里捡来的。渐渐地，她自己也变成一个二手物品中转站。朋友闲置的、淘汰的东西，会先问她需不需要。多余的用品，她又转而送给一些来新西兰打工、度假或短暂居留的朋友。

谈到消费，红姐最大的感触是，有些时候，消费关闭了人们生活中一扇又一扇的门。

“当今社会，人们花钱买东西太容易了，新鲜感消退后，很快又陷入空虚。因为除了自己赚钱的这一小块领域，我们对很多和我们自身相关的事物一无所知。有时我会想，虽然消费看起来是最便捷的方式，但它切断了人们和这个世界的很多真实联系。”

对于如今的生活，红姐的感受，像电影《阿凡达》里潘多拉星球纳威人和生命树之间的奇妙联结。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和逻辑推理，红姐仅仅是发现，从某一刻起，自己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会先考虑它是否对自然不利。“如果你明年今日还想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同样的东西，就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生态链。”她说，从没想过影响谁或改变谁，只是真的从中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于是想分享给更多人。她常常引用德国Freegan 先锋人物海德玛丽的话：“对有些人来说，我的活法是一种挑衅。但对另一些人而言，我的活法是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