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三亚红树林公园-回归韧性的海岸。

10月17日，美国文化景观基金会宣布，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俞孔坚从全球300余名获得提名的设计师中脱颖而出，荣获2023年奥伯兰德国际风景园林奖。

奥伯兰德奖堪称景观界的普利兹克奖，是国际景观设计界的至高荣誉，奖金高达10万美元。评奖委员会高度评价俞孔坚的设计工作和教育事业，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的“海绵城市”等理念与实践。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学系主任加里·希尔德布兰德 （Gary Hilderbrand）称俞孔坚为“中国景观设计的杰出代言人”。

迄今为止，俞孔坚团队已在全球200多个城市设计并实施了600余个项目，包括在中国的中山岐江公园、秦皇岛红飘带公园、上海后滩公园、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哈尔滨市群力湿地公园、南昌鱼尾洲公园，泰国曼谷班加科特森林公园及美国波士顿中国城公园、西雅图庆喜公园等众多设计案例，他倡导的“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近年来，俞孔坚教授先后获得IFLA世界景观学与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杰里科爵士奖（2020年）、柯布共同福祉奖（2021年）、美国国家设计奖（2023年）等众多国际大奖，可以说获奖无数。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新书《大脚革命与新桃源》，这是俞孔坚教授在建设规划领域数十年的思考和探索成果，有他对反自然的“小脚主义”美学观和建设规划进行的反思；有他对积累了千百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回顾。

“这里收录的是一些感想，表达的是我20多年来的一些思考。我把生态文明提高到文化素养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我认为没有文化素养的提高，我们光谈技术、光谈科技的发展，是不可能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

您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东俞村，从小在农村长大，这样的童年记忆，是不是让您很早就对土地的保水和吸水性有直观的认识？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庄边上有一条小溪流，叫白沙溪。这条溪流有三十六堰，还有七口水塘，这七个水塘，有调节水流的作用。田野上，也有很多水塘。有一次发洪水的时候，我掉进了白沙溪里，但并没有淹死，就是因为这条河边有很多植被。这就影响到我对治水的思考。河流应该蓝绿交织，水应该有空间，水应该慢下来，而不是快速流走。田野、村庄里的水塘，可以调节旱涝，应对季风气候，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暴雨之后的水，要有去处，去哪里呢？就是水塘、洼地和湿地。这就是我后来形成“海绵城市”理念的基础。

东俞村可不可以说就是您心目中的桃花源？

是的，东俞村就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在那生活了17年，放过牛、种过地，所有的农活都干过，这里是一个持续了2000年的村庄，尽管那时候生活并不富足，但是自然是健康的。所有这一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发生了巨变。1972年左右，农田里开始使用农药。使用农药之后，大量的鱼消失了。到了80年代之后，田野中自然形成的坑塘也逐渐变成了方格网的灌渠系统。此时，村庄发生了巨变，我心中的桃花源也就消失了。田野中的古树，就是在这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了，这就是桃花源的消失。也是我重建桃花源的理想的由来。

俞孔坚新书《大脚革命与新桃源》。

俞孔坚，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倡导的“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2020年获颁IFLA世界景观学与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这是国际人居环境设计及风景园林界授予学者或从业者的最高荣誉。2021年获得“柯布共同福祉奖”，这是生态哲学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最高奖项。2023年荣获奥伯兰德国际风景园林奖，该奖项堪称景观界的普利兹克奖，是国际景观设计界的至高荣誉。

1998年，您从美国回国不久，就成立了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公司，“土人”是回到土地的意思吗？

土人土人，顾名思义，第一就是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第二，土人，又是乡土人、本土人的意思。我刚回国那时候，都是洋人在做规划设计，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扎根自己土地、扎根自己民族的品牌。

您回国后就开始倡导生态保护和“大脚革命”，可以说起步非常早，当时社会上对生态保护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受到重视？

当时社会上不太能接受我的倡议。在当时，我提出生态优先，想纠正破坏环境的趋势，可以说是一个“唱反调”的人。生态和发展本身不矛盾，但是在当时，生态保护的声音比较弱势。第二，我提出“大脚美学”“大脚革命”。“大脚美学”，就是倡导生态美学，而不是高投入的装饰的美学。水利设施，我们倡导生态的建设方式，不要过度依赖钢筋水泥。这些理念在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一次，我在上海“一席”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在网上已经有2亿多次点击了。我的理念可以说突破了旧的观念。新旧观念之间，一定有冲突，这很正常，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有新旧观念的冲突。凡是先进的理念，总要经历一段时间，才会被社会所接受。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的生态保护理念才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2006年，您曾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提出了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建议，温家宝总理专门作出了批示？

是的，那是2006年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号文件”发出后，我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水利等等。但是中国农村实际上是个很脆弱的生态系统，如果不好好地规划和设计，不是生态优先的话，这脆弱的生态系统很容易被破坏。尤其是自然和文化遗产，比如我家乡金华的三十六堰，可能很快就会被现代化的工程设施所取代。那将是灾难性的。于是我连夜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两篇报告：《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保护乡土文化遗产》。另有一篇关于大运河保护的报告。两周之后，他就将我的报告批复给有关部门。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生态文明建设也非常重视，在中央领导关于生态文明的决策方面，您是否也提过一些建议？

从江泽民总书记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领导人的生态保护意识是不断加强的。到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期，生态文明思想就更全面、更系统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等等生态建设理念，对现今中国的生态建设发展之路具有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在“海绵城市”、生态红线的划定方面，我参与了部委文件的起草过程，包括我也多次给中央提出建议，当然我不是唯一一个提建议的学者专家。在习近平同志主导的建设美丽中国干部教材，我都是亲身参与的，也是审读组的组长。应该说，生态文明建设符合时代的呼唤，我个人则以我的学术研究支持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俞孔坚的故乡浙江金华东俞村白沙溪。

您刚刚荣获2023年奥伯兰德国际风景园林奖，主要也是对您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的“海绵城市”等理念与实践。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提出“海绵城市”的理念的？得了这么多奖，这个奖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003年我提出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一个理论要经过20年的实践才能为社会所认可，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我只是从一个专业人员的角度提出我的理念，要被国家采纳成为政策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克服很多的问题。科学知识要转化为国家政策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本人思想的形成，是从家乡的生活到美国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态教育，到看到中国快速发展显现的生态问题，比如当时已经显现出来的洪涝灾害问题。到了2012年，中国的城市内涝到了关键点，那一年的7月21日，北京发生了一次水灾，即“7·21”特大暴雨。此次暴雨，造成79人遇难。这场灾难，使中央震动。这一突然事件使习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海绵型城市，要有基于自然的解决途径，要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从广大学者的研究探索到国家领导人正式提出来，这是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过程。

今年我获得了两个顶级的奖项，一个是美国国家设计奖，一年只授予一名设计师。另一个就是我刚刚获得的2023年奥伯兰德国际风景园林奖，这是风景园林领域奖金最高的奖项。这两个奖，都是对我推动“海绵城市”气候适应方面工作的肯定。不仅在中国，我在泰国等亚洲地区以及美国等欧美国家，都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我的理论也被欧美学界所接受。欧美所有主流媒体，都曾大篇幅报道过我的“海绵城市”理论与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我在海外的影响要比国内更大。就是因为这一理论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城市内涝的解决方案。2020年，我还获得了IFLA世界景观学与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杰里科爵士奖，这三个奖侧重不一样，但都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我也都非常看重。

2013年，全国城市化工作会议召开，您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其后住建部牵头成立了海绵城市专业委员会，并在全国30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的试点工作。现在这些工作进展如何？

这些试点都已验收通过了，作为试点都有很多的成果。现在有70多个城市获得了“海绵城市”建设样板试点的资助。现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都把“海绵城市”作为生态建设的重点，实际上，“海绵城市”已经成为了一场世界运动。

金華燕尾洲与洪水为友-雨季。

哈尔冰群力新区城市海绵。

今年北京又发生了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水灾害，“海绵城市”是不是只能防治中小型的洪涝灾害，而对极端天气情况引发的自然灾害效果不明显？

不是这个概念！“海绵城市”应对任何洪水都应该有效。如果说发生洪灾了，那就说明你的“海绵城市”建设得还不够。并不是说“海绵城市”只能防治小洪水。任何人类工程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自然灾害，如果是比今年的北京洪水更大的洪水，请问用什么样的混凝土堤坝是可以挡得住的呢？相反，只有依靠自然、基于自然，才能应对来自自然的灾害。最近学界就发现，很多地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正是由于人类工程的失败而造成的，而并非仅仅是自然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海绵城市”建设了几年，并不等于已经建成了“海绵城市”。有些城市，以建设“海绵城市”为幌子，把钱挪用到别处去了。

“海绵城市”的建设就好比给城市看病，“海绵城市”就好比是医生，病人去看病，医生尽力医治，但最终无力回天，你能说是医生的问题所以就不要看病了吗？那是很荒唐的。

“海绵城市”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建设到什么的程度算完成了，要从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来检验。哪天城市不再受到洪涝灾害的侵扰了，哪天就可以说建成了“海绵城市”。现在，我们把“海绵城市”的对象又扩大，不仅要“海绵城市”，还要“海绵地球”。不再是局地的概念，而是全球。局地解决相对容易，但是当海平面上升时，你就要面对整个地球的危机，就需要你有“海绵星球”的概念。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在浙江省台州市永宁江、浙江金华的燕尾洲、哈尔滨、海南三亚、上海黄浦江沿岸的后滩等地，您是怎么因地制宜进行湿地公园设计，实践“海绵城市”的理念的？

浙江永宁江比较早，2002年左右就开始建了。这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母亲河，当地用钢筋混凝土将其变成排洪渠，破坏了它的治洪能力，也破坏了风景，破坏了环境。老百姓意见很大，因为老百姓的牛都没地方喝水了。后来我就提出来将这些钢筋混凝土都去除，恢复湿地，恢复了河漫滩。给水出路，给水空间。经过2005年“云娜”台风的检验，恢复了一条非常好的生态廊道，这里还成为了水利部的水利风景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对城市洪涝，努力解决水环境的韧性和弹性问题，而且老百姓非常喜欢，同时增加了两岸土地的价值。2002年时我们只做了其中一段水环境的治理，后来整条廊道都按我们的理念来实施了，最大程度恢复了自然。

金华燕尾洲是更大规模的治理，因为婺江的流量很大。我们把防洪堤去除，把滩地让出来给洪水，因为防洪堤压缩了水的空间，让水的流量更加凶猛。我不是反对修防洪堤，而是说不要过度地滥修防洪堤，应该更多地用自然的方法。金华燕尾洲已于2015年建成。

前面两个案例主要解决河道洪水的问题，而哈尔滨雨水公园是为了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在哈尔滨群力新区，我们运用中国农业传统中的桑基鱼塘技术，对城市低洼地进行简单的填挖方处理营造了城市中心的绿色海绵体。这就用10%的绿地来解决城市的内涝，解决了城市生态的恢复和开放空间的利用问题，同时营造了一个很美丽的可持续城市公园。它有综合的功能。

海南三亚的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呢，是当时住建部第一批海绵城市和城市双修试点工程。2015年基本建成。这主要是要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当时三亚的中心地带地势比较低洼，我们就用了海绵技术，包括梯田、坑塘等方式，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营造了一平方公里的海绵系统，能够治蓄100万立方米的热带风暴雨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海绵城市”工程，成为住建部推广的标志工程。

上海黄浦江的工程是当时上海“世博会”的展示案例。2009年建成，2010年开放。它主要是解决黄浦江的水质问题。黄浦江水当时是劣五类水。“海绵城市”的建设方针是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我们就在上钢三厂原所在地设计营造了一个可以净化污水的湿地公园。这也体现了基于自然来净化水体的海绵城市理念，这个案例当时也获得了国际的奖项，成了世界推广的案例。

这里的每个案例都不一样，但都是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用生态的方法解决水环境与生态问题。

上海后滩公园-人工净化湿地。

俞孔坚的设计团队。

一般来说，北方旱一些，南方水汽丰沛一些，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更多一些，那么您在“海绵城市”相关设计时，在北方和南方的处理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受季风性气候的影响。也就是说，降雨不均衡。只是说南方的雨量更大一些，但都会遇到强降雨的侵袭。那么城市要面对强降雨，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要有个共同点，就是要有韧性和弹性。这就是“海绵”的概念。因为南北方的降水总量不一样，所以南方城市需要的海绵系统面积要更大、容量要更多。北方虽然降雨总量较小，但是发生极端强降雨时，往往降雨量也很惊人，也要有充足的应对空间。同时，正因为北方比较旱，那如何将降水留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全国范围内，地下水都在下降，而我们的鄱阳湖、洪泽湖等大湖泊，近年来水位也都在下降。

所以说，尽管南方北方有很多不同，但是都需要海绵系统来调节旱季和涝季，尽可能地让水慢下来、让水留下来，而不是压缩性地防御。我们要适应水，而不是与水抗争，水，不是我们的敌人，与人类不是敌对的关系。

现在建设“海绵城市”，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第一，“海绵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所以，這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出“大脚革命”。这一革命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我们提出“海绵城市”，实际上是应对工业文明失败经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中国悠久的生态共存经验，来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建设模式。这不是很容易的，难就难在它是新的文明。所以我在上海作过一场报告，报告名字就叫“另一种文明”。传统工业文明面临诸多挑战，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解决方式。“海绵城市”就是这么一个抓手，这么一个方法，这么一个途径。这意味着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这是技术的变革、方法的变革、价值观的变革。所以它遇到的困难是全方位的，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则是生态文明的这套技术不像工业文明的技术那么容易衡量、容易计算、容易制作，生态文明这个概念有时候是很模糊的，不像工业化的模型可以很精确。所以我们需要一系列的积累：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提炼。屠呦呦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就因为她将中国治疗疟疾的经验进行了现代科学方法的提炼。这又进入一个科学化、标准化的过程。那么生态文明也是这样。中国传统的技术需要科学化、标准化、工程化的提炼，这是需要发展进步的。

资金投入也是个大问题。我两个星期前在伦敦，伦敦就下了一场10厘米左右的雨，整个城市就瘫痪了。因为伦敦那套老旧的基础设施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如果要重新翻修这套基础设施，那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可能需要几千亿、上万亿的美元。那么这些钱，还不如投入到生态自然的应对措施上去。我在世界银行、亚投行、联合国环境署都作过多次报告，大力呼吁用绿色海绵的方法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