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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内涵解析与未来发展

2023-11-29夏歆怡

教育科学论坛 2023年32期
关键词:教科书教材文化

■夏歆怡

每个人都是通过教育,在教科书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的。但受教科书权威性的影响,人们逐渐忽视了对教科书的本体认识,转为仅关注教科书的呈现内容。本文通过对教科书的内涵与特征、形态与功能以及困境与未来三个方面进行解析,试图揭示教科书的复杂本体,探寻未来发展进路。

一、教科书的内涵

教科书作为读者最多、最被读者重视的文本,被人们广泛提及和使用。人们也经常把教科书称为课本、教材,《辞海·教育心理分册》认为“教科书也叫‘课本’。教材之一。指按照教学大纲编选的教学用书”[1]。课本更具有主体指向性,是学生的读本,强调的是教科书的文本意义。教材是指教学材料,更强调教科书的资源意义。但人们通常将教材与教科书的概念混淆,其实二者有历史发展和概念范围的区别。从历史发展看,我国教科书的出现要比教材晚,即先有教材,再有教科书。就概念范围而言,从广义来看,教材即教学材料,它包括提供给教师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比如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教科书、练习册、教学挂图以及多媒体等,是教师和学生能够触摸到的、帮助学生探索学习的媒介。从狭义来看,教材的核心就是教科书,教科书是教材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教材包含教科书,但不等于教科书。教科书只是在庞大的教材家族中地位最高、比重最大、使用最广,内容也最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因此被人们所信服。可见,教材是泛化了的教科书,教科书是细化了的教材。而教科书从书面意思可以进一步解析为:“教”即教育、教学、教授,体现了教科书的功能属性;“科”即学科、科目,体现了教科书的内容属性;“书”即书本,以纸本形式来呈现,体现了教科书的物质形态。因此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更能体现教科书的内在气质。但关于教科书的概念,众说纷纭。

教科书的英文名称是“textbook”,可理解为“为学生学习准备的书、教师教学的书”。《美国百科全书》将教科书定义为“为了学习的目的通过加工,并通常用简化方法介绍主要知识的书”[2]。日本学者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加以排列的,作为各门学科的主要教材而供应学习现场的书”[3]。德国学者认为,教科书是“学校的教育工作根据各州教学大纲,从一定的教育观点出发为学生提供各学科活动素材的辅助手段”[3]。弗朗索瓦—玛丽·热拉尔等人认为,教科书是“一种印刷品,一种介入学习过程、为了提高学习有效性而有意结构化了的工具”[4]。综合外国学者的看法,教科书是为了学习的学科教材,是工具,是手段。我国对教科书的理解和认识,与西方学术界有不谋而合之处,主要持“用书说”“工具说”以及“手段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5]。《教育大辞典》指出,教科书是“根据各科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用书,是教材的主体”[6]。张文等人认为教科书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的文本,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7]。毕华林认为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的主要教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资源和工具”[8]。曾天山视教科书为“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达到教学目标的知识信息的工具书之一”[9]。石鸥认为,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手段”[10]。虽然学者们论说不一,但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共性: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有其特殊的目的,与国家人才培养休戚相关,因此在内容编排和组织形式上都要适应教学和学生的发展需要。

综合中西方学者的论述,可将教科书的含义解析为:第一,教科书作为一种教学用书,是专门为教学而编制的基本材料,即教科书是根据国家教育方针编制的,提供给学校作为各个学科便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教学用书。第二,教科书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是学科与课堂教学之间的支架,是学生习得知识的媒介,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工具。工具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而存在的,因此教科书也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有效性而存在的。同时,教科书既是考试的依据,也是广大教师和家长们评判学生学习结果的工具。第三,教科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即教科书是国家课程标准的产物,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手段。因此教科书是落实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手段,是学生获得课程学习经验的最直接高效的途径。

二、教科书的特征

(一)教学育人性

教科书的教学育人性是其最基础、最重要的特征。教学性是教科书的根本属性,教科书的编制是为了教学,遵循教学逻辑,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这是教科书区别于其他文本的本质特征。教科书是教学的工具,它既要提供给教师合适的方法建议,使得教师能教会教; 又要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乐学愿学。教师和学生是教科书使用的主体,唯有惠及两者,才能体现教科书的价值效益。育人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教科书的育人性体现在教科书最明显的价值追求上,即教学生、培育学生,实现国家培养人的目标。教科书通过知识向学生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被人们普遍认可和使用,因此读者对其中宣扬的观点和思想是保持敬畏之心的。教科书提供给学生判断人和事中的善恶对错的方法,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和教学性相比,育人更像是前往灯塔的道路,而学生向往的就是那座灯塔。借助教科书育人这一特性,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引,告诫他们该如何去行动,才能达到每个人人生的灯塔,达到育人的目的。因此教科书的本质是要实现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长远功能。

(二)政治意识性

教科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把握着教育教学的国家性、原则性和方向性,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教科书一方面关系教育质量、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关系着国家发展,反映国家意志。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其本质是教科书知识与国家权力、阶级的关系。教科书作为一种官方知识,其编写、出版、审定以及评价受到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的系统影响,其内容选择与组织形式体现了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在任何特定时空条件下,只要国家、阶级还在,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特征就存在,因为教科书在传播意识形态时,就是为引导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因此教科书为上层建筑和学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学生内化了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认识。

(三)文化传承性

教科书的传承性是指它把本民族认为最优秀的、最值得保存的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这种对于文化的传承不同于家庭基因遗传,只能借助教育途径的主要工具——教科书来习得和传播。教科书是传承经典的社会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只有进入教科书的文化,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一般通过文字形式进行保存和传递,但这并不能保证其传播,因此只能借助教科书来实现其文化传播。正如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阿普尔所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课堂上,正是教科书为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条件,也正是教科书确定了什么才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精华和合法的文化。”[11]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不是完全的照搬旧文化,而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辅之以借鉴、吸收外来文化。教科书的传承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学生树立更开放、更包容的文化态度,实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

(四)学科系统性

教科书是人类经典知识文化的传递载体,因此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要保证其系统性和科学性。教科书与其他知识文本相比,差异性在于教科书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教科书的设计要符合课程与教学论的要求。教科书强调基础性知识,追求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尽力勾勒出一个学科的全貌,系统地介绍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与核心观点[12]。因此,教科书中的知识总是和学科发生着联系,因为学科是知识的母体。没有学科,知识就会没有归宿,显得凌乱无章。只是教科书知识作为一种教育知识,它与传统的权威型知识有所不同,不再是仅仅以学科为本,而是以教育为本。因此教科书既要保持知识的学科性,又要做好学科内知识与知识的衔接以及学科间知识的融合。总之,必须保证教科书的系统联系。

(五)逻辑适切性

教科书的适切性是指教科书兼顾了学生的心理逻辑和学习逻辑。学生的心理逻辑是教科书内容的选择、组织、设计以及编排等的依据。教科书关注学生学习的逻辑,为学生的学科学习提供入门指导,先学什么、再学什么,以及要了解、掌握哪些内容,教科书在编排呈现时都有对应的说明。尤其现在的教科书更加强调综合学习,锻炼学生的综合运用与实践能力,因此教科书不仅能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和要求,还能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教科书的适切性不仅体现在教科书里的知识是以学生的学习逻辑和心理逻辑来选择和组织的,更体现在教科书本身具有逻辑性和思维性,对学生的思维发展具有启发引导的作用。

(六)时代发展性

教科书有其稳定性,主要体现在经典内容的不易变更。但教科书本身也有一个成长过程,它需要经历现实的打磨。社会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信息的激增,教科书需要及时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然教科书就是落后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比如,当代电子教科书的出现,实现了学生们的无纸化学习和多资源平台学习,这显然是教育、教科书自身的时代发展性带来的结果。

三、教科书发展的困境

(一)“权威”与“质疑”之困

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实施课程育人的重要工具,获得了教师、学生、家长、教研员、考试命题人、社会媒体等的高度重视。教科书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师生和家长的不安,他们不希望教科书改动,这会影响他们已有的教学。因此,在他们的心中,教科书是具有权威的,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秉承这样的观念,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教科书呈现的内容在人们眼中已经不再有丝毫值得怀疑或去动摇它的可能了,它们都是真实的、自然的、天经地义的[13]。教科书真的是不容置疑的吗?当然不是,石鸥教授很明确指出教科书是可以质疑的。随着许多内容进入教科书,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检验,检验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质疑过程,确认那些内容是否经得起检验和质疑。华勒斯坦等人认为,任何被主动排斥,或从未进入课程的知识都很容易被遗忘[14]。也就是说,教科书编制者不能人为主观地排斥一些知识进入教科书,教科书中的内容需要更新换代,教科书承载的内容有限,一些知识久了不提就会被遗忘。穆建亚指出:“教科书已不再只是编写者、审查者、研究者所探讨的‘专业领域’,而成为在公共语境下大众所关注的‘公共议题’,教科书的些许变化,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谈论争议。[15]”比如,近年来语文和历史这类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对于其中的人物或者文学篇目,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与争论。由此可以看出,教科书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神圣,教科书是可以质疑的,也应该被质疑,在质疑中可以帮助教科书更好地成长与发展。只要理性地去批判与思考,就会找到些许值得怀疑的点,当然不是盲目的怀疑,一定要去检验和验证。

(二)“纸本”与“数字”之困

纸本教科书受限于纸质印刷的方式,会带来许多的不便。第一,纸张要耗费大量的林木资源,造纸和印刷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不太符合当代的低碳环保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有着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第二,纸质教科书内容的容量是有限制的,不利于信息时代知识的选择与传播。第三,纸质教科书从开发到发放到学生手中,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流程审批等,消耗大量时间,影响学生的学习关键期。第四,纸质教科书更新换代慢,只能将学生圈在书本中,学习旧知识,把学生与新知隔离。如今的学生,出生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从小生活在数字技术环境中,在幼儿园时就能接触和使用智能手机、平板来进行学习,获取更多的知识资源。相较于传统的纸本,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因此,若不能根据信息时代学生的学习特性来变革教科书的呈现方式,纸本教科书的地位与作用将会被弱化。当然,数字教科书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知识的结构和逻辑性不强,会加大教师的教学难度,不利于学生的深度学习;由于家庭情况的不同,一些学生可能没办法接触到数字教科书,从而拉大和同学的学习差距,徒增心理负担;长期使用电子产品会弱化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习惯,以及伤害眼睛等。因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数字教科书不会也不能完全取代纸质教科书,要怎样处理和平衡两者的关系,这是教科书编者、使用者、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四、教科书的未来

(一)教科书知识的本体化

教科书是对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发展。知识的科学性是教科书知识的一大特性,它决定了教科书知识是客观的、真实的、系统的。即使教科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会受到、也需要受到质疑的声音,但从根本而言不会影响其地位,因为那些最为精粹的、经典的、重要的知识,在循环往复的传承过程中,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因此在未来教科书中,仍然需要强调知识的本体性,即知识内部体系的一种矛盾和张力,介于知识科学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之间。如果教科书一味地强调知识所谓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而忽略其在社会历史中的情境性,知识就会与学生生活情境相脱离,变成冰冷的语言和符号;反之,教科书一味地强调知识的社会历史性,知识就会变得简单、日常、随意,失去其科学性和教学价值。所以,教科书应该传播的是具有独特教学价值的、本体性的知识。教科书作为传播主流文化和知识的媒介,更应将真正的本体性知识反映出来,摒弃那些功利化的知识,最终回归教育本质。

(二)教科书形态的协同化

数字教科书以其更新速度快、易于信息的传播、容量大、便捷、低碳环保等优势在逐渐压倒传统纸质教科书。但是由于它的无限可能性带来的不可控制性,也给国家的监督与管理带来了挑战。相信在发达的网络空间,随着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解决数字教科书监管、出版等问题将指日可待。即便如此,数字教科书也终将不可能撼动传统教科书的地位。一方面,数字教科书的发展可能会继续拉大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差距。另一方面,数字教科书是基于传统教科书发展的,没有了母体,子体也难以生存。因此要处理好纸质本与数字本的关系,若只通过纸质教科书来学习,会了解不到最新的知识,只靠数字教科书来学习,又会丢掉学习主体。所以要将二者结合,以纸质教科书为主轴,以数字教科书为补充,实现1+1>2 的协同育人功能。

(三)教科书发展的多样化

教科书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内容上,既可以体现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引领时代方向,也可以吸纳多种文化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适应不同文化主体的需要。多样化不等于忽视主流价值的传递,恰好相反,教科书的多样化可以使得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形成良性竞争,从而在竞争中提高教科书的质量。比如那些高品质的校本教科书、乡土教科书,深受学生喜爱,其教学质量不比一般的教科书差。另一方面体现在形式上,统一的教科书,视角单一,方法单调,只能用一种形式去体现国家意志,只是呈现了少部分编者对知识水平的解读。教科书的多样化发展,则可以用其他形式来表达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更有利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递。有学者说,教科书多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国家意志和主流价值观,更好地满足与适应我国不平衡的社会现状,是产生优质教科书的重要途径[16]。因此,教科书发展的多样化顺应了我国当代发展潮流,值得进一步提倡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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