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晨,张毅恒

目前,学界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视为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化形态[5]、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最具效应的“经济单元”之一[6]、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7]、推动我国体育产业整体发展和提高体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实现我国体育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8]和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9]。谭震皖[10]、赵少聪等[11]、林向阳等[12]、程琳琳等[13]、付群[9]等通过案例研究分别总结了江阴、晋江、成都、深圳、张家港和徐家汇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成功经验;姜同仁[14]描述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态势、面临的困境和建设化前景展望;邢尊明[6]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综合特征,并对未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布局与管理等提出建议;汪艳[15]通过申请者视角阐述了上海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可行性;谢家栋[16]和马超等[17]基于SWOT与AHP分析法,探究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整体发展策略,并提出建设性建议;康林善[18]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关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路径选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总体来说,学界对于体育产业基地多是以思辨性的描述研究为主,缺乏基于量化模型的实证检验。我国各地区经济基础、交通区位水平、市场需求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也呈现非均衡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当前,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提出要优化体育产业空间布局[19]。可见,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赋有我国体育产业“国家队”称号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其位点的合理布局有利于促进宏观整体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9,20]。受区域地缘经济、空间经济学和学科融合的影响[21],空间分析法被逐步运用于各领域的研究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因此,本研究采用较为成熟的ArcGIS空间分析法,探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特征,提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数理统计参考,同时结合斯皮尔曼的相关性分析法,探究点状要素与各类影响因素的关系,推断影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形成因素,从底层上剖析问题的根本所在,希望为促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布局合理化提供思路。

1 数据处理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选自2006—2022年间国家体育总局网站公布的334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的地理位置存在模糊性,而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将能获取精准地理位置信息的、更具代表性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作为地理数据分析对象(下文称“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剔除112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最终共确定79个示范基地和143个示范单位。其中,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在后期又被认定为示范基地,故不计入本次示范单位研究中;地跨多县域的示范基地则以第一个城市计入,如,地跨栾川县、宜阳县和嵩县的洛南伏牛山(县域)示范基地计入到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

研究区域包括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统计过程中以个为单位统计其在省、市级两个尺度上的分布情况,以便为本研究的深入讨论与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1.2 研究方法

借助Excel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省、市级两个尺度上进行数量整理;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法,使用 ArcGIS 10.8中的ArcMap软件绘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省、市级两个尺度上的地理分布现状图;借助Google Earth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进行精准定位,获取准确的经纬度,在ArcMap软件中以X、Y的形式获取点状要素,以便于计算密度值和进行影响因素研究。

1.2.1 平均最近邻指数

平均最近邻指数是一种描述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上集散程度的测度指标,用于比较区域内某一对象的集聚图式与随机分布的异同[22],其公式为:

(1)

式中,ANNO为平均观测距离,ANNE为随机分布下预期平均距离,min(diy)为任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与其最近邻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之间的距离,n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总数,A为研究区总面积。如果ANNI<1,表明事物的空间分布模式为集聚式,其值越小表示集聚性越大;如果ANNI>1,则表示某事物在空间分布上趋向于离散。

1.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23],其公式为:

(2)

式中,G为基地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个i区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数量,T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总数,n为研究区域数量。G值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G值越大,表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越密集;反之,则分布越分散。

1.2.3 不均衡指数

不均衡指数是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均衡程度[24],其公式为:

(3)

式中,n为区域总数量,Yi为各区域内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占全部数量的百分比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区域的累计比重。S取值范围为[0,1],S值越接近1,表明所有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集中在一个区域的程度越大;S值越小,表示分布越均衡。

1.2.4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分析地理要素在其周围领域中的密度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通过核函数对研究区域内的样本点赋以不同权重,进而呈现出更加平滑的密度图,以揭示研究未知区域的密度属性[25],其公式为:

(4)

式中,h为带宽(h>0),n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总数,(x-xi)为点数据xi到估值点x的距离。F(x)值越大,表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越密集。

2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时间分布特征

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划分,是了解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及政府决策方向的重要手段,亦是推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顺应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期准备。国家政策从宏观角度调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的时间布局,因此,以政策性文件为节点,以类型和数量为依据,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划分为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高质量转型3个阶段(见图1)。具体来看,从数量上呈现出“缓慢发展—快速发展—平稳发展”3个变化特征;从类型上呈现出“单向—双向—三向”3个转变特征。目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已从试点摸索走向整体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图1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时间变化图Figure 1 Tim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bases

2.1 初步探索阶段(2006—2010年):试点形式分布,示范效应初显

随着产业集群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其他产业成功经验的催生,经济领域的集群优势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深圳作为较早进行改革开放试点的城市,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2006年前就拥有了1 500多家体育制造类和体育娱乐健身类企业[26]。同时,为充分发挥体育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以增加地域性竞争优势,刺激体育消费[27-28],深圳率先提出了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构想。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首次批准深圳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标志着“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逐渐进入产业发展的政策视野[6]。受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先锋影响及依托各自产业的基础优势,成都温江、福建晋江、北京龙潭三湖公园及体育馆路地区、杭州富阳和山东乐龄等5个县域先后获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称号,促使体育产业在空间地理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此阶段,在数量上,截至2010年末全国先后批准了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平均每年获批一个;在类别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较为单一化;此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阶段特征明显,呈现出以专业镇和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为基础特征及散办到集中再到做产业的阶段特征[12]。示范效应、辐射效应初显,但总体发展步伐缓慢,整体规模小,分布分散,种类单一,导致刺激体育消费的效果不明显、要素集聚功能缺失等现象。探其缘由,这与管理部门管辖模糊、上下级沟通欠缺、新进管理层的理念转变以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价值误区、缺乏政策性文件支持、可持续发展平台支撑等多重因素有关[8]。因此,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整体发展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2.2 蓄力发展阶段(2011—2015年):相关政策加持,规模容量速增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规划与管理,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基地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示范带头作用,打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切实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2011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首个规范性文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下文称《办法》),该《办法》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类型、申报条件、时间节点等提出了具体化要求,同时,清晰划分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两个概念,规范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文本内容[1]。随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慢慢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2013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被认定为全国首个“示范单位”,标志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不再以单一形式出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重新焕发生机。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优化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体育产业,打造一批符合市场规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体育产业基地,进而发展区域特色体育产业[2]。在这一契机下,2015年新增示范基地7个、示范单位11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增速达到历史最高。此阶段,原有的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示范带动效应明显,推动了有关部门政策出台。而政策文件的规范、激励与加持让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得到空前发展,数量速增、双向类型成为此阶段的基本特征,标志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进入了蓄力发展阶段,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前期发展方向的模糊性、发展措施的迷惑性、日常管理的空心化和缺乏规范性制度等[6,8],以及后期产业政策的无效性、项目评估手段的缺失等[27]。

2.3 高质量转型阶段(2016年至今):类型标准划分,“速”“质”同步提升

为解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定位不清晰、制度建设不到位等问题,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这是对《办法》的进一步规范,其中明确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定位,提出了类型划分新标准,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划分为示范基地、示范单位和产业示范项目3种类型[29]。三向路径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提供了更多可能,政策对象由局部扩散,企业水平与划分标准契合匹配,各单位可根据自身条件申报不同类型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同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壮大体育市场主体,建设50个示范基地、100个示范单位和100个示范项目[30],从数量和类型上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于是,2016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呈现三驾齐驱态势,示范基地增加11个,示范单位增加22个,示范项目增加12个,并且在2017—2020年间数量基本持平。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宏观上既要保持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高速增长,又要推进质量与效益的双重提升;微观上充分发挥已有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41]。同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规模在数量上出现大幅度下降,尤其是示范项目由2020年的33个减少为5个,短暂性的降速旨在提升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总体质量。2022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总局关于撤销2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资格的公告》决定撤销秦皇岛安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示范单位资格和江苏红山体育公园示范项目的资格[31]。这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史上首次撤销基地资格的决定,是考核申撤机制的现实落实,也是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的警示。此阶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逐渐迈向高质量转型阶段,“标准划分、提质增效”成为此阶段的明显特征,且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基本形成门类齐全、功能突出、示范效应凸显的发展格局[14]。

3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特征

为准确呈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空间分布情况,绘制了省、市级两个尺度上的地理分布现状图(见图2),以突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空间分布直观性;同时,采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及平均最近邻指数(见表1),检验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均衡程度和分布类型,为研究地理要素的整体分布特征提供数据支撑。

表1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均衡性及平均最近邻指数表

图2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省级、市级分布图Figure 2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bases

3.1 示范基地分布特征:东部密集,西部疏散,呈“沙漏边缘型”格局

3.2 示范单位分布特征:东多西少,梯度递减,示范基地带动效应明显

(1)从省级尺度看,示范单位分布与示范基地具有相似性,多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福建有17个,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16个)、江苏(14个)、浙江(13个)、上海(11个)、山东(10个)和湖北(9个);甘肃和辽宁两省没有示范单位分布。(2)从市级尺度看,北京和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示范单位建设也位居前列,分别为16个和11个;其次是南京(6个)、泉州(6个)、武汉(5个)、杭州(5个)和广州(4个)。示范单位较示范基地相比,数量基数大,但分布特征相似,多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高发展水平的省市地区,西部、东北部等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示范单位分布少,发展较为缓慢。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呈梯度递减,除受经济区位和产业基础影响外,可能还受地区体育文化底蕴、原有示范基地的辐射、中小微企业入局资格降低等因素的影响,示范单位与示范基地并非同速进行。如,福建示范单位数量最多,但示范基地发展处于中游水平。同时,早期区域内的示范基地溢出效应明显,多数省市地区的示范单位数量分布与所拥有的示范基地数量呈正相关,示范基地的先前积累为示范单位提供了经验指导,从而带动周围企业走体育产业集聚化道路,且由于其申报难度低于示范基地,易形成差异性布局。

3.3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显著性高度集聚,均衡性程度低

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和平均最近邻指数3类指标评价我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的均衡性。(1)从地理集中指数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市级分布上均小于省级分布,分散程度更高。具体来看,在省级尺度上,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较为相近,分别为25.85和25.86;而在市级尺度上,示范基地地理集中指数小于示范单位,说明示范基地分布更散,这可能与市级尺度基数大、0分布城市过多有关。(2)从不均衡指数来看,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表现一致,从省级到市级的不均衡指数逐渐增大,省级尺度均为0.54,市级尺度分别达到0.89和0.87,表现出极不均衡的分布特征。(3)从平均最近邻指数来看,示范基地为0.67,示范单位为0.46(ANNI<1),均表现为聚集型分布,且两者检验值都表现为较显著(P<0.01|Z|>2.58),因此,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分布呈显著集聚型。综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与空间尺度有关,不均衡指数差异大于地理集中指数,平均最近邻指数均表现为显著聚集型,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为高度聚集且均衡性程度低的特征,与分布图相契合。

3.4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核密度估计:集中核心少,边缘化程度高

示范基地整体分布集中,呈现出东部集聚、西部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为进一步说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空间集聚特征,运用ArcGIS中的ArcToolbox,选取合适的带宽和像元大小,得到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图(见图3)。

(1)示范基地核密度图上呈现出两大集聚区,长三角一带核密度值最高,中心区域达到1.21～1.51,形成了示范基地的高密度区;京冀接壤一带为次高密度区,核密度值为0.603～0.903。此外,京津冀其他区域、成都中心区域、荆门—武汉一带为次低密度区,核密度值为0.344～0.644。浅色地带为低密度区,占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密度值为0～0.301。总体来看,示范基地核密度图多以中低密度为主,高密度核心少。(2)示范单位核密度分布与示范基地具有相似性,但密度点更多,呈现出两大高密度区。首先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高密度区,核密度值为2.8～3.26,与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其次,以泉州—厦门为中心的次高密度区,核密度值达到2.34～2.79。此外,湖北东部、广州、山东西北部为中密度区,密度值为1.41～1.86。总体上表现为“集中核心少,边缘化程度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来看,示范单位相对示范基地来说,分散更广,东西部分布差异更为显著。

4 影响因素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特征,结合学界从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及体育经济学理论等视角对体育产业集聚现象形成原因的研究(如,政府与机会、经济发展、区位政策优势和传统产业优势等[32],自然禀赋、历史因素和政府规划[33]、产品特征、区位优势、政府主导和历史机遇等[34],以及市场、政策、区域发展历史和区域经济增长等[35]),并借鉴体育特色小镇和体育公园分布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确定为地方政策、经济基础、交通区位、消费市场和自然资源。

4.1 适配的地方政策提高发展动力

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体育产业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亦是促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36-37]。国家政策是国家宏观指导、调控、优化和监督体育产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依据和手段[38]。地方政策实施的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化方案,对资本集聚具有显著作用,是解决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关键。目前,地方政策对促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愈发重要,其中,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对于体育产业集聚程度不高的省份(如,陕西、河北、云南和贵州)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9]。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地方政策上的出台数量更多,且制定地方政策的时间更短[40],这一点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东西部分布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同时,各省级政府响应中央政府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快慢程度,可以被视为地区对待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即制定相关政策越快,表明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越重视[41],由于各地区对待体育产业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建设数量。例如,浙江示范基地与示范单位共计25个,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十四五”发展阶段中,浙江积极落实并推进体育产业政策,及时有效地传达每年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工作通知,并在2021年修订了《浙江省扶持体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扶持政策,同时各市级政府也出台了《体育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实施细则》,大力支持体育企业向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培育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42]。

4.2 雄厚经济基础营造发展环境

经济基础是影响体育产业集聚的诱导性因素[43],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体育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是夯实体育产业的根基。如,刺激区域体育消费,激发消费活力,吸引更多企业入局,扩大体育产业集聚区和提高产业区整体竞争力,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形成提供强劲动力。研究发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这类体育产业集聚行为与本地区经济水平存在强相关[44]。为验证经济基础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分布的相关性,用2021年全国各省的人均GDP来表示各区域的发展水平,运用ArcGIS 10.8绘制了各地区的人均GDP地图,采用自然间断分级法,并与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点数据图进行叠加,得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与各省人均GDP水平图(见图4)。由图4可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数量与地区人均GDP具有一定关联性,即,颜色越深代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越多,而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经济基础优越的地区,其中长三角经济圈内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最为密集,西部和东北部经济基础较低的地区则分布较少。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地区人均GDP与地区内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数量存在强相关性(r=0.670,P=0.000),说明经济基础是影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4.3 发达的交通区位降低要素成本

4.4 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外部资本

体育消费市场是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47],地区的市场需求是体育产业集聚形成的源泉[34]。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一种形态,其选址必须考虑当地消费需求程度,因为,消费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商机,是外部资本涌入衡量的标准之一,也是决定企业或地域是否能够发展成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2019年各地区的体育产业总规模数据反映当地的消费市场水平(2020年后体育产业发展受疫情影响较大,故采用2019年数据,其中缺少部分地区数据),运用AcrGIS 10.8绘制了各地区的体育产业总规模地图,并与示范基地和示范单位的点数据分布地图进行叠加,得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与各地区体育产业总规模图(见图6)。由图6可知,体育产业总规模颜色最深的地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体育产业消费的主力军,并且也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数量最多的区域,而内蒙古、重庆、云南、江西等体育产业总规模低的地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也较少。进一步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各地区体育产业总规模与数量存在极强相关性(r=0.869,P=0.000),验证了消费市场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格局具有显著影响。

4.5 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发展基础

图7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路径图Figure 7 Development path of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base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梳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历程,依据时间节点和政策文本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初步探索阶段(2006—2010年):试点形式分布,示范效应初显;蓄力发展阶段(2011—2015年):相关政策加持,规模容量速增;高质量转型阶段(2016年至今):类型标准划分,“速”“质”同步提升。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逐步完善,并向整体提质增效阶段迈进。空间特征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南北、东西地区差异明显,示范基地在省级尺度上呈现“边缘沙漏型”特征,整体发展规模与经济水平存在关联性。均衡性分析呈现出显著性高度集聚,均衡性程度低态势。核密度方面,长三角和京津冀一带为高密度核心区,其余地区多以低密度区为主,表现出“集中核心少,边缘化程度高”的特征。形成上述格局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策、经济基础、交通区位、消费市场和自然资源等。

5.2 建 议

5.2.1 强化地方政策推动力,吸引资本集聚和引导大众消费

在国家政策大环境下,及时出台并落实地方政策和强化政策效应是地方政府发挥职能的体现,对资本集聚、体育产业集聚具有显著作用。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1)及时出台地方政策,吸引早期资本进入。地方政府应引导企业等参与者快速步入正轨,确保政策传达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家政策滞后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形成的市场信号能够吸引一定资本的进入,而早期引资会形成资本的片状集聚,进而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生成提供契机。(2)鼓励地方政策创新,引导大众消费。现如今,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相关的地方政策多是国家政策的传达,忽视了政策标准背景下与区域特色相结合的地方政策创新,易错失外部精准目标企业。富有特色的地方政策对资本市场具有正向带动效应,且多个政策能延长资本效应。因此,应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具有地域性差异的政策创新,适时出台新政策。从外部积极引导资本市场走向,引导大众消费需求,实现体育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内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整体竞争能力,开拓国内外市场。(3)完善配套扶持政策,明晰政策具体实施内容。在国家政策大环境下,出台一系列支持性、鼓励性或者补偿性的法规文件,指明具体发展路径,引导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与当地体育产业市场更好地磨合与融合,并致力于发展市场深度融合、政策配套扶持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5.2.2 协调经济增长推动力,实施耦合协调发展模式

实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水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策略,促进其与地区经济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呈显著相关,具体可分为4种模式:(1)对于高经济增长—高基地水平的地域(如,北京),应继续扩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规模,充分辐射周围中小企业,引导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增添活力。同时,加大体育产业资金支持,广泛吸纳体育人才,实现经济增长和基地水平互助共赢。(2)对于低经济增长—高基地水平地域(如,福建),应厘清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对体育产业进行梯度转型。同时,稳定体育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溢出。(3)对于高经济增长—低基地水平地域(如,广东),应充分发挥经济优势,统筹全局,激活体育资源沉淀,再集中分派要素资源,解决体育产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问题,加强体育科技创新,走高新技术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4)对于低经济增长—低基地水平的地域(如,辽宁),作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与基础条件匹配严重失衡的区域,急需新兴产业供能,应充分挖掘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朝阳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如,借北京冬奥之风,打造地域性特色体育产业,建立综合性体育场馆,衍生体育用品、体育服务等相关产业,由点状向面状发展,形成夯实的产业集聚区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5.2.3 深化数字技术推动力,汇融科技创新和搭建共享平台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趋势,将数字技术加持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将是助力其发展的优良选择。具体从以下方面展开:(1)强化顶层引领,规划数字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大局。一方面,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战略措施,布局未来发展宏图,优化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善体育产业结构,引导产业集聚;另一方面,保护数字技术创新的知识成果,保障数字技术转型中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要素问题,为体育产业数字化、集聚化保驾护航。(2)推进数字科技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融通与创新。一方面,由被动转型转向主动转型,从观念上达到融洽发展共识。如,主动用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转移,将技术要素投放到劳动成本相对较低、集聚程度相对分散、同类竞争相对较弱的区域,发挥其区域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深入发展体育产业数字化,从投入、生产和产出三端发力,创新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空间和新方式,并将其渗透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之中。(3)搭建跨区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用互联网技术破解交通困境,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经典模式、管理形式和产出比效益等进行多维动态信息共享,为其他区域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提供信息交流和经验参考;另一方面,协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台管理,建立监管制度,适时维护平台的秩序性和公平性,加强各参与主体间信息共享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保证资源共享平台的健康运作。

5.2.4 加强资源禀赋推动力,打造品牌基地和协同生态发展

借助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体育产业,走特色品牌化道路是提升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手段。具体从以下方面着手:(1)深化自然资源供给侧改革,促进区域体育产业融合。自然资源能够助力体育产业,体育产业也能引导自然资源,做好二者的共生协调发展是关键。因此,各类参与者应提高资源识别、获取和整合能力,增强体育产业多维供给能力,满足大众体育消费多重需求,以提升区域体育消费能力。(2)打造特色品牌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突出区域自然资源特色和体育文化元素,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升级,强化核心体育产业竞争力,增加外部资本吸引力,适当发展融资机制,提升资本运作能力,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品牌推广途径和提升品牌价值,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全面提高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价值、名气和实力。(3)协调生态保护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共生发展。一方面,明晰生态红线具体信息,消除发展顾虑,实行体育产业扩张发展策略,探寻生态保护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协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明确绿色、可持续发展思想观念,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注重生态效率,享受生态红利的长效性,可持续性地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5.2.5 创建内外部晋升机制,盘活区域内部活力

以晋升机制盘活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内部活力,提升各参与主体的发展动力是激发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各项能力、解决现实困境的重要方式。具体从以下方面展开:(1)创建外部跨越晋升机制。对于没有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身份的企业或地域,可申报示范单位,有能力者,甚至可跨越申报示范单位或示范基地。对其他小型企业可加强协同和正确引导,进而形成体育产业集聚,最终发展成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另外,引导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向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晋升,辅以相关优惠、支持政策,提高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整体质量,以此拓宽外部发展路径,激发外部活力,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注入新鲜血液。(2)创建内部层次晋升机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内部的示范项目通过内生发展,不断丰富自身企业的业务水平,向示范单位转变,再通过集聚引导晋升为示范基地,在此过程中要明确晋升内容和严格晋升标准。(3)夯实准入准出机制。一方面,厘清“量”与“质”、“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由量向质转变、速度与效益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出台考核管理细则,适时动态考核,严格把守准入准出门槛,防止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认定后不作为、浪费资源等情况的出现,督促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充分发挥先锋作用,让周围小型企业享受到创新成果,达到知识的“溢出”效应,引领周边企业向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形成健康的规模经济和良性循环发展,加快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形成的步伐,促进我国新时代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