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桢

△ 邓小平铜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如何才能练就一身调查研究的真本领？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其中的关键点，他强调，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这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内涵，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理论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重视调查研究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学习邓小平善于掌握真实情况的优良作风，强调“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回溯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程，鲜活的实践反复证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发展的客观事实，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走上正确轨道。

学习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求真务实品格风范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重视调查研究。邓小平开展调查研究的案例有很多，其中时间跨度最长、难度最高的当属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漫长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调查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邓小平从1978年秋天“北方谈话”破题，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形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精辟论断。从酝酿到最终提出的时间里，邓小平没有一刻停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调查摸索，没有一刻松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研究。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就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工作，农村发展是他重点摸查的内容之一，在发现有些地方甚至是以农民养鸭数量来确定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时，他着急地说：“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几个月后，邓小平出国访问途经成都休整时，仍不忘向地方负责同志调查当地情况，他再次谈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邓小平通过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在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沉淀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然而，此时国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思想倾向，阻碍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在1978年，邓小平抓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积极影响，通过到地方调查研究的方式，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1978年9月，邓小平应邀对朝鲜进行访问。回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进行视察。他一路调查研究，一路发表讲话，提出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处点火”，人们后来将他的这段经历称为“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最集中的论述是在长春听取汇报时发表的讲话，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在东北之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中，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成为邓小平领导中国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思路。

在整个八十年代，通过对改革开放具体情况的反复调查研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渐成熟。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时使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词，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明确提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为说明改革的性质问题，再一次明确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为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生产力的雏形。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再次探讨了社会主义本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两年后，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面对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年近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亲赴南方视察，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精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作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概括，将十多年来丰富的理论研究和扎实的调研实践形成的内容凝练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的那样，工作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长期探索，就生动展现了他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求真务实的品格风范。

学习邓小平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不仅反映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由浅至深的过程，而且展现出他在调查研究中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

第一，在调查研究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常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要用事实来说话，主张“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对待调查研究的态度一贯是严肃的，他坚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在国门初开之时，我国经济特区所采取的一些大胆实验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设立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著作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先例，当时有人把它比作旧中国的租界，甚至认为特区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邓小平明确表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深圳听完地方负责同志的汇报后，邓小平没有马上对经济特区进行表态，他诚恳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了底。1984年1月28日，邓小平在珠海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回到北京后，他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邓小平对举办经济特区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为有关特区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该不该办等的争议基本画了句号，拨去了笼罩在经济特区上的团团迷雾。

第二，在调查研究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中，邓小平充分展现了能够准确发现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优先解决主要矛盾的工作特点。新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开放的前进路程中由于缺乏管理经验，经济特区一度出现一些经济犯罪问题。这些情况出现后，有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混淆犯罪和错误的区别，给特区建设者造成很大的思想包袱。善于在问题中抓主要矛盾的邓小平，并没有因为特区存在的某一问题而全面否定对外开放的政策，而是主动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症结所在。1982年1月，邓小平在看到陈云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信访简报》后，在批语中指出对经济犯罪分子必须“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982年4月10日，根据一段时间来对惩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情况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随后，在党中央坚决有力的推动下，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稳定了人们对建设经济特区的信心。邓小平在详细调查研究后，做出在坚持对内搞活经济的基础上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再一次展现了他在调查研究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破解难题的“妙手”。

第三，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调查研究中，邓小平善于从群众的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善于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做出新概括，把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曾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农村改革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形势，有些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自发地采取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一时期，由于不少人在思想上仍有束缚，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都存在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舆论的漩涡给改革先行者带去了极大压力，也导致干部群众中出现思想混乱。1979年7月，邓小平来到包产到户工作比较深入的安徽省，在听取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汇报后坚定地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邓小平在安徽实地掌握情况后，又仔细研究了大批来自包产到户一线的情况反映，他敏锐地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980年5月31日，他就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明确意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一席话鼓舞了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中国的改革也以农村为突破口很快展开。

站在时代前沿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好经验

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调查研究事例和经验，对我们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通过学习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深刻认识调查研究工作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得失成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当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当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主观认识就会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意愿，从而造成决策失误，党的事业就会蒙受损失。为什么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能够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重新树立起调查研究之风，在这项工作上下了大功夫。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交出更加优异的发展答卷。

二是千方百计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效果。对调查研究“实”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运用形象的比喻说明过，“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这表明，调查研究不能光喊口号，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形成符合党中央精神的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政府对经济特区建设情况的正确评价，就不是通过坐而论道凭空想象的，而是通过包括邓小平北方之行和视察南方在内的大量调查研究获得的。对外开放好不好？特区建设行不行？这一系列全新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得到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得以明晰。当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号令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进一步激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的重大部署。在“落实”二字上，调查研究一方面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是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最终通过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真正落实落地。

三是不断保持和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常态化。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不能把新常态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不能用新常态来掩盖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作为解决问题不力的借口。”因为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特点，远远比我们已有的分析和判断要复杂得多，所以定措施、作决策、抓工作坐而论道不行，闭门造车更不行。这就要求我们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防止以老经验应对新事物，以思维定势看待新形势，以老思路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就是在不断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取得的。据统计，从1951年到1994年，邓小平因到全国各地出差和调研，共乘过专列78次，乘车796天，视察了24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数字累计起来，相当于在这43年中邓小平有两年多的时间是在专列上度过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高度重视的一个实证。只有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工作的必经环节，成为联系群众、改进作风的重要途径，我们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有效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大兴调查研究，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落实各项政策部署。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征程上继续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干事创业的全过程，就一定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