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然

礼乐制度划分为礼制和乐制， 乐制整体表现在乐器的配置、 乐队的编制、 舞队的佾数和乐舞的曲目这四个方面的规定和限制， 在钟磬编列上形成了所谓的 “乐悬” 制度。［1］对于编钟而言， 乐制指的是在编列、 音阶与组合方面的状况。 此前， 王友华先生对先秦大型编列和组合的编钟进行了整体分析［2］； 常怀颖先生对北方地区的东周乐钟编列进行了探讨， 其中对三晋地区的编钟乐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3］； 张闻捷先生对晋国镈钟的乐制进行了研究［4］。 近年来， 考古新发现的东周晋国编钟陆续公布， 因此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将考古新发现纳入研究当中来进行分析。 这里要强调的是， 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 晋国已名存实亡。 故本文的研究时限是春秋时期， 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53年。

一、 东周晋国编钟情况概述

科学发掘的东周晋国编钟出土于11 个不同的地理位置， 如曲沃晋侯墓地、 闻喜上郭墓地、 侯马上马墓地、 长治分水岭墓地、 临猗程村墓地、 太原金胜村墓地、 万荣庙前墓地、 屯留西河北墓地， 还有近年来发掘的襄汾陶寺北墓地、 隰县瓦窑坡墓地和洪洞南秦村墓地。 传世品有戎生编钟、 子犯编钟、 郘钟。 笔者对有关的发掘报告、 论著和图集等考古资料进行了整理， 对编钟的出土地点、年代、 考古学文化、 国别、 件数等要点进行了提取和归纳， 为研究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提供了资料的支撑。 据统计， 有23 座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编钟， 共计262 件， 传世品有37 件。 需要注意的是， 对相关葬墓年代的判定至关重要， 它影响后续的研究与判断。 因此笔者根据发掘报告、 论著等有关断代的内容，将春秋时期分为早、 中、 晚三期， 每期又分前、 后两段， 对出土东周晋国编钟的墓葬年代进行综合判断， 最后得出合理的断代结果。 下列以时代为顺序， 对东周晋国编钟进行初步统计。

春秋早期前段：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3 发掘出两组甬钟， 两组各8 件， 共16 件； 闻喜上郭M210 和M211各发掘出钮钟9 件； 戎生编甬钟共8 件。 春秋中期前段； 子犯编甬钟共16 件， 分甲、 乙两组每组8 件； 临猗程村M0002 被扰乱， 该墓葬内有钮钟和镈钟各9 件。春秋中期前后段之交， 隰县瓦窑坡M29 发掘出钮钟9件， 镈钟5 件； 隰县瓦窑坡M30 发掘出钮钟9 件。 春秋中期后段： 临猗程村M0001 出土文物被扰乱， 其中有钮钟8 件， 其完整编列很可能是9 件； 侯马上马M13 发掘出钮钟9 件； 长治分水岭M269 发掘出两组编钟， 即甬钟9 件， 钮钟9 件； 长治分水岭M270 发掘出两组编钟，即甬钟8 件， 钮钟9 件； 万荣庙前58M1 发掘出镈钟9件。 春秋中晚期之际： 临猗程村M1001 和M1002 各出土钮钟9 件； 郘钟的形制是甬钟， 共13 件。 春秋晚期前段： 洪洞南秦M6 出土甬钟9 件； 襄汾陶寺北2015M1出土甬钟9 件； 襄汾陶寺北2016M2 出土钮钟9 件； 隰县瓦窑坡M23 发掘出钮钟9 件。 春秋晚期后段： 襄汾陶寺北2016M1 出土镈钟8 件； 襄汾陶寺北2017M3011 出土甬钟13 件， 甬钟为 “卫国制品”， 它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 襄汾陶寺北2017M3011 也出土了镈钟共13 件，分4 件、 9 件两组； 侯马上马墓地M1004 发掘有9 件镈钟； 侯马上马M5218 发掘有镈钟13 件， 分4 件、 9 件两组。 春秋战国之交： 太原赵卿墓M251 发掘有19 件镈钟， 分5 件、 14 件两组； 屯留西河北墓地出土镈钟9件。

二、 东周晋国编钟的音阶状况

接下来选取各时期保存较为完好、 音高较为准确的几组编钟进行音阶分析。 戎生编钟一组共8 件， 测音数据见王子初先生的 《戎生编钟的音乐学内涵》 一文， 且文中对戎生编钟有详细的探讨。 西周常见8 件组编钟前两件的侧鼓音不使用， 这套编钟亦是如此， 其正、 侧鼓音连奏形成的音阶为： “羽—宫—角—徵—宫曾—变宫—角—徵—徵—变宫—角—徵—宫曾—变宫”。 王子初先生根据这套编钟的音响情况和西周常见编钟8 件组音阶进行比对， 这套钟出现了五正声以外的偏音， 综合推断其原因是调音师调音不准所致， 其原本音阶结构与西周常见编钟8 件组音阶相同， 即： “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 ， 为四声羽调式结构。

子犯编钟分甲、 乙两组， 每组8 件。 目前仅甲组编钟有测音数据， 见方建军先生的 《子犯编钟音列组合新说》 一文， 他对子犯编钟有详细的探讨。 方建军先生从乙组的正鼓音进行分析， 发现乙组前四件和后四件不属于同一宫调系统， 即前四件的音高是D—#F—#G—#C，音阶关系是↑羽—↑宫—角—羽， 宫音高度为E。 后四件的音高是B—F—C—F， 音阶关系是↓角—羽—角—羽， 宫音高度为#G。 最后方建军先生结合编钟的重量和尺寸得出： 乙组的前四件和后四件应分别属于不同的两组编钟。 这样看来， 子犯编钟的正鼓音音列结构与西周常见编钟8 件组音阶相同。 子犯编钟从现有资料来看，无法判断其是否使用侧鼓音， 其正鼓音与西周常见编钟8 件相同， 暂且认为它的音阶结构为四声羽调式。

侯马上马M13 发掘有钮钟一组9 件， 测音资料见李纯一先生的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 其中第2、 3 件钟因裂或哑而无法发音， 其他编钟正鼓音连奏可构成这样的音阶： “徵—？ —？ —商—角—羽—商—角—羽”。东周编钟9 件组正鼓音连奏都是： “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 上马M13 钮钟除第2、 第3 件外， 剩余编钟的音阶结构与东周9 件组编钟的音阶完全一样。 可知此编钟的音阶结构是东周常见的9 件组编钟的音阶构成， 为五声徵调式。 它与闻喜上郭M210、M211 两组钮钟正鼓音音阶也完全相同。

长治分水岭M269 甬钟共9 件一组， 其中较小的5件钟已丢失， 现仅存较大的4 件钟， 较大4 件钟的测音数据见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 将现有编钟的正鼓音从低到高进行连奏， 可以构成这样的音阶： “徵—羽—宫—商—？ —？ —？ —?—？”。 现存这四钟的正鼓音， 符合东周常见编钟9 件组前四件钟的正鼓音， 可以确定现存的钟为这套钟的前四件， 丢失的5 件钟为后五件。 由此可知， 这套编钟的正鼓音音阶是东周常见的9件组编钟的音阶构成， 为五声徵调式。 屯留西河北镈钟共9 件一组， 测音数据见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 从测音数据来看， 推测正鼓音连奏可构成的音阶为 “？ —羽—？ —商↑—角—羽—商—角—羽”， 通过比较东周常见9 件组编钟的音阶结构， 得知屯留西河北镈钟的正鼓音音阶结构应是 “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 为五声徵调式。

三、 东周晋国编钟编列、 音阶与组合的发展情况

首先探讨春秋早期的编钟。 晋侯墓地M93 甬钟共16 件， 分两组每组8 件， 戎生编甬钟共8 件一组， 说明这时期甬钟的编列、 组合与西周中晚期周系甬钟相同。戎生编钟的正、 侧鼓音的音响为 “羽—宫—角—徵” 的四声羽调式。 以上说明， 这时期的甬钟整体继承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 闻喜上郭M210 与M211 各出土9 件一组的钮钟， 它们是最早出现在晋国的两组钮钟， 其正鼓音音阶结构为 “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 的五声徵调式。 钮钟首次出现在晋国时，就将9 件一组定为它的编列模式， 它打破了原来8 件一组的限定， 正鼓音的音阶结构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徵” 音和 “商” 音。 由此可知， 这两套钮钟的编列模式、 音阶结构是在西周中晚期周系甬钟原有乐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它们为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改革开辟了道路， 影响了后来晋国镈钟和甬钟的乐制改革。

然后分析春秋中期的编钟。 这时镈钟开始登上晋国的历史舞台， 临猗程村M0002 镈钟是目前晋国最早出现的镈钟， 以9 件成编， 可以看出， 镈钟在进入晋国之初就开始仿照钮钟的编列， 成为9 件一组的编列模式。 不久后的瓦窑坡M29 还发掘出了5 件组镈钟。 春秋中期的钮钟都是9 件编列， 音阶结构保持着五声徵调式， 如侯马上马M13 钮钟。 春秋中期前段的子犯编甬钟， 分两组每组8 件， 音列结构为四声羽调式。 很明显， 春秋中期前段的甬钟还保持着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特征。长治分水岭墓地的春秋中期后段墓葬M269 出土了9 件甬钟、 9 件钮钟， M270 出土8 件甬钟、 9 件钮钟， 9 件甬钟的音阶结构为五声徵调式， 表明这时甬钟的编列和音阶开始仿照钮钟的乐制。 9 件甬钟和8 件甬钟出土在同时期的同一墓地， 说明此时甬钟的乐制处于变更阶段； 8 件甬钟、 9 件钮钟同出一墓， 显示出新型乐制和旧有乐制并存的情形。

最后探究春秋晚期的编钟。 这时甬钟有9 件编列，还有13 件编列。 钮钟编列与之前相同。 镈钟在这时期多为9 件编列。 从屯留西河北镈钟的音阶来看， 与9 件组钮钟的音阶结构相同。 此外， 镈钟还存在4 件、 5 件、8 件或14 件的编列。 需要强调的是， 8 件组的甬钟， 9件组的三种编钟， 它们虽在有的时期没有测音资料， 但8 件组的甬钟音阶都为四声羽调式， 9 件组编钟音阶都为五声徵调式， 应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 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前段， 甬钟继承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的乐制， 都为8 件一组， 正、 侧鼓音的音响为四声羽调式。 春秋中期后段， 甬钟开始仿照钮钟的乐制由8 件转变为9 件， 正鼓音音阶也转为五声徵调式， 之后偶有13 件编列， 但除此之外的编列都为9件。 钮钟在春秋早期出现之时， 就以9 件编列打破了西周中晚期周系编钟8 件编列的限定， 一直到春秋晚期，钮钟始终保持着9 件一组， 正鼓音音阶为五声徵调式，其乐制较为稳定。 春秋中期， 镈钟开始出现在晋国， 编列有9 件和5 件的， 说明镈钟首次出现在晋国时就仿照钮钟的编列成为9 件一组； 到了春秋晚期， 9 件编列已成为镈钟乐制的主流， 正鼓音音阶为五声徵调式， 同时还存在着4 件、 5 件或14 件编列。

编钟的组合共有六种方式： 第一种， 仅甬钟单独编组， 以8 件或9 件一组较为常见， 偶有13 件一组。 第二种， 仅钮钟单独编组， 其编列都是9 件组。 第三种，仅镈钟单独编组， 以9 件组最为常见， 同时还存在着4件、 5 件或14 件编列， 其中有9 件和4 件、 5 件和14 件配合编列。 第四种， 钮钟与镈钟分别编组配合使用， 仅出现在春秋中期的两座墓葬中。 第五种， 甬钟和钮钟分别编组配合使用， 仅出现在春秋中期后段的两座墓葬中。 第六种， 甬钟和镈钟分别编组配合使用， 仅出现在春秋晚期后段的一座墓葬中。 由此得知， 在其编钟的组合中， 单独编组较为常见， 不同品种的编钟分别编组配合使用的情况较少， 说明这是东周晋国编钟组合较为明显的特征。

四、 东周晋国编钟乐制的音乐考古学文化特征

音乐考古学文化的确立， 主要是根据音乐遗存所体现的共同文化特征， 如乐器的形制、 纹饰、 组合、 音列， 出土文献中的音乐理论， 以及音乐图像等所反映的文化特点［5］。 可见， 笔者从乐制方面进行音乐考古学文化分析是可行的。

整个春秋时期， 钮钟都以9 件成编， 音阶为五声徵调式。 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前段， 甬钟以8 件成编， 音阶为四声羽调式； 从春秋中期后段开始， 甬钟效仿钮钟的乐制， 主要以9 件成编， 音阶主要为五声徵调式。 镈钟在春秋中期进入晋国后， 也主要效仿钮钟的乐制， 它大部分的编列和音阶与钮钟相同。 上述表明， 在晋国音乐考古学文化区内， 不同品种的种类乐器在编列与音阶结构上相互影响和渗透； 9 件组编钟的正鼓音音阶在8件组编钟的基础上增加了 “徵” 音和 “商” 音， 表现出它们对周音乐文化的继承性因素， 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8 件组甬钟的音阶结构都为四声羽调式； 9 件组的甬钟、 钮钟和镈钟， 不论品种差异， 其音阶结构都为五声徵调式， 且钮钟始终以9 件编列， 可以看出其音阶结构与编列的同一性因素。 据笔者统计， 甬钟8 件编列的有6 组， 9 件编列的有3 组， 13 件编列的有1 组； 钮钟为9 件一组的有13 组； 镈钟为9 件编列的有6 组， 8、14 件编列的各1 组， 4、 5 件编列的各2 组。 这说明，甬钟编列以8、 9 件为常数， 钮钟和镈钟编列都以9 件为常数， 8 件组音阶结构为四声羽调式， 9 件组音阶结构为五声徵调式； 其余编列为变数， 它们的音阶结构可能也不同。 从组合方面来看， 单独编组较为常见， 不同品种的编钟分别编组配合使用的情况较少。 这些情况体现了东周晋国编钟音乐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和同一性共存， 且同一性因素占主流的特点。

古代文献记录了 “乐悬” 制度的钟磬件数。 《周礼·春官·小胥》 表述道： “凡悬钟磬， 半为堵， 全为肆。” 郑玄注： “钟磬者， 编县之， 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 钟一堵磬一堵， 谓之肆。” 《左传·襄公十一年》 杜预注 “悬钟十六为一肆”。 从东周晋国编钟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虽然还有其他编列形式， 但9 件成编已是东周晋国编钟编列的主流， 这似乎与文献记载的编钟件数不相符合。 可以看出， 东周晋国的礼乐制度在编钟文化上应是同一与多元并举。 在礼乐制度中， 有 “礼辨异” 和 “乐统同” 两个概念。 礼的主要作用是区分开社会上不同等级的人； 而乐的作用是在其中起到协同、 调和的效果［6］。 从整体来分析， 虽然东周晋国编钟的编列、音阶结构、 组合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但9 件编列、五声徵调式音阶构成、 单独编组已成为编钟乐制的主流。 在东周晋国这一特定的时代、 区域内， 编钟的编列和音阶结构的大致趋同性就体现了 “乐统同” 的思想观念。

结 语

从东周晋国编钟的编列、 组合与音阶来看， 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发展变化， 其特征十分明显。 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从整体来看有两个特点： 一是表现出对周音乐文化的继承性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特点， 也就是说东周晋国编钟的乐制既有保留， 又有突破； 同时也显示出在晋国音乐考古学文化区内， 不同品种的钟类乐器在编列与音阶结构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二是表现出多元性和同一性共存， 且同一性因素占主流的特点， 这是 “乐统同” 思想的体现。 东周晋国编钟的编列、 组合与音阶， 都基本上保持着一定的规范， 即以大多数的9 件编列、 单独编组和五声徵调式为主流， 并以少数的其他形式为支流， 体现了同一与多元并举的特点。 可以说， 继承性与创新性， 同一性与多元性， 它们构成了东周晋国编钟乐制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