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庆

摘 要：唐代传世的著名书法家有欧阳询、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柳公权是柳宗元的同族，他书法出名是在柳宗元死后。柳宗元也是唐代的书法名家，可他的书法作品没能传世，就像柳诗被他的文名罩住了一样没能得显。今天我们只能从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文章里窥探柳书的风貌。

关键词：柳宗元；刘禹锡；书法；元和脚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真正迈入文明的时代。《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最初的文字是用刀刻在兽骨、竹片、木版上的，故而称书契。由结绳到书契，是划时代的变化。《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墨子·尚贤》篇说：“书之竹帛。”毛笔出现后，人们在竹片﹑丝帛﹑纸张上写字。书法后来成了汉字书写的艺术。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的书法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可历史有时很奇异：美文传世，而载文的墨迹却不见了；就连柳宗元亲手书写的许多碑刻也被时光隐匿得无影无踪了。今人痛惜之余，只能从《柳集》和古贤的评说里找寻它的踪迹。

儿诗戏书法

柳宗元在柳州时曾作诗与刘禹锡论说书事。《柳集》有《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二童》诗，《刘禹锡集》有《酬柳柳州家鸡之赠》诗。从诗题寄刘连州、酬柳柳州看，这些诗应作于他们再贬之后。刘禹锡在诗中取笑柳宗元无子学书，从柳宗元死时其子周六（柳告）才4岁判断，这事应在二人到任柳州和连州不久时。这时柳宗元的心境与在永州不同。他在诗里借示儿诗和刘禹锡开玩笑，文字显得豁达乐观。赵璘《因话录》载：“元和中，柳柳州书（法）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1]赵璘是柳宗元同时人，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进士。以此观之，柳宗元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柳宗元少时习练书法，满屋名帖碑文，数十年如一日，尤善草书。当时“童稚悉学其书”。刘家弟子也喜学柳书。诗题里的殷贤是刘家子弟，孟、二童是刘禹锡的两个儿子。以往书家说练书自楷书始，这与史事和书法史好像不尽相符，只能为书者一家之辞罢了。

再次遭贬后，同在潇湘的刘禹锡与柳宗元相互问候甚勤。孩子们也借书寄语，可见两家关系的亲密。这才有殷贤在刘禹锡给柳宗元的信后面戏题厌刘字喜柳书的话，进而又有柳宗元《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二童》的诗。柳诗中说：“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2]这里的庾安是指庾翼，因作过安西将军而有此称谓。庾翼少时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比他后进。柳诗里以庾安西影射刘禹锡，说刘书不如柳。柳宗元这里还借庾翼曾在王羲之纸背题字，戏说刘禹锡也应学庾翼在他的书纸上题记。其诗后两句“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这也是玩笑话，是柳宗元听殷贤说刘家子弟近来不喜欢自家书，而好子厚书而发的。家鸡指家书，即刘禹锡的书字。刘禹锡得书后，作诗《酬柳柳州家鸡之赠》说：“日日临池弄小雏（喻孟二童），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喻手指握笔状）敛手徒。”[3]官奴是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小名，在此借指孟、二童。“元和脚”是柳宗元创新的书法样式，因没有墨迹传世不得而知。猜想，其字式难学，因此学者都敛手不敢下笔。柳宗元得此诗后，作《重赠二首》诗，其一曰：“闻说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其二曰：“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4]其二诗中的“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是柳宗元答刘禹锡前诗“姜芽”之句的。诗里柳宗元用了《庄子·天运》效颦的典故。说西施有心病，两手捧心皱眉，这本是病态，可乡里丑人却以为美，效仿之。柳宗元以“捧心人”讽喻拙劣的摹仿。刘禹锡得而答诗二首，其《答前篇》曰：“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5]柳宗元这时未有儿子，唯有一小女，为此刘禹锡在诗里戏之说，小儿（指刘禹锡儿子）弄笔，不能嗔责；而你没有儿辈，只能向女中求卫夫人了。卫夫人（272—349），本名卫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晋代著名书法家。卫铄工书，尤善隶书，师钟繇。王羲之少时，曾从之学书。刘禹锡《答后篇》曰：“昔日傭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6]刘禹锡还曾作诗《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以抒笔砚为诗之兴。其诗曰：“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烟岚余斐亹，水墨两氛氲。好与陶贞白，松窗写紫文。”[7]柳宗元随后又有诗二首答之。其《叠前》诗曰：“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8]汉王充《论衡·感类篇》有“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语，柳诗借之用鸟迹喻说娇女在庭院满地涂鸦字迹，从中透出柳宗元看娇女弄土习字的愉悦心情。《叠后》诗曰：“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9]这是说柳刘二人自己的。“南宫起草旧连名”，指柳刘二人同在礼部为员外郎。而如今遭贬了，正好趁机习练书法，以取“二妙之声”。所谓二妙，是后人对晋人卫瓘、索靖的称谓。卫瓘、索靖都善草书，一为尚书令，一为尚书郎，同在尚书台为官；而柳刘同在礼部做员外郎，“连名”和“二妙”正好相对应。章士钊说：“南宫起草，指子厚旧与梦得同为礼部郎。二妙，同《晋书》卫瓘、索靖，一台二妙事，促其努力学书，此全由儿郎揽入自身，借申友谊矣。”[10]柳刘是生死之交的挚友，故此诗里才会有如此之戏语。

柳书小章草与永字八法

元和三年（公元809年），贬在朗州“索居三歲”的刘禹锡曾作《答柳子厚书》说：“三幅小章书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气为干，文为文。跨砾古今，古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诚悬于心，其揣也如是。”[11]其如草茂如水流般的书字，就像友人勤勉不懈的样子。“相思之苦怀”，郁结不畅的心情与回环的书字熔化成一体。“端而蔓，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文下所附的“笺证”说：“从来评柳文者殊未见引此数语。”与其说这是评柳文不如说是评柳书。其书端庄而滋蔓，穷尽张显丰腴，健壮的样子由然而生，枯瘦里透着清秀。刘禹锡这里说的章书，是书法的章草体。所谓“小章书”是指用章草体作简札书信等，可洋洋洒洒千余言不止。文中“三幅”书法和“新文二篇”，刘柳集里都没有收存，他们两人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无从知晓了。刘禹锡曾代李表臣作《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说：“箧（书箱）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扬差肩。”[12]这是说李表臣回忆他少年时看到的情景，可见柳宗元勤于书法，钟爱草书和隶书之勤。据书家考证，王羲之作行草，不离隶法。柳宗元学王书，独钟爱草书和隶书就不足为怪了。差肩，即肩挨肩，是说屋里堆满了碑帖和钟、索、班、扬等名家的书牒。这里赞誉柳宗元从小就书法和为文兼能。传说柳宗元作《笔精赋》论“永字八法”，可惜有其名而文佚，后人有说是伪造的。这件事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五记载说：“宗元名盖一时，善书，尝作《笔精赋》，略曰：勒不贵卧，侧尝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当蹲而执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覆盖），磔（捺）趔趯以开撑，此永字八笔，足以尽书法之妙。”[13]古人智慧让人折服，一个简单的“永”字，生化出汉字的八种笔画，成了书法楷体点画用笔的定式；汉字不论繁简，包罗万象，都囊括在其中。八法依永字笔势而得名。为此，后人干脆把书法称之为“八法”。八法有不同的源说，柳宗元道尽笔精之妙：侧（点），须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勒（横），逆锋落笔，缓去急回，忌顺锋平过；努（直）不可过直，过则木僵无力，宜直中见曲；趯（钩），像蹲一样驻锋突然提笔，力在笔尖；策（仰横），发笔向上用力，直到收笔；掠（长撇），直画起笔，锋轻宜肥，力要送到；啄（短撇），落笔左出，快而峻利；磔（捺），逆锋折笔铺毫缓行，笔势含蓄。掌此八法，书生其神，笔出其妙。柳宗元对书法研究之精到，《柳集》里也留下不少佐证。柳宗元贬在永州时，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论李睦州论服气书》，曾追述幼时学书法的往事，说得名帖名书，嗜之如命，“伏而攻之”。柳宗元以工书自诩。《柳集》里《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是柳文少见鉴别古书法的文字。柳宗元慧眼辨伪，他由墓石书法体形鉴别真伪，断定所谓植松挖出的怪异碑石，“其书则今由野人所作也”，“尤不经，难信”，是奸诈之举。其文详细辨析说：

仆蚤（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写在尺余木板上的书信）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羲之）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词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坏树之，而君子以为议。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娇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为利乎。[14]

《旧唐书·钱徽列传》载：“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张、郑，当指张旭和郑虔），在《书断》《书品》兼而有之。”[15]杨凭是柳宗元岳父，亲家丰富的藏书，其有不勤览之理。由此可见柳宗元渉猎之广，用工之勤，书法造诣之深是自然的事。上文所说的永嘉是西晋怀帝年号，永和是东晋穆帝年号，其间相隔有半个世纪。而由永嘉之终，至永和之始，相距不过31年，其间书法形状之变化，柳宗元竟能一目了然，犹不能相混，可见其对书法精研到何等程度！追究古时书法演进的历史，柳宗元论及的永字八法显然是效仿王羲之的变法，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唐人韩方明作有《授笔要说释义》。据他说，张旭始弘八法，以之传授于人，其所由来，则辗转上溯，而推源于王羲之。唐代的李阳冰是大诗人李白的从叔，李白晚年依阳冰以终。李白死后，李阳冰编白诗并为作序。李阳冰善长篆书，有碑刻《恬亭铭》等存世。李阳冰说，王羲之少攻书多载，十五年偏（于）攻永字，以其能赅（包括）八法之势，以通一切字也。柳宗元伏攻书法名书，博览魏、晋名人手札，集前人之大成，依永字点画，写成书法流传之系统。近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学书经验谈辑要》说：“右军题图所述，有波、横、点、屈折、牵、放纵六种，与永字配合不好，而在张旭以后，世所传颜真卿、柳宗元之《八法颂》，都依永字点画写成，故韩方明所说真、行、草书之法，传授于崔瑗，永字八法，始名于张旭，确是可信。”[16]

柳宗元书法的影响

早先古人为书（书法）都是实用性的。随性而起，情起而为，气至而止，看不到故意操弄的痕迹，其纸背透出的是质朴、古雅的墨香；不像后来一些应酬和卖弄的字画，装腔作势，涂鸦书怪，故意出彩。柳宗元书小草章，大都是用于尺牍简札、碑文铭志和往来公文书等。史见不同本是常态，对柳书亦然。宋代王观国《学林》卷七有《柳子厚书》说：“赵璘《因话录》曰：‘（书法大家）柳氏前有公权，后有子厚。’……欧公《集古录》，有子厚书《般舟和尚碑》并《南岳弥陀和尚碑》。欧公跋曰：‘书既非工，而字画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窃借其名以为重。’观国尝于南岳山间，见此子厚二碑，详观之。乃子厚南贬时书也。子厚书体格虽疏，静好藏锋，类崛笔书，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尝言其善书。大抵士人文章称著，则并其书亦为世所贵重，子厚尝以文称于朝矣，及其南贬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学其书，此古今之常态也。”柳公权（778—865）比柳宗元小5岁，元和中才举进士，而书名得显是在柳宗元死后的穆宗长庆年以后的事，说柳公权书名在柳宗元之前显然不符合史实。《柳集》里不见二人有任何交往，只有卷三十八一篇，是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柳宗元代柳公权兄柳公绰作的《代柳公绰谢上表》。宋人扬韩（愈）抑柳（宗元），对柳书的评价有失。其《笺证》曰：“禹锡亦工书法者，今所传杨岐山《乘广禅师碑》是其所书。故有此论。”参看《刘禹锡集》外集卷七与柳宗元论书法的篇章，可知刘禹锡深服柳宗元书法之精妙。柳宗元死后，刘禹锡有《伤愚溪三首并序》其二说：“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从前）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其二：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17]故人刚没，所居的愚溪就荒漠了；愚溪泉边的怪石，也几为洛阳大族有力者取去。宋新安汪藻撰《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称：“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去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愚堂﹑愚亭者，已湮芜不可识。八愚诗石，亦访之无有。”[18]现今这些也都荡然无存了，唯愚溪还依稀留存点影子。刘禹锡《伤愚溪》诗有“草圣数行留坏壁”句，用“草圣”称柳宗元，可见推崇之至。其文下“笺证”也有曰：“柳以书名，故草圣木奴之句皆纪实也。”[19]柳宗元的章草书法在中原传留的绝少，到宋代已少有人知晓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可惜的事。

宋人黄伯思说：“知子厚之文，不苟为艰深也。”[20]此言柳宗元书法之深妙。黄伯思《东观余论》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王羲之）变案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静没了）。”幸而唐人赵璘还留有唐时草书的记载，他在《因话录》里说：“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草章，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21]赵璘是柳宗元同时人，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进士，柳宗元死后20年他还在世，其评说应是真切的。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七也有这样的记載：“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之，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皆习其书。”其实，柳宗元的书法因遭贬，又被文名遮蔽而未能大行其世。章士钊说：“子厚在元和中，不仅本国人从游学书者众，而且声势远及国外。近人沈乙庵（曾植）言：‘日本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子厚，唐人当时称之曰橘秀才。’”可见柳宗元书法在元和中的影响。时过千载，《柳集》里论书之文和他用诗与友人论书的情景还是那样鲜活，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相互谈书嬉戏的童趣让人忍俊不禁。柳书虽没留下只字片纸，可寻着历史的足迹，仍仿佛看见持毫作书的柳夫子就站在我们面前。此刻让人好像朦朦胧胧懂了一些“元和脚”的样子，由此激起了更加无限的遐想。柳宗元刚贬来永州时，作《答问》说：“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被东西绊倒）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贤不肖明白。”[22]这是讽说那些不“恭客之教”无以“承厚德”的世俗小人。宋代范成大诗与陆游、杨万里齐名，也工于书法。他在《骖鸾录》里说：“《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为子厚自书，颇擅楷法。”看来柳宗元墨迹在宋代还有传留，范成大亲眼看到才会这样说。由此我们知道，柳宗元不但章草有名，楷书也写得好。清人李元度称，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除般舟外，尚有弥陀、大明两和尚碑；又云峰和尚于中院大律师塔铭。可惜今皆逝而不见了。清乾隆敕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十四说：唐世重文章，尤重书法。宗元可谓既没，其言立矣。宗元善书，今《龙城柳》石刻犹存。叶玉甫说：“曾在湖南，获见有意流通之柳碑，失之交臂。”叶玉甫是现代人，他1968年才过世。其不知所见是碑石还是拓片，可惜今天都无法考证了。

注释：

[1][18][20][21]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页，第70页，第67页，第14页。

[2][4][8][9][14][22]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05页，第706页，第707页，第707页，第509—510页，第280页。

[3][5][6][7][11][12][17][19]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页，第1425页，第1426页，第1471页，第265页，第1535页，第1011页，第1012页。

[10][13][16]章士钊：《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4页，第1496页，第1498页。

[15]《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