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国

在中国新诗史上，臧克家是一位创作特点鲜明且开创了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因其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使其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优秀代表。臧克家的诗歌创作观照现实、紧贴时代，这种艺术追求使其诗歌文本蕴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因子。在其第二本诗集《罪恶的黑手》序文中，臧克家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立场，他希望以《罪恶的黑手》这一集子结束自己的短诗，要下功夫写长一点的叙事诗。为实现其诗歌理想，臧克家在诗体上主动实践，开启了长篇叙事诗的写作。与此同时，叙事诗的写作也影响了该时期诗人抒情短诗的创作，在诗歌表现方式上，侧重于事件的描写，注重场面、氛围的营造。

一、臧克家诗歌的“事件”叙述

臧克家认为，诗歌创作要勇敢地触碰现实，对现实的把握要具体、真切，而且要紧和时代的节拍，抓住历史脉搏，走向博大雄健的道路。显然，事件的序列性、整体性相比较单一、割裂的物象来说，更适合诗人此时情感体验的表达。对此，臧克家有着清晰的认知，在他看来：“诗忌平铺，力避一般化。它主要借人物、事件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1］

临清时期，臧克家有意将笔墨转向场景、气氛的总体描绘，注重事境的营造，期望用诗歌来叙述故事，“读到人家‘非小说家不能写故事’的高论，心老是有点不服，是吗，诗竟是这样没用？不服气的手提起来写《自己的写照》”［2］。臧克家的诗歌叙事色彩浓厚，叙事诗自然不言而喻，其抒情短诗也含有明显的叙事成分。考察其诗歌的叙事，“事件”无疑应在诗歌文本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些事件从叙述对象、事件属性上主要涵盖个体命运事件、农民生活事件、学生生活事件、抗战事件等。

（一）个体命运事件

经历过大革命生活的洗礼和流亡生涯，臧克家对个体命运有着自己的思考，虽然在青岛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但革命失败后所带来的创伤和悲愤一直充斥着诗人的内心。临清时期较为稳定的教书生活，让诗人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来深入思考个体的命运，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也促使他不断回顾自身走过的道路。在诗篇谋篇布局时，诗人把这些事件以及自身的思悟形象地融入诗句中。

臧克家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自己的写照》是诗人的“自叙传”，臧克家曾自述道：“它是写我的生活经历，真实感情，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我童年时代、青年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疾苦与斗争。我用浓烈的感情描写了武汉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人心的场面，也写了它失败以后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个人思想情感的起伏。”［3］诗人把自己从童年时代到青年时代长达十年的经历，通过准确的事件顺序进行排列，对自己的命运经历和思想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整体性回顾。“用他谨严而苦心的手法从容展开他的‘长江万里图’似的大时代的手卷，从作为‘序曲’的幼年时代起，唱出了‘我’的经历……如何在武汉入军校，如何西征，又如何东下而被缴械，如何回到北方的家乡，又如何从张宗昌的虎口脱险，变姓名亡命于东北……”［4］

（二）农民生活事件

臧克家从小生活在农村，对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很深刻的了解。臧克家临清之前创作的两本诗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中，对于农村和苦难的农民生活都做了大量描写。来到临清以后，他所创作的许多诗篇基本上也是此类题材的扩大和加深。相比较于此前诗歌中注重人物的塑造和意象的凝练，臧克家在此时有意通过事件和场景的描写来建构诗歌，对农村的描绘也更为具体，发生于20 世纪30 年代的许多农民生活事件在诗人的作品中一一呈现。

1935 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臧克家以此事件为背景，用诗歌记叙了农村遭受水灾后的惨状和农民的悲惨生活：“水上漂着可怜的牲畜，漂着家具，漂着大小的尸体。”［5］在《哀鸿》里，诗人描绘了农民受灾后的生活：“破单衣，破夹衣，破开花袄，这一群，身上带着不同的气候……壮年人跑到外面，见个人捉住就追问：‘先生借光，我们家是嘉祥，报上近来说水势怎样？’”

导致农民生活苦难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20 世纪30 年代黑暗的社会也压迫着底层的民众。《年关雪》中：“门前踏乱了要账人的脚印，雪也锁不紧要命的年关。”《卖孩子》中：“给你找了个享福的地方，好孩子，跟着这位大爷去，管保你不再饿得叫亲娘，还可穿上暖和的衣裳。”年关躲账、被逼落草、卖儿卖女这些惨痛的农民生活事件，诗人用诗歌描绘着黑暗角落里的这些事。

（三）学生生活事件

1934 年8 月至1937 年10 月，臧克家在山东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任国文教师，这段从教经历，和学生的朝夕相处，为臧克家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

《破题儿的失望——为一个可爱的孩子作》记叙学生因投考海军检验不合格后独自寒门垂泪的可怜之状：“而最小的那条尾巴，却独自塞紧了门，两眼是泪，连头连身子，压上了两床厚被。”《跳龙门——为会考的孩子们作》则描绘了学生会考前复习的生动场景：“饭里和上了泥土，饭味哪有书味香！脑子像钢表的秒针，围着课本的圈子跳得那么忙！”这些诗篇以学生理想受阻、会考复习等与学生生活相关的事件为描写对象，展现了诗人对学生衷心的教诲和关怀。

（四）抗战事件

在临清期间，日本正逐步蚕食中国的领土，诗人为之心痛和悲愤，他曾激愤地谈道：“我在临清中学教书这几年，正是国难重重，人心悲愤的时代。这小的环境，虽然外表安静，但人人心头却压住块石头！东北沦亡了，华北危机了，冀东已出现殷汝耕这样的汉奸组织了。全国人民生活在火山口上，全国人民的心，就是要爆炸的火山口！”［6］

为此，臧克家不遗余力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表达自己抗日救亡的决心，期望通过诗歌宣扬抗日卫国的民族精神。《要国旗插上东北的土地——闻全国童子军受检阅情况有感作》一诗，诗人有感于童子军受检阅事件，以东北三省沦陷为主题，呼吁：“誓死要把我们的国旗，插上我们东北的土地！”展现了青年队伍的力量，是民族的希望所在。《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一诗则毫不吝惜地把对绥东抗战将士不怕死、奋勇杀敌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单薄的戎装上，刺烂了冷刀——塞北十月的风！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

二、臧克家诗歌的叙事艺术

在临清时期所写的诗篇中，臧克家所描写、刻画的事件，基本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见闻，或直接进行描绘，或根据自己的体验进行艺术的组合。“材料的取舍、穿插，个人才力的强弱，表现手腕的高低……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用诗的言语，诗的音调写出来，使人读了，不是小说，不是散文，而是一篇活生生的诗。”［7］虽然臧克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好，但对于诗歌如何展现“事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叙事模式、场景营造、结构安排以及语言修辞等多方面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特色。

（一）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

在臧克家看来，“诗歌在文艺领域上独树一帜，旗帜上高标着两个大字：抒情，叙事诗也不能忽视这个特点”［8］。这种观点，在其诗歌里则表现为有意强化抒情气氛、弱化故事情节、简化人物性格。在其叙事诗中，臧克家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来建构诗歌，其抒情短诗因其容量所限，这种选择更为明显。

在《运河》一诗中，臧克家将历史传说故事和现实生活事件融汇在一起，写历史故事，尽量概括地去描绘，是虚写；写纤夫的悲痛生活，因为是亲眼看到，描绘时则浓墨重彩，是实写，虚实互相联系，彼此映衬。这种叙事模式在其长诗《自己的写照》中也尤为明显，这首自叙传式的诗歌，因为抒情主人公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出现的，臧克家一面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记叙着发生在祖国大地的重大事件，一面用较多的笔墨来描绘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经历和真实感受，用事件中人物的成长或发展建构起一种令人信服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氛围。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结构所带给读者的感受，实际上并不是目睹了事件本身，而是被事件引起的感受、激情、情绪以及抒情主人公的评价所激荡。

（二）戏剧化的叙述方式

臧克家在叙述事件时，尤为注意场景的营造，这与诗人重视生活体验有重要的关系。在诗人看来：“诗与生活有分不开的血缘关系，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诗，生活第一，表现的工具还得让它屈居第二位。”生活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构成，事件的发生也脱离不了具体的场景。如何达到叙事的目的，又避免落入平铺直叙，使诗歌更生动形象，臧克家有意运用戏剧化的叙述方式，来达到场景氛围的营造。

在臧克家的很多诗歌中，作家将“对话”“独白”这种戏剧必备的元素引入诗歌中，来处理事件的叙述。在《哀鸿》一诗中，诗人为了生动描绘灾民思乡的期盼，运用对话的形式来进行展现：“女人们围住一个瞎子，像围住一个神明，‘先生，请给我们算一卦，家乡的水几时可以落平？’小孩子看见天空的归雁，拉着也叫妈妈看看，他问：‘妈妈，你说对不对，大雁正向我们的家乡飞？’”

臧克家对事件的描绘，其戏剧化方式也体现在叙述对象上，在其诗歌里，“你”这个第二人称大量出现，使其诗歌呈现出叙述者与读者强烈对话的效果。《中原的胳膀》一诗，戏剧化效果尤为明显，第一节直接写道：“你可曾看见过，十年的老关东回到家门，一个神秘的包袱，打动了无数的人心？”第二节则完全运用对话的方式来叙述：“‘还乡的关东客下了贼店，’你也该听过这样的故事，‘他的财贝，杀了他的身子。’”这种叙述对话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所叙事件的生动性。

（三）口语化的叙事语言

臧克家临清时期创作的诗歌所描写的事件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取材上，臧克家在诗歌语言的选择上同样也十分注重生活化、口语化语言的使用。在诗集《运河》自序中，诗人曾表达了对“好诗”的认识：“所谓好诗并不专是在掂拨字句上功候的纯熟，而是要求一条生活经验做成作品的钢骨。”［9］他认为，诗歌运用的字句一定都是崭新的，然而又是人人能懂的。

臧克家的诗句一向以精练严谨著称，口语化的叙事语言显然也是诗人精心推敲后的选择。臧克家的口语选择并非随意选取，而是有意识地进行挑选，他既从民间百姓的口语中提取，也对古诗进行转换，以便能够让普通读者理解读懂，又保留诗歌形式的美感。诸如《野孩子》中的“大地是孩子的亲娘，他在风里雨里生长，太阳晒粗了他的筋肉，生活磨硬了他的骨头”。

同时，臧克家的口语化叙事也在于其为全诗整体营造了一种口语式的叙述氛围，该时期的诗歌中第二人称大量出现，诗人不厌其烦地以“你”作为对象。如《大寺》中诗人在介绍临清吃食时，这样写道：“老人们，热腾腾的一个人捧着一碗，这是‘豆沫’，这是‘米糊’……反正我解说了你还是糊涂。”《中原的胳膀》中：“你还有兴听，我却收了口，你知道我的心正在悲伤。”这些诗中的“你”既是诗歌叙述者在诗中的叙述对象，也像是作者所预设的读者，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对话效果，感觉像在与诗人进行语言交流。

三、结语

临清时期是臧克家诗艺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对诗学追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写长篇叙事诗，期望达到现代史诗的高度，抒情短诗的创作也有意在表现方式上寻求新的突破。臧克家以20 世纪30 年代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事件入诗，彰显了诗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这些诗歌所叙述的事件也为我们观照20 世纪30 年代提供了形象化的素材。深入考察研究臧克家该时期诗歌的叙事，既为把握臧克家诗风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有助于丰富臧克家诗歌的多样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