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翌

《玄怪录》《续玄怪录》系唐牛僧孺、李复言所撰写的志怪笔记小说，文中涉及大量精怪轶事与民间传说，历来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里，不少故事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僧道形象。唐代佛道盛兴，思想兼容并包，社会普遍“尚奇”的审美进一步影响到个体文人的创作思维，僧道与其相关的神异事件都成为笔记小说着墨的对象。这两类人群不仅活跃于特定的场所，更与文人墨客、王孙将相交游。同时，笔记小说中的僧、道不仅作为宗教形象出现，更是与仙人、山精、灵魅等传闻轶事相融合，因而成为目睹怪异、构造传奇之人。

本文拟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为基础，考察《玄怪录》《续玄怪录》中不同类型的僧人、道士，以期从中梳理出些许书写特色，进一步比对作者在书写僧、道形象时的异同点，发掘此二篇著作的艺术价值。

一、《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道形象概述

纵观《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其中有法号的僧人两位（妙寂、玄照），有俗家名号的罗汉化身一位（薛存诚），胡僧两位，其余均以“僧”字代替；有名字的道士八位，其余均以“仙师”“道人”等字眼代替。虽然僧人、道士形象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在叙事中，多数僧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简为梳理。

在《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人形象主要有“侠义复仇僧、识宝传话僧、作恶斗法僧、违戒被贬僧、诵经除灾僧”五种。

《尼妙寂》主角叶氏女从属侠义复仇僧，本文讲述了一位比丘尼的生平故事，叶氏女的父亲与丈夫在湖中遇上强盗，上天悯其遭遇，令二人托梦给叶氏女，用隐语告知其凶手姓名，叶氏女扮成僧尼找到线索，复仇成功。

《党氏女》中的僧人玄照、《崔书生》中的胡僧、《薛中丞》里的众僧为识宝传话僧，此类故事中的僧人多数只作为中间传话的媒介，或是向主角告知某件宝物十分珍贵。《党氏女》中富商王兰死于好友蔺如宾之手，转世为蔺家幼子，耗尽蔺家不义之财夭折，再次转生为党氏女，玄照作为传话媒介，替党氏女要来蔺家财产，彻底化解二人恩怨。《崔书生》中仙女玉卮娘子留下白玉盒，凡人崔生不识宝物，也是胡僧出面挑明，这类“胡僧识宝”的主题在五代笔记小说中十分常见。而《薛中丞存诚》则是借所谓“天界僧众”之口点出薛中丞乃是罗汉被贬下凡，客观上也起到了传话媒介的作用。

此外，经常出现的另一种胡僧形象为斗法胡僧，《叶天师》便是典型的一篇作品。本篇作品讲述了胡僧作恶欲吸干炎海、降获白龙，白龙向叶天师求助，叶天师打败胡僧救下白龙的故事。这类“佛道斗法”的故事里，胡僧、道士、龙等形象经常交叠出现，往往以“胡僧率先发难—龙向道士求救—道士救下龙”为发展脉络，本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在此不多加赘述。

《吴全素》中众多被羁押的僧人，《薛中丞存诚》中被贬的薛存诚，此二者都为违戒被贬僧。而《吴全素》中可以通过念咒驱赶阴差的另一种僧人，《钱方义》中主角撞到厕神郭登后请来的僧人，都为诵经除灾僧。除去以主角为面目现身的薛存诚，其他僧人大多数时候只起到点缀作用，虽然数量众多，且经常以“僧众”面目示人，但多数只作为线索，不作为正面的书写和神化对象。

而道士形象则更为复杂，通常有“斩妖除祸”“展示幻术”“引人飞升”“引渡仙境”四种道士形象。

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道士常作为斩妖除祸的角色存在，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就出现了不少驱鬼、救灾的游方道士，这类道士的形象通常与民间术士类似，拥有治病救灾、驱邪救人的能力。在《玄怪录》《续玄怪录》里也有类似的道士形象，《萧志忠》里出现了一位黄冠道人严四，时逢刺史萧志忠将在腊日打猎，山中百兽十分畏惧，群兽便去找严四排忧解难，严四告诉百兽要同时找到滕六降雪、巽二刮风，这样萧志忠就会停下狩猎，百兽的祸患就能迎刃而解。而在《叶天师》中，也同样出现了为救白龙与胡僧斗法的叶天师；在《王煌》中，任玄言发觉王煌身边有耐重鬼存在，劝其离开耐重鬼，从客观上来说，这类都属于斩妖驱祸的道人。

同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方士、道士施展幻术的传闻，《许元长》中同样记载了道士令主角再见妻子的故事，而道士的神异幻术并不仅限于此；《开元明皇幸广陵》中叶仙师架筑虹桥，令唐明皇一路行到广陵；《刁俊朝》中猿猱化为道人可以在瘿中歌唱吟咏，甚至铺排宴饮等。这些都展现了道士们精通幻术戏法的一面，为“展示幻术”的道士形象。

而“引人飞升”和“引渡仙境”的道士形象往往相似，不过前者侧重于对人的磨炼，后者侧重于展现道家仙境的风貌。如《杜子春》中的仙师以炼丹之术引杜子春飞仙；《凉国武公李愬》中仙道传话引李愬飞升；而《裴谌》《张老》《柳归舜》《刘法师》中通过道士展现了各色仙境。道士或引生人入仙，或为误入世外之境的人们指点迷津，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中，大多数道士都作为主角出现，通常贯穿全文，展现了通天的神力，如云帔般呈现出某种统领、覆盖全文的艺术效果，且多数都拥有姓氏，或至少拥有代称。纵观此二文本，道士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只有《吴全素》中的道人以被贬、受罚的形象出现。

二、僧道形象书写特色

首先，《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道形象在书写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僧人与道士在书写时存在一些相似点，如同样能够展现幻境、叙述常人见闻之外的神异故事，包括拥有慧眼、识得精怪宝物等，也同样可以驱邪除灾，为主角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等。作者书写这两种人物形象的目的几乎一致，都是为了增添故事的曲折离奇之处。

而僧道形象的不同之处则更为多元，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意设置区分，使人物本身因立场不同而出现矛盾，此矛盾集中在“相斗”题材之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叶天师》中的斗法情节。龙因胡僧之祸，向道士或者涉道之人求救，这是唐代笔记小说中常见的主题［2］，如同为唐代笔记小说的《孙思邈救龙》一书中也曾提到老龙将被胡僧取脑入药，因而向孙思邈求救一事，在这类故事里，“龙”经常扮演一种被拯救的角色。而在过往的研究成果里，学者们通常将“胡僧斗法—落败于道”视为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也有人认为这是唐代“尊道抑佛”的一种表现［3］。

除此之外，《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在书写时还呈现出与其他唐代笔记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矛盾的景象，在《叶天师》中出现了一处不容小觑的细节：即使胡僧作恶，白龙依旧称赞其“虔心，有大法力”，即肯定了胡僧的修行意义，而胡僧斗法失败也未伤及性命。在这则故事里，胡僧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作为点缀出现，却也与作为正面角色的天师一样，经由正统虔心来修行。由此可见，作者在笔下并未否定胡僧的修行之意，反是运用了不偏不倚的笔法进行记录，该篇中的僧道形象为立场不同的修行者代表，这类笔法更为冷静客观，通过细节彰显了胡僧与天师的品性，展现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其次，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中，道士展现了种种神异的法术，如唤回亡魂、展示仙乐、架设虹桥、斩妖除魔等，可以称得上是上天入地。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道士们虽然拥有极大的法力，却没有被神化的色彩，这类道士形象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人性”，而非拥有十全十美的神话人格，如《刁俊朝》里化身道士的猿猱与恶蛟为伍，后被追杀，此处作者虽未明说，但想来猿猱也应是作恶众多的妖孽；《裴谌》中裴谌道士展现道术是为了戏耍他人，缺少神格化的庄严肃穆；在《王煌》中，因为王煌的私心作祟，道士任玄言也未能从鬼的手里救下王煌，这些作恶、救人失败的情节都与大量被神化的道教人物出现割裂，展现出了某种错位。大部分道士虽然拥有通天彻地的法力，同样悲悯、宽厚，却也有一部分道士同时在性格、行为等方面展现出了与常人无异的人性化特点，同常人一样有善恶两面，在这一类形象身上，折射出了人性和神性交织的复杂特色。

最后，佛、道的人物形象在书写时还与社会现实交融在了一起，如《薛中丞存诚》里众佛童迎被贬僧返仙，御史台官员对佛童大声相叱。《尼妙寂》在《谢小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结局以官员出手惩治恶贼、妙寂大仇得报出家还愿作终，作者有意将原有的侠义复仇结局转向报官得救，展现出了凌驾于“虚幻”上的“现实”，纵然神鬼托梦，但最后的审判依旧是由官员来完成，这或许都是政治大于个体人物神异的一种写照。［4］而既然写到现实，作者也会用神鬼故事来影射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如在《萧志忠》里，百兽为了躲避游猎之灾，祈求道士出主意，道士让百兽为司风、司雪的神明带去美女、美酒，这就好似对官场阿谀奉承现象的一种辛辣讽刺。人性和妖性在作者的笔下同样复杂多变，《刁俊朝》中猿猱兴风作恶，与恶蛟交好，但也会受恩回报，为刁妻求来治瘿病的良药，看上去又显得分外有礼。如此种种，也显示出作者笔下相应人物呈现出一种复杂性。

三、僧道形象书写的原因探析

倘若要探求作者为何会如此书写笔下的僧道角色，则需要从作者本人、宗教影响与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原因出发。

牛僧孺、李复言二人都有相当复杂的思想背景，这些都对《玄怪录》《续玄怪录》里的僧道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牛僧孺据传“不喜释老，唯宗儒教”，此类特征早有讨论，丁鼎先生的《牛僧孺论》一文中结合牛僧孺的生平经历，肯定了其对思想、政治的功绩，认为牛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同时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5］，参考此文可以得知，牛僧孺与大量唐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参与现实政治、追求精神自由、实现功业抱负为目的。文人笔下流露出的文字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创作心态，即使是娱乐性质的“温卷”、随笔之作，也能窥见牛僧孺的客观之处，牛僧孺在记录时保有一种不褒不贬、铺排浪漫的笔触，即使《叶天师》中胡僧作恶，白龙也依旧赞赏其“虔心，有大法力”，肯定了其修行的功德。

而与牛僧孺的创作态度不同，李复言的笔下更尖锐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众所周知，宦官祸起和牛李党争先后对唐王朝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现实中官场的黑暗也被反映在了文人的笔记小说作品中。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李复言的生平与身份还尚无确切定论，但从现有材料里可以得知，作者李复言身世坎坷，作《续玄怪录》讽谏意味更浓，寄托了自己对黑暗官场的不满和失望［6］，因而不管是何种思想，或许都并非作者书写的重点，写作此类作品只是一抒己怀的一种手段、一种假借。李复言为作品起名为《续玄怪录》，或许乃是渴慕《玄怪录》的煊赫名声，故以《玄怪录》续书为自我标榜。李复言在创作时不但参考了牛僧孺的写作手法，也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笔记作品，他记述了许多涉及精怪妖魅的故事，但记录手段里已不复《玄怪录》那般浪漫，而是充满了主观见解和劝诫色彩，也出现了很多与常规不同的僧道形象。从这一点看，作者都是在有意构思曲折离奇的故事，借精怪和非人之物之口讽刺现实，而非简单地使用脸谱化、模式化的方式书写僧道。

而如果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宗教在进入民间、流传普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些自己的再创造，使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分界线变得愈发模糊起来，某些典籍中的清规戒律也会以某种面貌投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正是此原因，在原有的得道人物形象之外，人们也赋予了这类人物新的内涵，让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富有人性。

同时，黑暗的晚唐官场现状又让文人们期待避世与游仙，从罗汉被贬后又重返天界、大仇得报后还愿为僧等故事可以看出，人们将避世遁俗作为一种身份转换的方式，一方面希望生活安宁，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更多机缘。这两种色彩不同的行为在文人笔下得到了艺术加工，在共同的愿望作用下，显示出了“斗争—趋同”的复杂态势，从中还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关心与强烈不满。

四、结语

牛僧孺、李复言所著《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僧道形象，其中僧人数量众多，但只作为点缀出现，而道士多为主角或主角的引路者。此二类角色虽然存在斗争，但僧道双方的矛盾逐渐减弱，且存在大量的相同之处。在僧道角色，尤其是道人角色身上充满人性与神性交织的特色，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现实状况，如此特殊的书写特色自然离不开牛僧孺、李复言两位作者的写作观念与时代背景，两位作者借僧道形象表达抱负，展现了对浪漫故事的追求与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