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林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自电影媒介诞生之初，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便与文学中相似的叙述审美特质形成了紧密的联系[1]。因此，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往往成为影视改编的首选。近期，北美华文文学受到广泛关注，其影视改编也逐渐成为热议的焦点。根据饶芃子和杨匡汉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的定义，北美华文文学是指由北美华人用汉语或中文创作的文学，它是北美华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北美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主要是指其作品从文学形式转化为电影或电视剧等多种媒介。随着文学改编在国内影视市场的日益发展，北美华文作品的电影改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在这些改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始终是核心议题[2]。电影语言和修辞手法在北美移民华人的独特视角下，为观众展现了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了女性形象的影像书写与其时代特质的表达。这些女性形象的精神内涵不仅反映了个体的生活体验，更是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对传统文化框架的挑战，以及对更广泛精神自由的探索。

1 视觉修辞：修辞学的视觉转向

古希腊学者主张，辞格是通过言语的运用实现劝说，旨在传播与说服。许多深入的视觉修辞学观点均源于文学修辞的“视觉转向”。在20 世纪60 年代，伴随广告、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的崛起，由伯克引领的新修辞学流派将修辞学视为一种传播行为，其研究范围已超越言语和文学，转向象征性行动，涵盖文字符号与影像符号的表述。巴尔特认为，影视文本中的图像符号为一种信息载体。随着社会进步，视觉文化逐渐盛行，科技的持续进步使图像及其他视觉符号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传递的信息更为丰富，传播速度也超越文字。陈汝东认为，“视觉修辞是一种以语言、图像以及音像综合符号为媒介，以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人类传播行为”[3]，并强调视觉修辞的三个核心方面：语言文字的可视化修辞、以图像为媒介的修辞行为，以及以图像主导、其他元素（如文字、音响）辅助的综合修辞行为。基于此，刘涛提出视觉修辞即通过图像化手段进行劝服性话语生产的符号实践[4]。在北美华文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女性形象既需要展现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又要强调其在剧情中的关键作用。但实际改编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常受到话语转换和导演风格的制约。其主体性的塑造与视觉修辞的构建密不可分，通过对女性角色的细致设计，结合色彩、光线等技术手段，为女性形象注入更深层的意义。

实质上，视觉修辞是修辞学的可视化展现，旨在传达其背后的深层观念。它将视像系统看作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探讨其在视觉语言中的修辞效果，并研究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应用特定的修辞策略，以构建和传播语义。中国近年来的电影作品，如《金陵十三钗》《归来》《芳华》《山楂树之恋》和《唐山大地震》，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帮助人们从修辞的角度深入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女性形象。对于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角色塑造，每一个形象都富有象征意义，都蕴含着深层的文化信息和艺术审美。例如，《金陵十三钗》反映了战争背景下女性的坚韧和勇气，同时也呈现了女性的柔情和无奈。这种双重性的修辞策略，使得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女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处境和情感。同样地，在《归来》中，女性形象则展现了家庭和社会背景下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望。这种对比和交织，使得修辞策略更加复杂，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觉和思考空间。而在《芳华》和《山楂树之恋》中，女性形象更加集中地展现了青春的美好与遗憾，以及时间流逝中的记忆和情感。这种时间与情感的修辞策略，使得观众在感受影片的美感的同时，也更加深入地思考了青春、时间和情感的关系。在《唐山大地震》中，女性形象则成为地震灾难中的象征，代表了家庭、爱与牺牲。这种强烈的修辞策略，使得观众在感受到震撼的同时，也对家庭、爱和牺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体悟。

因此，通过对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修辞分析，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电影所要传达的深层意义，同时也更加准确地解读北美海外华文文学影视化中的女性形象的深层含义。这种深度的修辞分析，不仅增强了电影的艺术魅力，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空间。

2 视觉转喻后的凝视客体

视觉转喻的核心思想在于图像指代，其强调利用某一视觉元素指代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事物。视觉转喻的关键特性为“同域指代”[5]，意味着喻体与本体在认知结构上有相同之处。这可以视为一种借代，其中一个事物代表另一个事物，它们在意义维度上有密切的联系。视觉转喻方法中，常常将部分作为整体来呈现，这是常用的修辞策略。从意义建构的视角来看，语言使用者需依赖特定的视像系统符号来展现整体概念。简而言之，视觉转喻的建构主要是为了将难以直接观察的抽象观念，通过视像系统符号具体化。北美海外华文文学的改编电影利用视觉转喻修辞进行了艺术转化，旨在具象化和场景化地呈现，同时通过视觉转喻的结合和创作，突出角色的女性特质。

视觉表征必须依赖特定介质，此介质的形式对信息呈现至关重要。媒体是简单的传播工具，能够通过隐晦的话语权力建构文本意义。在观察的影视系统内部，皆受物质框架的限制——即媒体边界与时间限制。因此，创作者视角必然受所述“边界意识”影响。视像的本质语言，在视角、取景、视野及其动态变化的多重影响下，导致视像系统的断层与不连续性。观众需在这些断层中构建并想象完整现实图景。例如，小说《金陵十三钗》中的情节通过“鲜血”这一共通意义空间紧密连接，实现了血腥转喻，将妇女的个体经历融入民族和国家灾难叙述。相对之下，电影版本将女性的自我牺牲和救赎主题，改编为英雄救美情节，并强调了女性角色的华丽旗袍和优美肢体语言。此种改编中断了文学的血腥转喻，转而强调东方女性美丽印象，将女主角定位为“奇观”的话语范畴，使女性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这也引起了许多批评。视像的断层与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演绎上，更体现在影视改编过程中。视觉修辞通过具象的视觉符号，如姿态、歌声等，将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凝视的对象，这在北美的华文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中尤为常见。

由此，视觉表征不仅是信息呈现的途径，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反映。通过介质的选择和使用，视觉表征揭示了信息呈现的复杂性和不连续性，而这种复杂性与不连续性在文学与电影的改编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从单一的视觉表现到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视觉表征的研究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考。

3 视觉隐喻下的主体觉醒

视觉隐喻是一种借助于人们普遍认同、植根于集体记忆的视像符号来替代抽象、复杂观念的修辞手法。具体来说，在相近的视像符号系统互动中，通过联想的方式构建抽象概念。其基础原理为转义生成，即在视觉修辞的意义机制中，视觉隐喻依托于由视觉元素构成的转喻结构，并在图像文本的聚合轴上落实隐喻意义的产生[6]。因而，视觉隐喻的生成需基于视觉转喻，通过意象符号的构建来实施，强调不仅要深入探讨视像系统中符号背后的深层含义，还要运用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以更深刻地传达图像所表达的意义。

视觉隐喻产生的核心原则是实现视像呈现与隐含意义之间的转换，如通过影片中有意义的符号外延与镜头语言的有序性来理解和把握其背后的含义。视觉隐喻修辞涉及在视觉中运用抽象概念和图像来表现情感或概念，进而生成意义，深化观众对作者意图的理解，提升视觉体验。与视觉转喻不同的是，视觉转喻将视像系统的符号直接与修辞者的意义空间联系，而视觉隐喻则需将视像系统置于类似于修辞者意义空间的逻辑结构中，并通过观众的联想和体验来实现隐喻背后的意义交流。从视觉知觉的角度出发，观众是否能产生联想是形成视觉隐喻空间的基础。例如，通过视觉隐喻的修辞手法，北美海外华文文学改编电影反映了女性角色的内在意识觉醒，通过呈现女性形象的视像系统，成功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一隐喻意义的构建。

在电影的语言修辞中，镜头的使用方式为角色赋予了丰富的意义层次。一方面，通过不同镜头组合的时间排列，电影的结构被划分为起始、发展和高潮；另一方面，镜头的长度及其变化为电影带来特定的韵律。更重要的是，这些镜头语言不仅重现了影片中的明确内容，而且深化了对潜在意义的探寻，为观众提供了进一步的联想空间。

电影《芳华》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以青春与时代为双重话语架构，对军队文工团中的年轻人的命运进行了隐喻性的表达。影片中，何小萍偷取林丁丁的军装并在摄影馆留影，这不仅为何小萍创造了一个“他者”的影像，更成为她在军队中的存在证明。此举旨在获取他人的认可，并试图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但是，何小萍的真正主体性是在沂蒙颂舞台剧中被激活的。此时的镜头焦点在何小萍身上，形成了罗兰·巴特描述的“刺点”，突显了画面中的某一细节，使观众能够轻易与其建立情感连接[7]。

电影《归来》聚焦于家庭和爱情的价值，通过细节展现主人公冯婉瑜和陆焉识的情感历程。电影中，当冯婉瑜失去记忆时，陆焉识以琴声重燃她的回忆，而冯婉瑜则以触摸来传递深厚的情感。此外，电影采用了大量长镜头对两位主人公进行特写，刻画他们的情感变化，同时也展现了两人在画面中的平等地位。

总的来说，电影中的视觉修辞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体验，还为观众打开了联想的空间，使其能够从电影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感受和思考。这在北美华文文学改编的电影中尤为明显，其中对女性形象的隐喻修辞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形象，还挖掘了其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4 视觉象征里的宏观话语

在《诗经》中，“比”与“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修辞策略，而象征与此二者呈现出相似的修辞效果。在视觉话语的表征系统中，意象的创造是一种主流的视觉修辞方法[8]。所谓的意象，指的是意念与形象的融合。它采用视觉系统中的具体符号来表示与之关联的宏观抽象概念。然而，必须指出，象征体与其所代表的意义空间并不是同步呈现的。从意义空间的产生机制来看，由于该空间并不直接对应现实中的特定事物，而是仅作为概念上的存在，此种存在通常通过视觉隐喻来形成。在文学描述中，这种存在常被称作“意象”。为了理解这种象征的意义空间，受众需要依赖于某一具体事物所暗示的象征体。这种暗示与视觉隐喻背后的话语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象征所指向的是一个更广泛的认知范畴，这种认知范畴常常基于文化层面的观念结构，并促使受众在集体记忆和行为认知中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与象征的意义空间建立连接。北美海外华文文学改编电影运用了大量视觉象征策略，旨在突出人的基本情感与传统的哲学思想，并对这些概念进行解读与再现，通过修辞策略对女性形象的构建，使观众在思维和价值观上与电影作品产生共鸣。

在影视作品中，恰当地运用视觉象征修辞策略可以将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视像系统。这种系统通过直观的视觉传播方式为受众展现，其间的符号交互赋予作品更深的内涵。例如，《山楂树之恋》中，静秋的象征意义基于隐喻构建。影片将“青春爱情”隐喻为少女静秋的形象，进而实现“纯净之爱”的符号化表达。具体地，影片中的静秋形象与小说中的描述有所不同，更加突显其青涩的气质，使受众更易联想到青春恋爱。此外，电影强调了恋爱中的复杂心理和初恋经历，为受众展现了一种纯真的爱情，创造了一个象征“纯净爱情”的视像空间。

张翎的《余震》中，女主角“小灯”的痛苦回忆与唐山大地震及其母亲的抛弃有关。这部作品采用非线性叙事，展现了小灯的知觉和意识如何瞬间跨越过去与现在。叙事逻辑以“小灯”为主线，背后揭示了她内心“破碎”的话语框架。而电影《唐山大地震》则将焦点从小说的“创伤难愈”转向“灾后重建”。电影采用顺时叙事，象征家庭和国家的重建，以及个体与国家的认同。此外，电影采用了并行叙事，展现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家国同构的象征意义。

由此可见，北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中，女性形象更为丰富。这些形象不仅承载了文化底蕴和时代变迁的精神价值，还展现了她们的信念、智慧和冒险精神，使得角色更加生动、多样，更接近现实生活，使观众感受到民族与时代的精神内涵。

5 结语

在当代社会，人类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对于女性话语的自我表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开始深入探索和关注女性的自我表达。尽管这些改编影片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进行了新时代的价值探索，但仍然受到了部分刻板印象和消费文化的制约，导致其中的女性修辞有时呈现出物化的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9]。这要求改编者在进行修辞时，既要重视艺术的完整性和表现，又要深入考虑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确保改编作品与原著在意义上达到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