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斌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200)

1 问题提出

中学生正值青春期,生理机能快速发育但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加之处于较高的升学压力之下,心理健康状态不容乐观,据统计,全球20%的青少年正在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1]。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亦呈恶化趋势,焦虑、抑郁、自我伤害、自杀意念等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分别为27%、24%、22%、17%[2],如何科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截至2019年底,全国31个省纷纷出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门政策,以课程建设为主渠道,辅以心理主题班会、团队活动、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致力于保障学生心理健康[3]。

家庭与学校同是生态微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个体产生最直接影响[4],二者间的影响方向一致时,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学业成就、持续性发展提供合力,反之则可能产生重度的内耗[5]。家庭系统理论进一步指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任何亚系统(例如父母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兄妹亚系统等)受到破坏,都会干扰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行,影响家庭内青少年的心理发展[6],可见,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非常重要。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具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属性,其建立的过程亦是父母与子女在血缘和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相互影响[7]。通常,与父母关系融洽的青少年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8]、较低的行为偏差发生率,比如吸烟、酗酒、手机成瘾等概率低[9],而生活在低质量家庭关系中的青少年易因感知到冷漠、拒绝以及忽视而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10]。那么,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是什么呢?

环境适应力是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高适应力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环境中的压力,维持较为理想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从家庭走向学校和社会,需要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给自身带来的挑战,拥有积极社会关系的个体储备了必要的资源支持,如来自于家人、朋友、邻居、社区成员等在情感、货币、时间等方面的支持,能增强个体在环境变化中应对挑战的效能感和胜任力,缓冲或改善不良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11]。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多以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互动为载体,非家庭关系如同伴关系、师生关系、成年期的亲密关系等均在不同程度受到早期家庭关系的影响[12]。家庭是个体在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场所,其内部关系的建构策略如有效地处理冲突、积极的情感交流等可能被直接或改造用以建构个体的其他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和谐的青少年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社交胜任力,能将与父母形成的有效的关系处理模式延展至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即便是亲子间的冲突,也并非绝对的消极因素,适度的冲突不但能增强个体应对事件的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还有助于儿童在向成人转变过程中获得社会责任感、积极探索自我[13]。

相较于亲子关系,家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其也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频繁、高强度的家长冲突有可能破坏家庭稳定,导致置身其中的青少年缺乏安全感,引发苦闷自卑、孤独无助等消极感受,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14]。随着家长冲突的程度加剧,与其生活在一起的子女容易被卷入家长的冲突之中,诱发抑郁和焦虑等问题[15]。除了在与父母构建关系的过程中直接体验,儿童还能从对家长关系的观察中进行学习,如父母对关系的维护、冲突的处理等,生活在家长激烈冲突家庭的子女在面对人际冲突时更可能采取消极策略[16],这将不利于子女进一步开拓自己的社会关系并积极地寻求、吸纳外部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模型

H1:家庭中的家长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

H2: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

H3: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

H4:家庭中的家长关系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呈显著正相关。

H4-1:环境适应力在家长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5: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呈显著正相关。

H5-1:环境适应力在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

本文使用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CEPS)2013—2014年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调查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将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作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包括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约2万名学生。剔除在本文关键变量中存在缺失的个案后,样本量为17 622人,女生占比为48.9%。

2.2 关键变量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CEPS采集了学生在过去一周内对于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等5种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对其进行5点计分(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在对题项反向计分后,学生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心理健康的状态越差。

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借鉴邢敏慧和张航的做法[17],通过以下5个问题测量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分别为“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该组题项均采用4点计分的方式(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学生得分越高表示其环境适应力越强。

学生的家庭关系。同时关注了学生家庭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其中,对家长关系的测量包含2个题项,分别为“父母是否经常吵架”和“父母是否关系很好”,学生需以“是”或者“否”的选项来回答题项,分别记作2分和1分。通过对第一个题项的反向计分使得两个题项的趋势一致,即学生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家长关系越好。CEPS也包含了对亲子关系的询问:“你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和“你和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学生需以“不亲近”“一般”“很亲近”的选项进行作答,得分越高表示其与父母的关系越好。本文涉及的分组变量包括学生的性别(1=女生;0=男生)、所在年级(0=七年级;1=九年级)和户口类型(0=农业户口;1=非农户口)三项。

2.3 分析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具有优势[18]。模型形式如下:

η=Bη+Γξ+ζ

(1)

X=Λxξ+δ

(2)

Y=Λyη+ε

(3)

其中,式(1)为结构方程,η是内生潜变量;ξ是外生潜变量;B是反映内生潜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系数;Γ是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响的路径系数;ζ是残差项。式(2)和式(3)分别是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的测量模型,X和Y为观察变量组成的向量,Λx和Λy反映的是观察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δ和ε为残差项。

3 研究结果

3.1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知,青少年对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不是很高,均值集中分布在“很少”至“有时”的频率之间,总是感知到消极情绪的学生占比均不足5%,不同群体的青少年对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性别的分群比较结果显示,初中男生和女生的感知频率显著不同,但差异的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女生对沮丧、不快乐和悲伤三种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对抑郁和生活没有意思的感知频率显著高于女生。随着学生年级的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并未呈现渐佳趋势,相反,无论是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还是悲伤的感知频率,均是九年级学生的频率显著更高,突显出加强个体心理保健意识和外部干预措施的重要性。基于户籍类型的分群比较在诸多关于学生发展的研究中均有涉及,例如农村学生的视知觉——空间能力、推理能力等相对较弱[19]。在心理健康方面,农业户口的学生感知到不快乐的频率显著高于非农户口的学生,但与性别和年级的差异不同,不同户籍学生的差异仅限于对不快乐的感知。

表1 不同性别、年级、户口类型的青少年消极情绪感知频率

3.2 路径分析与直接作用检验

随后采用Amos24.0分析结构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对环境适应力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进行检验,首先基于路径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直接作用(见图2)。其中,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因子负荷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家长关系的2个观测变量MR1和MR2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631、0.691;亲子关系的2个观测变量PCR1和PCR2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671、0.750;环境适应力的5个观测变量EA1、EA2、EA3、EA4和EA5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764、0.767、0.648、0.566、0.682;心理健康的5个观测变量MH1、MH2、MH3、MH4和MH5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761、0.771、0.779、0.657、0.743。模型的GFI(0.972)、AGFI(0.959)、CFI(0.961)等拟合优度指数均大于标准值0.90,表示整体模型拟合程度的RMSEA为0.050,SRMR为0.028,均小于标准值0.08。综合来看,包含家长关系、亲子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等变量的模型拟合良好,路径系数、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由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值可知,家长关系、亲子关系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08和0.22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关系的确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和谐、健康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假设H1和H2得到支持,青少年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每提升1个标准差,其心理健康水平分别提升0.108和0.221个标准差。环境适应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对其心理健康程度存在显著影响,优化青少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助于维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假设H3得到支持,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每提升1个标准差,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升0.217个标准差。家长关系、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环境适应力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84和0.28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关系的确对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存在显著影响,和谐、健康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假设H4和H5得到支持,青少年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每提升1个标准差,其环境适应力分别提升0.084和0.281个标准差。

3.3 环境适应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检验方法检验环境适应力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通过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和非参数百分位法(Percentile method)估计在95%置信区间下的中介效应,若置信区间内未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存在,检验结果可见表3。

表3 中介效应假设检验结果

在以环境适应力为中介变量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中,“家长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均显著,效应量占比分别为14.29%和21.63%,假设H4-1和H5-1得到支持,表示家庭关系中含有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不仅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进而影响其心理状态。从环境适应力在两类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所占中介效应量的比例可知,子代在获取互动、沟通、寻求有效支持等环境适应能力时,可以通过观察和感受家长对成年人关系的处理来进行学习,但更依赖于自己与家长的直接互动与关系处理。

3.4 基于学生性别、年级、户口类型的多群组分析

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多群组分析来探究性别、年级、户口类型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可见表4,模型呈现出显著的基于学生性别、年级和户口类型的差异。

表4 群组差异标准化路径分析

其中,男女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环境适应力to心理健康”“家长关系to环境适应力”和“亲子关系to环境适应力”,女生的心理健康受环境适应力的影响更大,当个体的环境适应力提升1个标准差,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0.276个标准差,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0.183个标准差。男女生的环境适应力受到家庭关系的显著影响,但在作用程度上存在差异,女生与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影响更大,而男生的环境适应力受家长关系的影响更大。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家长关系to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to心理健康”,九年级学生心理状态受家长关系的影响更大,当个体的家长关系质量提升1个标准差,九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0.138个标准差,七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0.086个标准差,七年级学生心理状态受亲子关系的影响更大。不同户籍类型学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亲子关系to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to环境适应力”,非农业户口的初中生,其与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环境适应力、心理状态的影响均更大,当其亲子关系质量提升1个标准差,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水平分别提升0.302和0.231个标准差。就环境适应力在家庭关系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而言,不同群组均支持了“家庭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为结果变量,构建了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模型,采用CEPS数据库,以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家长关系、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影响路径。主要结论包括:(1)家庭关系中的亲子关系和家长关系均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2)家长关系通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对其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属于部分中介效应;(3)亲子关系通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对其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也属于部分中介效应;(4)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基于个体性别、所在年级、户籍类型的显著差异,但“家庭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在不同群组均得到支持。

上述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各界认识和理解家庭关系和子代心理健康二者间的联系及影响发生的路径,从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角度考察家庭内部关系及个体在关系中所施加、所受到的影响。亲子关系曾被作为衡量家庭关系质量的关键指标[20],部分家长有意识地关注了与子代的沟通、互动及相互信任,努力建设和谐的亲子关系。但家庭内部关系并非亲子关系这一种,由于缺乏对不同个体人际关系及其影响的充分认识,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中的个体在处理多重冲突时陷入矛盾之中,比如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注意力资源分配不均衡、在不同冲突中采用的应对态度和行为间存在不一致等,既不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发展,亦不利于营造家庭的和谐氛围。生活在此氛围中的未成年人可能通过观察学习的方式,以家长对关系的处理、应对方式来形成自己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策略,矛盾中的家长可能进一步增加子代对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家庭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在家长关系之外,主要由祖辈照顾的儿童还与抚养人之间存在隔代照料的关系,多代共同居住的家庭中,还存在家长与祖辈之间的关系、家长与同辈之间的关系等,诸多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如何深入了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以更好地发挥家庭对于子代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同样对家庭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危险的家庭关系通常具有冲突、敌对特征,而且多表现为冷漠、不支持以及忽视等,导致家庭成员互动不足,负面影响子代的心理发展[21]。第一,家庭成员应致力于建设和谐的家庭氛围,形成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降低孩子的心理压力。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既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也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能为未成年人的发展起到稳定的保护作用,减少社会负性环境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显著降低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22-23]。在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中,子代能较好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支持与关注,但这不意味着高质量的亲子关系等于不存在任何的亲子冲突。相较于一味地妥协、溺爱、过度保护,适度的冲突能增强青少年对事件的应对能力,加之正确的引导能形成主动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家长需要通过自学或在家长学校的帮助下,了解应对亲子冲突的策略和科学的教养方式,提升对子女的教养效能感,更好地胜任家长角色。

第二,家庭成员应以积极的应对态度,争取以合理、有效的处理方式降低不同类型内部关系冲突对子代发展的消极作用,为成长中的青少年树立起身边榜样,提升子代的环境适应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与父母关系较为亲密的青少年会倾向于效仿父母,以类似的行为模式和处事方法来适应外部环境及其变化[24],家庭成员对冲突的消极应对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在部分家庭中,家长有积极建设亲子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但并未能完全意识到自身在其他人际关系中的态度和行为同样对孩子具有影响,可能在应对不同类型冲突时言行不一致,比如强调孩子在亲子关系中的主动和信任,而自己对孩子刻意隐瞒家长冲突或因隔代抚养而产生的冲突,这不仅不利于冲突的有效处理,也容易导致孩子在选择应对方式时陷入矛盾,无法清晰地辨识模仿对象,对于幼年期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尤其不利。另一方面,子女与父母在情感上的亲密性、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触性使其自身易被卷入家长冲突,既不利于家长冲突的理性处理,亦不利于子女与冲突中的家长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家长需要认识到其介入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并不一定都是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比如家庭内的学业指导,自身的持续性成长也很重要,高质量的情感陪伴和支持是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的重要基础。此外,研究证实了提升环境适应力对于优化初中生心理健康状态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假设,学校可以依托心理健康中心的专业师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和课内外活动,对有特殊帮助需要的家庭及时介入干预,为青少年成长提供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