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子赣

摘要：目的：深入研究《海达·高布乐》中海达的内部叙事视角所展现出的现代性悲剧美感从何而来，探求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中所达到的审美现代性高度。方法：文章将该剧置于易卜生整体创作生涯中进行研究和比拟，基于对易卜生本人创作札记、信件等资料的整理归纳，梳理出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中以隐性冲突为叙事形式、以人物内心世界为叙事内容所架构出来的叙事结构。通过对该剧同以往易卜生戏剧作品的创作手法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明确隐性冲突的叙事手段对呈现人物内心世界与行动之间差异的作用，洞察易卜生透过剧中人物任性而纠结的行为所展示的徘徊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现代人”的形象，并最终发现《海达·高布乐》所呈现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差异。结果：这样的差异既是易卜生从对科学和理性的崇尚走向怀疑的转变，又是肯定理性和科学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对社会中个体异化的深刻批判。结论：《海达·高布乐》不同于易卜生以往现实主义作品背负的启蒙现代性任务的外延，其内涵实际上已经触及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即对理性审美理念和形式的挑战和重塑，以及对个体经验和主观性的强调。

关键词：易卜生；  《海达·高布乐》；隐性叙事冲突；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21-00-03

0 引言

从《野鸭》开始，易卜生的剧作进程已从社会问题转向对人类本性更深层次的钻研，角色特性也逐渐从追求世俗物质和权力的天真“孩子”转变为行动能力受阻的“残疾人”。《罗斯莫庄》和《海上夫人》延续了这一创作思路，但易卜生试图在“光明的尾巴”式的团圆结局中找到“理性启蒙”和“理性反思”的平衡。然而，正如他在创作《海达·高布乐》的札记中所写：“人们谈到建筑铁路和公路来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但这并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1］413易卜生对理性的怀疑在该剧上达到这一创作阶段的顶峰。

1 叙事冲突的隐性设置

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了“解放与扩张”的理性启蒙思想催化之后急剧演变，旧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逐步瓦解，但是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真正迎来科学和民主的解放，反而堕入急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中，如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等现代性面貌曾经作为理性启蒙时期的进步内容，在人的“劳动异化”“自我异化”［2］的结果中成为曾经推崇理性启蒙的艺术家们反思的对象。因此，探讨《海达·高布乐》的创作意图时，应跳出泰斯曼是否能顺利获得教授职位，从而使他与海达组建的新家庭能顺利渡过难关的叙事视角，去理解易卜生以海达的视角所强调的人性、情感和命运与社会观念的密切关联。

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中颠覆以往作品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将海达放置在家庭主宰者的地位上书写。易卜生曾指出：“在该剧中我并不想提出所谓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主要想做的是描写人性、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这些是以当今尚存的某些社会关系和基本观念为基础的。”［1］314这样的新境遇巧妙地柔化了《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所带来的道德批判意识，以免影响到易卜生想呈现的现代性悲剧色彩。同样，易卜生将塑造的“内心世界”这一抽象概念置于这个令人叹惋的家庭结构的根基之处，使海达的行为既为大众反感，又能获得大众共情。这使得身处叙事中心的泰斯曼与以往易卜生笔下陷入矛盾漩涡中心的人物相比显得主观能动性不足。

在教授岗位的竞争中，同为候选人的乐务博格对未来推测的续集——“未来社会伦理学”［1］417使泰斯曼还未完成的关于“中世纪勃拉邦的家庭工业”的书显得腐朽陈旧，泰斯曼也没有《社会支柱》中博尼格的狠心和手腕，只是唯唯诺诺地自我麻痹，寄希望于学校给他的承诺。但这个可以从头到尾将所有人物都卷进去的事件，易卜生用乐务博格的一句“我只求取精神上的胜利”［3］386就直接将传统贯穿整个剧的叙事悬念彻底终结，实现与以往创作技巧相悖的叙事架构。

相比以往“揭秘时刻”要后置于“重要场面”，通过人物在“揭秘”后的新境遇下的“新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技法，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的第二幕开头就解决了这重大事件，既使最高任务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泰斯曼离开叙事的中心位置，又将冲突“沉”下去，不再承担浮于表面推动剧情发展的任务，而是让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人物自我冲突和自我矛盾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呈现——即易卜生在剧中将真正冲突隐藏进剧中人物前后相斥的行动中，以思考行为逻辑背后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徘徊的“现代人”。这一做法也能让观众思考在这部悲剧中，真正推动海达作出死亡抉择的力量来自何处。

2 角色内心世界的理性割裂

在给朋友的信中，易卜生解答了该剧的关键要素：“海达作为一个人与其说是她丈夫的妻子，不如说仍然是她父亲高布乐将军的女儿。”［1］313因此，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海上夫人》中的艾梨达这样有着强烈自我追求的女性角色相比，海达更像是那些在骑士精神被新思想冲刷后，被易卜生通过舞台“复活”的被抑制着灵魂的神经质的前辈。但海达又不同于《罗斯默庄》中徘徊于传统和新潮之間的吕贝克，她既鄙弃丈夫历史研究的事业，又对乐务博格研究未来的新书兴趣不高。正如她对二人谁将获得大学教授职位的态度一样，海达以事不关己的眼光等着看“到底谁输谁赢”。随着海达的视角走进该剧的内部叙事，她幼稚的把戏可笑到只能玩弄比她底线高、比她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如充满孝心却懦弱的泰斯曼、善良的泰遏、重感情的乐务博格，但在底线更低的勃拉克那里失效了，她反而欣赏并依赖这个“走小路”的人。这无不体现着海达角色身份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来自海达内心深处“骑士”和“顽童”两股力量所构成的矛盾和冲突：她既希望挑战和玩弄社会规则，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和独立，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接纳，寻求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她的行为方式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变化性和多元性，也使海达的人格更加复杂。

海达的任性态度并未一直持续，最终也未能以超然姿态面对巨变。泰斯曼心境的转移、乐格博格无尊严之死、勃拉克的控制等，都使她内心的理性“骑士”与非理性“顽童”撕裂。她既不允许自身受限，又不能接受自我导致的结果。海达并非否定传统和历史，她反感的是家族荣耀和骑士精神被定义为历史。海达需要属于她的退场——用父亲留下的手枪给自己尊严的终结。在剧中，她是一个沉浸幻想、享受操控他人且令人厌恶的低格调形象。直到海达认清自我命运后，她对自身“非理性”的行为作出“理性”的交代，拔高了人物格调，使整部剧的人物内心冲突完整，成功塑造了一个悖理、充满阴暗色彩，却又比其他角色更向往真正自由的人物形象。

剧中其他人物同样拥有独属于自己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心冲突，本代表知识、理性的乐务博格，却在非理性的驱使下作出了一系列赌气的行为。他的结局早在赌气答应赴约痛饮下两杯酒的时候就已浮现。当他遗失书稿、遗失理性之后，“追求精神胜利”的他却在泰遏面前卑怯到谎称是“自己撕掉书稿”，以追求精神上的麻痹。而泰斯曼其实是整部剧中最理性的角色。易卜生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生平和婚姻都不幸，却勇于担当责任的悲情英雄形象，其对乐务博格的态度从不屑到谄媚的豹变可以说是君子对知识的认可和尊重，但其因海达为自己做出格的事感到兴奋，最后因得到泰遏的记录和帮助变得魔怔，这既将海达往死亡方向更推了一把，又让其颠覆了观众一开场给予的认同态度。当观众去掉同情的“柔光镜”重新思考泰斯曼的“理性”行动时发现，这种理性逻辑背后指向了自私。泰斯曼在面对养育自己长大的朱黎阿姑姑的死时却说道：“我这么担心发愁，为的是艾勒（乐务博格）。”［3］423正如同接受工业和资本的“启蒙理性”带来人的“解放”的背后是功利社会对人的异化。易卜生创作这部剧不仅仅是为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或提出问题加以讨论而努力，而是要探索“不可能的存在”，即“反对传统，反对所有有意识的头脑能接受的东西”［1］414。

3 现实主义戏剧的现代性双重取向

从内涵上看，易卜生已经从《青年同盟》和《社会支柱》中对整体启蒙理性的积极态度和对个别投机者的讽刺上升到《海达·高布乐》中对现代性本身是否真能带来积极改变的怀疑。如同吉登斯所说，“失去对‘进步的信仰是导致‘宏大叙事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4］。而“审美现代性”本身既是现代化的一环，又是对社会经历“启蒙现代性”后的回应。

启蒙现代性源于欧洲的启蒙时代，强调理性和科学的价值，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来掌控自身命运，并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如第一幕泰斯曼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一样，社会面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改变也是积极乐观的：期待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权提升等改变来推动社会发展。然而，社会被深刻改变的同时，现代性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导致的功利主义，科技发展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疏离——泰斯曼对知识的态度变成是否能通过大学教授岗位来“折现”，高布乐将军的手枪成了孤独和虚无的玩具。虽然现代社会提倡个体自由，但是个体往往在经济压力和群体规范下难以真正实现自我。海达虽置身于家庭决策者的地位，但实际上只是能自己选择家具和佣人的“新玩偶”。而从泰遏所遇的突破传统相夫教子的困境、知识和理性无法稀释掉乐务博格的虚无，现代性也表现出了与一开始积极“面貌”所相背离的矛盾面。

审美现代性关注的是个体感知、情感和创造力，强调对传统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的颠覆和创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启蒙现代性之后的社会过于理性化的应激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反思。正如列斐伏尔指出，审美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多少带有进步性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5］。在《海达·高布乐》的规定情境——倡导理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物的行动往往充满非理性因素。当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与束缚的紧张关系的平衡被打破时，海达的悲剧就是现代人的悲剧。正如周宪所言，“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合理化、工具化和科层化现象，与其文化的尤其是审美冲动的紧张关系”［6］。这种紧张关系是艺术家面对“启蒙现代性”阶段带来的人的危机时，试图在艺术上找到一条“审美现代性”的出路。

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中将对现代性的反思具象在一种差异上，即建立在海达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她不切实际的行动的不匹配上。对她而言，现实和现代性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她所经历的现代化是一种无聊的生活——既没有充满乐观的出路，又没有回归家庭的传统的退路。她只能依赖旧物——父亲的手枪、一匹属于自己的马，以及偶尔与勃拉克打情骂俏去营造生活的幻觉，这些非现代性、非理性的行为支撑着她活下去。可是幻觉和旧物一样不可长存，海达的结局注定是以死亡来抵抗社会异化。而积极拥抱功利社会的泰斯曼和勃拉克，对比起海达与世界诀别的果敢，在现代性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勃拉克只是“想不到她真会干这种事”［3］438。正是潜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差异，易卜生在《海达·高布乐》中达到了以往作品中前所未有的现代性高度，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者参差。这种参差，或许正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审美现代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意识实际上是追求新颖性的起点”［7］。在这个“起点”之后，不管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以何种形式登上舞台，在荒诞、先锋、颓废、媚俗等诸多流派之前，《海达·高步乐》都是这一反思运动的滥觞。“我们可以说，易卜生在戏剧艺术的发展中，一直是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为现代演员和导演起了模范和带头作用。”［8］

4 结语

《海達·高布乐》的新颖，不仅仅是易卜生在戏剧创作中将冲突从叙事层面隐入人物内心中的矛盾，而是通过人物满足“非理性”需求和追求“理性”的社会要求之间撕裂的紧张关系试图为“现代人”找到一条审美的出路，并最终通过海达的命运呈现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海达·高布乐》通过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两者的微妙差异，展示出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对个体异化的深刻批判，对现今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创作仍然能够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1］ 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13-417.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3］ 海达·高布乐易［M］//易卜生.卜生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86-438.

［4］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6.

［5］ 昂利·列斐伏尔.现代性导论［M］.伦敦：维尔森出版社，1995：1-2.

［6］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局，2005：5.

［7］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49.

［8］ J.L.斯泰恩.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