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新洒

摘要：目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目的不仅是探究古代文学中所包含的各种文体类型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古代文学的演变历程和文学成就，更在于为分析其中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进而体现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而不仅仅被当成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对比研究法对郭著与姚著进行研究分析，寻求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结果：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一书中，以文艺评论为切入点，概括了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界关于不同层次的文体构成、特点与功能的观点，并梳理了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的主要研究成果，着重分析中国古代文体的类型划分原理与规则，同时对语体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进行分析。姚爱斌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及其现代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阐释了“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探究了古代文体论的方法论及其作用机制，阐明了古代文体中“体”与“类”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对文体论的“范畴”和“体系”等基本问题作了考辨和新释，并且与西方的文类学、文体学进行比较，反思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结论：两本著作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中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有所探讨，前者重在考察文体的形态，后者重在研究文体的理论问题，两者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体学；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21-00-03

0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文体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目前，由于中国文化语境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和受到西方语言文体学理论冲击的外在影响，所以中国的“文体”概念与文体学范畴存在诸多争议。就中国古代文体学而言，探究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更有助于加深对文体学这一学科的认识。

1 文体研究的概念范畴

“文体”一词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但不限于文章与文学作品的体裁、体制、风格、语体等含义。

1.1 文体的概念

关于“文体”概念的讨论，学界目前有诸多争议，就笔者理解，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古今时代的不同角度出发，将“文体”看作整体概念，如吴承学从现代性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概念，而不仅是内容与形式的简单组合［1］。姚爱斌则从古代生命整体观出发，认为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文体”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文章整体。

第二类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对其研究对象范围确定的基本理解，将“文体”作为“风格”或“体裁”及两者的共同概念。如钱志熙所理解的文体就是指体裁［2］；郭英德则认为文体就是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而陈民镇认为中国古代所说的“文体”，实则包括西方所说的体裁（或文类，即genre）与语体（或风格，即style）两方面［3］。

第三类从文本和语言的角度出发，将“文体”看作文本的话语结构。如郭英德认为文體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4］。这一观点与陶东风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文体是文本的一种结构方式，是可以说明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因此，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出发，给出了“文体”概念的定义，但总体而言，其概念难免有些杂糅。本文重点关注郭英德与姚爱斌对“文体”概念的不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二人论著中对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思路。

1.2 文体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的绪论中，姚爱斌直接点明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体论，“所谓中国古代文体论，简单说是指中国古代有关‘文体的理论，具体说是指中国古代描述文体现象、辨析文体类别、品评文体特征、分析文体结构、探寻文体源流、指导文体创作的文章理论”［5］1。其内在思路是将中国古代文体论理解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在此基础上，将古代文体论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中国典籍中一切包含文体思想的论述。“一方面以中国古代包含文体思想的理论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注意联系更为广泛深厚的古代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5］5，由此可以看出，姚爱斌重点关注的是以文献为基础、以思想为导向的整体研究。但是，以内在文体思想为依据，使理论外延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观点论证的方式选择变得尤为重要。

郭英德认为，“文体学”指的是有关各种文体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总结，由于《论稿》以专题式研究构成，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与中国古代文体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首先是文体的基本结构，应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由外而内，依次递进说明文体的含义。体式与体性侧重于内，必须通过仔细辨析和比较才能深入地体察；体制与语体侧重于外，可通过观察、分析来直观把握。其次是作为行为方式、文本方式、文章体系内的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三种生成方式，以及《后汉书》《文选》等列传著录和总集的体例和分类思想的研究。

2 文体学研究的方法

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依旧是目前文体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姚爱斌指出，“古代文体论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本体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仍然是古代文体论各项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5］25。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研究中，姚爱斌将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结合，提出了“协和以为体，奇出以为用”的体用论，从本体与表现来论述体用论思想。体用论有两个特征：一可称为“体一用殊”，就是说一个东西的本体论是一致的，但它的功能和具体体现是不断变化的［5］80。二可称为“体用不二”或“即体即用”。这强调体用关系中的同一性，意思是事物的本体与作用、本质与表现是统一的，表现是本体的表现，本体是表现着的本体［5］81。其对体用论的探讨，目的是说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性质问题。

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将文体研究方法归纳为以具体文献分析为基础，探究其文学现象背后的成因与发展过程的方法，即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在“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一节中，其论述了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和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是与具体情境的“言说”活动相联系的，经由不同的“言说”行为形成各式各样的文本。例如，《尚书》“六体”及《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说明了从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转变的过程。

对于中国文体学的现代研究，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值得思考。陶东风提出应当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研究文体学的观点，前者是“对各类文本结构方式作静态与横向的分析和归纳”，后者则力图从动态与纵向的角度描述历史上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文体结构的转化、兴替、变易，描写风格演化的多种现象，并总结出其规律［6］。他将文化研究与文体学研究结合起来，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文体内在发展规律。

陈寅恪先生关注佛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文学中文体演变的影响，从思想角度研究文体演变。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从敦煌文献的发现获得提示，提出“俗文学”概念［7］。从文献学角度去研究文体学虽然算不上新颖，但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体的研究值得关注，以异域之眼探究本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或许会有新发现。

3 文体学研究思路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的研究思路，首先是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结合说明。文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完成的，所以自觉回归历史语境是其研究开展的前提，进而提出文体即文章自身整体存在的观点，再以辨体理论与文体构成进行论证。将中国古代文体论理解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在此基础上，将古代文体论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典籍中一切包含文体思想的论述。由思想层面引出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基本方法的体用论。其次，论述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文类学、文体学的比较，并不是笼统地说明西方文类学（Theory of Genres）、文体学（Stylistics）与中文翻译“文体”一词的简单对应，而是对关于Genre的理论和Style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提出“英语中与中国古代‘体词义甚为接近的单词是Entity”的观点。最后，论述中国现代文学风格论的生成与反思以及中国古代文体论范畴体系的整体结构问题。

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从中国古代对“文体”的概念与内涵加以梳理，同时与西方文体学理论对比，目光从古代文体论又转回到现代文学风格论，最终提出构成中国古代文体论范畴体系的设想。其著作理论完整度较高，内在逻辑性比较强，并且涉及文体学研究的诸多方面。

相比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较为完整的研究思路，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采取的是一种专题思路。党圣元曾评价，正因为郭英德放弃了构建完整理论体系的初衷，所以本书在行文方式上较为独特：全书由一组文稿组成，每章各自独立，故曰“论稿”。专题论文的写作让郭英德得以摆脱为追求建构体系而不得不“宏大叙事”的沉重负担，获得了符合自己学术心性的方法论的自由，而且这种研究方式确实可以摆脱“体系”的掣肘而易于深入［8］。在“《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节中，其先对《后汉书》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文体著述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探究其中的原因，并得出其体例成型并非范晔首创的结论。在“《文选》类总集体类排序的规则与体例”一节中，分析了《文选序》的体类排序与基本体例，探究其文化渊源为中国人传统的秩序观念。

郭英德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来源分析十分重视，在具体研究中既坚持以文献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又进行了实践分析。这充分说明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生成，还重视理论实践。

4 文体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文学艺术的不断追求，文体学这一研究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门关注文学作品在形式、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学科，文体学需要注重研究对象的选取。但文体学作为一门仍然需要大力建设的新兴学科，如何辨析“文体”概念可能已经不再是重点。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文体学研究的对象逐渐多样化，就“文体”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单个”文体溯源与流变研究已经足够丰富，如何确定文体学研究的范围，以及如何开展，可能才是需要重点思考的关键。

作为文体研究基础的文献，毫无疑问是古代有关文体理论、文体思想、文体问题以及各类诗话、序跋、史传等著作，如何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开展文体研究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关于如何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入侵以及自身语境的变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吴承学曾提出，文体学研究有必要在继承刘勰所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9］。同时，吴承学本人及其团队在实际研究中不断实践此观点，为不断丰富和完善文体学学科作出了巨大努力。

现阶段，古代文体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方面，古代文体学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坚持“回归本土化和本体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将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进行互动研究，确立其在文学研究构架中的学术地位，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不过，文体学可以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仅立足于古代，也立足于现代，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文学的出现使电子写作更加民间化，诸多新文体应运而生，又或是文本的图像化研究使文学文本有了更多的表现方式等。

5 结语

本文以《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系列当中极具特色的两部文体论研究专著——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与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作为文献研究基础，梳理和总结两部著作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待深入思考及研究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文体学这一学科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J］.文学遗产，2005（1）：22-35，157.

［2］ 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92-99.

［3］ 陈民镇.“文”“体”之间：中国古代文体学基本概念的界说与证释［J］.文化与诗学，2018（1）：208-233.

［4］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5］ 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6］ 陶东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

［7］ 吴承学.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4）：17-28，185.

［8］ 党圣元.评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J］.文学评论，2007（4）：207-210.

［9］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