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瑾

摘 要：向恺然以湖南奇侠柳森严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该书对神怪传统加以改编，糅合清末的乡野传奇和湖南当地的民俗事件，构建了一个有奇侠、丹药、异士、飞剑的“江湖世界”。向恺然在对玄幻江湖故事的描述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侠客模式，叙述风格上实现了承继与立异，在保留传统侠义小说武侠叙述风格的同时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此外，作者在思想主题架构上，既符合商业模式的市场需求，又将世俗世界的矛盾在武侠世界内巧妙融合。了解《江湖奇侠传》的武侠叙事艺术，对认识当今的武侠小说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江湖奇侠传》；玄幻故事；叙述风格；思想主题

民国时期向恺然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自1923年开始连载于《红杂志》，而后便风靡一时、洛陽纸贵，掀起了一场热烈的武侠风，自此奠定了向恺然在现代武侠文坛的地位。张赣生称“向恺然不仅是推动中国通俗社会小说由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揭开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序幕的开路先锋”[1]。《江湖奇侠传》所构成的中国早期武侠小说的江湖叙事特点也为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极强的影响。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向恺然作品的身影。因而，研究武侠小说的发展，认识武侠小说的江湖叙事特点，必然要对民国武侠的开山鼻祖向恺然以及民国武侠的滥觞之作《江湖奇侠传》进行分析和透视。基于此，本文从故事特点、叙述特点、主题特点三个基本方面出发，论述《江湖奇侠传》的江湖想象。向恺然在革命时代对现代精武精神、民族关怀的执念加之数次留日的经验和受上海现代文化的熏陶，让他的武侠著述呈现出江湖文学中传统与现代因素奇特而喧嚣的混乱状态，这可谓是重新考量向恺然乃至民初通俗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可窥见江湖文化向现代转变的最初萌芽。

一、玄幻江湖故事的书写

向恺然开启了武侠小说由旧向新的转变，相较于清朝的侠义公案小说，他跳出了清官侠客的传统模式。向恺然在《江湖奇侠传》中实现了江山向江湖的重归与转型，在讲述两大阵营的冲突之时，于文本内穿插大量民俗因素，从而让《江湖奇侠传》中的江湖世界呈现了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他用世俗与玄幻性的笔调，塑造了一大批性格丰满的圆形人物，作品采取嵌套回环式的情节结构，在拜师与求徒的典型模式下书写了一个奇幻多姿的江湖。

（一）多元环境氛围的建构

在武侠小说类型化的演变中，诚如陈平原所说：“《江湖奇侠传》的最大贡献是将其立足点重新回归到‘江湖上来。”[2]在侠客之间建立各自之间的附属关系，组成一个侠客关系网，这个网络进一步扩大而自成空间，即“江湖”。从武侠中的“江山”世界向“江湖”世界的转型，是《江湖奇侠传》的主要环境特点。“江湖”的烟火人情味又给小说的玄幻性增添了真实感。在“江湖”中书写的人物不再受世俗的牵绊，侠义行为更具江湖气息。

向恺然对江湖的书写建立在对民俗事件的大量运用之上，同时对民俗文化的运用，让营造的江湖世界具有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的双向过程。《江湖奇侠传》俨然是一个建构在民俗世界上的江湖，其中的民间传闻、荒诞奇事都能在具有神秘象征的巫楚文化中找到身影。巫楚文化也给了向恺然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运用对丰富文本的内涵、增添文本的真实性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同时，向恺然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常常现身说法，“在下是湖南人”，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到传奇的发生地，进而相信他所叙述的传奇故事有所考证。在选择民俗事件时，向恺然选择了平江和浏阳争夺水陆码头的残暴习惯、排客的武艺和法术、祝由科等具有神秘色彩的民俗事件，选取有民俗规范和体式的乞丐等级制度，通过丐帮这一民间社会的民俗组织，将民俗融于江湖之间。对蓝法师斗虎和卜卦问事的细节描写和湘阴长沙舞龙对抗等具有地方特点的民俗事件，都强化了文本的民俗性。这些怪诞之事是建立在真实轶闻之上进行的改编，增强了文本化虚为实、纪实求虚的故事特点。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民俗素材取材丰富但融会不足的现象出现，对文学性造成了干预。但是“从民俗角度看，《江湖奇侠传》可以说是以‘江湖为核心的特定社会领域民俗的以文学文献方式所做出的间接展示”[3]。作者对民俗进行重组和运用，民俗在叙事情节中贯穿始终，营造引人入胜的民俗江湖。

民俗江湖中故事的展开以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对立冲突为基点，运用对抗的环境特点增强故事冲突，牵动接受者阅读感官的多重运用，增强阅读体验。昆仑派站在善的一方，体现着仁、孝、善以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澈性，但也有违背入道初心、在习武练道之时滋生二心而被逐出师门的门徒。如方振藻学道之时误入邪途，干尽奸邪淫盗之事。崆峒派则站在为恶的一方，妒心极重，易怒易暴，但绿林大盗却也是绿林好汉救苦救难资助一方。如甘瘤子等人在行盗之时恪守规矩，盗亦有道，不会强抢良家。书中第三十九回也提到“法术有什么邪正，用的邪便邪，用的正便正”[4]。第八十九回中的“善与恶，虽是立于对等的地位，然而为恶的机缘每比为善的来得多，为恶的引诱力每比为善的来得强，倘不是主意十分坚决的人就会误入歧途中”[5]。为善的机缘却来得艰难，这也就道明了在学道之中，为了求得善缘的一种艰难性，也说明了人在修炼道法之时善心的重要性和作者对人之向善的向往，阐明了道法的正邪论。作者对“善”与“恶”、“正”与“邪”两极对立趋向的消解也在此间体现了出来。但是向恺然在建立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冲突之时，只以平江和浏阳为引子，却没有真正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间展开一场大战，这个对抗意味着只是在人物的冲突上做出了单一化的呈现。

（二）世俗与玄幻性的人物描写

《江湖奇侠传》以群像模式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采用为人物立传的手法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刻画传记，述其生平。在侠客谱系内，侠客像普通人一样拥有了具有社会关系定义的社会个体。向恺然在写诸侠小传的时候，为了不造成雷同倾向，让其各有专长，采用正面描绘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典型人物。如对金罗汉吕宣良的描写刻意利用两鹰“烘云托月”的手法刻画其法术高超，以及两鹰精通人性又调皮贪吃的特点，凸显主人公的人物魅力，在塑造典型人物之时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利用笑道人在出场时经常哈哈大笑的特点，笑中又包含深意的人物特色，极有力地塑造了笑道人这一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是作者极力着笔所在，如在描写跛脚叫花常德庆和了因尼姑等人的出场时，皆以身材矮小、形态各异、行于人流之中却极少被人发现来塑造这批人物，人物的个人事迹和生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主线发展割裂开来。人物在奇侠江湖内生存发展，世俗性和玄幻性巧妙相接，在互相驳斥的同时又能够互相交融。

人物的世俗性体现在向恺然塑造人物时，在江湖的大背景下，将人物置于世俗空间之内，不压抑人的天性和对尘世的追求。如第六回中杨天池在赵家坪之战中，出手使用梅花针救助义父这头的平江人，促使平江反败为胜，乘胜追击，浏阳人受伤惨重，也成为昆仑和崆峒两派争斗的由头。杨天池作为学道之人，理应克制自我情感，不应当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使用暗术。作者却未对杨天池的行径加以束缚和谴责。与此同时，向恺然会在小说中有意丑化人物的形象，将主人公形象进行贬低化处理，将英雄日常化、世俗化、平民化也正是《江湖奇侠传》的一大特色。

《江湖奇侠传》作为奇侠小说对人物的玄幻性的描写颇具文本特色。文中道法仙人对后事的掐算，恰如其分，不偏不倚。腾云驾雾、遁地千里也是常有之事。如在第一回中对笑道人特征的描写：“老道身后的背上，悬挂一把三尺来的宝剑和一个朱漆葫芦。老道两眼一睁即有两道光芒射将出来，和闪电一样。”[6]在八十九回中，镜清道人学法之时，荒山习法，朝夕相练，果然能“辟谷却食”。这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增强了人物本身和文本的玄幻性色彩。

（三）嵌套结构与基本模式

整部小说采用嵌套的回环形式展开情节。“嵌套结构以一个特别的地名开头，名为‘隐居山，这本身就是一个非现实的传说。”[7]嵌套式的情节结构不断引入新的话语权，展开人物的传记式描写，大传记与小传记相互嵌套包装在一条故事线内，让叙事者在叙事中毫无羁绊地展开描述，接受者在这样的情节结构环境内，需要一定的记忆空间，对大传记的突然切断有所适应，并且能够在大传记回归时连接主线的发展，继续接受叙述主线的叙事。如在第七回引出常德庆这一人物角色，在第八回给常德庆进行传记描写时，失镖事件引出甘瘤子相救，从而展开对甘瘤子和桂武等人的传记描写，展示了盗亦有道的绿林好汉法则。桂武的寻亲之路则引出了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红姑的生平。如此嵌套回环的叙事结构，让敘事者能够串联许多怪诞异闻，并能给读者一一介绍文中出现的人物，同时让读者增添了一定的建构与解构负担和对人物串联式的障碍。《江湖奇侠传》对小说情节的把控处在一定的基本情节模式之下，最为典型的则是拜师与求徒的武侠情节模式。“师徒关系构设的个体行动力与固守的策略，武林世界中师徒荣损与共的存在意义与结构功能”[8]，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基本策略，作者将情节的展开和恩怨情仇的羁绊作为故事的连接点，贯穿其中。在《江湖奇侠传》中也表明了徒弟在拜师过程中“缘”的重要性，以及能够拜在高师门下的艰难性与求得一名贤徒传其衣钵的不易程度。如第四十四回戴福成修得法术之后心生歹念，于民间为非作歹，贪图享乐肆意妄为，笑道人深知习法不易，给戴福成机会改过自新，但他未有改色，在偷取官银后，终被收回法术。第八十九回，镜清习法中途心生二意，被师父知晓后逐出师门。同时，书中也不乏高师为求得贤徒寻遍天下，希望能将自己的法术传授出去，但是贤徒必然要心术正确，要有慧根和缘法，不然宁愿废弃法术，也不能随意传授。拜师求徒何其艰难，修法练道也不是易事。小说在拜师求徒的基本模式下，赋予江湖世界活力。

二、叙述风格的承继与立异

《江湖奇侠传》按照特有的叙述特点和基本结构，推动小说情节发展，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满足商业化的文本需求。小说承接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叙事模式，按照线索连接文本脉络的方式，根据叙事人称自由转化，灵活运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构成一个偌大的奇侠江湖。

（一）章回体和线索式叙述结构

从1923年《江湖奇侠传》在《红杂志》上连载开始，“《江湖奇侠传》继承了中国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叙事，而章回体的叙事行为，又基本保留了‘说话的叙事特征，作为‘说书人叙事行为的书面化，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许多美学特征”[9]。章回体叙事承袭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叙事优势，故事是叙事结构的中心，情节按自然时序连贯叙事。章回体的叙事虽然符合连载的商业化市场需求，但也给整书的叙事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导致结构松散。结构松散的破碎化叙事行为给接受者增加了一定的阅读负荷。

章回体小说的说书人必须满足听书者的审美心理和情趣，引逗他们的好奇心。向恺然在章回体的叙事中同样采取了为每回建立回目标题和在每回的后面采取令人悠然回味和发人深思的设疑方法。如第一回最后“不知老道是何许人也，传了柳迟什么本领？且待第二回再说”[10]；第二回的“不知柳迟怎生说法，三人毕竟是谁，且待第三回再说”[11]。设疑也是叙事者对长篇连载小说的一种适应，能够在尾声中留给读者遐想空间，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同时在小说的奇侠性中，让“奇”在读者的脑海内进行再创造，加强了全书的神秘气氛，从而开拓了阅读市场，是通俗文学在商业化大环境中对民众审美趣味的一种迎合。同时也是作者对商品味与书卷气之间做出的调适，而这种调适并未有突破性的成功，更多的是一种矛盾集体化的呈现。

线索式结构是串联文章的一个引子，作为向恺然的连载式长篇小说，需要串联对人物传记的描述，又要维持长篇小说的结构发展，如第四十八回：“提到至于赵家坪归浏阳人或归平江人与崆峒昆仑两派都没有关系，不过借赵家坪这块两线不管的地方做战场，又见两县农人，照例的恶斗，作隐身之举罢了。”[12]小说中浏阳和平江的水陆码头大战只是文本中的一个引子，依靠这条引子引出人物并将其作为昆仑和崆峒两派相争的主要线索。如第六回杨天池在平江和浏阳大战中，使出梅花针导致浏阳惨败，叙事者通过杨天池引出了昆仑派的若干人等，也为后文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嫌隙埋下了伏笔。第七回常德庆帮助陆小青解决梅花针的伤害，引出了崆峒派的若干人。线索式的结构也是叙事者在建构长篇小说结构时的主要措施。

（二）叙事人称的自由转化

为了叙事人称转换方便，作者则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同时，采取内聚焦叙事，采用叙述者的有限视角来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以此加强文本的真实可感性。在《江湖奇侠传》里，叙述者的全知视角经常附着在能通天晓地的人物身上。叙述者还经常以作者向恺然的身份，出面进行直接干预，主导文章叙述脉络的进行和变更。利用全知全能视角的叙事特点，作者能够全面把控故事的发展走向，同时可以对读者关心的问题做出细致翔实的解释和评价，或者在故事的章节末留下“欲知后事如何，待听下回分解”的伏笔来做铺垫，符合当时说书人的叙事特点。这种叙事策略在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叙事人称的自由转化让作者能在时空内巧妙切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记连缀性带来的文章结构松散性的问题。同时采取内聚焦的人物限制叙事，增强了人物与读者对话的真实性。从各种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事情同时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掌握话语体系的作者也能够在客观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主观看法。

叙事角度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读者直接和小说人物基于不同的人物立场进行虚构对话，以此加强读者代入感，增强了读者对小说整体性的体验感受。叙事人称的灵活运用不但让作者在叙述时能够转换自如，而且人物体验和感受也能够在叙事人称的转换中巧妙体现出来，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三）倒叙和插叙手法的运用

插叙和倒叙的运用是《江湖奇侠传》的主要叙事方法。在第五回末冰庐主人评曰：“自第四回下半段叙明争水陆码头起，以后均采用倒叙法，追溯从前情事。”[13]《江湖奇侠传》从争水陆码头时便开始采取倒叙的方式，也辅佐了线索式的叙述特点。在介绍人物的身世经历时也多采取倒叙法，如小说主要人物笑道人前文中一直作为主要人物影响事态发展，而在第四十二回中才将如何在黄叶道人门下修道以及收戴福成为徒和笑道人称呼的由来娓娓道来。倒叙的手法，给笑道人的身份增添了神秘色彩，读者可以驰骋于想象空间，魏壮猷作为笑道人的身份突然揭明时，再重新和前面出现的笑道人的事迹相联系，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

《江湖奇侠传》中插叙同样用得极多。插叙不会轻易改变叙述的中心事件，它是在主脉络叙述中有预谋地插入一段相关的回忆或事件，从而打破原有的时间叙述顺序，让叙述时间因此发生变更。向恺然在小说中灵活地运用插叙，基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叙述者用作者直接干预的话语来实现叙述转换，另一种则是借由当事人物的视角来实现叙述转换。如第十一回中通过桂武寻姑的情节发展，引出了昆仑派这一方主要女性人物红姑的个人传记；第二十七回岳阳楼看斗法的故事也是插叙技巧的典型案例；第八十八回，张汶祥作为“次叙述者”讲述了一个在街上看到有人能迫使骡车后退的故事，从而引出孙癞子传。插叙的技巧运用得当让作者在对传记的叙述和巧妙承接时能够自由畅通行事，不受事迹的束缚和情节发展的连累，对丰富人物的传记式描写起到了特有的作用。“在这种技巧里，也包含着运用‘人物视角的丰富的艺术信息。”[14]

三、思想主题上的调节与创建

《江湖奇侠传》的主题围绕侠客的经历和行为展开，在侠客的选择和行径中透视出江湖对情欲束缚的社会性所产生的矛盾纠葛以及对侠客报恩仇合理性的阐释。文中对儒、道、释三家传统文化的运用和杂糅实现了主题上的突破。与此同时，《江湖奇侠传》对奇侠文化的初始建构，也在武侠主题的空间上极具开拓意义。

（一）情欲束缚的社会性和侠客报恩仇的合理性

“武侠小说作为‘淫词艳曲‘脂粉之谈的对立面出现，在‘英雄与‘儿女这两大人类本原的冲动中，武侠小说选择了前者。”[15]作者也在第八十八回中表示，对习武的人来说越是不近女色越好。方绍德传授道法时必须得是童男之身，且在练法后必须终身保持童男身体。第七十七回中张汶祥说：“因我练得武艺，不宜近女色。”[16]也正因此张汶祥能够避免世俗的拖累，避开杀身之祸。向恺然对情欲束缚的矛盾性也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如在第三十五回中铜脚道人催促弟子完婚，铜脚道人认定双剑合则天下无敌，因此早先安排杨宜男在传授雌剑之时，就让她等待雄剑的主人，小说中的邪神极其凶猛，也抵挡不住欧阳后成、杨宜男夫妇的雌雄合作。为了调和武侠小说的类型要求和人物世俗性的矛盾，作者利用雌雄合体的说法，让儿女情合法化。这也反映了作品对情欲束缚的社会性仍然有所存留，并将其作为侠客的伦理道德规范束缚侠客的具体行为。

“武侠小说中的‘报恩仇，着重点逐渐由‘报恩转向‘复仇，为什么仇恨比恩情难以忘却。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出于公心的侠客，或许更多的是正如《江湖奇侠传》中戴福成打着行侠的招牌以‘了却平生恩怨罢了。”[17]恩仇包括个人恩仇和民族恩仇，个人恩仇不能凌驾于民族恩仇之上。如第三十四回反清义士铜脚道人教训欧阳后成“一个道士杀了你的母亲，你拼死拼活跟人学法，回家乡报仇，有异种人惨杀了你无数祖宗，你倒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有人告你欧阳后成是个神童，谁知乃是一个这么没有志气的小子”[18]。道士的一席话，明述恩仇界限的规范性，侠客报恩仇的合理性应该是先民族恩仇、后个人恩仇，侠客的道义行为才能不被世俗诟病，侠客可以不论朝廷王法，但不能没有民族情感。

（二）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杂糅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与平民阶层相互联系，武侠的道义规则也是社会准则，是以此来规范人际交往关系的道德标准。“武侠伦理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佛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组成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19]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作为揭开中国武侠小说序幕的先锋，将儒、道、释渗入江湖世界中缔造出一个独特的江湖奇侠空间。向恺然的笔名出自《道德经》中“天下皆谓我道大，夫惟大，故似不肖”。《江湖奇侠传》中体现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正是向恺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过程。

《江湖奇侠传》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孝、义。孝道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向恺然同样在江湖内否定了抛父弃母的寻师行径。如第三回中：“只听说学道的人有抛妻撇子的，不曾听说有抛父撇母的，父母都可以抛撇，这道便学成了又有何用处，并且是坚决也没有教人不孝的道术，我再问你，你父母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可知道父母在哪里么？”[20]还有在第六回中义拾儿在得知父母尚在人间时寻遍天下也要寻得亲生父母的坚决心态。这些都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中采取了内聚焦敘事，表现了道家和儒家文化是不相冲突的，他在学习道术的同时也要秉承孝道文化，不会将孝道文化摒弃在一旁。儒家思想的义自然是侠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八十六回张汶祥和郑时的情义，以及绿林好汉投归官府的坎坷路径，这也是小说中儒家入世思想的体现。《江湖奇侠传》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同一叙事时空中平行交会，在儒家的基础上，融入道家的思想，进而增强人物命运的戏剧化。

《江湖奇侠传》是从道家思想发展而来，同时让小说的奇侠性质得以能够追本溯源。道家思想崇尚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小说中在传授法力和练功之时，将自身置于天地万物的自然之间，汲取日月精华和万物和谐共生，才能练就无上法力。小说中第四回所提到的吕宣良将《周易》交给柳迟，并且将《周易》有着吕宣良和他的师父精研几十年心血的批注，以及为何会选中柳迟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将道家文化的象征《周易》放置在一个极高的层面，足见道家思想对向恺然创作《江湖奇侠传》的影响。在第五回中，笑道人医治义拾儿时用到的“万死一生丹”和“回轮汤”这些带有道教象征的丹药，增强了文章的志怪性，这些又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

佛家慈悲为怀的思想也在小说中红姑等人的行为上得以体现，佛家思想强调的因果循环，也正是小说中对恶报与善报的一个解释。同时，求徒与拜师尤其讲究缘分一说，这也是佛家思想的呈现。在第六十四回中方绍德说道：“我这道法，传自佛家，佛家是不许干预国家政事的，哪怕昏君临朝，奸臣当国，我门下的弟子永远不许有出来干预的事。”[21]这既是佛和道相融，也是佛家对政治世界的态度。

向恺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遵循了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佛家悟世的过程，基于此的创作必然让作者在儒、道、释三者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衍变和融合。儒、道、释也成就了向恺然从江山向江湖的转型，构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奇侠江湖世界。

（三）奇侠文化的初始建构

作者立足于侠文化，不断扩展“奇”的观念。小说中无论是对事件发展之“奇”的描绘还是人物形象之“奇”的刻画，都突出展示了作者对《江湖奇侠传》中奇侠文化的建构。作者多次在文中提出奇侠的概念。向恺然在建构奇侠文化时将其荒诞之语放在奇侠之上，则有别于民国之前提到的豪侠和游侠。奇侠便成为行奇幻之事的奇幻之人。全书中作者将自己所闻所感融合自己主观的想象，叙述了许多无法用常理或科学去解释的事情，作者用一个“奇”字去作说明。在张汶祥刺马这一事件中向恺然提到“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22]。这一作者之言也就表明了作者在奇侠中的落脚点是在“奇”字之上。“可见，即使奇而不侠是‘张汶祥刺马的特点，依然值得为其抛荒正传，从奇侠谱系中生出枝蔓，甚至是调转笔锋。”[23]向恺然钟爱于尚奇的小说美学，他除了听闻各类怪诞轶闻和对民俗的偏执喜爱以外，身体的狂欢变形以及各种意象的延伸也是他所想去呈现的主旨性内蕴。

奇侠文化中的“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小说中的侠客形象自建立后在小说内部的演变则脱离社会现实的影响和重塑，更多的是人物本身在自身运转的内驱力下指导人物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张汶祥刺马这一故事经过改编，更具有了自身存在的侠客特征。侠客形象得以形成及发展，与当时读者的大众心理需求和商业经济的推动有关。侠客替天行道的行为更能满足大众的阅读要求和审美倾向，他们更希望在小说营构的武侠世界内满足心理的需求与预设。武侠小说中会出现崇明抑清的倾向，《江湖奇侠传》中穿插了黄叶道人、朱复等“图复明社”的情节，武侠小说中真正的侠客也不愿接受朝廷封赐，因为与朝廷封赏挂钩的侠客则具备世俗性。如小说中对柳迟救下卜巡抚后托词出走、黄叶道人和官府之间关系的刻画和描写，都是对世俗细节的一种排斥。奇侠之“侠”，侠在行为。“在向恺然正面建立起来的‘奇侠观中，‘无稽和‘荒诞这两个贬义词，逐渐消解了其感情色彩，而成为对‘奇侠小说审美风格的描述。”[24]

四、结 语

《江湖奇侠传》的出现，开启了成熟武侠小说的光辉年代，创造了武侠小说的新模式。作者将武侠世界放在昆仑和崆峒两派对立与冲突间，采用拜师与求徒的经典武侠模式，对后来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作家产生了诸多影响。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同样细致入微，他善于刻画圆形人物，善恶没有分明的界限。在小说技巧上，采用“剥笋法”，以一事带一人或由一人带出一事的方式对人物采取传记式的描刻。本文从故事、叙述、思想主题三个维度出发，对《江湖奇侠传》的叙事模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当今武侠小说文本内容的创新提供支持。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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