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婧 刘刚 张钰欣 沈翊康 张雨菲 刘钟阳 曹晓璇 余如霞 张保春

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发、社会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碰撞频繁、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上述社会与文化因素造就了一个医学空前发展与繁荣的局面,取得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就。这一时期的医学特点主要反应在诸位医家的学术著作中,据《金史·列传第六十九》“方伎”[1],载有刘完素、张从正、李庆嗣、纪天锡与张元素五位医家,《元史·列传第九十》“方技(工艺附)”[2]中仅记载了李杲一位医家;而此六者,影响深远且目前尚有著作存于世者,仅有四位,即刘完素、张从正、张元素、李杲。

然而,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子部十三》提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起,“金元四大家”的说法蔚然成风,已成为当前中医界的普遍共识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尤其是陈邦贤首次将其冠以不同的门派之后,即刘完素为“寒凉派”,张从正为“攻下派”,李杲为“补土派”,朱震亨为“养阴派”[4],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医学流派争鸣几乎成为了金元时期医学成就的代名词[5-6]。尽管张元素作为金代卓有建树的医学家被《金史》所载,在“金元四大家”之说中却未见其名,但其在金元时期的医学地位与医学成就却不容忽视。

另外,仍需要注意的是,有关“金元四大家”之说,无论起源还是内涵均仍有待厘清[7]。因此,仅以“金元四大家”之说,并不能充分反应金元时期的医学成就与医学特点。本研究运用考据学的方法,通过对金元时期医学成就相关文献的梳理,重新厘清了“金元四大家”之说的起源与发展,并分析了易水学派张元素在金元时期的医学地位,以期更好的反映金元时期的医学特点,并为当今中医学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与借鉴。

1 后世对金元时期医学成就的肯定与评价

金元时期战争迭起、民族融合、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医学创新发展的大趋势[8-10],成为了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亮点。

对金元时期医学的评价,多体现在对这一时期诸医家医学成就的认识与评价上。例如,明初主持编修《元史》的历史学家王祎[11]在《王忠文公集》“业録”中对金元时期医家及其医学成就评价为:“金氏之有中原也,张洁古、刘守真、张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医道于是乎中兴。”以“中兴”一词,概述自唐宋之后,金元诸医家对医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又如,清代章楠[12]《医门棒喝·自序》中将刘完素、张元素、李杲与朱震亨合成为医学“大家”:“即如古称大家,若刘河间、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诸先生,各以己之阅历见解发病经旨一节,或论外邪,或论内伤,或主补气,或主滋阴。”

后世诸医家亦高度重视金元时期医家取得的成就,甚至将其与东汉时期的医学成就比肩。例如,明朝王纶[13]在《明医杂著》“医论”中提出了“四子说”, 认为自上古至明代,医学上卓有建树的“四子”为东汉张机与金元时期的李杲、刘完素、朱震亨;明朝李中梓[14]《医宗必读》的“四大家论”亦从此说;明朝孙一奎[15]在《医旨绪余》中将东汉之张仲景,金元之张从正、刘完素、李杲、朱震亨,与明代滑寿并称为“六名师”。再如,清代李用粹[16]在《证治汇补》亦将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元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与张仲景并称,提出:“如仲景治冬寒,而河间发明温暑,洁古理脾胃,而东垣发明内伤,子和攻痰饮,而丹溪发明阴虚。此六家者,古今称为医学之宗。”

综上所述,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医家个人的突出成就成为了金元时期医学发展的典型标志,而被后世所推崇的医家主要有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

2 “金元四大家”之说源流考评

“金元四大家”之说已逐步成为反映金元时代医学成就的代名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此说的起源与内涵一直是学界持续探讨且存有争议的问题[17-19]。

2.1 “金元四大家”之说源于清初《诊宗三昧》

据本研究考证,当今“金元四大家”之名及其学派争鸣之说的起源当属清初医家张璐[20]在《诊宗三昧》(1689)“自序”中所载:“随意综览诸家,无往非受其益。即如刘张李朱,世推四大家。观其立言之旨,各执一偏。河间之学,悉从岐伯病机十九条入首,故其立方,一于治热。戴人专于拨乱除邪,故汗吐下,信手合辙……东垣志在培土以发育万物,故常从事乎升阳。丹溪全以清理形气为本,故独长于湿热。”由此可见,张璐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人称为“四大家”并认为四者在学术思想上“各执一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2 “金元四大家”之说成于清代中期

清代中期医学家陈修园(1753～1823)承袭了张璐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刘张李朱四人在学术思想上的差异,首次提出了“金元四大家”之名。其在《医学三字经》“医学源流第一”中载:“迨东垣,重脾胃……若河间,专主火……丹溪出,罕与俦……若子和,主攻破……四大家,声名噪。”[21]在“四大家”一句中,注解为“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张氏医通》之考核不误”, 陈修园在认同张璐观点的基础上,强调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在学术思想上的差异,首次明确提出了“金元四大家”之名。由于陈修园之《医学三字经》是一部学习中医的启蒙之作,故而此说已经提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籍学者丹波元胤是19世纪著名的汉医学家,在中医文献的考据、训诂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著作《医籍考》(1819)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陈修园“金元四大家”之说的影响,在介绍“朱氏震亨格致余论”时,提到:“宋濂提辞曰,金之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守真氏,曰张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君之此书(朱震亨之《格致余论》),其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22]此说多被用于解释“金元四大家”之名所由来[7, 23],然此说之可靠性有待商榷。主要依据有二:其一,宋濂作为《元史》的主要编撰者,在《元史》中并未有朱震亨为医、行医之语,仅在“列传第七十六·儒学一”中提及了朱震亨之名;其二,宋濂虽著有“题朱彦修遗墨后”一文,但在此文与其现存著作中,并未有丹波元胤《医籍考》所载“金之以善医,名凡三家”之语。由此可见,丹波元胤之论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陈修园“金元四大家”之说的影响。

2.3 “金元四大家”之认识强化于民国时期

受陈修园的影响,陈邦贤[4]在我国第一部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1919年)“第五章 金元医学流派的争竞”中,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并称为“金元四大家”,并首次将此四大家冠以不同的门派,即刘完素为“寒凉派”,张从正为“攻下派”,李杲为“补土派”,朱震亨为“养阴派”,由此标志着“金元四大家”之说的正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陈邦贤任职于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并撰写了第3版《中国医学史》(1957年),在“第八章 金元的医学”中列“第四节 金元医学流派的争竞”,继续将刘、张、李、朱称为“金元四大家”,并强调其学派竞争[24]。此种认识主导了二十余年,在中国医学史[25-26]、中医基础理论[27-28]等领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此观之,“金元四大家”之说起源于清初医学家张璐之《诊宗三昧》,经清代中期陈修园与日籍汉方医学家丹波元胤的强化逐步形成了现今有关“金元四大家”的认识,最终在民国时期经陈邦贤确立了“金元四大家”内涵为金元时期医学流派之争,并影响至今。

3 易水学派张元素在金元时期的医学地位

尽管张元素作为金代卓有建树的医学家被《金史》所载,在“金元四大家”之说中却未见其名,但其在金元时期的医学地位与医学成就却不容忽视。

3.1 明清文献中对张元素学术地位的评价

有关易水学派张元素在金元时期医学地位评价的最早文献见于明朝宋濂的《文宪集》。在《文宪集·卷九》“赠医师贾某序”一文载:“上谷张元素,河间刘完素,睢水张从正。元素之于完素虽设为奇梦异人以神,其授受实闻乙之风而兴起焉者,若从正则又宗夫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决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书亦不传,其存于今者皆后来之所传会其学,则东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内外二伤而多注意于补脾土之说,盖以土为一身之主,土平则诸藏平矣。”[29]宋濂在此文中对《金史》中记载的三位医家进行了评价,首列张元素,提出其“以古方新病决不能相值治疾一切”的核心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濂提出“其书亦不传,其存于今者皆后来之所传会其学”,这可能是张元素未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的主要原因。

明代医家李梴《医学入门·外集·卷五·小儿门》中载:“五脏病机,不离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所以有脏腑虚实乘胜之病,世俗不审此理,往往率指为外感、内伤,而用药枉死,此钱氏、洁古之功大矣哉!”[30]充分肯定了张元素以脏腑辨证立法用药的临床价值。明朝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四十六》中评价张元素的脏腑辨证为:“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洁古之学可谓知其要者矣。”[31]另外,如前所述,清代李用粹[16]将张元素与张仲景、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并称为“医学之宗”;章楠[12]将其与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并称为“大家”。均是对张元素医学地位与医学成就的充分认可。

3.2 现代文献研究对张元素学术地位的肯定

尽管上世纪20～60年代,随着“金元四大家”之说的逐步兴起,在对金元时代医学的认识与研究中较多的关注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与朱震亨的学术争鸣[17],但是随着任应秋点校《医学启源》的出版,张元素及其脏腑辨证与脏腑用药的学术思想引起了中医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此后出版的《中国医学史》(第5版)“5.5 金元医家的创新”一节中,详细的介绍了金元时期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六位医家,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与朱震亨[32]。由此可见,金元时期介绍的六位医家中有一半均出自易水学派,而作为易水学派开山祖师的张元素,其医学地位则尤为重要。随着对张元素医学地位的逐步认可,对“金元四大家”之说的质疑与思考亦逐渐增多[33-34],以致有学者提出根据张元素在金元时期的医学成就,应将“金元四大家”修定为“金元五大家”,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张元素的学术地位[23, 35]。

纵观历史发展,由于朝代更迭、战乱迭起,致使张元素的著作在承袭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亡佚,如宋濂所言“其书亦不传”,再如范锴[36]在《范声山杂著》中载“张元素并无著书”等,这可能是其未被列入“金元四大家”的主要原因。但其门人的传抄整理中(“其存于今者皆后来之所传会其学”),仍可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随着对其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张元素的学术地位显得日趋重要。

4 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其学术地位

金元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的影响着诸位医家的学术思想,而张元素勇于打破桎梏、构建体系的思想内核奠定了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

第一,张元素不囿古方,勇于创新。在充分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张元素勇于突破陈规以“师古方,裁新方”,活跃了金元时期的医学氛围,改变了“泥古不化”的保守局面,引领了医家创新之风,极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发展。《金史·列传第六十九》对张元素评价为:“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其融汇医理,不再固守旧方,而根据时运之变化,勇于创新探索,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开启了金元时代医家创新的先河。因此,李时珍[37]赞其为:“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第二,张元素积极探索,构建了以脏腑辨证用药为核心的医学体系。脏腑议病辨证之源可上溯至《灵枢经·经脉篇》,经《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在脏腑辨证指导下对疾病的认识以日臻完善,但尚未形成可以有效指导临床用药的完整体系。而张元素在前人对脏腑议病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认识与临证经验,创新性的提出了“脏腑用药”与药物归经理论,构建了脏腑辨证指导下的完整的脏腑用药体系。因此,作为易水学派的开山祖师,张元素[38]学术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脏腑辨证”与“药性的认识与运用”。任应秋[39]认为上述两点是张元素对祖国医学的巨大贡献,而以脏腑证候的病机及用药治疗作为研究课题,易水学派的学术传承不仅有金元之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至明代,遥承易水学派的还有薛己、赵献可、李中梓、张介宾诸家,并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40]。

综上所述,易水学派开山祖师张元素首开金元医家学术创新之风,并构建了脏腑辨证指导下的脏腑用药体系,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其不仅在金元时期,以致在中医学发展史上都居于重要的学术地位。

5 小结

时光辗转近千年,金元时期民族融合碰撞、科技长足发展与多元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当今时代仍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中医药领域,金元时期,以张元素为首的诸医家,以“古方今病不相能”立论,以不断进行医学创新的实际行动彻底打破了抱残守缺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医学史发展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金元时期诸位医家以及其医学成就的全面认识,在于透过历史的镜子,正本清源、追古思今,对当今中医学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发展与守正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运用考据学方法,以有据可循的一手文献,肯定了金元时期医家的医学成就,厘清了“金元四大家”之说的源流,并对易水学派张元素在金元时期医学发展中的医学地位与学术成就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为全面认识金元时期的医学发展与医家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依据,并为当今中医学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