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燕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是指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的以描写云南的风土人情、民俗生活、边地人生及原始自然生态为内容的小说创作。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地质形态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地，高山、雨林、峡谷、江流、草甸、平坝多样化的地质形态造就了云南险峻壮丽、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形成了极其独特的多元自然生态圈。云南境内的25 个少数民族有着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元的自然生境与文化样态赋予了本土少数民族女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和异彩纷呈的文学想象。少数民族女性小说创作代表有白族的景宜、彝族的黄玲、纳西族的和晓梅、佤族的董秀英、哈尼族的黄雁、拉祜族的娜朵等。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同的生存体验，在共同的“人与自然的契合”的生态审美旨归中新时期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创作呈现了多元的生态审美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态思考，为摆脱生态危机带来了更为可行的可能性方案。

一、生命意识与自然的融合

云南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的同时也铸就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自然审美感受，天生敏锐纤细的感受特质使她们能与自然进行毫无障碍的沟通，在创作中明显地体现为感官体验与情感沟通统一的自然生态审美特质。在小说创作中她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赞美身边的自然，自然在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心中是原初的、宁静的、野性的美，这是一种荒野的美。“‘荒野’在当代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著作中是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的代名词，指原生态的环境，‘荒野’不是被人类实践所中介过的自然，而是‘受人类干扰最小或未经开发的地域和生态系统’”。[1]和晓梅在《宾马拉焚烧的心》中说：“我喜欢森林，森林让我觉得安全，……我在高大的山核桃树上午睡，啄木鸟误把我当成树的一部分，不停地啄我的脚板心；一棵云杉和另一棵云杉之间有漫长的藤连接，如果猴子霸占了我的秋千，我就会冲着它们凶恶地大叫‘让开’；丰富的野板栗随处可见，就算你对它厌恶得要死，它还是会殷勤地砸在你头上。”[2]在这里自然回归了“荒野”之位，获得了独立性，她不可征服而又友善包容，给予人类安全的呵护、无私的赠与。女作家们对自然怀抱最朴素的逻辑，以自然为友，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赞美自然，与自然保持了一种最纯粹的和谐关系。

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自然的表现不只是背景，或是起到烘托作用的景物描写，而是刻骨铭心的自我体验的投影，是少数民族女性心灵史的书写。景谊《骑鱼的女人》中的“我”做了新娘之后依然不“安分”地戴上火焰般的山茶花，依然爱美。主人公对这种美的执着不仅来源于对山茶花灿烂绚丽外表的吸引，更是来源于对自然生命的自由、率真的生命感悟。但这一举动使她如临灭顶之灾，因此有了主人公与花的对话：“谁让你开的呀，你这不懂人间事理的茶花！满世界都是寒风、冰雹，谁听说过十二月还开花？”[3]主人公内心遭受到了来自世俗的压迫、欺凌，只能与在暴风雨中经受世俗偏见的山茶花倾述，寻求抚慰。小说的主人公在精神上和大自然交流沟通，在自然的抚慰中感受着自然之美，感悟着自然之理。

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在与自然的交互中，自然就是女作家心境中的自己，自然与作家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女性意象的生态书写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有更多的生态化思维特质与情感特质，她们对万物的宽容、对万物的爱，被不公正的对待，都使她们更加渴望和珍惜人世间生命的平等，她们钟情于女性的书写，不约而同地展现了女性意象的生态隐喻。黄玲在《母性的土地》深情的表达，“‘妈妈——，’单是这一声呼唤，就足以让我感动得泪水四溢。虽然迎接我的永远是一片青草覆盖的土堆，我还是那么依恋那么信任地扑上去。这片母亲用血肉之躯养育着的红土地，肥沃丰厚，以无边的温暖和爱意拥抱着我，容纳了我的痛苦和泪水。我紧紧拥抱这片温情的母性土地如同拥抱母亲复苏的心灵。”[4]作为母亲的兰婶是为了生育儿子而死，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小说作品中，集体为本民族女性呐喊命运的不公与残酷，深情地书写着女性在不适于生存的环境和状态中，努力寻求摆脱生态困境的出路，发出了现代女性追求生态化的生存境遇的呼喊。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过去令人触目惊心的女性生态困境。黄雁的《天火》中麻四老倌的儿子与桑帕拜堂时，因腿脚不灵便，脑袋也木，只好由几个男人扶持着，硬是生拉活扯地从桑帕的头上跨过去，吓出的尿顺着新裤子流在桑帕绣着相思鸟的包头上。旧时代的制度、民俗的规约残酷地对少数民族女性的精神和身体进行了封锁和压制，女性的婚姻、情感、行为以至整个人生受到了压迫，女性被扭曲、被异化，生活在悲剧之中。

身负强烈责任感的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在为民族女同胞的悲惨命运疾呼呐喊的同时，执着地思考和探索着民族女性如何走出困境，寻求生态的生存环境。哈尼族女作家黄雁笔下的鸠是反叛者的代表，他们反抗着婚姻的暴力，蔑视着传统的礼俗，追求自由、平等。作为反叛女性有着冲出非生态生存境遇的优秀品质，她们勤劳善良、温顺忍耐、坚韧顽强、勇敢执著，但是这些优秀品质往往又被利用，民族女性对被压榨、被凌辱默默忍受，成为女作家笔下一个又一个忍辱负重的悲剧女性。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和晓梅的《水之城》、黄雁的《天火》等都塑造了这样没有尊严、屈辱活着的女性。在这样的历史悲哀中，女作家们都将希望寄托在女性意识的觉醒，景宜《骑鱼的女人》、白山的《冷月》、黄雁的《落叶的情节》、和晓梅的《有牌出错》、明追《僾尼野丫》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她们追求个性的自由，纯洁的爱情，独立自主，身上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博爱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性的光辉，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对女性走出生存困境，走向和谐人生的生态审美方案。

三、生态家园的民族守望

在云南盖房起屋、创建家园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头等大事，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中家园作为重要的意象在文本中频频出现。但家园的书写不仅仅限于家屋的建盖，她还是人类的生态家园。蔡晓龄的《种植神话》“云鹤怀着最后看一眼完整的白海螺雪山的心愿来到了绿雪坪。可是已经晚了，这里有修柏油路的施工队，……有着纯金属的躯体。绿雪坪没有了，像风一样消失了。”[5]作家哀伤地书写了人类生态家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到了无情地摧毁，揭示了即使是偏远的山区也无法幸免于“人类中心”观念导致的自然生态家园被破坏的现实。

“家园意识”从浅层次上看，旨在传达人类应通过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来最大程度的保留生存家园，而深层次上看，“家园意识”旨在将人本身的存在意义的回归与解放作为最终归宿。[6]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浅层次上倡导了人们赖以维生的生态家园，深层次上指向了人的心灵，从价值观念、精神层面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蔡晓龄的《在你的城市里飞》中主人公放弃了教书，从山里来到都市，她需要“逛商城，进超市，买最时髦的化妆品，坐车，喝茶，交朋友，看别人好戏。”[7]主人公在都市的欲望中沉迷，无法自拔，在物质、金钱的诱惑下，她失去了人的尊严，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女作家们用作品揭示了人类在强权话语中、在现代技术中，人性遭到了异化，心灵变得扭曲，人们失去了自我，在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作用下，现代人丢失了曾经诗意生存的家园。

如何返乡，建构我们的生态家园，这是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它蕴含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维度的丰富内涵。首先是保持自然生态之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谁失去了记忆》中的老妇人断断续续回忆了曾经生活过的风轻云淡、青砖白墙、粉花绿柳、河水潺潺的古城；古城中褐色的核桃木餐桌和雕花门棂，院落里兰意阑珊、缅桂飘香的家园。和晓梅在这里诠释了家园的意义是与自然和谐共生，寻求心灵纯净的归宿。其次是保持社会伦理生态之美，建构人与人的和谐。女作家们用平等的视角，提出用博爱、开放的心胸去容纳多元文化，建立平等的男女两性关系，健全人性，尊重生命。再次是保持精神生态之美，建构人类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李纳的《刺绣者的花》中“女的都穿着青布衣裳，饰以绣花的边，背上披张羊皮。男的穿着磨面背心，也装饰着粗犷大胆的图案。这些稚气天真的图案，闪耀着朴素的生命力。”[8]服饰呈现了彝族文化的符号，让五巧感受到了生命之美，获得了一种生命之力，这是因为独具彝族审美意蕴的民族服饰凝聚了彝族人对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和对生命敬畏。作家采用服饰的描写将抽象的生态观念转化为文学的生动表达。女作家们从哺育了本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民俗中寻找精神力量，在马帮文化、毕摩文化、东巴文化、木鼓文化、梯田文化等民族文化中探寻生态文化的智慧，建构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

四、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都擅长在自然中发挥想象力，将生命意识融入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女性生命体验使她们更容易破除人性的偏见，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边地女同胞给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通过女性的书写，表达着强烈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理想的内心诉求。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从民族文化的根系上寻找摆脱生态困境的出路，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生境界，建构人类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