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伊,曾 立,刘庆龄

(1.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2.国防科技大学 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5 )

0 引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是提升国家创新力、助力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有效支撑,也是加速民族复兴、确保国防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面临技术封锁可能引发的“卡脖子”问题。长期以来,军队、军工领域与民用领域的科技创新系统资源要素相对独立,传统创新管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法适应新发展格局下军民科技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导致区域军民协同创新依然存在创新主体之间交互不充分、创新节点关系不明晰、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军地主体之间、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法规等都存在缺陷。通过构建系统完整、自立自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健康“有机”的区域军民协同创新生态环境,有助于适应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现实要求,摆脱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和孤立的不利影响,提升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动力与效率。

湖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地处几大重大战略方向的交汇点,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纵深区域,具有悠久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历史积淀与实践经验,拥有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产业集聚和人才汇集的显著区域优势。长期以来,湖南省坚持贯彻党中央构建国家一体化战略能力和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要求,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着眼发挥湖南省“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遵循强军兴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建设思路,融入“三高四新”“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发展体系,以长株潭区域一体化为核心增长极,引领岳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以军民融合发展重点区域(长沙)和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基地(长株潭衡岳)为建设重点,辐射带动全省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成效显著。目前,湖南省共有3个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8个省级示范基地,其中国防科大军民融合基地以北斗导航、光工程为重点,探索军民科技协同推动创新创业的实践经验[1],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已成为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本文以湖南省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典型实践为例,结合创新生态系统和国防科技创新系统相关理论,尝试探析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机制动因,以期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深度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1 文献回顾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元素和多层结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相关成果是分析其规定性要素的研究基础,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相关成果是分析其特殊性要素的研究基础。

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方面,Mowery[2]提出国防科技研发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对民用产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Largent[3]认为军民协同科技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带动国防工业发展;Smit[4]提出构建社会—技术网络的军民结合科技工业,认为具备军民两用技术创新能力的创新系统比单纯的技术开发更重要;Stowsky[5]认为军民融合型研发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军用技术民用化效率从而提高民企竞争力,相较于军民分隔型研发模式在军用领域成功几率更高;游光荣(2005)通过研究我国军民协同创新体系诸要素,强调军民协同创新体系中制度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孙霞和赵林榜[6]从研发投入、对外依存度、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具有核心技术的主导产业规模等方面对企业在军民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评价;鲁艳和张晓生[7]从组成要素整体出发,研究创新系统中政府管理机构、军工与民营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具体分工;孟燕[8]基于对美国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研究,认为美国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具有社会大协作、建立跨部门管理体制与军民融合创新机制、高度重视军民协同基础条件建设、充分营造创新文化环境等特点,并由此提出对我国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启示;余东城等[9]对美国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军民协同创新的法律体系、财税体系和服务体系具体做法进行研究,并借鉴美国经验提出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军民协同创新应采取的措施;王强[10]从理论层面探讨军民融合创新管理由创新体系向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逻辑,提出军民融合创新具有相互依赖、动态交互、共生演化等生态系统特征;许可[11]基于生产者视角对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进行研究,认为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转化高度依赖投资环境与产业生态;连晨希[12]对高科技产业军民共生系统的概念内涵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构建完善有效的军民生态系统是助力军民融合有序发展、激发军民互动活力的重要基础;孙磊华[13]基于系统科学理论研究发现,军民深度协同对军转民企业与民参军企业均存在正向作用;田庆峰[14]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界定为创新主体在市场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依托重点科技专项,以资本和技术作为基本合作点,将资本转化为技术并产生协同创新绩效,继而提高协同能力的动态过程。

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方面,黄鲁成[15]认为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耗散性、动态性、调控性的系统特征;彭春丽(2017)研究区域层面的国防科技创新网络,并提出其具体动力机制及主要演化形式;梅阳[16]对核心军工企业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运行机制进行探讨,认为核心军工企业是军民协同创新生态的核心要素;曾国屏(2013)通过归纳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和模型, 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栖息性和生长性等特性;杜静[17]认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应注重生态平衡、生态关系、稳定机制;吴金希(2014)从环境融入能力、增值能力、健康度等方面衡量创新生态体系的健康水平和良性发展能力;张妮[18]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要素进行研究,发现创新种群新颖性与政府创新投入对系统高水平可持续运行更重要;王强(2021)对国家自创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路径实现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生态健康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应围绕区域内高质量科创类产业进行构建;李晓娣(2019)通过研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对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发现在长期内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具有较强的正向驱动效应,地区科技创新的累积效应对科技创新具有正向作用;曹路苹[19]从创新生态角度构建区域军民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模型,提出系统具有主体、资源和环境等构成要素。

总体来看,学者对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多样化研究,也从实际发展情形出发对军民协同创新发展进行了多维度论述,有效阐明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范式迭代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直接涉及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本身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和优化策略,特别是从实例出发探讨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不利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理论与实践发展,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和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新要求出发,通过探究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典型实践案例,分析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和运行机制,以期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管理研究提供思考路径和知识增量。

2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涵特征

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和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组成要素与理论特征,可以发现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复合概念,由创新的微观主体、单元集合、逻辑路径、运行基础构成,具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自组织与它组织并存、动态演化和竞合共生等鲜明特点。深入研究其内涵与特征是分析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演化逻辑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2.1 内涵特征

由于科技进步、国际竞争、生态发展等因素驱动,学界从重点关注系统中要素构成转向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过程,从关注创新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转向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曾国屏,2013)。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以兼顾强军与富国为根本目的,特定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发挥创新优势,跨军地整合区域内创新资源,促进区域内军地创新要素自由交互,为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而形成协同合作、共赢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创新生态系统。最为典型的是以各类创新园区、新区、集聚区等为载体的区域军民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如四川绵阳、西安阎良、湖南长株潭、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新区、深圳南山区等区域,依托其军用与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科技创新优势、产业聚集优势等禀赋,已形成一定规模和区域特色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自组织与它组织并存、动态演化和竞合共生的特征。地方政府和军队在中央宏观政策制度及战略指导下,根据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科研力量等条件,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形成一定创新政策环境,驱动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成长与演化。系统内军工企业、民用企业等微观创新主体在特定市场环境中竞合共生,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共同作用于系统中的创新主体、资源和环境,共同引导系统正常运转。科技创新不是个人、单个企业、单项技术的点状突破,逐渐演化为由多个复杂主体构成的群落式创新,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及内部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影响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同样重要[20]。在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系统内部创新主体相互作用的自组织与它组织并存,共同引导系统内外部要素产生有效交互,促进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发展。系统内核心创新主体相互依赖共生,在合作与竞争中相互适应、转化。随着创新主体功能与作用趋向弹性化,其生态位和生态群落也会发生变化,根据不同项目进行动态迁移与跨范围活动[21]。

2.2 基本结构

通过三角结构、网状结构、层次结构3个维度对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立体衡量。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从事创新实践的微观主体,包括领导种群、科研种群、企业种群和支持种群,各创新种群按其基础职责分为研究—应用—开发3个群落大类,彼此交织结成创新主体的三角形核心结构。各创新种群通过共生协同、竞争进化实现资源配置和种群成长,在区域创新环境中开展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活动,在系统内部不断进行物质、资金、信息交流,从而激发创新灵感,进行创新实践,产生创新成果,实现成果转化。

具体而言,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包括创新物种、创新种群与群落、创新生态链和创新环境。创新物种是构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微观主体,包含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民口企业、地方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常规主体,以及军队、军工企业、军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军队服务机构等各类军事需求主体,其基本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基本构成Fig.1 Basic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military-civ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创新微观主体按其主要职责可归为科研、企业、领导、支持4类种群。科研种群作为知识创造者,在创新系统中发挥核心驱动作用;企业种群作为市场主体,是科技创新的应用实践者,推动产品生产与交付;领导种群是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引导者与规划者,主要职责包括制定科研规划、提供资金支持、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开展年度科研项目立项与管理等,军方的职责主要包括国防科技研发需求生成和国防科研项目管理;支持种群为科技创新提供中介、金融支持、评价标准、知识产权管理等间接辅助。

创新种群之间相互联结互动,形成多种创新群落。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不同栖息者主要分为三大群落:研究、开发和应用。研究群落以长远眼光发现新知和创意,开发群落推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付,应用群落将技术进步成果散布到全世界(李万等,2014)。创新群落按照创新生态链的逻辑路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创新物种和群落在创新生态环境中进行共生竞合和动态演化。各创新群落之间、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实现联结传导,3个群落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状况决定系统能否可持续发展[22]。

创新环境是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外部基础。创新环境可以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成长所需的创新物质要素、资金要素、信息要素。创新环境可以反作用于创新种群与群落,帮助区域内创新种群与群落培育塑造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基因。创新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人才环境、科学环境等。创新种群作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实践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存在支持、影响、改造及反作用的共存、共生、共荣关系[23]。创新生态系统内不同主体所形成、维持或面临的生态环境,构成促进创新产生、应用与扩散的重要因素[10]。因此,创新物种、创新种群与群落、创新生态链和创新环境共同构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

3 “需求牵引—平台支撑—政策保障”理论框架

湖南省创新物种丰富活跃,企业种群、科研种群、领导种群、支持种群品类要素齐全,军民协同基础较好,特色军民共享平台完善,军地之间交流渠道通畅,各级政府保障有力,拥有深厚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历史积淀和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方面开展了诸多实践。在“一五”时期,湖南作为重点建设省份,布局株洲热电厂(能源)、株洲硬质合金厂(材料)、湘潭船用电机厂(船舶)、株洲航空动力机械厂(航空)4个军工项目[24]。在三线建设时期,湖南省以湘西地区为中心布置核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和材料工业等重点军工和民用产业,汇聚大量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人才[25]。改革开放后,湖南省率先开放长沙、株洲,国防工业向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集聚,军民协同技术创新与生产协作愈发密切[24]。特别是实施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任务以后,湖南省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顶尖军民两用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了大量“军转民”“民参军”企业,为新时代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湖南省具有较好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现实基础,是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实践。结合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实践情况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提炼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以兼顾强军与富国为根本目的,各类创新主体发挥创新优势,跨军地整合省内创新资源,促进湖南军地创新要素自由交互,为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形成协同合作、共赢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见图2)。

图2 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ilitary-civ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Hunan Province

3.1 双重需求牵引,创新物种多样

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联结多元创新主体,促进多边资源互补,实现1+1>2的价值共创效应,是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载体[26]。湖南省以军民发展双重需求为现实牵引,充分发挥区域内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物种活跃和创新资源丰富的优势,释放军民科技协同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强大推动力,以军民协同创新实现科技赋能战斗力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物种具有异质性与多维性[27]。在开放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多样性的创新物种各自履行自身功能定位,也在演化过程中丰富和突破创新物种的功能与角色,提高创新物种功能与定位的弹性,如图3所示。在科研种群方面,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以及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长沙军民融合先进技术研究院、湖南省军民融合装备技术创新中心、湘潭市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南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等专精军民协同创新的研究院所,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为湖南省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创新人才资源和技术支持储备。例如,湖南省政府与国防科技大学达成省校共建的典型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合作,在此基础上,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基础,充分利用区域内各类军民科技创新资源要素。

图3 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创新种群及构成Fig.3 Main innovation populations and composition of military-civ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Hunan Province

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物种的多样性与活跃性意味着系统具有丰富的创新基因库(李万等,2014),物种越完备齐全,主体越丰富活跃,创新的可能性和潜力就越大,从而为系统发展进化提供新鲜血液与持续动力。作为中南地区产业核心区,长株潭地区军民融合产业较为发达,企业种群丰富多样,国防科技工业密集,聚集了大量装备制造、工程机械、航空、新材料等具有军民融合资质的企业,相关军民融合企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创新种群。这些企业利用湖南省科技创新政策优势、科技和产业配套资源优势,与省内以及全国优势高校、科研院所结成科技创新共生互动网络,促进企业种群与科研种群共同发展。同时,湖南省国防科技创新产业基础设施完善,拥有长沙中电软件园、株洲航空产业园、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产业园、湘潭雨湖工业园等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区,支撑企业种群生长、演化、互动和竞争,不断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中。

3.2 平台军民共享,创新链路通畅

创新链是科技创新成果从产生到商品化一系列过程的集合。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链的不同阶段,系统内民用企业和军工企业进行相互资源融合,从而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获得相应成果产出[28]。创新链有序衔接是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关键所在。湖南省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链路畅通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接供需信息、提供服务支持和基础设施共享等方面。

湖南省通过搭建各类服务中介平台,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体交流提供沟通媒介和交流渠道,提升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信息资源流通速度和效率,推动区域内军民科技创新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湖南省对焦军民两口共享需求,围绕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数字创新六大重点领域,搭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军民协同创新平台,强化信息释放效应,对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供需方,补全创新链路间的衔接环节。平台面向省内外重点院校、科研机构、骨干企业等创新物种的资源和服务需求,后端对接中电软件园等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自主可控等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高性能计算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陶瓷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平台。以网络平台为纽带,充分延展平台服务功能,实现军民科技平台资源共建共享,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成长发展提供共用平台基础。

借助特色军民共享平台,实现军民科技创新服务支持。通过一体化的线上线下平台渠道,对接科技部、军委科技委等部门,定向发布和解读相关信息。聚焦军民优势科研机构、企业和创新团队,实时推送装备需求、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各类科技创新信息,促进军民科技信息共享,提供精准对接服务。组织联合省大型精密仪器管理办公室、省计量监测研究院等单位,通过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组建服务运营团队,协调推进省内军工重大试验设施、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实现湖南省军工和军队重大试验设施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融通衔接和协同共用。

3.3 机制政策保障,创新环境良好

创新生态环境与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在创新研发、成果转化阶段都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29]。创新生态系统内部产生的地理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邻近企业紧密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科学合理的政策机制设置有助于协同创新生态环境生成,从而进一步提升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效率和水平。为打造良好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环境,湖南省采取多样化的保障手段,从领导组织、政策保障、资金支持、文化宣传等方面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环境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形成了较好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环境与氛围。

在领导组织方面,湖南省在科技部、军委科技委指导下,由省委军民融合办公室、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科学技术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及市州共同协作,组成区域特色鲜明的创新领导种群。领导种群在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演化中主要负责明确创新发展方向,结合湖南省“三高四新”的战略定位,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指导作用。

在政策保障方面,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要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为根本指向,湖南省出台《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十四五”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规划》《长沙市高新区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多层级政策。同时,根据国家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相关政策调整,协助推动地方性政策法规及时更新,为湖南省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资金支持方面,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向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领域适当倾斜,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项目优先纳入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制造强省专项,国家开发银行为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提供1 000亿元授信,湖南邮储银行推出军民融合贷与创新科技贷。这些措施对保障军民协同创新项目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在文化宣传方面,充分利用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军民融合集结号、融合创新、长沙观察等公众号自媒体,广泛宣传军民融合在路径与模式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弘扬湖南省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宣传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典型实践与丰硕成果,推动湖南特色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文化生成。

4 “萌芽—成长—更生”逐次递进升级的演化机理

基于对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实践经验和理论框架的分析,可以发现,系统演化运行是内部机制综合集成后推动系统实现萌芽、成长和更生的过程。从中可以提炼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普遍运行机制与流程,为分析系统优化升级策略奠定基础。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复杂系统,其演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机动多变的过程,需要经历萌芽、成长和更生多个动态演化阶段,不同演化阶段由不同机制主导,每种机制都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发挥着不同作用。这些演化阶段是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生长历程,在此期间,创新主体、创新主体与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功能和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致使系统内各结构与功能也处于变化之中。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创新动力机制、竞合共生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共同作用下,统筹系统内部创新资源,维护系统有序运行,实现系统自我演化与健康发展,其演化机理如图4所示。

图4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理Fig.4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military-civ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4.1 萌芽阶段:迸发创新火花,形成创新突破

在系统萌芽演化阶段,动力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激发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促进创新灵感迸发,促使各个创新种群之间达成初步联结与合作。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以强军与富国双重需求驱动、创新利益吸引、科学技术突破性发展为指引,产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促使创新主体聚合。在该阶段,演化速度与演化加速度同时递增,创新主体活力逐渐增强,创新聚合作用逐渐增强,创新主体由单一活动转向集聚活动,创新主体之间的粘合性提升,由游离的单一运动转向寻求更为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此时,系统内创新主体尚处于稚嫩状态,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与潜力有待开发,参与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强军与富国的双重需求驱动是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特有的机制特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军队作战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湖南省政府及国防部门实施科技创新任务,组织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协作进行科技研发、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例如,湖南省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展的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系统工程、“天河”高性能计算机工程等科技研发项目从现实作战、区域经济发展、生活需求出发,借助政府和军方的双重支持推动完成,能够有效服务于战斗力生成和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突破。

参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研发、生产和服务的企业是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微观个体。企业以追求利益为目标,其核心发展动力是追逐利益。企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原始本能,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形成技术超越,借助技术优势实现利润累积,获取市场垄断的优势地位。技术优势丧失后,企业产品逐渐趋同,垄断市场再次转型为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开展迭代升级的科技创新活动,逐渐形成企业竞争—产业创新—企业再创新的循环模式。

科学技术进步能使创新主体开展更高层次的创新实践活动,催生相关技术与产业领域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促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各要素深度耦合,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巨大涨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研种群围绕相关技术进行深度研究,企业种群探索新的应用领域,延伸相关技术领域上下游产业链,领导种群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与规范,创新种群由单一集聚转向初步协同,为系统下一阶段演化奠定基础。

4.2 成长阶段:推动竞合共生,催化创新成果

在系统成长演化阶段,创新主体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创新要素间的交互更为频繁,系统结构变得愈发复杂和多样,创新技术、信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输送和溢出,促进系统创新活动的开展,影响系统成长与发展。在该阶段,创新主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竞合共生机制促使主体之间形成以合作、联盟、协同、竞争为主的多样关系。在萌芽阶段诞生的创新火花与灵感,经过创新主体间的不断交流和密切协作,在成长阶段诞生出创新成果,创新成果通过创新转移、输送和溢出等方式,由创新知识变为创新产品,产生新的创新利益。以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为例,创新主体在成长演化阶段实现竞合共生,区域内军队、军工和民口的创新资源要素不断交互,助力军民“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反哺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内相关配套体系和产业集群网络的完善,形成以株洲为中心,汇集轻武器、新材料、新能源、电子元器件、自主可控计算机等重点军工领域企业的航空动力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以湘潭为中心,汇集水中兵器、舰艇水泵、电机、电力推进、港航机械、海底探测的海洋工程与特征装备军民融合产业基地。

创新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各创新种群为促进科技创新资源有效配置而形成的共生网络体系,其创新能力提高是系统内各创新种群通过竞合共生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系统共生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不断运转,共生单元的信息、技术转换度提高,创新成果通过创新输送、转移和溢出多种方式逐步涌现。创新成果诞生后,创新利益合理分配成为该阶段各创新主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在创新成长演化阶段,各创新主体间联结方式不同,造成各创新主体间的共生演化产生一定差异性表征,其对于创新利益的贡献有所不同,导致对创新利益的分配也不尽相同。因此,创新利益对于各创新主体的反向激励作用也不一样,呈现出一种差异互利共生的生长形态[10]。

根据活动双方能力与水平的不同,采取哪种竞合共生模式取决于既定条件和环境中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化和创新利益是否最大化。在系统成长演化阶段,需要根据创新物种和群落数量、共生水平阶段和外部环境状况等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培育有利于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提高的共生单元合作模式。若创新生态系统的共生合作模式只是简单、初级的交流合作,参与创新活动的创新个体数量较少、共生水平不高、生态环境恶劣,则各创新种群无法协调共生,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随之下降。此时,系统会自然进入更生阶段,创新环境催生创新共生体,达到对系统内部的自我净化与升级。

4.3 更生阶段:提供创新支持,加速新陈代谢

在系统成长演化阶段后期,系统内部趋于稳定,创新联系变得平和,创新交流频率和水平逐渐降低,创新主体数量相对减少,创新效率与能力有所下降,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的匹配度降低。此时,系统进入更生演化阶段,目标是催生更多有活力的创新主体,营造更为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环境。此阶段,服务保障机制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提供有序、有组织的内外部保护,消除代谢系统内部不和谐因素,维持和保障创新生态系统的活力与动力,支持系统进行自我迭代与升级,为系统的新一轮演化作好铺垫。如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省内重点军工领域提供专项金融支撑,湖南省科技厅、工商行政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关于支持以专利使用权出资登记注册公司的若干规定(试行)》,创新运营使用国防知识产权,畅通军队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这些服务保障措施为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促进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开花结实”“新陈代谢”。

服务保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给予创新主体必要的支持与保护,促进系统内要素与资源向更有活力的创新主体集聚,帮助其有效抵御和规避风险,代谢系统内部不和谐的创新主体,提升系统自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维护和谐、健康、积极的创新生态环境。服务保障机制的基本运行范围包括政策法律保护、基础设施保护、金融资本保护、人才保护等。由于军工产业的独特性,保密工作也是保护机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保障机制中,由政府和军队构成的领导种群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是军民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保护机制的引导者,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等行政方式引导保护机制发挥保护作用,军队有关部门可以提供相应辅助服务,作为领导种群发挥领导与保障作用,共同保障系统顺利运行,维持系统健康发展与长期稳定。此外,服务保障机制还可以促进创新主体与创新支持种群之间进行紧密合作,在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帮助下,对研发、生产、管理、成果转化、成果推广等环节进行针对性保护,有效降低创新主体的自我保护成本,也为创新支持种群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5 “组织有效—种群和谐—环境友好”的优化路径

结合湖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演化机理进行研究,发现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有效统筹区域内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资源,盘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要素,解决区域军民科技协同中存在的创新资源要素分散、它组织与自组织不平衡不协调、军民协同意识与区域协同创新氛围淡薄等问题,切实提高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效率和动力。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优化路径,如图5所示。通过“组织有效—种群和谐—环境友好”的三重合力,不断优化系统内部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推动创新主体竞合共生与创新要素集聚,强化外部基础支撑和内在基因培育,从而推动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进化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图5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优化路径Fig.5 Optimization path of regional military-civ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5.1 增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辅相成的推动力

促进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应当尊重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创新生态系统“竞合共生、协作共赢”的规律,以制度优越性结合市场机制灵活性,使国防科技实力建设寓于国家科技实力建设之中,军用科技工业基础寓于民用科技工业基础之中,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融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之中,增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既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导向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即时调节功能,促进它组织与自组织平衡,齐心合力掌好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优化区域各级政府和军方有关部门等领导种群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它组织作用,强化聚类管理,有效整合分散在政府部门和军方有关部门的创新要素和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军民创新资源分散管理和军地协同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强化系统内部新陈代谢与优胜劣汰机制,淘汰依靠政府和军方输血生存的“巨婴”、靠套取政府军工补贴生存的“菟丝花”等不适宜区域创新生态的企业。增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引导,帮助参与国防科技创新生产的企业解决市场融资能力弱、资金缺口大等市场力量难以解决的痛点。

政府和军方管理部门等领导种群应转变以往自上而下的领导形式及大包大揽的管理意识,通过“政府引导—政治关联”机制优化管理模式,与其它创新种群形成多维、多向交互合作共治,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扰。政府与市场也应寻求科学对接,平衡管与放,协同好它组织演化与自组织演化,形成市场、政府合力运行监督体系。设计市场条件下军民研发投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科学发挥政府作用,利用政治关联信号机制对市场进行有效补充,解决禀赋优势不足、链条衔接薄弱地区的融资约束问题[30]。进一步完善市场条件下的利益机制,强化自身引领作用与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参股设立基金,支持企业做强股权融资,形成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大合力。

5.2 激发区域优势促进创新种群和谐共生的源动力

实现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不断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活力,丰富创新生态物种与种群,畅通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生态链,协调区域内各创新种群间的共生、合作、竞争关系,提高创新种群间的依存度与活跃度,促进区域内军工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核心创新种群间的交流合作,发挥区域内龙头军工企业的创新要素集聚作用,推动区域军民科技创新目标协同、组织协同、资源协同、行动协同,以区域优势激发创新生态种群和谐共生的源动力。把握学术科研活动的现实需求导向,注重发挥区域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平台与人才资源优势,通过理论结合实践,攻克龙头企业生产所需前沿技术,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借智引智解决研发活动中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支持种群的服务中介作用,协助解决企业种群、科研种群、用户种群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信任机制、服务机制,促进各类创新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实现技术发现与推动、项目培育与管理等功能。

立足区域内优势军工产业,明确区域资源禀赋,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军工产业协作平台,支持行业龙头军工企业牵头组建行业科技创新联盟。围绕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与完善关键技术产品本土配套,支持区域龙头军工企业专注主责主业,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问题,推动核心创新能力提升,不断培育和积累原始创新能力,以创新性技术形成创新产品,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发展[16]。以实践需求为牵引,集聚创新要素,科学优化龙头军工企业生产经营结构,聚焦企业核心优质资产,结合国防生产需求和技术问题实施精准创新。以龙头军工企业为中心,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链、成果转化链、资金供应链、价值实现链和支撑服务链资源要素,形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5.3 强化“政策—市场—文化”三位一体的环境支撑力

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环境是系统内各创新种群与群落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文化基础的总和,健康活跃的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离不开创新生态环境的支持与包容。通过构造“政策—市场—文化”三位一体的环境支撑能力,促进系统内创新主体健康成长、积极进化和新陈代谢,为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培养塑造协同创新的内在基因。

在政策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和军方领导部门应当立足顶层设计,制定精准的创新支持政策,找准靶点、精准施策,由以往引进型、跟随型模式转变为各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分级支持政策,孵化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产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适度倾斜,发布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财政引导政策、投融资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为系统健康有序运行提供必要资金支持,鼓励多渠道投资和融资方式,减轻系统内各创新主体的税负压力,促进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均衡发展。

在市场环境方面,完善市场运营机制,以“集中统一、简约高效、全面精细”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区域性军民融合信息发布平台、民参军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区域性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促进军民人才、技术、信息、标准等融通衔接与有效共享,打破中小企业“民参军”的各种限制与藩篱,营造良好的军民技术研发与转移环境[31]。做好军事需求挖掘与分析,及时发布国防需求,帮助企业理解军方用户的现实需要,满足用户多层次的动态需求,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32]。

在文化环境方面,建立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文化学习机制,加强创新生态系统要素间的沟通交流,减少系统要素间的矛盾和冲突,确保要素间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增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深度发掘区域内各类军工企业的禀赋与特点,积极组织行业内各类军工企业开展交流与学习活动,吸纳国内外优秀军工企业的协同创新理念,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军工企业文化。进一步发挥媒体宣传作用,充分利用区域内文化产业资源,深度联合国家和军方宣传部门,通过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与公众号自媒体,进一步整合区域内各类军工文化产业资源,弘扬军民融合战略与协同创新精神,做好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精神的日常培育,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