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润

“变化的社会，变化的传记”

现在大家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不但世界是这样，传记也是这样，传记正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国际传记界的共识。

“变化的社会，变化的传记”，是我借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国际著名刊物《传记》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作者是丹麦学者，他引用的例子我们不熟悉，我现在举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斯教授的观点为例，他的文章 《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审视与再反思》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主办的《现代传记研究》2022 年第19 期上。桑德斯说：“这是数据的时代，是计算机、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时代，从全球化及其危机到新冠病毒肆虐都在影响着传记。”在这里，桑德斯指出了三个影响传记的因素：一是大数据、计算机、互联网和新媒体；二是全球化及其危机；三是新冠病毒。桑德斯举的例子是：苹果手机自2007 年问世以来，人们对景物的描写，以及对自己的描述都完全改观；新冠病毒的流行带来了阴谋论的盛行，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主流，这对人们的思考方式，也必然对传记产生重要影响。

桑德斯教授所说影响传记的三个因素我基本同意，他举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参考，他是英国人，同我们还有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我这里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传记的变化，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变化是传记媒介的多样化带来了传记的新类型。

传记本来是文字写作的，后来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一些传记开始有了插图，插图越来越多，特别是到现在，图像传记越来越多。19世纪末电影发明后，很快就有了传记电影。在好莱坞，传记电影已占全部电影的20%以上。中国40 年代就制作了第一部传记电影《孔夫子》。到改革开放以后，传记电影更是大量涌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都有传记电影。电视机问世以后，又出现了电视传记片，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各家电视台都在播出传记片。

传记最新的、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的媒介是视频。由于数码相机的出现、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产生了视频传记。视频传记中除了一些官方、半官方制作的之外，主要是私人制作的自媒体传记。

按照传记的定义，对人的生平的叙述就叫传记，如果我们在手机或电脑里用文字、图像或视频记录了一段自己或别人的活动，这就是自媒体传记。比如我昨天从南京到了北京，我住进酒店，给太太发了一个报平安的微信，随手还拍了几张照片，这就是自媒体传记。国际传记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传记》杂志的主编豪斯教授同我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2019 年他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国际传记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后来刊登在《现代传记研究》2020 年第14 期上。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片传”（biobits），即“所有微小或简略的生平叙述”。他还讲了这样一句话：“到今天，除了天气频道以外，所有的电视网都在制作微型传记。”

在当下的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或别人的传记，可以用文字，可以用照片，可以用图像，可以用视频，还可以自由地把他们组合起来。自媒体传记有着最庞大的作者群，也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四川女子张小砚，参加过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第二年她又到汶川去回访，发现路不通，就改道去西藏旅游。她信马由缰，原本三天的回访计划，变成一场长达71 天、近万公里的即兴旅行。她一路打工、讲故事挣钱，一共用了83 元回到成都。她还做了一件事：把每天的经历记录下来发往天涯网站，这些文章的点击量近2000 万。后来她还编成一本书《走吧，张小砚》出版，成为超级畅销书。前不久，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口述史，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轰动一时，但印量只有3 万册。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自媒体传记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第二种变化是传记主体的大众化和平民化趋向。传记的作者和传主，是传记活动中的两种主体。从唐代开始，中国的“史传”都由官方编写，作者要经过严格的考核，传主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官方认可的人物。这种传统到现代仍然在发挥影响，写作重要人物的传记是一种官方行为，需要专门机构组织和审核。但是自媒体问世以后，打破了这个传统，谁都可以做传主，谁都可以做传记家，而且有写作、编辑和发表的权利。传记本来是一个高层次的官方行为，现在变成人人可以参与、高度大众化的文化活动。

第三种变化是回忆录成为传记的主流。传记的正统是他传，是完整写一个人的生平。自传是作者写自己，回忆录可以说是自传的边缘形式，自传需要比较完整、全面地叙述生平，回忆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一般说来，作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取舍写作的内容。1996 年，美国学者就高呼“现在是文学回忆录的时代”。美国没有官方的学科划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纽约书评》的栏目设置，它把文学分为五类：小说、诗歌、传记与回忆录、翻译作品、散文。可以说，回忆录已经成为文学的、当然也是传记的主流形式。这一点在中国也成为现实，我们只要看一看近几十年来的传记书目，特别是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其中大都是回忆录。

第四种变化是传记功能的扩大。我们常说传记是人生的纪念碑，传记首先是纪念用的，纪念自然带来教诲；传记是为了教育青年、教育国民而作的，传记从来都是国民教育的主要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传记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

首先是医学的功能，特别是新冠病毒出现以后，传记的医学功能得到了发挥。《现代传记研究》为此专门增加了一个“伤病叙事研究”栏目，一些论文指出：某些智力障碍者、精神类疾病患者、大屠杀遗属等，他们的自传、回忆录和口述史的写作，可以起到治疗疾病、恢复心理健康的功能。比如英国科学家霍金，全身瘫痪，但是他对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自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霍金在自传里从不提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事实又处处表明他重病缠身。写作自传给他增添了精神的力量，他靠写作来激励自己战胜疾病。

其次是科学研究的功能。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都越来越重视本学科科学家的传记，因为它们是学科史的一部分，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参考意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很多院士都在写作传记。霍金的代表作《时间简史》正文中收入了牛顿、伽利略和爱因斯坦三位伟大物理学家的传记，美国最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上曾发表罗马传记家普鲁塔克的传记。

再次是娱乐或者自我实现的功能。这一功能在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显示了出来，许多人因为疫情被隔离或居家，把大量空余时间用于制作和观看视频，其中许多可以归入自媒体传记。有人这样做是娱乐，比如把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场景拍摄下来与朋友分享；有人是为了一种更高的目的，这就是马斯洛说的“自我实现”，视频做得非常精致，选材、画面、剪辑、解说、音乐等都很讲究，展现了作者的素养和境界。比如我看到有人为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两位外国名人做的视频，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一个是南京大屠杀中的拯救者拉贝，都做得很好。

最后是商业的功能。一些商家常见的套路是找一个名人，拍摄他们的生活场景，宣传他们吃穿用、娱乐旅游的各种商品。由于网红传主的吸引力和高度个人化和个性化的宣传手段，这些视频广告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第五种变化是传记的真实性原则受到严峻考验。胡适曾说纪实传真是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我们也常讲真实是传记的灵魂、传记的生命。一百多年来，这一原则受到一次次的冲击：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曾用各种方法来颠覆和消解传记的真实性，伍尔夫的《奥兰多传》，传主从男人变成女人；汤亭亭的自传《女勇士》杜撰出她到白虎山求仙学道的情节；解构主义提出“自传死亡”“传记死亡”的理论，用互文性概念消解一切原创性。我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危机与出路》，认为传记正在经历一场真实性的危机，十多年过去了，传记经历着更严重的挑战。上面所说的传记的前四种变化，即传记媒介和功能的扩大、大众化的趋向和回忆录的主流化，同真实性原则都可能是相背而行的。

英国批评家麦卡锡提出“传记家的誓言”，意指传记家写作的时候应当发誓只写真实的东西；法国理论家菲利普·勒热讷提出“自传契约”，杨国政教授将其翻译成中文意指自传作者、读者和出版者之间有着一个无形的“契约”，以保证自传的真实性。当然，誓言也好，契约也好，只是一种道德的提示，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对于现在大量的自媒体传记，真实性的要求似乎无从谈起了。

传记研究的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传记取得了巨大成绩，长篇传记作品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长篇小说，其中有大量公认的优秀作品。与之相适应，传记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传记学建立了基本框架。传记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当研究哪些东西，又怎样研究，这是传记研究的纲领，也是传记学的任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应当说中国的传记学基本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要不断丰富、补充和修订其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传记研究全面展开。传记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关于传记史、传记理论、传记作家、传记作品的研究，对重要史料的考订，等等，已经全面展开。新的研究形式如比较传记、传记影视、图像传记、伤病叙事等也吸引了传记学术界的注意。《现代传记研究》目前大约有15 个栏目，这些栏目大体涵盖了传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传记研究中主体理论得到确立。传统的传记研究常常跟历史研究和小说研究分不清。这几十年来传记研究中的主体理论得到了确立和认同，这是传记研究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其实传记的主体研究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史记》研究。《史记》是中国传记最伟大的经典，《史记》研究是中国传记研究中最有成就的部门。《史记》研究从一开始起，学者们就注意到司马迁和《史记》的关系，有一部《历代名家评〈史记〉》的文集提供了这方面的许多资料。1947 年，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中国传记研究现代化的里程碑。李长之把汉武帝的时代，同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同作品中的人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就反映了传记研究中的主体意识，也是符合传记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李长之在大学是学的哲学专业，对哲学、对主体理论很熟悉。法国20 世纪最重要的传记作家莫洛亚在1957 年说过：“传记是传记家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传记家和传记理论家艾德尔在1984 年说过：“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是传记活动的核心。”他们都提出了传记研究中的主体理论，李长之在1947 年就用一本著作来运用这个理论，所以他非常了不起。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开展了一个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多次重版，产生重大影响，传记摆脱了小说研究、历史研究的老路，主体理论以及跟主体理论相关的身份理论、移情理论成为传记研究的指导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所使用。《现代传记研究》刚刚发表斯日老师的文章，讨论契诃夫的小说《三年》的自传性，斯日老师发现了书中主人公和作者契诃夫的一致性，就是成功运用主体理论的好例子。

关于主体理论，我想简单概括一下：传记家不仅记录人物的事迹，他是写作的主体，他对传主和传材的选择、他的叙述方式和对材料的解读方式，都有自主的空间，他不但可能表达出对传主的同情和认同，而且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心理转移到传主身上，他用不同形式展示自己的身份。

传记研究今后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传统的传记研究，我们应当继续进行。

第二个任务是扩大传记研究的范围。传记研究应当与时俱进，对新出现的传记类型和亚类型，比如图像传记、传记影视、伤病叙事、视频传记、自媒体传记等都应当展开研究。我特别建议传记学者开阔眼界，研究新问题。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201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国际传记学术研讨会，国际传记学会两位负责人参会，豪斯提出“片传”理论，他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简短的视频传记对夏威夷土著民族进行的研究；另一位负责人是澳大利亚的道格拉斯教授，这位女士向大会报告了她对儿童传记的研究，她收集儿童的照片、图画、病历等传记资料，研究他们的心理发展，为儿童教育服务。我在讨论会上问了豪斯一个问题，我说特别希望看到你们的刊物上发表一些对经典传记和新出现的传记名著的研究，他回答说，作者不投稿我没办法发表。这说明作者的兴趣和他们刊物的兴趣是一致的。

《现代传记研究》也曾收到一篇来稿，是云南一位研究城市传记的作者写的，这类传记写一个城市的历史，跟人没什么关系。这篇来稿发不发，我们编辑部讨论了两次，多数人主张发。我们又征求豪斯的意见，他是我们刊物的学术委员，他也建议发，于是我们就发了。后来，我们又发了一篇南京大学博士生写的对叶兆言的《南京传》同《伦敦传》的比较。发这类文章并不代表我们认可“城市传记”的概念，但我们愿意给年轻学者发表意见的空间。

第三个任务是加强对自媒体传记的研究。自媒体传记体量庞大，良莠不齐，处于无序状态，但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应当展开研究。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它对国民精神、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起着重要的影响；第二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把不入流变成入流，把大众的变成经典的。《诗经》现在是经典，但在孔子之前，是不入流的民间歌谣；大仲马和金庸的小说，开始也不入流，现在是公认的文学经典。自媒体传记中肯定有好的、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我们应当收集、整理和研究。

自媒体传记的研究，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总体的综合的研究，这主要是文化学者的任务，我们传记学者也有责任；另一方面是对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进行专门研究。比如李子柒的151 个视频传记，介绍她在四川农村的生活和美食，她在抖音粉丝4000 万以上，在百度条目8000 万以上，这些都说明她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国内主流媒体对她作过介绍，《人民日报》有评论说：李子柒的视频内容独具风格，让人耳目一新，满足了外国网友对中国的想象，堪称网络传播时代的中国“田园诗”；中央电视台评论说：李子柒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她只是默默地在那里干着农活，偶尔跟奶奶说几句四川方言，但全世界各地的人，却开始了解“有趣好看”的中国传统文化，一颗平常心做出了国际文化传播的奇迹。我本人喜欢看李子柒的自媒体传记，我不赞成对她进行商业化的炒作，我希望对李子柒的视频传记进行研究。

在完成传记研究的各项任务时，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要求要不要坚持，我在《现代传记学》里曾经提出对真实性的四项最低要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即传主是真实的；传主生活的历史背景、他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他的主要活动及其原因和结果都是真实的；传主的个性特征、思想意识、情感活动以及人格发展的过程是真实的；同传主有关的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动、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别是他们同传主的关系是真实的。

我提出的这四条标准，得到了一些同仁的赞同。我现在感到困惑的是，随着传记的发展和各种新类型的出现，面对着新派传记和自传，面对着大量传记电影和电视，以及更大量的自媒体传记，我们还要不要坚持传记的真实性？是放弃真实性的要求，还是降低其标准？传记已经发展为一种高度大众化的文化，电影要票房，电视要收视率，视频要流量，各种传记类型都需要观众。传记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虚构情节，采用各种艺术和技术手段吸引受众，结果是真实性的不断降低。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对不同类型的传记，采用不同的真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