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廷瑜 彭书琳

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境，是秦始皇用兵岭南时开凿的运河。这条运河连接湘江和漓江，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曾是中原入岭南和东南亚的主要交通孔道。两千多年来，灵渠为开拓南疆、发展经济、对外交流和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越南北部在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象郡时就纳入中国版图，汉属交阯郡，三国时为交州，唐设交州总管府，后改为安南都护府，直到五代后期，一直在中国封建王朝管辖之下。南汉大有十二年（939 年），交阯将军吴权击败南汉军队，自立为王。宋太祖乾德六年（968 年），丁部领万胜王称帝，建立“大瞿越”，宋开宝六年（973 年），丁部领遣使上表向宋王朝请封，愿作为宋朝的藩属，宋朝封丁部领为交阯郡王。自此至清朝光绪中叶，中国与越南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越南定期向宗主国朝觐进贡。

明清时期，越南朝贡使节大多数从广西南关（指镇南关，今凭祥友谊关）入境，至广西宁明的明江上船，顺流下左江—邕江—郁江—浔江至梧州，从梧州转溯桂江—漓江，过桂林、灵川，经灵渠，过兴安，下湘江，入湖南后进京；回程也大致走这一条路，从湖南溯湘江而上，至兴安入灵渠，下漓江，经桂林，下桂江到梧州，溯浔江—郁江—邕江，至南宁，转溯左江，从南关出境。

灵渠是明清越南使节来往必经之路，只有当冬季灵渠水涸时，越南使节才走一段陆路，如来时在灵川上岸，乘轿到兴安，再下湘江坐船去湖南。越南使节过往灵渠，写下不少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诗文，收录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这些诗文是研究灵渠历史的重要文献。

明清越南使节眼中的灵渠是怎样的呢？请看——

灵渠是秦代所凿的运河

灵渠是秦代始开的运河，历史文献记载传承有序。最早记载灵渠的文献是汉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秦始皇使监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司马迁的《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也说秦始皇“使监禄凿渠运粮”。当时所凿之渠还没有正式命名，后人只知是“秦凿渠”，直到唐咸通年间桂州刺史鱼孟威维修这条运河时才把它称为“灵渠”。据此，明清时期越南使节都认定灵渠是秦史禄所凿。

后黎朝阮宗窐作为副使于清乾隆七年至十年（1742—1745 年）出使中国，他在《泝陡漫成》诗序中说：“舟行兴安县界，入灵渠。渠系秦所凿，以通灵川。”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胡士栋《灵渠泝陡》诗有“迹从秦凿汉初修”句，认为灵渠是秦代所凿，汉代初年加修过。

道光五年（1825 年），潘辉注在《端阳过马头山》诗序中说：“自大溶江而上，古无河道，秦时始凿灵渠以通漕运。”其《车酋轩丛笔》又说：“灵川之大融江而上，古无河道，秦戍五岭，始命史禄凿灵渠，上取兴安之湘水入渠，至融江，下通于漓江，以便水路。”

道光九年（1829 年），邓文启在《灵渠泝陡》中说：“灵渠凿自秦时。”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李文馥在《牛牯陡即事》诗序中说：“自大溶江而上，古无河道，秦戍五岭，令史禄凿灵渠分河。汉唐以后，时加修治焉。”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范芝香在《秦渠偶占》诗序中说：“大溶江以上古无河道，秦戍五岭，始令史禄凿渠，分湘水入漓。”以后阮文超、潘辉泳直至光绪年间斐文禩都如是说。

笔者认为，“大溶江以上古无河道”之说不准确，从灵河口以上原是有河道的，如始安水、清水江就是天然河道，不过这些溪流过于浅狭，不能通船。凿通始安峤（太史庙山），引入海阳河水，扩大天然河道才成可以通航的灵渠。

灵渠浅狭，要靠陡门堵水才能行船

历代有关灵渠记述甚多，《灵渠文献粹编》辑录关于灵渠的文献，但缺乏灵渠行船的记录。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至清光绪七年（1881 年），越南来华使节有许多灵渠行船的记述，填补了灵渠文献的不足。越南使节看到的灵渠是弯弯曲曲的，既浅又狭，设有陡门，靠陡门堵水，将水位升高，才使舟船通行。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后黎朝工部左侍郎冯克宽出使明朝，其《望江晓发》诗中原注曰：“灵渠……水道浅浃，盘曲七十二湾。官置陡三十六处，遏住水势，待水来多，然后放行，一级高一级。”

清朝时至少有8 位使节记录了灵渠设陡门堵水行舟的事。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丁儒完以副使身份出使中国，《过灵渠》一诗中说：“尺不容篙浅浅渠，绿淳青护水情纾。石头陡陡三十六，山畔湾湾八九余。”乾隆七年至十年（1742—1745 年），阮宗窐使华，在《泝陡漫成》诗序中说：“水道浅狭，盘曲难行。官置石陡三十六处，遏阻水势，待盈科然后放行，一级高一级，徐徐转上。”诗曰：“谁凿羊肠港一条，穿岩过岭不容舠。水高鹚首凌堤面，岸转旌头拂岭腰。”其序似抄冯克宽，诗则说得更清楚：渠道像羊肠一样细小，舟船所过，水波溢出堤面，调转船头要擦到山腰。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武辉珽在《灵渠泝陡》诗序中说：“水道浅狭，盘回难行。旧置石陡三十六处，中间久经圮坏，累番修理，不能依旧，每逢水涸，即于渠中横树竹栅密篱，遏住水势，待水盈科，然后放行，一级高一级，徐徐转上。”较前二人说得更详细，加了“于渠中横树竹栅密篱”堵水内容。

如何堵水行舟呢？嘉庆十四年（1809年），吴时位的《陡行》诗前记：“由灵渠入陡，两边砌石为水关，每船过，先以木栅架石下，放竹笆横截江口以障水，使之盈科，然后可行。”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李文馥的《灵渠舟次晚坐》记载：“从大溶江口入灵渠，水道最浅。舟人预备竹笆、桩栅之物，段段障水，待盈科然后能进，日行仅四五里许。”潘辉泳在《过灵渠》诗序中说：“渠沿山脚而下，湾曲且浅，逐段砌石陡。舟行，以木栅、竹篾塞陡蓄水，待水盈科，而后可进。”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胡士栋使华。他在《灵渠泝陡》诗中描述，当灵渠进入枯水期或因河道未曾清浚，上行过滩时，除塞陡蓄水升高水位，一级一级爬高，还要请人拉纤。诗中所说的“撑篙舟子声声急，拽缆村夫步步徐”，相当形象。

马头山

灵渠的陡，有如弯弓满月

灵渠的陡又叫“斗”或“陡闸”，是建筑在渠中的一种集中比降、分级提高水位、起船闸作用的设施，一般设在水流陡急的地段，所以称为“陡”。当舟船从下游往上走进入陡闸后，后面的陡闸关闭，使水位迅速提高，待水位升至与上一级陡门的水位相平时，即可越过上一级陡闸，再将这一级关闭，待水位涨高后，又可进入更高一级的陡闸。如此逐级上升，船便可以“爬山”，直到分水塘。

越南使节看到灵渠的陡是用巨石叠砌，两边呈弯弓弧形。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在《泝陡记见》中载：灵渠“陡处对岸两边横起石堆如弓满样，舟人因以竹篱限水，待盈然后破出竹篱以通舟，徐徐而上，一级高一级，实难为力”。李文馥在《牛牯陡即事》中说：“每陡砌反对如弓样，陡口仅容一舟。”

灵渠节点的主要标志物

船在灵渠上，远远就可看到马头山，近观沿岸村落，画眉塘是停靠的地方，濂溪祠、灵济祠需要祭拜，飞来石擦身而过。

一、马头山

马头山是耸立在灵渠北岸的一座石山，似昂首而嘶的马头。灵渠两岸以此山最高。民谚曰：“行船过陡到兴安，陡陡看见马头山。”船见马头山，是驶入灵渠的标志。清道光版《兴安县志》载：“马头山在县西严关口外，平地特起，高峰拔翠擎天，形如马头，昂立江畔。”同是道光时期的画家李熙垣从桂林乘船去武汉，沿途写生《江行图》36 幅，其中画有马头山，并题诗曰：“屋枕青山山枕江，山将昂首水奔泷。波光倒写峰尖直，误认灵胥马耳双。”

越南使节至少有10次提到马头山。

最早的是陈朝大臣阮忠彦，延祐元年（1314 年）出使元朝，在《介轩诗集》中有一首《题马头山》诗，序曰：“陡处岸上有一石山，耸拔千仞，延望如马。谚云：‘三十六陡、七十二湾，湾湾望见马头山。’”诗曰：“吞吐烟霞不自闲，台头一握斗堪攀。月铃秋爽披金挂，云鬣春晴拥翠环。联络压低群叠障，盘旋坐镇百重关。湾余七十湾湾现，恍似呈图盂水间。”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丁儒完作《过兴安县题马头山》诗：“尘脱羁縻嘶雪月，力休弓箭浴江湖。人龙鞭策成焦鹿，蛇阵驰驱已土丘。凝立水涯疑有待，翠微啼晚任钩辀。”

乾隆七年至十年（1742—1745 年），阮宗窐作《题马头山》诗。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初，阮辉亻瑩进灵渠，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记有马头山塘。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武辉珽出使中国，其诗作《题马头山》曰：“树鬣抽青高骏骨，烟含拖碧肃花鞭。几重云外依天廐，七十湾余恋客船。”道光五年（1825 年），潘辉注作《端阳过马头山》诗：“障流陡拥层层栅，激石波回浅浅湾。三十六滩频转盼，八千余里此艰关。”同年，黄碧山岁贡副使，作《北游集》，其中《回望马头山口号》诗有“马头三转棹，回望马头山”“陡湾不可穷，前后滩复滩”等句。道光十三年（1833 年），黎光院作《马头山》诗，序曰：“俗语云‘三十六陡、七十二湾，湾湾望见马头山’。言其水道之萦纡。”同治九年（1870 年），范熙亮《马头山》诗说，此灵渠入陡河之始，所谓“三十六陡、七十二湾，望见马头山”。

二、画眉塘

画眉塘是灵渠上的一处塘堰，山清水秀，水清见底，可临水画眉，因名。也有的说江中有沙滩，树上多画眉鸟，因名。水边小村名画眉塘村。灵渠的船到此过陡，都要做短暂停留。清人李熙垣《江行图》画有画眉塘，题诗曰：“飞岚横入半江青，江上人家枕画屏。溪树重重连岸合，夕阳山鸟弄邮亭。”

越南使节至少有6 人提到画眉塘。清康熙时越南使节丁儒完《过兴安县题马头山》一诗提到了画眉塘。嘉庆十四年（1809 年），吴时位使华，贺嘉庆皇帝五十大寿，《陡行》诗中说：“晓发画眉经马头，陡三十六始牯牛。”早晨从画眉塘出发，经过马头塘，第一个陡就是牯牛陡。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作为岁贡副使，有《画眉塘行次端阳酬乙使宪山翁樽前之作》一诗：“安得重重重午日，画眉塘共客眉开。”又作《即日武宪山翁韵》：“五日称觞对画眉，江流历历思离夕。”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李文馥作为正使，沿途赋诗、做笔记，有《使程志略草》：“（五月）初八日，至画眉塘泊。初九日经画眉山，进数里泊。”光绪二年（1876 年），裴文禩有《小泊画眉塘》诗：“浅水平滩此地经，数行垂柳锁江亭。远山似黛秋容瘦，好鸟如簧午梦醒。”明说当地产画眉鸟。

三、濂溪祠

此祠在兴安县城灵渠北岸，祀宋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濂溪，故名濂溪祠。

乾隆七年（1742 年），使节阮宗窐作诗《题周夫子祠》，其中说秦渠上有祠，金额题“理源一贯”，银额题“第一等人”。神像洁白，清美须眉，儒巾儒服，俨然如生。“浑然太极契精真，揭出乾坤示我人。千古道心溪有月，四时生意草常春。斗山峻望新花衮，领袖斯文旧角巾。俨若清规钦仰止，江川愈远愈精神。”

道光五年（1825 年），潘辉注在《过兴安望濂溪先生祠》诗中曰：“千载渊源郭阐明，图书剖析仰先生。道宗已揭中天日，瑟祀长贻此地城。霁色无边芳草翠，流光不尽绿溪清。俨然气象犹如见，远价瞻依诵景行。”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阮佾的《恭题周子庙留刻》曰：“大宋阐文日，濂溪唱道初。渊微探造化，秘奥发图书。三古心源泝，千秋理薮疏。草庭风范在，遗庙仰灵渠。”

四、灵济祠

灵济祠又称灵济庙，今四贤祠的前身。供奉凿渠者秦监禄，修渠者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管观察使李渤、桂州刺史鱼孟威。

清雍正年间，修复，功未完固。乾隆二十年（1755 年），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杨应琚再加修理，有碑刻在祠内。道光五年（1825年），潘辉注的笔记《车酋轩丛笔》中说到，灵渠岸上有灵济祠，记诸有功于渠者。

五、龙王庙

龙王庙又称伏波庙，在湘漓分水处左岸山上。

道光五年（1825 年），潘辉注出使中国，他在《晓泛湘江分水处》记曰：分水处，岸上连山巅，奉龙王庙。使舟至，凌晨登庙行礼迄，“涧潢登古庙，舟楫下沧浪”。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李文馥在《使程志略草》中指出：“过张刘李三墓，至龙王庙。仍具祝文礼、香帛八礼。庙第一进，祀关圣像；第二进，祀龙王像。庙左祀海阳王，右祀伏波。委随行人分拜。”由此可知，三将军墓（张、刘、李三墓）清道光时还在分水塘边，不是现在的苏家桥下游左岸。

六、飞来石

飞来石突兀于灵渠与湘江平行流向最狭窄处的秦堤上，是劈山凿渠时遗留下来的一座小石山，高约2.5 米，围径25 米，顶平，前后两壁石刻甚多。传说修筑灵渠时，有一猪婆龙接连两次拱倒秦堤，导致两位主持工程的石匠被杀，后来从峨嵋山飞来一块巨石将猪婆龙压住，才使秦堤牢固。关于灵渠岸边的飞来石，中国文人也有不少诗文。明人顾璘有《飞来石》诗曰：“谁骑苍鸾来，啄破苔花碧。经年不归去，化作山头石。”巨石本身遍布摩崖石刻，是灵渠岸边最贴近的标志物，船行至此，即映入眼帘，靠岸触手可及。清道光年间，画家李熙垣画有飞来石，并题诗曰：“飞来峰上飞来石，何日飞来湘水侧。底个能住不复飞，长作江头螺黛色。”邑人王国梁《飞来石》诗曰：“此石飞从何处来？参天拔地势崔巍。一峰永镇东西界，二水中分南北开。自向灵渠为砥柱，可知阳海有奇材。至今风雨潇潇夜，犹欲高骞列上台。”

越南使节诗关注到飞来石的至少有6 首。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丁儒完有《题飞来石》诗：“是谁系汝傍深涯，何处何因飞得来？趾脚凌寒饶翠练，羽毛带暖有苍苔。鱼回掠影心无动，风过吹花嘴似开。宿浴潇疏天水外，月来月去两徘徊。”乾隆七年（1742年），阮宗窐《题飞来石》诗序曰：飞来石“在兴安县秦渠上，高一丈余，长五尺，履开石屏，四旁旷野，惟此石突出渠边。俗传自他处飞来。上写‘飞来石’三大字”。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阮公沆作《过灵渠题飞来石诗》曰：“来从白虎傍清漪，影动波心似欲飞。初讶将军能剑羽，忽疑织女落支机。峻岩云骨经秋瘦，隐约苔毛润雨肥。好事谩传虚幻说，非中似是是还非。”阮辉亻瑩乾隆三十年（1765 年）使华，次年过飞来石，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载：“穿苏家桥，江左有石台座，周围六丈，大刻‘飞来石’三字，又横刻‘夜月潭辉’。”“飞来石”三个大字是康熙二年（1663 年）曹林韵题的，“夜月潭辉”是南明永历六年（1652 年）萧道隆题的，游人不上岸，坐在船上都可以看到这些石刻。

飞来石

七、分水亭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武辉珽在《题分水亭》中曰：自兴安溯陡，至灵渠尽头，岸旁山上有亭，石碑题“分水亭”三字。亭之东上一江，从海阳山来，至此分流，南为漓水，即灵渠也，下灵川至桂林；北为湘水，下全州至长沙。此处舟楫都会，南漓北湘，并从之顺水。诗曰：“灵渠尽处水分张，谁浚源头自海阳。分野地将殊楚粤，叉岐江已判漓湘。客帆南北双流便，山树东西一色苍。逆泝几天縻客思，忽从顺境兴洋洋。”船到飞水塘后，进入北渠，就顺流而下了。

八、石拱桥

灵渠与多条陆路相交，为便于行旅往来，必须建造一系列通达两岸的桥梁。这些桥梁既要便于陆上交通，又要利于舟楫穿行，要求有一定的跨度和高度，最适宜这种要求的桥梁就是虹式石桥，清乾隆年间修的《兴安县志》记载有10 座，而最多的时候是12 座，号称“十二虹桥”。越南使节的船从桥下穿过，却并不在意这些桥，他们只记下苏家桥、接龙桥、娘娘挢、万里桥，明代就已存在、徐霞客走过并写入日记的三里桥无一人提及，更不用说霞云桥、侍郎桥和星桥了。

乾隆时阮辉亻瑩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说“星槎穿石桥中”，“舟到大湾新陡，过苏家桥、接龙桥、娘娘挢、万里桥”，“穿苏家桥”到飞来石。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作《泝陡记见》，诗序有“由灵渠泝流而上，舟经凡十七桥”（作者按：十七桥当是十一桥之误，上娘桥应是娘娘桥），诗曰“高跨十桥横”。《兴安县晚望》诗序曰：“水道由肖家、接龙、上娘、万里、苏家，凡五石桥。”

道光十三年（1833 年），黎光院《赠兴安知县张运昌》诗有：“万里桥通湘水津，一天光景静无尘。”咸丰三年（1853 年），潘辉泳《发兴安县城》诗有：“夜宿兴安县，朝过万里桥。”

灵渠两岸的农业生产

一、使用筒车灌田

筒车是用竹木架设在河溪岸边，利用流水冲击作为动力推动轴轮，将水提升到高岸以灌溉田地的一种提水工具。因为用竹筒汲水，故称“筒车”，又因其主要构件用竹和竹篾捆扎，又叫“竹车”。其主机是一个由水流推动的圆轮，古书上又称为“水轮”。水轮翻滚，又称“翻车”。唐宋时期，筒车在广西获得推广。南宋乾道年间，任静江府（府治在今桂林）知府的张孝祥《过兴安呈张仲钦》诗曰：“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粳稌接新润，草木丐余泽。”明清时期，灵渠两岸筒车已很普遍。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冯克宽在《望江晓发》诗注中提到“置运轴以注田”的筒车。清乾隆七年（1742 年），阮宗窐《泝陡漫成》前记：乘船经过灵渠，见当地人“多作水坝置翻车运水注以田”。阮辉亻瑩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记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他经过桂林，看到江旁当地人多筑堤堰，置水车运水灌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武辉珽的《灵渠泝陡》有“注水竹篱通涸鹢，灌田坝轴活枯苗”的记载，说的也是这种水车灌田。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在《泝陡记见》中曰：“两岸土人多筑石坝，翻车引水入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使李文馥沿途赋诗、做笔记，其《使程志略草》曰：“两岸有田，村人多作水车灌田。”

二、使用石灰杀虫

石灰是用石灰石煅烧而成的，具有高强的碱性，施于稻田可以杀菌，明清以来广西农田普遍使用，越南可能没有普通推广，使节在灵渠两岸见到，颇以为奇。

阮宗窐《泝陡漫成》诗注：见当地人“又以石灰撒田间，云可倍收粟谷也”，诗曰：“坝轴运田霖济旱，石灰撒陇崅成饶。”

阮辉亻瑩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记载，他经过桂林时，看到江旁人“俗皆以山石烧灰，散布田中，云可杀蚓去草”。

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在《泝陡记见》诗序中曰：两岸人，“其俗多以石灰撒田间，以除蟊贼”。

三、用鸬鹚捕鱼

阮辉亻瑩在日记中说：“渔人多养鸬鹚，或多至数十只，每放使捕鱼，泊入水中，人乘竹槎从之，大小悉得。”

灵渠美景勾起使节乡思

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青山绿水，两岸连片农田，竹篱茅舍清新淡雅。行走在灵渠上有如穿行画图中，正如清诗人袁枚所言：“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这种环境最能引起乡愁。

丁儒完在《过灵渠》中曰：“舟行最似马雚洲港，数四农庄靠岸居。”马雚洲港即今越南下龙湾，号称“水上桂林”。

阮宗窐在《三月二十日行至大溶江口有事感作》 中曰：“异国春深增怵雨，故乡味薄忆羞苹。冠簪以有如今日，肤发原从有此身。忠孝古来难两立，草心游子倍沾巾。”

武希苏在《兴安旅次》 诗序中曰：“兴安县城在山岗上，因岗势盘转，如葫芦形。城门外有石桥横架渠上，使舟停泊在此堤。左边平涛沃野，烟树抹翠，禾陇分青，似我国乡村景也。”诗曰：“地入兴安四望平，风光闲眺有余清。石桥断岸舒虹脊，匏势因岗屹雉城。疏密村前烟抹翠，高低陇外麦分青。徘徊最是临风际，促动他乡故国情。”

鸬鹚捕鱼

诗文有前后抄袭之嫌、道听途说之误

使者来华之后都有详细的工作报告，所作诗文也都留档。每一批使华人员行前都做过案头工作，阅读前任的报告和诗文，因而出现不少诗文前后相因。有的诗题都是相同的，如多人有《灵渠泝陡》《题马头山》《题飞来石》。前人说灵渠“水道浅浃，盘曲七十二湾”，后人说“水道浅狭，盘曲难行”。前人说“置运轴以注田”，后人说“两岸土人多筑石坝，翻车引水入田”。前人说见当地人“又以石灰撒田间，云可倍收粟谷也”，后人说江旁人“俗皆以山石烧灰，散布田中，云可杀蚓去草”。

由于道听途说，他们对灵渠历史的记述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诸葛亮（孔明）同灵渠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中却有人说诸葛亮修过灵渠，如乾隆时阮宗窐在《泝陡漫成》诗序中说：“渠系秦所凿，以通灵川。汉伏波、诸葛又修之。”乾隆三十年（1765 年），阮辉亻瑩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说：“伏波武侯，时加修治……”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武辉珽在《灵渠泝陡》诗序中曰：“系秦时所凿，以通灵川。汉伏波诸葛复修之。”嘉庆十四年（1809 年），吴时位的《陡行》 诗前记说“自秦始皇开导，至汉孔明行师，递如疏广”，诗曰：“须知此路无河道，疏凿人犹德武侯。”道光五年（1825 年），黄碧山在《泝陡记见》中说：“此渠乃秦时所凿，汉伏波诸葛修云。”同年，潘辉注笔记《车酋轩丛笔》中说：“汉伏波、诸葛、唐李渤，时加修筑。”光绪二年（1876 年），裴文禩的《临桂兴安灵川江程书事》诗序云“汉伏波、武侯，唐李渤，日加修治”，诗曰：“武侯因旧加浚筑，后有李渤前伏波。”

这些诗文，一个抄一个，没有严辨，汉伏波“又修之”是有的，唐李渤也修过灵渠，说诸葛武侯又修之则是莫须有。但还是有一个明白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阮文超在《如燕译程奏草》笔记中说：“近《志》以为诸葛武侯继禄凿渠者，误。桂林于三国属吴，非属蜀也。”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阮佾《兴安县城陡次》诗有“廖家寿祉留丹井”，序曰：兴安“有廖家井，廖扶居此，一族人饮此水，皆寿百余岁，谓之丹井”，显然是将溶江廖家井误为永福百寿廖扶丹砂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