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凯凯,吴良锋,郭绍星,李 梅,骆弟姣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都匀 558000)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战略和伟大工程,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力量和强大保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的一大内容,有力推动着乡村文化振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1]。当前,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黔南G乡(以下简称G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与中央政府、贵州省政府的发展目标还有差距。因此,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课题。

1 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1.1 发展机遇

1.1.1乡村文化振兴为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时代机遇。乡村文化振兴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勾勒了时代方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文明乡村[1]。中央政府在规划中单列一篇,以多项举措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并规划了乡村文化繁荣兴盛八大工程,可见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决心之大。2021年,《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时代发展机遇,源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提出和实施。

1.1.2专项法律为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政策机遇。中央政府从法律层面为农村公共文化服提供政策机遇。2016年,中央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相关服务[3];同时,国家从法律层面对全国各地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作了要求。2020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从经费安排、设施建设、服务提供、人员配备等方面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4]。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法律保障、政策红利,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性、协调性发展。

1.2 面临的挑战

1.2.1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开展。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走高,贵州省内外疫情呈零星暴发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结构性挑战。就环境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给各地带来了危机,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安全环境,有不确定风险因素存在。对游客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降低了游客旅游意愿,外来游客“进不来”,本地游客仅在指定区域游玩,这样可供游客选择的地方不多,致使乡村旅游业陷入低谷。对文体活动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人、财和物配给,延迟了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政府送文化下乡、文化惠民行动、文化精品乡村行等被迫按下“暂停键”,乡村自发组织的民族节日、民族运动也无法开展。对村民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村民产生了心理冲击,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也会降低其参与意愿,针对外来人口归乡、本土疫情的出现,村民出于安全考虑,居家生活,减少聚集,参与的户外文化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1.2.2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农家书屋数字化设备不完备。G乡现有13个农家书屋,实现了“一村一书屋”的目标,为村民提供了学习平台,但村里的农家书屋基本都是纸质读物,图书种类单一、数量较少,缺少电子读物,再加上书屋模式固化[5],缺少电子阅览室,村民不愿来,致使群众的阅读积极性低,农家书屋的使用率不高。少数农家书屋没有条件配置电视、电脑等设备,或是设备老化,缺少维护,致使农家书屋的数字化程度低。农村讲习所面积大小不一,小型讲习所容纳人数有限,不利于村民广泛参与学习。农村文化设施不健全,体育器材配备不齐,不利于乡村篮球赛、足球赛的举办。村里少数区域广播未全覆盖,广播因年久失修处于闲置状态,不利于文化宣传推广。

2 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2.1 案例选择G乡地处黔南州东南部,因境内的秀美山水而得名,下辖12个行政村,居住着水族、苗族、布依族、汉族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乡总人口的97%。G乡文旅资源丰富,政府依托“文旅+”的发展战略,打造“山水银花,秀美归兰”的文旅品牌(“山”指归兰山、“水”指水族等少数民族、“银”指银器、“花”指产业),拥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水族第一村”“中国水族剪纸艺术村”“中国摄影家创作基地”等多项“国字号”招牌,拥有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保护名录[6]。G乡获“2018—2020年度贵州省文明乡(镇)”。G乡依托民族文化优势,开展水书传承、剪纸、绣花、山歌等文化活动,通过“六月六”“端节”“新米节”等民族节日开展文化服务活动,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

2.2 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2.2.1公共文化设施初建成。得益于上级政府的支持,G乡初步建设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现拥有13个农家书屋、13个讲习所,促进了“新科普”工程,“双语”汉语普通话、当地方言宣讲工程的实施。为了加强文化宣传推广,G乡以新时代学习大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作为学习平台。村里依据上级的政策,相继建有文娱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廉政文化阵地、老年人活动室、文化体育广场、足球场、篮球室、文化标识标牌、电视和广播等。同时,考虑到村民对场地和平台的需求,联盟村、合心村等对村里现使用的群众服务中心、文娱活动室、农家书屋等资源进行整合,新建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加强当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2.2.2文化活动有增加。上级政府送文化下乡,“市-乡-村-寨”四级联动,开展文化惠民行动、“幸福进万家”“文化精品乡村行”等文化活动,或是依托“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举办歌舞等文艺活动。上级政府开展文化培训,围绕发展乡村民族特色,都匀市以“双培”(普通话、实用技能培训)教育开展了“绣娘培训”,织锦、服饰、茶艺及陶艺手工艺技能培训,将指尖技艺发展为“指尖经济”[7],同时以写汉字、说汉语扩大普通话培训范围,提升村民的普通话水平。乡村主动参演城市文化活动,“G乡粑槽舞队”和“芦笙舞蹈队”参加了都匀市绿博会精品文艺汇演,涌现出《水族粑槽舞》和《榔木寨水族长号》等作品[8]。乡村自发组织文体活动,以庆祝传统节日、重大节日为由,潘硐村围绕“过端”,开展斗牛、跳芦笙、唱山歌、敲铜鼓等传统赛事;基场村围绕“新米节”开展多样化活动,芦笙舞比赛、唱山歌比赛、长跑、篮球赛等丰富了各村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

3 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3.1 城乡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弱协同在设施建设上,城乡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共享平台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城市文化数字化资源下乡缺少硬件支持,存在资源共享难题;另外,乡村建设“数字文物资源库”“数字博物馆”难度大,城乡协同建设网络文化阵地任重道远。在内容供给上,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数字化资源丰富,但对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内容供给较少,难以使公共文化数字化内容到乡村,存在内容供给碎片化现象。在可视化上,城市的文化服务在“报、网、端、微、屏”皆有数字化体现,但乡村的农家书屋、职工书屋仅有电视机作支撑,很少配备其他数字化设备,类似于通过电子阅览室实现智慧化阅读的方式难以实现。由此可见,城市的文化数字化设施并未下移到乡村,城乡的文化数字化硬件建设差距明显。在存储上,乡村对文化活动数据、游客数据作了原始、简单的存储,在与城市深入挖掘和分析数据上较少,城乡在公共文化上存在“数据鸿沟”“数字壁垒”现象。

3.2 公共文化服务弱供给在文化品牌上,G乡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文旅+”的发展战略,打造“山水银花,秀美归兰”品牌,扩大了民族文化影响力、传播力。但村里存在单打独斗的局面,无论是秀美风景,还是传统节日,每个村都有旅游资源和特色,却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形成品牌合力,缺少立体化的文旅品牌战略,这也导致游客难有较好的旅游攻略、旅游路线和旅游体验,难以满足游客的全域旅游需求。在活动供给上,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多以传统舞蹈、歌曲为主,具有民族特色,但是各地文化活动同质化较难吸引游客,在文化活动形式创新上少,难以满足游客的“文体旅一体化体验”需求。在文化产品上,当地的剪纸、绣花、银器已具有特色,具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在探索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文创产品上较少,难以迎合青年游客的产品需求。

3.3 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民参与正相关。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激活农村居民的主体性,关注并化解其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问题[9]。在文化活动上,乡村组建了歌唱队、舞蹈队,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但其余村民受年龄、兴趣、专业化的影响,较少参与乡村组织的文化活动,常常出现自我娱乐,唱独角戏的现象。在村民心理上,乡村的文化活动多属于公益性活动,在酬劳、补贴上力度有限,考虑到没钱可赚,少数村民持观望态度,也不愿参与。在决策上,村民在建设文明乡村、数字乡村中的决策参与、诉求表达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较小,这也导致了村民的参与度小。

3.4 公共文化服务专才少人才是制约G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大瓶颈。G乡现设有综合文化站、科教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目前仅有3人负责全乡科教文卫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经访谈发现,乡里文学、传媒类专业人才少,负责农村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并非文学、新闻传播专业,专业知识积累欠缺;文化宣传类人才少,乡里负责宣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仅有1人,有时还身兼多职,在工作开展上明显乏力;技术人才少,通过网络平台、新媒体技术开展科教工作的人员紧缺,维修网络、计算机、电视机、广播的技术人才紧缺。

3.5 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和来源少在预算上,乡里每年会有几万元的文化类预算,作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资金,就建设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区、归兰山综合旅游观光区、民族特色旅游村寨而言,仅靠几万元预算是远远不够的。在资金投入上,乡村主要依赖上级政府的专项资金来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但专项资金毕竟有限,会制约文化活动开展的规模和类型,如资金不足会影响乡村电影放映的场次和数量;资金投入少会制约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村的广播因无资金维修而闲置,这无益于文化传播;少数农家书屋因缺少资金而建设得较小,且设备和书籍较少,管理也是一大难题;村里开展文化活动主要是靠自给自足,村民自筹,而且资金少,限制了活动的场次。由于缺少资金,村委难以建齐配全篮球场、文化活动室、文体器材等。在社会支持上,村里获社会捐赠、乡贤捐资以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情形基本不存在。

4 促进黔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4.1 加强城乡协同,提供共享型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通过实施网络互联工程,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质量;加强乡村电网改造,为乡村振兴“充电赋能”;政府应加强水族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搭建城乡文物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政府应及时修复损坏的广播,确保各村广播全覆盖,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数字化保障。就供给而言,为实现增强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内容供给的目的,政府破除“信息孤岛”效应,联通共享城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数字资源,实施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可视化上,政府通过实施网络文化服务工程,帮助农村建设数字化农家书屋,对村里现使用的群众服务中心、文娱活动室、农家书屋等资源进行整合,建设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引入电子刊物,设立电子阅览室,提高村民阅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存储上,通过音视频、网络等形式,实现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存储,通过建设数据库、资料库,城乡共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据,破除数据壁垒。

4.2 坚持质效优先,打造需求型“康体文旅综合体”结合旅游需求,发挥G乡秀美山水的资源优势,推出赏花摘果、水文研学、生态摄影、人物写真、露营观光、民宿体验等旅游项目,打造绿色旅游品牌。结合水族体育运动特色,推出游泳、球赛、跳粑槽舞、跳芦笙舞等旅游项目,打造体育旅游品牌。结合产业需求,培训新型农民,传承好、发展好水族文化,整合银器小作坊、小商户,发展银器产业,形成规模与品牌;培育“绣娘”,发展剪纸、水族服饰产业。结合游客需求,将民族文化与产品创意相结合,推出有G乡山水、水族文化特色的雨伞、扇子、杯子、小包、人物等文创产品;将中国天眼、都匀市绿博园、荔波大小七孔等旅游名片与银器设计结合起来,发展银器类文创产品。政府依托潘硐村、榔木寨等特色村寨,通过增加优质的旅游内容和形式、产品供给,建设新时代宜居型新农村,打造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康体文旅综合体”。

4.3 加强内容供给,提供精准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根据群众的年龄和兴趣,开展民族文体活动精准化服务,以水族和苗族文化为载体,发掘水族和苗族文体活动,面向村民、市民,开展许多民族特色活动及文娱竞赛。例如,举办广受村民喜爱的大型斗牛赛、乡村篮球赛、苗族芦笙舞比赛、山歌比赛、长短跑比赛等。以党员开展特定人群的精准化文化服务,发挥老党员的作用,面向农村老年人才开展讲故事等活动,带动老年人才讲述红色故事、历史故事、民族故事,更好服务文化宣传;以青年党员为主,面向学校、农户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传播良好的家风家训等;根据群众需求开展特定项目的精准化文化服务,以“绣娘培训项目”“银器培训项目”“水书培训项目”等发展“指尖经济”,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发挥好“寨管委”、院坝会的作用,以榜样人物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寨治理;政府要疏浚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决策的渠道,针对建设民族特色村寨、购买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等事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选取公民代表参与决策。

4.4 加强人才支撑,培育复合型人才新力量乡村要招才引才,招引具有文学、传媒专业背景的人才新力量,以过硬的知识、专业素养组织策划文体活动;遴选、培育文化宣传类青年人才,通过“两微一端一抖”扩大宣传阵地,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水族、苗族民族文化特色,持续打造“秀美归兰”文旅宣传品牌。培养网络技术人才,借力政府指派的科技员、高校网络技术教师,培养乡村网络技术人才,解决网络技术、电子设备维护问题。构建“乡-村-乡贤-村民”协同共治体系,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共生体,鼓励、支持新乡贤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发光发热,政府动员新乡贤带领村民自发参与文化体育广场、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动员新乡贤参与村寨人居环境治理,打造文明乡村;政府依托“乡贤会”,及时吸纳、发展新乡贤,形成“乡贤-学子”融合体,开展爱心捐献、同心助学行动。开展校地企合作,借力高校、企业的宣传、统战力量,合力打造农村公共文化宣传轻骑兵、农村公共文化政策传声筒、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圆梦队,服务乡村民族文化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秀美乡村。

4.5 加大资金投入,开拓多元型资金来源渠道政府应强化资金保障,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将资金向民族文化实力较强、表现较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村适度倾斜。政府可借鉴安徽青阳的资金统筹机制[10],以财政统筹、村民自筹、有偿收费的思路破解资金瓶颈,即市、县统筹乡村振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资金,把资金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较好的村倾斜,提升服务效能;发挥村集体经济作用,发展“节会经济”“文旅经济”“庭院经济”“指尖经济”等;动员村民、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政府主导、村民适度缴费为准则,在农村厕所管护等方面,探索适当收费方式。政府可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数据量化及可视化分析,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贴的方式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创新的项目进行择优补助,同时,政府也应加强对一般项目的奖励资金、补助资金及重点项目补助资金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分配、使用好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