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瑾,曹冰雪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2019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政策法规,对推进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加速乡村现代化治理提出具体要求。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能否得到满足,乡村全面振兴能否如期实现。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经历自上而下的“官治”模式后,逐步向治理过程自主化、治理目标公共化转变[1-3],治理主体也呈现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乡贤与普通村民等相结合的多元化趋势[4-6]。但仍面临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不足、治理主体分工不明确、现代化手段运用不充分、村民参与自治意识不强等困境[7-9],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现代治理格局亟待完善,迫切需要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在现实与政策导向下,乡村治理已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但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已有研究主要聚焦3个方面: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概念界定。徐勇[10]、郭正林[11]对“乡村治理”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此基础上,饶静[12]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有机融合,在制度、组织、技术、文化等方面不断创新,实现良好乡村发展的过程;从实践维度看乡村治理现代化包括自上至下和自下至上两方面的互动过程;二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案例分析。Carbonell[13]、Morota等[14]、Ranchordas等[15]的研究表明,国外通过建成一批全域性、特色化互联网管理服务平台,形成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城乡一体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国内研究中,王欢喜[16]基于贵州省黎平县“互联网+”乡村治理,王欣亮等[17]基于“陇南乡村大数据”,刘磊[18]基于“枫桥经验”等开展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典型做法分析;三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对策分析。已有研究表明,应建立起多元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组织架构[19-22],继续强化以村社党建为核心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23-25],加强大数据技术、管理服务平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的应用[26-30],激活乡镇一线干部治理主体性和责任心[31]。

已有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概念性论述、针对特定案例的做法分析以及理论性的路径探讨,尚未能针对不同村庄分类分别进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策略分析。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类型村庄的差别较大,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异质性。据此,笔者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分类思路,基于2020年课题组对山西、浙江、四川、宁夏4个省(自治区)的乡村实地调研,分别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4类村庄类型的特点、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实践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进而结合其存在的问题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分类推进策略,以期能补充现有研究不足,为不同类型村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启示借鉴。

1 集聚提升类村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分析

1.1 村庄特点集聚提升类村庄是指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此类村庄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由于该类村庄大多数为规模较大的中心村,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村庄,常住人口相对较多;二是村庄一般有经济与产业基础支撑,集体行动能力较强;三是由于村庄产业聚集易带动人口回流,形成乡村社会共治格局。

1.2 治理现代化主要实践一是布局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体系。该类村庄乡村治理工作在明确党组织在基层各项工作核心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引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二是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科学有效、运转顺畅的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落实村级重要事项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规范村级重大事务“四议两公开”等。三是促进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公司+第三方平台”等经济组织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打通资金、资源、资本畅通循环的堵点,促进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良性互动、共同提升。

1.3 典型案例分析:山西CH村CH村地处山西大同市,共有81户、173名村民。2013年以前,CH村村民经济收入以农业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人均纯收入不足3 000元。2013年以来,CH村立足自然生态资源优势,采取村企联建的方式,启动了“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万元,全面实现脱贫致富。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如下。

(1)实施宜居乡村建设行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CH村开展了生态旅游设施和新型农居建设,建有2层、面积130 m2的新型农居60套,铺设天然气管道13 km,建立污水和垃圾处理厂各1座,建设民俗博物馆(建筑面积700 m2、院落3 000 m2)1座、传统庙宇5座,以及700 m2的展示中心和1 500 m2的接待中心,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调研显示,80%以上的村民对于当地环保宣传教育工作、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村容村貌整治等方面的环境治理效果表示满意。

(2)开展“三位一体”考评积分,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和党建引领能力。CH有机社区党总支由CH村党支部和CH有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成立,实行“村企双向任职”制度,企业负责人进支部班子、村支委进企业领导管理层,建立起以土地为利益纽带、责权利边界清晰的利益共同体。调研显示,CH村的村级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决策均做到了“四议两公开”,村级事务、财务和党务及时公开。对党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满意的村民占比达76.2%,对村“两委”信任的村民占比超过95%,基层党组织工作得到了村民普遍认可。

(3)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村企联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CH村采取“资源全流转、村民全入社、三资全入股、收益全保障”的模式,村委会组织成立全体村民参加“道自然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将村民承包的耕地、林地、四荒地以及整个区域内的山川、河流、峡谷等“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将经营权流转第三方公司,由公司负责统一打造有机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村民可获得土地流转、劳务、旅游服务和公司盈余分红4项收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开展道路桥梁、安置房、天然气管道、污水处理中心等基础设施以及旅游接待中心、有机餐厅、水利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2 城郊融合类村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分析

2.1 村庄特点城郊融合类村庄是指城市近郊区与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城中村”“城郊结合村”等具有“亦农亦居”过渡特征的地带成为城郊融合类村庄的主体。此类村庄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大多位于城市近郊区、县城城关镇所在地,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二是村庄普遍较易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入,外来人口较多;三是村庄治理主体相对多元,政府、村两委、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有参与乡村治理。

2.2 治理现代化主要实践一是重视外来人员管理服务。已有代表性的村庄探索建立了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模式,对外来人员统一进行身份核验、日常网格化管理和人员流动信息整合。二是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不少村庄积极践行美丽乡村建设,对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治理,对农村垃圾、生活污水、污染企业进行统一整治,大力推进“厕所革命”,提升村庄绿化美化水平。此外,还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建立清单管理机制等方式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促使村民养成保护生态环境、重视村庄环境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三是推动全民参与乡村治理。村庄普遍重视激活全体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以提升村庄凝聚力。

2.3 典型案例分析:浙江SLJ村SLJ村地处浙江宁波市南郊20 km,现有常住家庭总户数213户、常住人口483人。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为634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5万元。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SLJ村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保护五百佳村”殊荣,后又被评为“全国绿化造林千佳村”。2020年3月,SLJ村被浙江省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为2019年度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如下。

2.3.1制定道德负面清单,推动以德治村赋能乡风文明。SLJ村在推出村规民约明确规定村庄居民行为标准的同时,还专门配套制定了村民道德负面清单,规定了农村封建迷信、薄养厚葬、攀比浪费、不讲诚信、诽谤造谣、打架斗殴、乱堆乱放等20多项不道德现象及其处置办法。基于道德负面清单,村民集中反映出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环境卫生、移风易俗等村级事务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高度关注和有效处置。依托这一运行制度,村民积极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以德治村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与夯实。

2.3.2创新居住出租房屋管理,践行外来人口管理新模式。面对村庄外来人口多、出租房屋消防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SLJ村探索形成了居住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的新模式。由村委会主任担任“旅馆总经理”、在村委会设立“旅馆总台”、村干部任“总台经理”、房东为“服务员”。“旅馆总台”一方面向租户发布房源信息,租户可通过扫描房源信息二维码进行选房,选定后与房东一起在“旅馆总台”签订租赁合同、交付房卡。另一方面承担对已入住租户的管理服务职能,负责统一向租户发放“村规民约”“村民道德负面清单”小册子、温馨提示卡,要求租户积极遵守村庄管理规定。此外,在每一间出租房屋门口张贴二维码,网格员可通过房管通App扫码,进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信息登记与日常检查。

2.3.3鼓励全体居民参与村庄自治,形成“党员引领+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SLJ村非常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将每月的20日确立为村庄组织生活日,面向全体党员开展法治培训、普法学习和党员队伍建设。村党支部开通了“书记一点通热线电话”,居民可以随时电话联系村支书进行沟通与咨询。此外,SLJ村以“说事长廊”建设为抓手,创新了“村务听证”制度,鼓励所有居民在说事长廊畅所欲言,村干部定期向居民宣讲政策、听取居民意见、帮助居民调解矛盾纠纷,有效打通了村“两委”班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调动了全体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调研显示,村民对参与村级事务监督或投诉的渠道满意度为100%,其中87.5%的村民表示非常满意。

3 特色保护类村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分析

3.1 村庄特点特色保护类村庄主要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拥有特色景观的旅游民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乡村,此类村庄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村庄多为古村落,生态环境优美,环境治理基础好;二是一般文化符号鲜明、自然风貌特点明显、空间特征显著,特色旅游资源丰富;三是政府支持力度较大,原住村民凝聚力普遍较强,壮大集体经济的后发优势明显。

3.2 治理现代化主要实践一是建立党建引领的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村庄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统筹基层治理工作,使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村庄网格化管理,促使党建引领村庄精细化治理;二是将生态与传统文化保护放在治理领域的重中之重。坚持生态为本、文化为魂,积极将生态与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引导村庄构建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布局,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三是重视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开展乡村法治建设、实施乡风文明工程等,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3.3 典型案例分析:四川LH村(羌族少数民族村落)LH村地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全村常住人口1 018人,羌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村庄通过开展党员创业行动、阵地凝聚行动、发展富民行动和文化提升行动“四大行动”,因地制宜地制定“种植+农家乐旅游+羌绣+劳务”发展模式,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显著提升。调研显示,2018年全村劳务收入在50万元以上,2019年集体经济收入为7.2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万元。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如下。

3.3.1创新网格化治理,建立四级联动机制。按照自然村布局情况、亲属邻里关系远近等标准,村庄将10～20户村户划分为一个网格,由村党员干部担任组长,分网格落实“文明联创、卫生联结、治安联防、应急联动、困难联帮、致富联带”的任务。目前,LH村共设置了14个网格,由推选出的网格长组织网格内村民参与乡村自治,根据调研结果,村民对网格管理公正性的满意度超过90%。

3.3.2重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助力乡村产业高速发展。LH村一是将大健康理念贯穿于基层治理全过程,把村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放在重要地位,积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建成以旅游康养、乡村民宿为主导的乡村产业体系。二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例如,村庄东门寨着力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和羌族风貌,深入挖掘羌族传统文化,推动农文旅结合,有2/3的村民从事与羌族文化旅游相关的行业。

3.3.3全面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树立文明乡风。LH村积极推行“一村一政法干警”的新制度,建立起以“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联络点”3级援助网络体系为主的“1小时”法律服务圈。调研显示,80%以上村民对当地法律执行公正及法律服务获得及时性表示满意。同时村庄建成老、中、青文化队伍,常态化开展联欢晚会、文艺活动,以歌曲、舞蹈、相声等形式宣传脱贫攻坚、抗疫防汛、乡风建设等优秀事迹,促进村庄良好风气形成。

4 搬迁撤并类村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分析

4.1 村庄特点搬迁撤并类村庄是指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搬迁撤并的村庄。此类村庄主要有以下2个特点:一是国家各级财政对村庄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社会关注度较为广泛;二是由于资源要素重组,普遍促使村庄规划更合理、配套设施与服务更完善。

4.2 治理现代化主要实践一是夯实村庄党员干部基础。村庄普遍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强化班子考核,问责不担当的村干部,严肃整顿软弱涣散的党组织,提升农村党员的群众工作本领。二是加强合并村的经济融合与文化融合。在集体经济层面,立足村域实际情况,整合资源,走全体村民共同受益的产业发展之路。在村庄文化层面,在尊重各村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以丰富的群众文化生活推动村内融合,提升村民归属感。三是完善为民公共服务。保障乡村医疗、环境、卫生、教育等环节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4.3 典型案例分析:宁夏LY村LY村位于宁夏银川市,成立于2018年,是由农垦集团“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的村民迁移组成。目前村庄家庭488户、常住人口2 141人。村庄以有机蔬菜种植、梅花鹿特色养殖以及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2019年村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10.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70元。LY村已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如下。

4.3.1强化党建引领,优化村“两委”班子。LY村的发展深刻体现了“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这一理念。村庄拥有驻村第一书记1人、驻村工作队3人,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派驻单位水务局的资源优势,统一规划了灌排系统,解决了村里排水不畅的问题,并申请项目资金,改造了老庄点自来水,建设了扬水站,解决了群众吃水问题。同时,LY村的“两委”班子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30～59岁,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党员达到143人,具有扎实的干部班底。调研显示,LY村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程度达到90%。

4.3.2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LY村建立了配备民生服务大厅、图书阅览室、活动室等的党群活动中心,设立了配有专业医护人员、常备药品和基本医疗器械的卫生室,建成涵盖刺绣、绘画、书法等民间纯手工工艺制作的扶贫车间,同时建立了文化娱乐广场和体育活动广场,能够有效满足演出活动、电影观看、广场舞等的场地需求以及村民健身需求。

4.3.3探索“土地流转+社会资本”,发展乡村特色产业。LY村“两委”通过招商引资引进2家农业企业,在村内投资建设了133.33 hm2有机蔬菜扶贫产业园和20.00 hm2梅花鹿扶贫产业园。其中,有机蔬菜扶贫产业园的线椒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为村民带来每年10 500元/hm2的土地流转收入,并向村民提供了300多个务工岗位,累计发放劳务费328万元;梅花鹿扶贫产业园通过为148户建档立卡户托管养殖梅花鹿,实现了每户每年获得分红收益1 500元,引导农户逐步融入扶贫产业发展。

4.3.4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推动乡村网格化管理。LY村通过实施“义务巷长制”,深入开展“收拾屋子、打扫院子、整治村子”行动,鼓励农户庭院种植“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全力推进“厕所革命”,探索实施农村垃圾分类,严格落实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红黑榜”、笑脸积分公示牌制度。同时,成立了由公益性岗位成员、志愿者共同组成的“红马甲”巡查队,划分巡防片区,统筹开展治安防范、生态管控、森林防火、防汛减灾等。调研结果显示,90%的村民对村庄安全管理表示满意。

4.3.5创建“爱心积分超市”,建立乡村治理新模式。LY村依托贺兰县与中国电信创建的“爱心积分超市”,将积分制管理与村民习惯养成、移风易俗等结合,以农户为基本积分单位,建立积分管理台账和积分管理卡,实行积分换实物,旨在以积分奖励激发村民主动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带动乡村文明建设。

5 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策略分析

5.1 集聚提升类村庄推进策略集聚提升类村庄主要面临如下问题与需求:一是村庄在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乡村管理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满足村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二是村庄资源禀赋挖掘普遍不够,兼具乡村特色、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建立与发展存在制约,乡村集体经济亟待提档升级,产业治理与村庄治理相辅相成的格局有待完善;三是村两委班子整体素质不高,党员、新乡贤、返乡创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等乡村精英培育引进力度不够,治理人才缺乏。亟须完善乡村多元化、网格化治理体系,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不断夯实人才队伍支撑,激活产业、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依托村庄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据此,提出如下推进策略。

5.1.1扩大乡村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乡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完善图书、计算机、体育活动设施等教学设施设备,加快推进乡村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加强县、乡、村医疗机构和卫生站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开展乡村老年服务机构建设,定期向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合理利用闲置空地、民宅、厂房,建立休闲广场、文化演出区、休闲活动中心、文化展示中心、居民健身区等,积极推动具有当地特色与底蕴的群众文化活动进乡村。

5.1.2建立乡村网格化、多元化治理体系。逐步完善村民代表会议、议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建立健全班子队伍、党员队伍、志愿者队伍、群众队伍等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发扬新时期“枫桥经验”,针对乡村综合治安、人居环境等划分为不同的治理责任区域,实现乡村治理工作网格化。积极推广“网上村委会”等微信公众号或手机App,完善乡村居民在线交流、议事、投票、监督等功能,选取信息化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探索建立乡村治理大数据平台,推动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5.1.3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推动村“两委”班子、乡镇政府、地方乡镇银行、民营企业代表等主体共同构成集体经济组织领导层,将乡村集体经济年度目标与领导层绩效工资挂钩。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房产、办公场所、荒山林地等资源,依法入股参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乡村特色产业股份合作经营。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围绕特色农产品兴办交易市场、市场中介组织,探索创办物业公司、综合服务中心,为村民、合作社、企业提供相关有偿服务。

5.1.4着力打造乡村治理人才队伍。通过派遣市管干部下沉乡村,选派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担任村第一书记,建立健全村干部工作报酬管理制度等,优化提升村两委带头人队伍。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成立新乡贤引进联络服务中心,研究出台各类新乡贤引入标准,吸引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群体返乡下乡创业就业。着力开展乡村引才引智工作,建立乡村治理专家智库,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引导乡村规划设计、旅游管理、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领域专业人才投身乡村。

5.2 城郊融合类村庄推进策略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面临如下问题与需求:一是一般缺乏对村庄人居环境的整体规划,土地利用方式混乱、“乱搭乱建”问题较为严重,生活污水、垃圾随意倾倒堆放现象普遍,整体生活环境较差;二是由于村庄流动人口占比较大,在消防、治安等公共安全领域管理难度大、安全隐患较为突出;三是村庄往往面临“城市”与“乡村”2种管理体制,管理服务单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职责混淆,容易形成管理服务上的“三不管地区”。亟待以县域城镇化为抓手,以乡村精细化管理、环境综合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为着力点,实现城乡设施一体、风貌互补、融合发展,让外来人员收获更多“归属感、家园感”,让本村村民有更多“幸福感、安全感”。据此,提出如下推进策略。

5.2.1大力推进乡村人居环境绿化美化。将村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区统一规划,对城区与城郊融合村的道路交通、绿色空间、生态廊道进行统筹建设与管理。加快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网格化管理体系,针对生活垃圾处理、黑臭水体整治、厕所改造、乱搭乱建治理等突出问题成立专门的网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将环境治理成效纳入村庄绩效考核。持续增加对乡村污水处理设备、垃圾智能化分类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有条件的村镇建立人居环境智能监测平台,开展覆盖水质、土壤、空气、生活垃圾等要素的乡村环境智能化监测网络建设。

5.2.2提升对外来人员管理服务能力。由村党委牵头,以外来人员、村民代表为主体,成立“新居民”管理小组与外来人员志愿服务队,建立外来人员台账与管理服务微信群,推动外来人员代表积极参与村委中心工作。支持外来人员同等享受村庄幼儿园、医疗卫生室、文化体育设施、养老中心等设施设备,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工作。针对村庄外来人员的房屋租赁,在先进地区创新推广第三方“旅馆式”管理模式,在村委会设立“旅馆总台”、配备专职服务队伍,统一负责房源信息发布、租户身份核验、人口流动信息掌握、租户日常管理与便民服务等工作。

5.2.3构筑乡村立体化治安防控网。深化落实乡村“雪亮工程”,加强乡村视频监控设备布点,全面推行乡村治安网格化、精准化管理,在每个网格配备网格长、专职网格员、义务网格员、网格督导员,根据房屋区域分布、重点人员区域分布进行定期网格巡查。建设“掌上警务”等微平台,配置“治安宣传”“随手拍”“事故快处”“一键报警”等模块,实现治安信息实时采集、安全问题及时处理。积极推动“一村一警”“一村一法律顾问”建设,形成以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干警、律师等为主的多元矛盾化解体系。

5.2.4试点推动乡村智慧社区建设。在有条件的城郊融合类村庄推动智慧社区试点工程建设,配套建设智能电表、水表、燃气,智能照明、智慧安防、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等基础设施,向居民家庭推广视频监控、智慧家居、智能穿戴等新型技术装备,构建居民数字化生活体系。依托城市大脑建设架构,探索建立乡村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服务平台与教育、医疗、文化、商超等相关部门端口互联互通,方便乡村居民能够在线获取“一站式”、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便民服务。

5.3 特色保护类村庄推进策略特色保护类村庄主要面临如下问题与需求:一是村内青壮年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严重;二是现有特色资源未能有效利用,村庄风貌与周边村庄逐步同质化,难以形成特色吸引力;三是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生态环保方面面临较多制约因素,社会协同治理能动性不足。亟须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特色空间环境的多维度保育,注重村庄发展的可适应性与特色延续性协同发展,增强信息技术赋能优秀传统文化,着力培育乡村文化自信,焕发特色保护村庄新活力。据此,提出如下推进策略。

5.3.1加强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垃圾污水治理、改厕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着力补齐农村路、水、电、气、房、厕、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依托环境治理项目等活动,对内增强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对外吸引外埠资金、人才入驻,为当地青壮年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平台,提升青壮年认同感和吸聚力。实施道路通村组、道路入户工程,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让村内特色产品、风俗文化“走出去”,把村外资金、人才、游客“运进来”。加速乡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同步规划城乡光网、5G、物联网等建设,建立起城乡一体的信息通信网络与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镇和村为农服务能力。

5.3.2培育本土特色文化符号。加强农村文化引领,大力挖掘村庄特色文化,科学评估乡村历史文化、社会人文、自然生态、经济产业等特色价值,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类型村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包含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类村庄,要注重对村庄乡土民俗、乡土民居的尊重,注重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展示区域与村民生活区域的功能性区分,既能吸引外来游客体会当地乡土文化,又能唤醒村民对于村庄特色人文底蕴的认同。对于包含特色历史人文建筑、特色空间风貌、特色田园景观等物质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类村庄,需要配套足够的旅游体验场所与设施,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村庄空间功能,注重物质资源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的融合渗透,提升村庄特色魅力。

5.3.3集约化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特色产业基础,以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出发点,谋划具有村庄特色、与相邻区域互补共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类型,探索将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融入乡村旅游业发展,集约化发展村庄特色文化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性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村庄产业基础,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加快数字技术工具与乡村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农村商贸业的深度融合,培育农村服务新业态、创新农村服务新模式,带动村庄可持续性、永久性发展。

5.4 搬迁撤并类村庄推进策略搬迁撤并类村庄主要面临如下问题与需求:一是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村两委没有“代言人”,难以完全民主化;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高,水电、教育、医疗、环境等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三是合并村庄因生活习惯不同等原因往往难以统一治理,村民整体归属感不强。亟须坚持从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出发,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积极性,依据各地发展阶段与条件逐步推进、有序建设。

5.4.1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党建引领,加大党组织建设力度,加强村庄党组织的先进性、合法性、有效性建设,健全完善“三治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党员干部观念意识先进性培育和学习,整改党员干部不端行为,整顿党组织软弱涣散面貌,着力解决“缺阵地”问题。着力明晰村庄党组织的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具体工作要求和责任划分,积极增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民主认同,确保党组织在村庄搬、迁、撤、并等重大问题上的群众服从、认可与配合度。以促进村庄社会发展、推动乡村善治为目标,强化党员干部选拔、考核、晋升、财政激励制度保障,为有能力、有责任、有成绩的党组织和干部提供施展平台,逐步打造基本素质过硬、有觉悟、有担当的党员队伍。

5.4.2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及时总结经营效益好的扶贫项目并示范推广,壮大扶贫产业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稳步提高村民收入水平。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强环卫设施配置和环境治理,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兜底性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统筹道德讲堂、乡村讲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等各类文化阵地,开展多样化文艺活动、科普讲座,常态化组织乡风民风评议,以乡村文化建设提升村民凝聚力。

5.4.3完善共建共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针对村庄搬、迁、撤、并过程中出现的搬迁安置、异地安置、过渡期限、补偿标准等问题制定统一标准与规范,减少搬迁过程中针对地段、级别等方面产生的攀比纠纷。完善人才吸引、培养、使用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人才向农村集聚,吸引社会各界人才、项目、资金参与乡村建设,打造共建共商共治的乡村治理框架。加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因地制宜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就会,留住本地青壮年参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