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 琳

一、离开

我们在中央车站告别。罗马回国的航线开通之后，小贾马上买了票，飞广州差不多一千三百欧元。这已经算是便宜的机票了，再往前，只有米兰回国的航班，每周一次，早两年也总是熔断，机票最贵的时候，经济舱逼近四千欧元。

把一只二十四寸的皮箱塞进大巴底部，我们拥抱了一下。张浩在我身后，小贾也许想过也去象征性拥抱他一下，说一句ciao ciao（再见），但最终还是友好且疏远地笑笑。很快巴士出发，她的座位靠近过道，看不清晰，我仍然象征性地挥手。这一别可能是再不相见。大家在罗马聚散离合，这不是我在特米尼中央车站送走的第一个朋友。

“原本是要开车去机场送她，她说不用。”张浩说。

“嗯，倩文走得着急了些。再等一个月就能等到罗马回去的航班，结果拖着那么大的箱子从米兰飞。”

“你送她的？”

“嗯。”

“什么时候？”

“上个月十三号。”

“去米兰的火车票多少钱？”

“好像八十五欧元。”

“那真的不划算。”

“而且她还得在米兰住一晚，第二天要做检测。整个算下来差不多也要两千多欧元。”

天气很好，我和张浩都想散散步，于是我们没有搭乘站内地铁，就沿着这条街道走下去。从特米尼中央车站走回我在曼佐尼的住所只需要二十五分钟，并不算远。他把车停在了我公寓的院墙外，需要一起回去。

“她太执拗了，一点也不肯让我帮忙。”

“说了不让你过来，估计也没想到你会跑来。”

“明明有车也不让送。”

“以前你也有车，不也没送。”我毫不留情地说。

我们早晨九点钟拖着箱子从曼佐尼出发，小贾在我的住处留宿了两晚。她卖掉了所有的东西，连同被褥床品，最后只能借住在我的公寓。她来的时候拖着那只二十四寸的行李箱，身上背着一只黑色优衣库背包。

“就这点东西吗？”

“行李额只给一个，也没什么可带的。衣服都穿了七八年，有几件还卖掉了，剩下的送人。箱子里最贵的就是香水了。挺重的。”

到车站的路她坚持自己拖着箱子。路况很不友好，坑坑洼洼，箱子在路面颠簸，她拖得小心翼翼，有几次她不得不费力将它拎起来。张浩和我都默不作声，也不再上前搭手，这是对独立好强的她的尊重。

特米尼车站位于五世纪广场，附近最有名的景点是戴克里先浴场。其实再往北走一点，就可以到奎利那雷山上的天使与殉教者圣母大殿，建在昔日戴克里先浴场的冷水浴室内。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利用其残余设计兴建一座圣堂，十字形，左右两翼末端都建有小礼拜堂。没有立面，只有一个简单的入口设置在以前浴室主空间，现在的一个小堂后部。后来教堂不断被扩建，现在的内部空间十分阔大。不过少有亚洲游客去看。他们大多止步于戴克里先浴场。

我和张浩与历史遗迹背道而驰，穿过凌乱的街区，路过一家散发着厚重湿气的洗衣液味道的洗衣房，一家地下音像店，一栋残破的临街公寓。这里价格十分低廉，单间月租三百欧。这个社区人流杂乱，环境有些差。我帮朋友去送过一只电锅，一个在罗马留学十年仍然没有拿到学位的乱蓬蓬的眼镜男站在破损的大门前接过我手中的包装袋，连句谢谢都没有，就关上了大门。我有些后悔前一夜花半小时仔细清理掉了电锅上干涸的米饭。

上午十点，乔万尼大街上的人并不算多，空气清冷，阳光普照。有好一阵子，我们没有对谈，各自享受这一刻奇异的松弛——也许仅仅对我如此。其实仔细想来，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除了他作为中介给我介绍现在住所的那几次，剩下的时间，都是与他的前女友们一起。

五年前，他和当时的女朋友倩文在这个车站迎接了从佩鲁贾语言大学来罗马的留学生，五六个人，小贾是其中之一，那年刚过二十岁生日。现在小贾是他分手不久的前女友。在分手前他们被迫一同进入大封锁时期，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讨论是否还能够继续相处下去。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和人们再不关心这个病毒一样，他们用时间把过去的不快努力磨掉，都声称还能勉强回到朋友的位置，但再次相见，两个人却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彼此沉默无言，只剩下面面相觑的尴尬。

据说在这个车站，特殊的情感是瞬间降临的，既不受欢迎又出乎意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与小贾的恋情被发现之后，张浩从倩文姨妈家里搬出来，当时境况窘迫，唯一负担得起的公寓又脏又黑，配有最便宜的宜家家具，有一半是坏掉的——拉到一半就掉下去的抽屉，变形的柜门，压断的床骨。他们住在靠近车站的郊外，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每当特快列车呼啸而过时，门窗都会嘎嘎作响。当火车经过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对谈，沟通时断时续，有时候他们正在争吵，一列列车通过，他们拔高音量，也仍旧听不到对方的嘶吼，于是同时闭嘴，丧失了听力之后他们仍有眼睛，也会运用面部肌肉拼凑出莫须有的恨意。

靠近车站的那间公寓仅有一个可取之处：有一个大约三十平方米的屋顶露台。因为那个露台，他们一直没有搬家，只不过逐渐更换了房间里的摆设。后来也因为这个露台，他们度过了大封锁时期的一段幽禁时光，尽管每天都在分手边缘，但并不觉得十分崩溃。他们深居简出，从未显现被感染的症状，随后解禁，也顺利进入大流行病带来的新生活秩序——该回国的、能回国的都回去了。小贾就是其中一员。

我认识他们并不久远，前后大约也只有三年。原本是算不上朋友的朋友，却因为滞留在罗马，成为了联系较多的友人。我登门拜访过几次，通常是在周日的下午。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一整块时间，小贾不需要去Quartiere San Lorenzo 的酒吧街打工。这个地方从中央车站往西南方向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那一区域和小贾就读的大学紧邻，以前是罗马最古老的工薪阶层社区，现在是最活跃的大学生聚集区，有全罗马最便宜好喝的鸡尾酒。那一片区域夜里喧闹到无法想象，数不清的大小酒吧人声鼎沸，是陈旧的罗马肉体上年轻生命的狂欢。夏夜里Piazza dell'Immacolata有时会放露天电影，年轻人簇拥到一起坐在台阶上，手拿啤酒，看一场免费的电影。有很多沿街兜售大麻的小贩，整个区域都弥漫着特殊的臭味。大封锁的萧条过后，它逐渐恢复了往常的热闹，却丧失了某种生命的狂热。

曼佐尼的夜晚

我一直不觉得张浩对小贾有深重的喜欢。证据之一就是酒吧街的营业结束，往往到了深夜，他从没有去接过她回家。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一个酒吧的语言交流之夜待得过晚，错失了地铁，只能步行返回，走过寂静的缺少路灯的阴暗街道时，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到了小贾。

“你每次那么晚一个人回家不觉得害怕吗？”有一天和她见面时我问。

“不怕。我命硬，死不了。”她说。她正在狭小的厨房忙碌，把桃子放入非常热的水中，然后再放入冰水，桃子表面很快被烫熟了，她残忍地剥去它们的皮，从中心挖出果核，然后再将努力保存完整的桃肉切成新月形。她切得很认真，花了很久的时间。空间变得十分寂静，在我的记忆中，隆隆的火车的声响也被覆盖，一切无声无息。看着她忙碌的双手，我想我不会有这份耐心，更不觉得有意义，在我看来，烘烤半小时之后，这种努力就不再清晰可辨了。

并且这样吃桃子简直是一种浪费。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们的住所，小贾跟着一个叫“足够甜”( Sweet Enough ) 的油管账号烤了一块桃子蛋糕，费很大的力气。她算不上喜欢烹饪，能有意愿做的也只是简单的甜品。我通常下午过去，晚上并不会在家中共进晚餐。我们也一起出去吃过两次意大利餐厅，物美价廉。我们分账，三个人分。

我坐在厨房里，整个甜品制作的过程大约耗费了两小时十分钟。在这个过程里她告诉了我分手的决心：“好不容易拿到毕业证了，我准备回去找个工作。”

“打算做什么？”

“还没有想好。但我现在就想回去。”

“和张浩呢？”

“现在我们最多就是室友关系。我这样说有些太文艺，你是个作家，不要笑话我的比喻……当你做甜点时，什么营养都没了。甜食好像和营养不相关，而且极度损伤它原本的味道。”小贾说。“在营养上是不必要的。”她强调。

我其实不大能够完全懂得这种比喻的含义，却也无言地点了点头。她欣慰于我的“理解”，于是继续说：

“人这一生总要放弃很多东西，也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大概？我还不清楚……”

“你知道我妈妈自杀过？”

“嗯。”我老老实实回答。

“罗倩文说的？”

“嗯。”

“那你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细节，她也是随口提起。”

“嗯，我确实也没讲过细节。张浩不知道，罗倩文也不可能知道。”

“你妈妈……为什么？”我接着问。因为我判断她需要这个提问。

“这个不重要。我妈想要死的理由很多。我感觉她始终活不下去。”

……

“重点是她拉着我一起去死，并且不止一次。我们烧过煤气，也吃过药，所以小学之后我被我姑姑接到成都。不过，最近我想，我妈妈教会了我一件事，那就是放弃什么并不那么难。”

我再次点了点头，是机械式没有灵魂的回应。尽管对她的过去感到好奇，却也不想猎奇般地仔细询问。一点点不知所措的尴尬渐渐填充了我们所在的空间。我只能通过打量房间的布局转移现实的困境。在过去几年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狭窄的空间里尽己所能地优化生活。张浩曾经就读于罗马美院，但并未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他房间里最能够体现艺术氛围的是一张名叫《镇上唯一的游戏》的画作，是他在读书时对一张不记得是哪位艺术家的画作的临摹。两个人像怪物一样面对彼此，图像中心是另一张可怕的嘴，但大部分面积属于苍白、病态的黄色，它强化了情绪，但又不会压倒它，有一种被疯狂囚禁的感觉。

我记住这张画只是因为它的题目——《镇上唯一的游戏》。我好奇这个游戏是什么。也许是性，因为画中人物的残片正是身体剧烈抽搐的形影，半溶解在无趣的色彩中。它们传达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沉闷与微弱的挣扎都无济于事。

我不讨厌小贾，也算不上很喜欢。她为人直率爽朗，可以毫不费力地建立友谊，但也可以很快速地丢下过往，走向远方。她到罗马来，是托了姑父的关系，其中曲折是一个童年创伤故事。这些年与自己的家人几乎是断绝联系的状态。她在罗马奋力挣扎，离开时也毫不留恋。她有一种特别的品质，就是能够很坚定地结束过去，面对未来。

小贾一直没有任何预告罗马的朋友们自己要回国了。从我们接到消息到她彻底离开前后不超过一周。尽管有些突然，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意外，甚至在罗马的生活中，人的聚散离合显得轻易潦草。这些年里，我发掘了自己的另一面向。不断地认识新朋友，与陌生人快速变得熟悉，聚在一起分外热烈，等到分别时也不会格外伤感。似乎是一场又一场只醉今宵的夜宴。

二、到达

维托利奥社区紧邻车站中心地段，在我身后，特米尼中央车站和一群古代建筑停滞在一起。它并不因时间陈旧，而透露着过多使用的残破。有不少公寓入口处的公共空间已成为行迹可疑的闲散人员喝酒聚会的地点，靠近车站的一条小巷子里，一栋公寓楼的入口大厅到了夜间竟然变成了旅馆，被人非法出租给流浪人员过夜。沿街更多地段更变成了难民的临时居所，垃圾遍地、气味难闻。

在维托利奥广场不远处的一座带有喷泉的公寓楼庭院里，经常有流浪汉赤裸着身体使用喷泉水洗澡，周边居民不断抱怨，而上过几次新闻之后，则引来了更多的流浪汉把那里当作公共浴室。大封锁的尾声，流浪者似乎陡然增多，治安和卫生很快迎来巨大挑战。不久之前有个华人餐馆的户外咖啡亭就被露宿者占为己有，警察驱逐多次无果，只要闭店，总有人不请自来。

倩文的姨妈就住在这附近，她以前开着一家卖大肠米线的店，现在不知道是否还在营业。2020年有许多餐馆都关门歇业，很多人没能熬过这一经济低迷的时期。

二〇一九年夏天，我在特米尼中央车站见到一个声称要去自杀的女孩。她是我的一个租客，回国前我曾经把自己的屋子短暂地租给她一个月，她用电卷棒烧坏了我的地毯。

租房时我们仅在网上交流，并未谋面。她说自己在罗马的一家航空公司上班，高中时来了意大利，一直寄居在姨妈家里。我把房子租给她时并不知道她离家出走。直到我回国，看到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联系她时她才说见一见。

我们约在火车站站内麦当劳前面见面，我给她买了一杯香蕉奶昔，我自己喝一杯草莓奶昔。但是她说她不吃甜，所以我只好把两杯奶昔都捧在手里。我原本想要谈谈她烧坏的地毯、打碎的碗盘、莫名其妙消失的花瓶以及不知所终的兔耳朵发箍和制冰盒。但是我们站在人潮汹涌的车站里，首先谈到的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不是很有兴趣活下去了。”她说。

“我今天早晨还站在我们公司楼顶上想要跳下去，但是只有三层。摔不死就麻烦了。”她说。

“那时候我离家出走很突然，我在网上看到你发布的租房广告就联系你了，我姨妈吓得要死，哈哈，这个太痛快了。”她说。

“那么你在我房间……”我感到一阵后怕。

“你不要担心，我本来是想在你那儿干点什么的，但是没想到夏天你公寓里总是进进出出那么多人。特别吵，也让我没心情干点什么。”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那时候我和阿德合租。阿德是学联主席，极度喜欢社交，家里又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露台，所以常常会有朋友来。

也许为了安慰她，我翻出了一颗刚在Venchi买的Chocaviar 递给她，她痛快接了，熟练地剥掉包装，把它放进嘴里。我们很快告别，进入地铁时我才想起来我来车站见她是为了什么。但是我却什么都没能说出口，还白白赔了一颗巧克力。她说火车站是见面最好的地点，因为她从这里步行只需十分钟就可回姨妈家。一个月的出走之后，姨妈显然被震慑，不再敢于挑剔她的任何毛病，她迎来了生活短暂的平和。

那些都不重要了。我也对自己说。我那些被丢掉的、损坏的小物件，那颗可以让人心情放松的巧克力都不重要了。因为差一点，她就在我的房间搞出更麻烦的事情。

尽管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

租房时我们互加了微信，她退租很久之后我也没有想起来要删掉她，直到半年后的一天，她忽然给我的一条朋友圈点了赞，过了一小会儿又发来消息，问我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公寓居住。

“如果你冬天要回国的话，我还是想要租你那个房间，短租两个月，不然我想我再在我姨妈家住下去，简直想要杀了她。”她说。

似乎每一次她与我联系的主题都和死相关，不是她死，就是别人死。

这个人就是倩文。

我告诉她我没有回国计划，一整个冬天都会留在罗马。我撒了一半谎，虽然没有回国计划，但十二月底我要去都灵过圣诞节和新年假期，会离开一个多月。我之所以撒谎，完全是因为不想把房子租给她。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对这个女孩没有好感。但也没有想到要完全将对方屏蔽在外。罗马的华人圈不大不小，偶然之间很多看似毫不相关的人都能串联起来，所以处事多少留些余地。

然而很快我就滞留在都灵，回罗马的火车票也过期作废。在大封锁的中期，她知道这个消息，马上打来电话，再一次询问我罗马的房子要不要出租。

“我实在无法忍受和她继续待下去了，她现在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竟然就是街对面开小商店的温州人。她明明知道那个男人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妇女一直好着，还要我和这样的人结婚，我是有多么廉价。”

“她”指代的是倩文姨妈。倩文的语气里满是焦灼，顺带附上一张从远处看样子是偷拍的那个男人的照片。黑色羽绒衣，卡其色裤子。都是些没有仔细处理的松软，一团糊在同样没有生气的肢体上。从外貌上来看，除了平庸之外，没有别的显著缺陷——如果平庸是一种缺陷的话。

“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没有。更何况这种时候，我去哪里找住的地方？”

本着房子空着还是空着，而房租却还是得源源不断上缴，每个月收一百欧也是收入的想法，我最终同意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再次租赁，甚至千里迢迢托冒险返回罗马的朋友捎回去钥匙。她在车站拿到钥匙的当晚就搬了进去，这次熟门熟路，甚至都没有带随身行李。公寓里的物件她随心所欲地使用，与我分租房间的人都已回到国内，所以有半年时间，那套三室一厅的空间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在活动。

每隔一阵子，我就打电话回去确认她的安全。当然，我会修饰一下自己的语气：你最近还好吗？大约正是如此，我们逐渐变得像朋友，而我仍然并不喜欢她。

再次回到罗马已经是八个月之后，我们约好仍旧在特米尼中央车站见面，她要和我在这里交接钥匙。八月底，我位于苏巴古斯塔的公寓就要终止合同了，我决定搬家，不论倩文乐不乐意，她都必须搬离这间便宜得不像话的短租屋。

当天下午我们说好六点半在车站内维多利亚的秘密店门口见面，火车到达终点是在六点十七分。但我一直等到六点四十分，也没有看到倩文的身影。

你到了吗？我发消息催促。

马上就到，我刚下班，很快就到了。你先自己逛逛呗。又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复道。

我只能从维秘店门口离开，在人潮拥挤的站内闲逛。这里没有一把可供休息的椅子，我能够依靠的只有双腿。尽管疲惫不堪，行动仍比直立轻松一些，我必须游荡式等待。好在中央车站内充斥着足够多的商店，我有点能够打发时间的可去之处。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车站并不仅仅是交通枢纽，甚至可以当做很好逛的商场。以前有几个女朋友常常相约逛街，明明可以直接坐到西班牙广场，她们却始终对火车站站内的商店更感兴趣。在丝芙兰试香水口红，在Coin买衣物小饰品，在维秘试用新出的身体乳，在药店买各种折扣的药妆消耗品。

二〇一九年底她们大多都回国去了，如今我在车站漫无目的地行走，有一种恍然和生疏感。我进了卖笔记本的商店，又进了一家卖泳衣的商店。夏天已经要过去了，货架上挂着几件六折比基尼，没有我要的尺寸。七点十分，我再次给倩文发去消息，没有回应。而我必须等下去。我要拿到回家的钥匙。后来我感到头晕，昏眩着走进Venchi巧克力店买几颗巧克力。那里面和过去一样灯光璀璨，巧克力的包装熠熠生辉。这种巧克力始于十九世纪的皮埃蒙特，现在的专营店开到世界各地，走的是精致路线，是名副其实的“巧克力精品店”。价格也很精致，平均一颗巧克力一欧元左右。平时我总是少量多次去买，但那天因为长久的离别、极度的虚弱，我突然想要每一种口味都尝一尝，所以一下子买了三十多颗，走出店外，从月台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走过电子牌，从什么都打折的药妆店穿过，回到维多利亚的秘密店门口，接连吃掉了十颗。榛果巧、焦糖巧、醇黑巧、开心果巧、鱼子酱夹心巧……一一在我的口腔中融化。据说埃米里奥·萨尔加里经常在都灵的文学沙龙吃这个。但我想他不会像我这般狂塞。

我不是萨尔加里，甚至都不能称自己有独特的作家人格。我很平庸。怎样平庸呢？大约是我很少觉得苦闷。我不会在自己的房子里呼吸到悲伤的气氛，而许多卓越的艺术家都会。

他自杀过好几次，口袋里装着剃须刀。最后一次他写信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尸体——在圣马蒂诺森林的一处“峡谷”中，位于皮隆圣母小教堂的上方，这是俯瞰卡萨莱迪都灵大道的丘陵地区，他通常去那里和家人一起野餐。但是发现他死亡的不是他的孩子们，而是一位毫不相干的洗衣女，她到树林里捡柴火。萨尔加里的喉咙和腹部凝固着血迹，他手里还握着剃须刀。

我从都灵回来，自然不希望在公寓里见到这样的景象。随着罗倩文的迟到，我内在的隐忧逐渐升起。我想她不会在我抵达罗马的这一天实施什么吧？只为了能够被人尽快发现。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恐惧就逐渐吞噬了我。七点半左右，我开始不断拨打她的电话，但始终没人接听。就这样连续打了七八个电话之后，一个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语气中充满抱怨：

“你干吗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在地铁上信号不好，也没办法接听啊。”

回头看到是她，甚至气定神闲地站在我身后，我感到气愤：“你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罗马四月

“我知道，其实我没有迟到，我就是到了这儿之后忽然想起来我在你公寓里还放了一些我的东西，所以我回去拿了一下。”她示意我去看她手上拎着的那个很大的宜家购物袋，里面塞满了各种零碎。

“那你完全可以跟我说我们在公寓见，而不是让我在这里等你一小时。”

“啊，没想到。”她毫不愧疚地说。

我愤愤接过钥匙和房租：“水电费有缴吗？”

“那个啊……”她狡猾地笑笑，“一堆单子，你们好多东西都没缴，光让我负担就太过分了。”

我不想与她多作纠缠，毕竟她只要活着就好。那一刻我只想远离这个自私自利满口谎话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住所。

“你之后的公寓找到了？”她忽然又问。

“还没有。这两天要看房子。”

“找中介还是自己。”

“有联系一个中介。”

“中国人？”

“嗯。”

“哈！”她忽然笑一下，“不是叫张浩吧？”

“好像是。”我翻出手机查看了一下，“你认识？”

“我前男友。他干这个挺有名的，挺靠谱的，你放心吧。”

窗前的我们

就这样有了联系。比起罗倩文，张浩显然有礼貌得多，他很耐心地带我看了好几个住处，对每一个地点的介绍也都十分诚恳。罗马两室一厅的房间并不容易租到，价格通常也更昂贵，他却在我的诸多要求下，找到了最优解。

我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当作佣金，但在往后的生活里，他却帮我解决了无数生活中的细小问题，比起售后服务，他更像是一个极有耐心的朋友。然而这些耐心也似乎只对外人发生作用，在倩文和小贾看来，他似乎永远都无法达到一个男朋友的基本准则。

“他一直忙着摆平他自己，根本顾不上别人。跟他待在一起，不管过去多久，都仍然会感觉到疏离。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是真的有很深切的感情，怎么每次当一个人谈及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另外一个毫无参与感。我跟他讲我在姨妈家的难过，他眼睁睁看着也无法共情，他跟我讲他父母对他的控制，我也觉得不能理解。我宁愿要一个每月给我足够多金钱的父母，在外独自生活……”

“反正和他在一起的那两年，这是我常常想不通的问题，我们对彼此生活状态不感兴趣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我始终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倩文坐在我的对面，发着牢骚，有些故意醉了。

我搬到曼佐尼之后，她拿了瓶从廉价超市IN's 买来的两三欧元的酒前来庆祝，酒喝掉半瓶，关于张浩的过去我也知道得七七八八。

“那时候他遇到一些事，很便宜租了我姨妈公寓的一间房，没有签租赁合同，每个月月付，两百，你不会听到比这个更便宜的租金了……他没拿到学位。一门考试都过不了，后来学校也不给他上了。”

“他语言不是很好吗？”

“那是后来。因为他没脸回去，或者说他爸妈觉得没脸让他回去，他只能在这边待着谋生。”

“没脸？”

“嗯，他父母在小地方也算有头有脸，告诉他必须想办法在外面把毕业证拿到手。”

“那应该还有别的机会。”

“有。他自己找了新的中介，结果被骗了两万多欧，身上的钱被骗光了，也不敢跟父母说，那时候才找到我姨妈。我姨妈连储物间都不放过，反正收拾出来七平方米，他就住在那里面。”

“你们就那样认识了？”

“嗯。”

“很容易发生感情吧，如果朝夕相处。”

“差不多吧。那时候我比现在还苦闷。我当时还在读高中，刚刚过来，语言根本跟不上。我晚上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学意大利语，我姨妈的儿子就在屋外阴阳怪气地学我口音。他自己却连中国话都讲不好，还得在周末去上中文学校。”

接着她就又开始了对姨妈一家的控诉，要不是当初父母对他们的资助，他们也不见得能在罗马生存下来。当年工作忙不过来，那个表弟还被丢在乡下自己家里照顾了几年，父母疼他疼得厉害，哪里会像是她现在在罗马的处境。“这些年太受罪了。”她反复说。她决定要搬出来了，现在她与姨妈一家已经完全是仇人的关系。

至于和张浩的故事，她也讲一些，每次都兴致不高，除非我透露些小贾的现状，她才有些讨论的兴趣。其实就是一个干瘪的过去，不那么拥有羽翼。是任何人都能够想到的流程。罗倩文丝毫不觉得小贾的出现是一个消极结束的因由，在此之前，她和张浩的关系早完了。

“就是被困在了我姨妈家，我们谁都走不了。我们一直都不能算得上很亲近，哪怕已经发生关系，还是很隔膜的状态，后来每当我心情不算好——也许在他看来我每天都心情不好，但即便这样，也觉得没有仔细告诉他的必要。因为我明白他无法共情我，也不会有兴趣知道。”

“还不如死了。也许在下辈子我就能过上我想象的所有生活。我想要的，不过是可以活得像自己。不会动摇，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自己。”

“不用下辈子，你现在也可以。”我说。

“我就是这样决定的。”

我对罗倩文的感情比较复杂，比起小贾，她看上去更厌世脆弱，同时也更强悍。我从未主动联系过她，一直都被动充当她的垃圾桶。有段时间频繁，有段时间又漫长到我几乎要忘掉她。

我对她不很感兴趣，她叙述很多，这让她大多时候的表达显得不够可靠，更像是不断地塑造故事。我从不在她的结构里寻找答案，更不试图做另一个隐喻。她有时候的描述，让我感受到过于华丽，形象太沉重，而语言厚重。她始终是一个我不可能喜爱的人。

如果我不喜爱，那么那个人就会被我完整地扔在了火车站里。我们拥抱告别。她跑回国内，准备参加北大的面试。这是针对外国人的入学考试，中文需要通过HSK五级，不需要笔试。罗倩文在国内一个教育落后的偏远地区读到高一，来到罗马。现在绕了一圈，跑回去顶尖学府继续读硕士。这时候她的身份，是一个中文很好的外国人。

“这不是永远的告别。”在车站她说，“我很快就回来。”

三、中转

罗马是一张转盘，人们汇集在此，又向四处辐射。而特米尼中央车站像这个命运之轮的中心，是整个罗马交通网的一个中心点，去巴士区，去机场，换乘地铁，几乎哪里都要来这儿绕一圈，几年里我应该在那里中转停留过上千次。最初来到罗马，时常觉得这个车站非常复杂，一不注意看标识就会在火车站中心环的商场和地上地下迷路。其实它并不巨大，只是毫无章法。这个交通枢纽里各种设施杂糅交叉，书店化妆品店杂货店咖啡馆又挤在一起，穿过错综的商店，原本要去搭乘地铁的我总会一不小心就走到了火车所在地，一排一排站台突如其来地在面前铺展开，让人猝不及防。站台的气味总是令人作呕，混合着油和香水的人体味，还有一阵阵有污浊气息的铁锈味。味道密不透风，人们在此抵达，又奔向远处。这个车站上的嘈杂以及每个人正在经历的风暴，都仿佛不是为了让人们透过黑暗与烟雾看清各种东西，而是要使这些东西与黑暗和烟雾浑然成为一体，更加模糊。

也许甚至我比许多意大利人都更了解特米尼车站的由来，上城市设计课程的时候，教授站在维托利奥社区的廊柱下，指着车站的方向，呵着白气：“这一区是留给从北部威尼斯来的工程师、技术师、公务员这些人建造的社区，所以建筑结构都是北部特色，比如这些廊道，这些檐角。那边阴雨天气较多，修建这个是方便雨水汇流以及人们出行，而在罗马并不是特别必需。”

他讲这些的时候正巧大雨滂沱，我们享受了一两百年前的北部设计师对我们的赠与，头顶瓢泼的雨水只带来了寒冷，没有让我们暴露于雨幕之中湿意深重。“意大利独立之后，威尼斯共和国实际上治理了罗马，所以这些人要大量地从北边迁徙过来，于是就在离这里不远的特米尼修建了火车站，方便人员和物资的输送。”他的手指指向特米尼中央车站的方向，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虚线穿透空间延伸过去。那是时空的距离。

我和张浩穿过维托利奥广场，走出教授授课时站立的长廊。这个一百多年前为北部移民建立的社区，如今已是流浪汉和难民的聚集地，它隶属于罗马的埃斯奎利诺。这里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区域，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也是华人的聚居地，勉强称得上是罗马的中国城。华人的餐馆商店沿街而开，我常去的几家亚洲超市就在这一带。现在埃斯奎利诺的社区环境每况愈下，一直面临着负面问题和批评，许多居民已经选择搬离。

很快我们回到我所居住的小区，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一个月之后，我需要张浩载我去菲乌米基诺机场。从特米尼中央车站坐火车去机场要十三欧元，大巴八欧元。以前我都是这么去的。但这次我想要张浩载我去，因为我要带一箱沉重的书籍回国。去机场要付给他的租车费是四十欧元。他不算是我的朋友，这也不算是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