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兵

【摘要】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商品社会，技术、资本、媒介发生第一融合，“分娩”出以印刷劳动、工业启蒙为特征的媒介劳动观。至信息革命时期，倡导“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政策释放出技术创新的巨大动力，媒介资本以差异化的赋权模式迂回地主导个体的信息传播，信息劳动力二次形塑媒介劳动观。进入数字革命时代，智能化的数字劳动成为用户普遍的感性实践方式，泛在的虚拟交流与非物质性生产是劳动的“一体两面”，新媒介技术体系与私有资本催生了永动机式的新型媒介劳动观。

【关键词】技术革命 资本 媒介劳动观 复合视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6-064-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6.010

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传播即劳动，媒介是传播得以可能的介质，若离开媒介，劳动亦消失。故而，传播劳动亦是媒介劳动。但真正的媒介劳动观始于近代商品社会的形成，由于劳动被商品化，劳动的本质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探明这个开端需要追溯至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带有商业意识的劳动与媒介发生了勾连，在经历信息革命和数字革命的历史发展运动之后，其内涵逐渐从早期的写意的模糊状态发展为写实的清晰状态，即演变为当下实时发生的数字劳动。本文将探讨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数字革命三个重要时期，劳动是如何在技术、资本、媒介关系的运动中变化的，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逻辑线索中理解媒介劳动观的发生史。

一、工业革命与媒介劳动观的诞生

“工业革命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1]（7）追溯媒介劳动观的起源，亦复如是。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政经革命和工业启蒙促使劳动发生根本性改变，机器和工厂成为此时最重要的劳动“意象”。[2]

1. 技术创新与印刷劳动

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变革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一些新的劳动角色被“分娩”出来。传统的知识劳动主要依托两个群体：手抄工与学者精英。学者负责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手抄工负责知识和思想的记录、整理、校勘，前者往往比后者更为重要。回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人们往往记住的是生产思想的学者，从古至今，学者们一直在历史教科书中以知识的生产者与思想的塑造者形象被后人铭记。因此，后人在论及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角色贡献时，总是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学术俱乐部及其成員怀有敬意，[3]鲜少对同样作为知识劳动者的手抄工给予重视。

至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商人对经济活动信息的需求激增，“到16世纪中叶，一个真正的‘手抄新闻’行会在威尼斯发展起来”。[4]学术知识手抄工慢慢演变为新闻手抄工。这种转变过程所展现出的微妙之处在于，手抄新闻被商人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这使从事商业信息的收集、获取、传播和交换的活动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作为创造商业价值的劳动渗透进新闻媒介中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新闻手抄工又进一步演变为机器印刷工。社会经济史学家范赞登认为，印刷技术导致社会经济中出现诸如专门以笔著述且以之谋生的脑力劳动者或知识精英，以及印刷出版商等新的劳动角色。[5]（219）虽然古登堡印刷技术早在15世纪中期就出现，但直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煤炭和钢铁业的发展促进了印刷设备的改进，农林业的发展为廉价的纸张提供了保障，交通运输业拓展了书籍的传播范围。在此基础上，工业革命使印刷业变得比以往更发达，城市的印刷厂数量不断增加，社会上对印刷工的需求显现出来，随后印刷工才成为新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一时期的印刷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书籍体现为两种新的知识：“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指导性或指令（prescriptive knowledge）知识”。[6]这两种知识都与技术有关，前者侧重对新技术知识的介绍与说明，以便让新出现的产业工人掌握技术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后者是发明家们对自然科学规律的总结与提炼，寻求在科学规律中发现新知识，只有知识精英才能掌握和运用。命题知识更重视技术实用特性，以有用、便捷、通俗等特点实现知识的普及与扩散。这样，“印刷机引起了命题性知识在成本、生产和交换上的革命性变化”。[5]（220）由于机器替代了人的部分生产能力，印刷劳动的生产能力得以提升，劳动的现代意义及其媒介向度初次显现出来。

2. 政治经济革命与分工制下的劳动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的加速，分工可以大幅提升劳动生产力。工业革命时期的分工结束了以农业为中心的漫长而稳固的劳动结构，劳动者角色、劳动方式、劳动对象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媒介传播而言，因为资本的介入，书籍印刷“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可重复的商品，第一条组装线，以及第一次大规模生产”。[7]欧洲的书籍价格在15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而此时恰是古登堡印刷技术开始流行的时期。由于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的加大，信息的生产与流通加快，书籍价格出现一种技术溢价现象。其突破了原有知识阶层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客观上促使知识的传播更广泛、更便捷，特别是与工业、制造业生产技术有关的知识传播。

另外，此时的印刷业逐渐摆脱政府机构和宗教组织内知识精英的控制，成为一种服务于资本经济发展的产业。当时的印刷工人已为印刷商创造信息利润，并成为传播工业技术的代表之一。到了18世纪中叶，印刷产业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促使“实体的铸造厂、印刷所和办公室纷纷建立起来……印刷商和出版商实实在在地大把盈利”。[8]

毋庸置疑，在新技术、新动能的支持下，印刷业大大提高了对资本的吸附能力，其产出必然大增。“资本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资本投入商业和工业当中，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看法。”[1]（260）这样，传统的手抄工和知识分子的写作劳动受到了新劳动分工的影响，印刷术瓦解并补充了原有的劳动方式，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想混杂着商业的味道，在资本的“开道”下，印刷媒介的劳动铺就了一条新的知识传播之路。

伴随技术创新和经济资本的是政治变革，其对印刷传播产生的影响在于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社会变革时提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不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9]因此，古登堡印刷术所诱发的知识传播必然要优先服务于资产阶级自由社会。

此时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开始走向新的分岔口：一条走向命题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参与者更多的是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底层民众与无产者，这些流入城市的劳动者部分分流到印刷厂以及那些与书籍生产、传播相关的部门，成为印刷产业中的新劳动阶级；另一条则走向指导性或指令知识的技术思想启蒙传播，表现为传播群体由少数的思想领袖扩大至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依赖更多的印刷书籍去从事新的传播活动。由此可见，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塑造了新的大众化知识型劳动方式和劳动观念。

3. 工业启蒙与知识传播

工业革命以科学理性的认知思维和工业实践的方式实现了康德所倡导的启蒙。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工业启蒙的旗手不是那些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们，而是学者—制造商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角色”，[10]16、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是哥白尼、牛顿、伏尔泰，而工业启蒙的推手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等人物。在这类旗手的带领下，知识传播的重点在于它的有用性，在于知识能在社会中形成反馈回路，即知识形成—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改进—知识再形成。为了形成反馈回路，工业启蒙者须以简洁实用的方式传播技术知识，这使得原来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也能适应工业技术的生产。

工业启蒙所建构的知识反馈回路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劳动者能更好地服务工业经济；另一方面由于这类知识简单实用，反馈回路易于形成，这就加速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增进与扩散不再是一种“长期的静态平衡或者极度缓慢的渐进变化”，而是“不时被一波波狂热的进程所打断”。[11]工业启蒙的信念就是人类有能力运用科学理性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与改造，它追求的是“方法论上的理性以及崇尚积极作为而非清静无为的进取精神”，[12]在这种强大的信念推动下，技术知识实现了高效率、有组织、指向明确的传播。

尽管工业启蒙促进了技术创新，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此时繁荣的知识传播仅惠及受到私有制保障的新兴资产阶级。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业革命“在初始阶段摧毁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任由他们在缺乏相应能力和知识的情况下去自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很少告诉他们如何办”。[13]对于工业启蒙中的知识传播，“如何办”“为什么办”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事情，与无产阶级没有关系。一方面，资產阶级在乎的是新产业中劳动者能否熟练地使用新技术进行生产，而不愿意启发他们弄清楚为什么要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究竟归谁；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制度、自身教育水平等历史性条件的限制，劳动者在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是否创造了一个更幸福、公平、正义的社会仍是存疑的。一个印刷工只需负责书籍的物质生产，而无须关心书籍能否惠及自己的心灵与精神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动所得受到当时尚未打破的“工资铁律”（即劳动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不至于死亡的基本生存需求）的限制，争取更多劳动成果的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去追求享有精神性劳动成果的自觉意识尚未形成。

总体上，工业革命时期的媒介劳动尚处于萌芽状态，作为媒介劳动的主体——报刊读者/印刷工不像其他工业领域的劳动者那样感到强烈的革命震撼。

二、信息革命与媒介劳动的二次塑造

如果说工业革命促发了人类物质生产与流通的加速，信息革命的后果不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过度生产与丰盈，而是呈现为“信息超载、控制信息、娱乐内容及其流动的垄断企图”。[14]信息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渠道，还有作为一种劳动存在的媒介化信息，以及它所承载的为人类沟通交流所塑造的媒介劳动方式与劳动观念。此时，传播活动日益信息化为媒介劳动的新景观。

1. 控制论框架下的媒介劳动

信息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劳动意象是互联网和虚拟空间。互联网世界的思维逻辑受控制论思想的影响，即自由要以控制为先。控制论旨在在人与机器之间建立一个具有信息反馈的信息循环机制，它认为“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15]控制论拒绝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分离，信息传播是人、机器与社会共生共存的一种系统性活动。在此意义上，控制论被西方学者视为现代传播思想的源头。[16]（6）控制论企图让人释放更多信息生产与流通的自由，它的解决途径是利用现代数学与物理学原理，以计算机的二进制数值编码实现这一理想化的目标。从本质上说，控制论既重视技术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控制作用，也重视在信息控制过程中人是否享有生产、传播的权利。控制论思想的两面性体现为一种辩证张力，控制与自由并非不可共存，控制为自由“立法”，自由为控制“松绑”。因此，控制论以如何实现信息传播的自由为目的，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类在技术中并通过技术，从一切自然的或社会的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16]（26）从纯粹的技术角度看，控制论思想对信息的生产、传播等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当控制论技术运用于现实的生产时，其不免会僭越技术本身的界限，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由二进制建构的自动化机器，以便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尤其是在资本介入控制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之后，控制论在人的生产、流通领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维斯福特指出：“在生产中，控制论作为一种新的自动化强度出现，用一种新的固定资本改变了劳动过程……它体现为资本销售的加速。”[17]（31）技术加速、生产加速、销售加速，它使人类的生产从区域性上升为全球性的现象，从而形成维斯福特所指称的新的劳动旋涡或旋风现象。在这股旋涡中，不是技术本身在推动人类生产的运动，资本才是这个运动的核心。新的生产方式是机器人性化、劳动信息化，早期依靠体力的劳动方式或与机器打交道的操作方式已得到了改变，数字工匠、网络程序员、极客发明家等成了新一代从事生产的劳动阶级。新的劳动阶级掌握一定的特殊的技术知识，并在资本允许的情况下享有有限的独立性，他们的劳动体现了信息时代资本实现剥削的策略改变：一是改变了传统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以实现绝对的剥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让渡部分利润以求获取更长久稳定的相对剥削；二是新劳动阶级仍是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物质基础的提供者，客观上，“这些平台为数字资本创造了‘自愿’劳动力，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电子工人的低工资剥削”；[17]（85）三是新型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等，以技术制度化的形式重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生活生态，将劳动者的个性化元素融化于技术创新之中，促进信息的生产与流通，为资本增值开辟新道路。

2. 信息劳动力

在信息社会，“信息生产活动在经济价值上的递增价值”[18]（16）备受关注，知识产业以信息化方式发展，信息劳动者活跃在信息领域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非物质的劳动形态造就了新的“无重”经济的产生。空间上，信息高速公路彻底改变了傳统的时空关系，信息的流通远胜于人与物的流动，流动的现代性打破了一切传统生产劳动的界限与稳定。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网络社会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竞争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既不是体力，也不是能源，而是信息”。[19]

然而，信息社会仍旧是商业社会的延续，不过商品化的对象已从一般劳动力转向信息劳动力，以计算机通信业为主的信息产业创造了新的网络无产阶级，其劳动场所是以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通信技术不仅使人与物、物与物相连得以快速实现，还使资本能更便捷地接触和使用全球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资源。资本总是隐身于技术创新之中，信息之所以有用，不仅在于它本身具有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它必须进入商品市场流通起来，并产生相应的交换价值。传播学者席勒指出：“信息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它作为一种有用资源的内在特质，而是其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在被商品化过程中对其生产和交流所付出社会劳动的重新衡量。”[20]对信息劳动的衡量对象不仅指劳动的结果——信息，最关键的是要衡量能够生产出信息的信息劳动力的价值。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不仅要看到受众的传播行为结果为资本创造可能的利润，更要看到受众的传播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劳动力的体现，只有将它商品化了，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传播产品出现。前者是“根”，后者是发展出来的“枝叶”。

因此，信息社会的控制革命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是技术如何适应商业市场的问题，技术的变革始终要基于市场原则，并将之置于中心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商品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18]（162）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由于技术受到市场原则的指导，发展技术也是在培育市场，为人的新生存环境奠定基础，进而使信息生产成为整个人类生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所控制的关键因素是非物质性的信息，“无论是信息处理过程还是信息传播，在它们能够将生命系统从无机的宇宙中区分出来的范围内，都可以说定义了生命本身”。[22]（393）进一步说，人的生命本质特征日趋以二进制的数字符码体现出来，因为人必须在信息技术的牵引下从事新的生产劳动和传播。正因如此，信息革命造就的新劳动力在20世纪快速扩大，克劳利和海尔指出：“20世纪60年代，信息领域（劳动力比例已经超过了40%）甚至已经比工业领域更壮大了，今天工作在这一领域的劳动力占美国劳动人口总数的一半。”[22]（398）由此可见，信息劳动力的形成是历史所趋，不可避免。

3. 信息自由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为信息劳动力实现商品化提供了制度、理念上的保障。简要来说，它们是自由市场与个人主义的结合，“个人的自由选择被看作人类福利最重要的基础，而市场关系被理解为有利于通过个人选择来推动经济”。[23]（10）当然，即便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只是国家干预的对象不应是自由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而为了让市场自由发展、个人自由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因此仍然需要国家通过立法等形式来界定和保护个人及企业的私有财产，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信息的生产与供应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它此时的主要服务对象已经从社会公众转向了公司和资本家群体，“主要用于满足‘私有制的、以公司组织形式出现的、得到政府保护的和以国际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和国家权力的需要”。[24]

对于媒体而言，这些主张带来的负面后果不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取消管制，更重要的是社会管制的取消，进一步削弱了媒体的公共属性，从而为私人资本逐利“开闸”，其中公共职能的私有化或外包、金融行业规制解除等政策的出台对媒体影响甚大。媒体属于社会公共领域，其内容具有公共属性。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媒体集团之间的收购、兼并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媒体的私有化进程，形成了新闻集团、脸书、微软等一些超级媒体平台，垄断性更强。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否定了自凯恩斯主义以来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同时肯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对市场和个人自由的绝对主张。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早期资本主义初始意识形态的现代版”。[23]（105）现代西方经济学将市场理想化、个人自由绝对化，承诺在市场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为全社会带来福利。然而，现实中，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果只是生动地注释了“完成的自由竞争是垄断”这一经典论断。它看似在追求市场的自由竞争，实质上却形成了新的媒体垄断，个人自由也消融于新的虚拟互联网场域之中，最终屈服于大企业的资本控制之中。在数字化生存不断向人类社会全域覆盖并深度渗透的时代，日常的信息生产成为一种劳动的必要，它体现为劳动的“一体两面”，正面是得益于数字技术的普及，背面是作为基础支撑的资本。资本隐于背后，发挥着真正的、实际性的控制作用，正如科兹所言，“新自由资本主义是基于资本对劳动的完全统治”。[23]（35）

三、数字革命与新型的数字劳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技术不再是改良型的发展，而是跨越了稳定改良期，迈向革命性的发展阶段。互联网版图不再是选择性的、分离式的、粗线条式的虚拟空间之间的连接，而是“使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万物互联’成为现实”。[25]数字媒介一方面向人的内宇宙延伸，从人身体的感官向人的内心世界、无意识延伸，人的非理性因素在数字媒介那里得到进一步体现，情感的、精神性的生产遍布数字世界；另一方面又在人的外宇宙开疆辟土，进一步完善机器的自动化功能，人机不分离，重构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在数字技术的改造下，人也是技术控制下的物，物也是技术激活的人格化的主体。数字技术激活了物质，使物的自在性向自为性转变，物获得了属于它自身的自主性。手机作为数字技术所创造的交流场域，成了一切物的能动性交集的场所。[26]日常情景下，永远开机、永远在线是当下人们生存的基本生活状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手机永不止息地生产着商品，流通着商品，消费着商品。手机成为一个人们看不见但又真实存在且广袤无边的世界交易市场，当与人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都集约至手机上时，它“成为世界市场的基因型商品……伴随全球商品流通而来的‘普遍交往’的实际实现”。[17]（93）由此观之，数字媒介活动以算法为技术支撑、以数据作为劳动的结晶，开辟了数字革命时代媒介劳动的新意象。

1. 智能社会的劳动生产

21世纪的数字革命以来，人类越来越向智能化社会迈进，人们有理由相信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光明。而当技术以宰制性的力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控制人们的身体、意识、环境时，人们又无不警惕地担忧技术这个利维坦对人和社会的全面接管。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技术总是在现实地改造着社会，使之越发智能化、数据化。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宽泛意义上的技术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编码重构，人化自然，自然人化，让自在的世界转为自为的世界。“自人类发明言语之时就开始了对‘自在世界’编码（也可称为初级阶段的‘信息化’），从口语到文字、从图像到影像、从VR到AR，符号作为信息的编码工具沿着‘抽象—形象—仿真’的路径演化。”[27]在这条智能化程度逐渐深化的发展道路上，作为媒介的物不断被赋予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的本质力量赋予在物的身上，提高物的自主能动性。以机器在人类生产中的发展为例，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只是物质生产中的一般的物，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机器以外在于人的形态从事生产。信息革命时期，科技发展导致人们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发生了巨变，控制论思想调和了“必然和偶然，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信息和物质（能），系统和集合，历史的和逻辑的，人工的和自然的……自为的和自在的，整体的和局部的”。[16]（28）在控制论的推理中，有机整体联系的思想贯穿始终，在技术层面上，机器与人、肉体与精神、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是不分离的。这一逻辑延续至数字革命，今天的人机交往已经不再是人机分离式的交往，人的感官有多发达，机器塑造的交往场景就有多逼真，全方位的沉浸式的场景体验一方面使人不再与机器有隔阂之感，另一方面又使技术具身之后有了人的某种认知和主体意识。如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机交往的理想模式将进入研究者所设想的那样——“人机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是‘零交互’，没有交互就是最好的交互”。[28]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人机之间的零交互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未来想象，而是一种现实可能。

在这样一个高度智能化的社会里，人的劳动即是机器的劳动，机器的劳动即是人的劳动。智能化的机器不仅是一个劳动的实体，更展现为一个具有人的主体意识的拟态主体。纯粹的实体受制于时空限制，纯粹的虚拟主体易于被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困扰，智能机器人“既摆脱了现实空间的束缚，又减少了虚拟空间的不确定性，将最大限度地还原信息的本来面貌，增强传播主体的信息感知能力”。[28]如何才能使世界做到如此智能化？首要的前提当然是需要具备智能化发展的底层物质基础——通信传输、交换、终端设备、光纤光缆等，但网络的逻辑层或者说代码层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算法是实现智能化信息传播不可忽视的逻辑层。科瓦尔斯基指出，从本源上看，算法的算力强弱取决于它的两个层面：一是解决问题的逻辑知识构件，二是解决问题策略的控制知识构件。[29]不管是早期的霍夫曼编码，还是谷歌的佩奇算法，都离不开这两组构件，它们与底层的物质材料共同构成智能化人机交往的世界。

智能社会情境下，人的生产与劳动发生了巨变。智能化的工业生产、汽车出行、物联网、线上教育……无不成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场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媒介技术体系“构建出端到端的生态系统，数据收集和生产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打造出一个全移动和全连接的智能社会”。[25]智能化的生产、智能化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传统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甚至是情感劳动。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需求，一种出于理性考量之后的算计的劳动，更是一种感性的活动、感情的诉求，甚至是非理性的表达。如果说信息革命时代的互联网已经为草根阶层挑战和冲击自上而下的传统传播体制打开了一道闸门——自由开放、去中心化、用户自主驱动，[30]智能社会的数字革命则让网民的信息创造力和传播力以指数级倍增，自下而上生产的信息不再以结构化形式呈现，而是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其也不再被视为数据“垃圾”，反被视为经济“富矿”“石油”。因为依托云端的存储、超高的计算速度、精准的大数据挖掘等技术，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为人类社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它们是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抓住这些劳动成果，也就抓住了人的本质。

因此，智能社会时代，虽然“充满了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31]但它仍为人类赋予了发展的新方向与新元素。数字技术将传统意义上分离的媒介融合为一体，将人与媒、人与物融为一體，数字化的劳动循着“人—媒—物”融合的足迹逐步彰显出来，并日益迈向一体化。智能社会因技术赋能而产生，又因技术演化而产生新经济活动，它深刻地变革了人的劳动方式、样态，突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劳动世界，改变了传统的相对静态的劳动时间和受限的劳动空间，塑造了一个永动机式的、整体有机联系的数字劳动新样态。

2. 数字劳动的新特点

数字劳动源自人的原始劳动，原始劳动依托人自身的体力直接面对并占有对象。至工业革命时代，技术革命塑造了新的劳动方式和手段，机械化的大生产，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替代人的体力的机器逐渐占据社会生产的中心位置。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机器的功能日趋人性化，技术器械越来越便携式使用，成为人身体的一个“新器官”。而到了数字革命时代，技术设备已全面嵌入了人的生存空间，家庭住所、外出工作、休闲旅游……行之所至，情之所感，言之所指，一切都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与传播。原本机器只是疏远了人与生产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距离，如今，数字媒介成了人与生产对象之间关系的缝合剂，人机合一成为可能，并成为新的生产集散地。数字劳动体现为以下几个新特点。

首先，数字劳动重置了劳动场景的虚拟—实在之间的边界。“互联网以来，人类传播的一个根本变革，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式融合”，融合而成的是一个全新的“即时实践的、虚实混合的交流系统”。[32]现在，新的转变正在出现，这个交流系统正在成为一个虚实结合的劳动体系，它涉及劳动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所谓脱域“脱”的是传统的以物理实在为主的空间和线性演进的时间，脱域之后重新塑造的交流或劳动系统则彻底改变了传统时代相对稳定的固定空间限制和机械时间的束缚，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境遇，解放了人在生产中的时空限制。它挑战了传统时代的社会本体，“数字社交、远程工作、虚拟生存等互联网应用，已由传播搭载社会行动进而逐步成为数字社会行动本身”，[32]社会本体的数字化演变成为必然。

其次，数字劳动的感性实践方式以体验为主。人类最初始的劳动目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直至商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劳动主体除了人，大工业机器也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或机器同时成为商品生产活动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此时，劳动的目的发生了重大改变，劳动被视为商业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必要手段。但传统时代对劳动的理解基本可以概括为劳动者的本质力量以体力或脑力作用于实在的生产对象之上，也就是说，它的感性实践对象以实在之物为主。如今，数字劳动的实践方式却以体验的方式作用于虚拟物。在数字化生产中，处处要考虑场景体验、产品体验、交换行为体验、用户心理体验等。体验，正在成为数字劳动生产中核心的感性实践方式，“一个‘体验’和‘行动’（虚拟实践）的时代才刚刚开始”。[32]未来，在以沉浸式传播为主的元宇宙生存情境中，体验式的感性实践方式正随着数字劳动的盛行而在用户当中得到最大化普及。

再次，数字劳动辩证地融合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表面上，数字劳动是一种虚拟式劳动，跨过了物质的维度，以非物质的精神、情感、意志来实现实践功能。虽然数字劳动对人类交往形态和方式的变革意味着人类交往情境的重大改变，却不意味着它在人类实践本性上的唯物主义起源的改变，虚实混合的劳动世界是人化自然发展的极致状态。因而，“数字交往不是什么‘朝向’实践的交流，作为同一化、内隐化的媒介行为，它就是交流—行动本身，也因此直接涵盖了物质和精神”。[32]数字交流即数字劳动，包括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流，也就自然地内含物质劳动生产和精神劳动生产。

结语

工业革命的机器体系将人类的劳动场所从土地转移至工厂，印刷术促使传统的书籍手抄工转向工厂的印刷工，一种新劳动形态因此诞生。这一阶段，工业启蒙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工业的大生产劳动中，由之引发的知识传播的阶级分化也逐渐显现出来。信息革命则试图将机器人性化，以使机器控制的劳动仍具有人性中自由的特性，但同时要在资本增值的道路上调整发展方向。因此，信息技术在给传播者承诺更多自由的同时，将信息转为一种商品，信息劳动力在西方经济政策的庇护下迈向了垄断性媒体控制。数字革命产生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融合的智能社会，它的生产形态是永动机式的数字化、整体式的数字劳动生产。数字劳动重置了虚实相间的劳动场景，将体验式的感性实践方式置于劳动的首要位置，丰富了数字交流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内涵。

参考文献：

[1] 罗杰·奥斯本. 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M]. 曹磊，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 严鹏，陈文佳. 工业革命：历史、理论与诠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0，65.

[3] L.D.雷诺兹，N.G.威尔逊. 抄工与学者[M]. 苏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0.

[4] J·赫伯特·阿特休尔. 权利的媒介[M]. 黄煜，裘志康，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5] 扬·卢腾·范赞登.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M]. 隋福民，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6] 乔尔·莫基尔. 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M]. 段异兵，唐乐，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

[7] 马歇尔·麦克卢汉. 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 杨晨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219.

[8]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2.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M]. 王章辉，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10] 彼得·琼斯. 工业启蒙：1760—1820年伯明翰和西米德兰兹郡的科学、技术与文化[M]. 李斌，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3.

[11] 乔尔·莫基尔. 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M]. 陳小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34.

[12] 大卫·兰德斯. 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M]. 谢怀筑，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3.

[1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M]. 梅俊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72.

[14]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 沈宏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8.

[15] 诺伯特·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M]. 陈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

[16] 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 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M]. 燕连福，赵莹，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18] 弗兰克·韦伯斯特. 信息社会理论[M]. 曹晋，梁静，李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9]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127.

[20] 丹·席勒. 信息拜物教[M]. 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

[21] Herbert I. Schill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6.

[22] 戴維·克劳利，保罗·海尔.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M]. 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3] 大卫·M.科兹. 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M]. 刘仁营，刘元琪，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4] 刘晓红.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0.

[25] 喻国明，曲慧. 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62-70.

[26] 戴宇辰. “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3）：54-67.

[27] 俞发胜，张唐彪，鲁文禅. 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哲学基石及其实践价值[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4）：5-24.

[28] 林升梁，叶立. 人机·交往·重塑：作为第六媒介的智能机器人[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0）：87-104.

[29] Kowalski R. Algorithm Logic + Control[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79， 22（7）： 424-435.

[30] 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 草根的力量：“互联网”（Internet）概念演进历程及其中国命运——互联网思想史的梳理[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43-61.

[31] 严三九. 融合生态、价值共创与深度赋能——未来媒体发展的核心逻辑[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6）：5-15.

[32] 杜骏飞. 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J]. 新闻界，2021（12）：286-294.

[31] 严三九. 融合生态、价值共创与深度赋能——未来媒体发展的核心逻辑[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6）：5-15.

[32] 杜骏飞. 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J]. 新闻界，2021（12）：286-294.

The View of  Media Labor： The Origin， Shaping and Evolution

LV Zheng-bing（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In commercial socie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irst convergence among technology， capital， and media had taken place. At that moment， the view of media labor was born with the printing work and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policies advocated by Western economies had released huge impetu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en entering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edia capital dominated peopl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directly through differentiated empowerment model， and the labor force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shaped the view of media labor again. Now， intelligent， digital labor has become users' ordinary way of perceptual practice， and it is ubiquitous for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non-material production which are the two sides of labor. New system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private capital lead to a new type of perpetual-motion-machine view of media labor.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pital; the view of media labor; multi-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