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三军

【摘要】不同于当前对期刊集群化发展之路的外部整合思路，期刊联动制作为一种从期刊集群内部来提升期刊自身办刊水平的手段，为集群化办刊机制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思路。而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系期刊则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期刊联动制的产生，源自同一主管人旗下的期刊间拥有共同的编辑场所、灵活的人员、共享的内容、畅通的信息等要素。而期刊联动制具体内容，则包括期刊间的相互派生、相互约稿、相互借鉴、相互推介等方面。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负面效应为容易形成“信息回音室”、文化形象捆绑、商业风险共担。这便提醒办刊者需优化编辑场域沟通环境、创新期刊跨媒介联动机制、注意避免期刊联动负面效应的产生。

【关键词】出版机制 商务印书馆 办刊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6-100-06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6.015

当前我国的期刊业整体上正在朝着集群化办刊的方向发展，如在学术期刊领域，“学术期刊集群化发展已经成为学术期刊增强实力、推动转型、提升品牌的重要途径”。[1]2021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进期刊集群化集团化建设”，[2]我国学术期刊的集团化发展步伐加快。而在大众出版领域，《当代》《花城》《收获》等国内著名的代表性文学期刊，均处于集群化办刊体制中。可见，如何提升期刊集群化办刊水平，是我国出版业界和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

基于此，出版界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纵观这些讨论，更多集中于如何从外部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整合期刊的出版资源，进一步理顺期刊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等，但对期刊与期刊间如何从内部实现办刊手段的相互借鉴和学习、资源的优势互补等的讨论较为缺乏，使得集群化提升期刊办刊水平的效能无法达到最优化。

有鉴于此，本文将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系期刊（以下简称商务系期刊）的集群化办刊手段纳为考察对象，认为在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经营壮大，在商务系期刊间形成了期刊联动制这一办刊机制，期刊间相互借鉴和学习，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提升了期刊的整体影响力。本文将着力探究期刊联动制产生的条件基础、表现形式、负面效应，以期开拓当前期刊集群化研究视域，并为“走上了集团化道路，但并未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3]的我国期刊业提供借鉴。

一、商务印书馆系期刊述略

自1903年5月出版了第一种期刊《绣像小说》之后，商务印书馆在晚清民国时期形成了庞大的期刊群规模，是期刊联动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期刊群有三个特点。

一是规模体量大。据统计，1897—1948年间，商务印书馆创办发行的期刊达21种，[4]最高时同时拥有14种期刊。

二是受众面向多。如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1904—1948），文学期刊《绣像小说》（1903—1906）、《小说月报》（1910—1932）、《小说世界》（1923—1929），儿童期刊《儿童世界》（1922—1941）、《儿童画报》（1922—？），青少年期刊《少年杂志》（1911—1932）、《学生杂志》（1914—1948）、《少年画报》（1938—？），妇女期刊《妇女杂志》（1915—1931），教育期刊《教育杂志》（1909—1948）、《儿童教育画》（1912—？），外语期刊《英文杂志》（1915—1927）、《英语周刊》（1915—1937），面向自然科学的《自然界》（1927—1932），健身期刊《健与力》（1938—1945）等。

三是方向相对集中。尽管面向不同的群体，但期刊基本都是在文化思想范围内，差异性相对较小。《东方杂志》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5]在晚清民国思想界影响力极大；《小说月报》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存在时间最久的文学期刊”，[6]作为由“旧”入“新”转型成功的典范，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发声和传播的舞台；其他如《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尽管面向不同的读者群，但整体都在为新文化发声。

这些特点和当前我国期刊集群的特点十分接近。为数众多的期刊是期刊联动的主体条件，内容类型多但又处于相对接近的领域，为期刊的联动提供了内容“试炼场”。可以说，商务系期刊是一个较好的观察样本。

二、场域共通：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条件基础

“编辑场域是编辑活动展开的时空区域，是编辑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空间形态。”[7]商务系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一编辑场域中一起工作，有效互动，为期刊联动制提供了条件基础，主要集中在物理空间、办刊人员、内容来源、信息流通等多个方面。

1. 共同的编辑场所

共同的编辑场所是期刊联动制产生的空间基础，编辑在其中可实现充分互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为各期刊提供了共同的编辑场所。茅盾1916年年初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提及“编译所在长方形的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厅，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把这些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这个大厅内有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各杂志编辑部，但因各部人数多少不等，而大厅只有如许面积，不能隔成有规则形的小房，只能在统间混合办公，乍一看時，大小桌子横七竖八，挨得很紧，人声嘈杂，倒像个茶馆”，[8]（105-106）显示了商务系期刊在共同办公空间开展编辑工作的情形。高觉敷在谈到内部的工作环境时说，“进馆后，我才知道编译所除哲学教育部外，还有国文部、英文部、数理化部、博物部以及东方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学生杂志社、妇女杂志社、教育杂志社等，集中了专家、学者近百余人”，[9]（348）呈现出编辑场域共通的特点。1921年，胡适应邀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后在《对于商务编译所的意见》中亦提到“现在合百数十人于一室”[10]的编译所办公环境。不同期刊在同一空间办刊，人员可进行密切互动，催生了期刊联动制的产生。

2. 灵活的人员共享

在同一编辑场域中，不同期刊间可形成人力资源的共享，为期刊间的联动奠定了人力基础。商务系期刊实现灵活的人员共享后，大致可分为兼任和流动两种模式。兼任模式指的是一个编辑人员同时在两种及以上期刊开展编辑工作，这两种期刊自然而然可实现联动。如《学生杂志》《少年杂志》长期共用一套编辑人员，朱元善同时编辑三本刊物等。流动模式指的是编辑人员在不同期刊间流动。如王蕴章从《小说月报》流动到《妇女杂志》，后又回到《小说月报》，叶圣陶从《儿童世界》先后流动到《小说月报》《妇女杂志》。而随着期刊间人员的流动，原先刊物的办刊风格自然而然被带到后来刊物之中。

3. 共享的内容资源

期刊编辑进入期刊编辑场域工作后，往往需要查阅参考资料，这是期刊编辑共享的内容资源。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即为商务系期刊编辑入馆后共享的内容资源。涵芬楼成立于1907年6月，《涵芬楼借阅图书规则》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本馆图书馆只备编译所同人编译时参考之用，由编译所监管”。[11]顾廷龙在回忆录中指出建立涵芬楼的编辑辅助目的：“编译所成立后，所中同人撰述书稿，常常要检阅大量的资料，一般可买到的，都为书坊所刻，不敢信，于是先生有访求善本之志。在报上登广告征求，应者接踵而来，积聚既富，遂设立涵芬楼，收藏古今中外图籍以及报章杂志，开始时专供编译工作的参考。”[12]商务印书馆办了大量期刊，这对编辑的文章搜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涵芬楼的建立为馆内期刊编辑提供了大量的内容资源。茅盾在回忆录中提及在涵芬楼查阅资料的情形，涵芬楼成为编辑们查找办刊素材的知识来源地。在编辑《学生杂志》时，朱元善向初任编辑的茅盾提出了刊登科学小说的要求。茅盾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发现两种杂志”，[8]（123）即《我的杂志》和《儿童百科全书》。通过对两本杂志刊登的科幻小说的翻译，形成《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一文，继而刊登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1期）上。茅盾翻译的《履人传》《缝工传》及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亦来源于涵芬楼藏书《万人丛书》，由此衍生出如《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等一些文学评论文章。章锡琛“临危受命”担任《妇女杂志》主编后，迫于稿件的压力，“只得临时抱佛脚，到东方图书馆里找几本日文书籍来，生吞活剥地来介绍一点”。[13]周建人和章锡琛“利用涵芬楼丰富的藏书，译介了一批外文杂志上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14]（66）编辑们在涵芬楼获取知识和素材，使得商务系期刊整体上呈现出“译介西方”和“西为中用”的办刊气质。

4. 畅通的信息流动

促进期刊间实现联动的另一基础，是共同场域内的信息畅通流动。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内，集体编辑制的出现，使得编辑间可进行工作信息的交流。诸多资料显示，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氛围有利于信息的畅通流动。“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百俞、杜亚泉等围坐一桌，构思属笔，每一课成，反复推敲，必至多数认可而后止”，[15]“述作校改，搜罗材料，朝思暮想，不厌其详。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竞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16]这种办刊的物理环境催生了编辑办刊经验的交流。身处其中的高觉敷认为，这样的氛围催生了浓厚的学术气息，使得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从而促进了我科研的兴趣”，[9]（347）这反映出商务印书馆所营造的物理环境对促进学术交流的益处。而编辑们交流的话题亦多围绕工作、社会等展开。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周予同提及，“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办公的地点在一起，那种放言高论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越情形，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17]可见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部畅通的沟通环境，也是促成期刊联动的因素之一。

三、互鉴互动：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表现形式

期刊联动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期刊运营的集约化效应。结合“联动”一词的含义，“若干个相关联的事物，一个运动或变化时，其他的也跟着运动或变化”，[18]可以对期刊联动制进行界定，即若干期刊在选题、运营、传播等方面开展跨期刊合作，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办刊机制，主要体现在相互派生、相互约稿、相互借鉴、相互推介等方面。

1. 创刊与停刊

期刊联动制首先表现在創刊与停刊上。期刊是面向一定的社会群体而创办的，新的刊物会面向新的市场空白点，而“寻找到空白点，新刊才有立足之地；找到了生长点，并成功地嫁接了生长点，创办的新刊就能缩短市场导入期，茁壮成长，迅速占领市场”。[19]反之，如果期刊面向的读者市场萎缩，则可停办相应的期刊，使得办刊资源配置合理，实现灵活办刊。这种灵活的办刊方式在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商务系期刊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旧期刊嫁接出新刊物派生市场生长点。以从《东方杂志》嫁接出来的《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为例，二者都是从其教育、妇女等栏目嫁接出来的新的市场点。而在“一·二八”事变后，诸刊停办，《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又退回《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教育栏”栏目，以填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的市场空缺。其中“妇女与家庭栏”仍由《妇女杂志》最后一任编辑金仲华主持。可见商务印书馆在办刊过程中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实现了办刊资源的集约化运营。

2. 内部约稿机制

内部约稿机制是期刊联动制在内容层面的表现。由于办刊机构内部汇聚了期刊工作人员，他们不但是编辑，对本系统内其他刊物的办刊方向有所了解，同时亦是知识分子，可以撰写文稿，所以，在缺乏文稿时，期刊可不借助外部力量，直接物色内部人员，开展征稿。商务系期刊就存在内部约稿现象。1917年，朱元善主编《学生杂志》，请茅盾写一篇社论《学生与社会》，刊登在了《学生杂志》1917年12月号上，1918年1月又刊登其《一九一八年之学生》。1918年的《学生杂志》亦开始刊登科学小说，茅盾用骈文翻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连载了八期，后又发表了《履人传》《缝工传》、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译作。而这种内部约稿机制还注重长期约稿，如朱元善邀请茅盾为《妇女杂志》长期撰写稿件，孙毓修在《小说月报》上长期撰文。在内部约稿机制中，作者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3. 办刊手法互鉴

在统一的办刊场域中，编辑长期在编译所内进行工作交流，相互借鉴办刊模式，进行办刊手法创新。商务系期刊之间，《学生杂志》推出读者社群作者化措施——成立学生俱乐部后，《小说月报》亦很快推出自己的读者社群作者化措施——成立小说俱乐部；在《学生杂志》推出选题的组织化动员措施——组建作者社团后，《小说月报》亦成立自己的作者社团——文学研究会，《妇女杂志》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会。与其说这些文艺刊物是编辑依靠个人智慧摸索出的运作模式，不如说是商务印书馆为年轻编辑群体们提供了不断摸索办刊方式的试验场，编辑们相互借鉴和学习，进而探索出办刊新机制。由此折射出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群体“认识、学习新思潮，并检讨其如何适用于中国的过程”，[20]而商务印书馆也为编辑们提供了外部编辑场域。

4. 期刊间的相互广告

期刊联动制在期刊传播方面的表现是广告互推，以此实现广告版面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宣传效应的最大化。以《小说月报》为例，据笔者统计，在办刊的23年中，共刊载了其他商务系期刊广告420次（见表1），且广告手法丰富，以目次、特色介绍、临时增刊等方式进行介绍。而《小说月报》更是作为商务印书馆十大刊物之一，被不同的商务系期刊广告。除单纯的商业广告，商务系期刊间还对其他刊物的相关办刊活动情况进行介绍，如发行纪念特号、专号、启事征文等。《小说月报》成立小说俱乐部之时，《学生杂志》对《小说月报》的这种方式亦进行了宣传。[21]期刊互动，助推彼此的舆论宣传阵势。

四、风险共享：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负面效应

这种期刊联动机制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效果恰似“铁索连船”模式，形成了稳固的期刊群，其期刊数量逐步增多，在巅峰时期达到21种。[4]看到其有利一面的同时，亦要注意期刊联动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一是容易形成“信息回音室”效应。期刊编辑们长期处于同一个编辑场域，有共同的知识来源，编辑调动多来源于内部，而信息亦在内部流动，很容易形成“信息回音室”效应，表现出对外界情况的反应迟钝，不利于办刊。“信息回音室”效应指的是“人们会倾向于接触那些与他们既有态度和兴趣相一致的大众传播内容。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避免相反调子的传播”。[22]尽管这一用语常用于互联网时代，但回顾商务系期刊，编辑们长期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办刊环境相对封闭，在编辑部内部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回音室”效应。以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为例，诸多资料显示，当时商务印书馆采取了及时而积极的应对，包括北上取经、杂志编辑换人马等。但亦有资料显示，在新文化运动前，馆内其实已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流通环境，编辑们倾向于接触与自己关注点相一致的大众传播内容，对刊物的认知、对外部环境的判断等都有相近的认识，产生了对外部新动向的集体误判。茅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对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没引起任何震动。当时编译所中一般人认为这是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8]（149）馆内的人员并没有提高警觉，导致对这个事件没有足够的判断与及时谋划。

二是文化形象捆绑。在期刊联动制基础上，不同期刊的编辑人员相互流动，其办刊理念往往在不同的刊物中有相似的体现，这就导致不同刊物会呈现出接近的风格，进而使得社会公众对系列期刊有接近的认知，期刊间共享捆绑的文化形象。

而这种形象的集体捆绑，在商务系期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商务系期刊作为新文化攻击的对象，是共同捆绑形成一个旧文化代表的形象。罗家伦在《新潮》上连发两篇文章批判商务印书馆的期刊群，先是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批判《小说月报》“第一大毛病是无思想”，接着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中直接点名批判商务派系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东方杂志》作为需要批判的“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则被批判为“守旧式”，《学生杂志》“本是一本极不堪的课艺杂志，然而也要帮着《教育杂志》谈谈学理，论论职业教育”，《妇女杂志》是“专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这类的杂志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23]罗家伦的批判，折射出对商务系期刊的整体性认知。

新文化运动后，大量新文学编辑“出走”，商務系期刊的守旧形象影响了征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似乎并不很向往大牌出版机构，却往往与中小出版社有着固定的联系。”[24]鲁迅就曾在1927年11月间与宗教学家、民俗学家江绍原的通信中，谈起翻译宗教学著作出版事宜。他在11月20日的信中写道：“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我想，大抵有些人看看的；至于《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则商务馆即使肯收，恐怕也不过是情面。”[25]在这里，鲁迅认为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图书需用情面来促成，对商务印书馆彼时侧重于图书出版经济效益的倾向颇有不满。茅盾考虑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守旧形象，“《学生杂志》已经不适合刊登的，我就投稿给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26]《学灯》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和陈独秀等新文化先驱就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展过讨论。茅盾写文章介绍契诃夫的《在家里》《诽谤者》等十多个短篇和剧本，介绍列夫·托尔斯泰和萧伯纳，并将文章投到了《学灯》等新文学发表平台。可见期刊联动过于紧密，形象共享，很容易带来风险。

三是商业风险共担。由于期刊长期处于共同的办刊环境形成了“信息回音室”效应，而形象共享又带来相似的办刊风格，体现在销售风险的共担上，期刊成为风险的共同体。商务系期刊在市场中，是作为一个共同的对象被商业对手——中华书局所针对的。中华书局几乎制定了点对点的期刊对抗手段，《大中华》对抗《东方杂志》，《中华小说界》对抗《小说月报》，《中华妇女》对抗《妇女杂志》等。而商务系期刊形象的损耗，直接反映为销售额的整体下降，导致“1917年商务杂志的销售额为14.6万元，而1918年的销售额降为11.1万元，比上年减少了3.5万元。如按杂志平均定价2角算，杂志销量比1917年减少了17 500册。到1919年3月，盘查库中的滞销杂志有11万余元”。[14]（41）

为规避形象共享带来的商业风险，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在新文化运动中，郑振铎为摆脱商务系其他刊物“铁索连船”带来的形象共享问题，在其任主编的第一个时期（14卷1号—18卷5号），仅有两期（15卷6号，18卷2号）各用了一个版面对商务的其他刊物进行推介。相比之下，有8期介绍新文学刊物，以加强自身倡导新文学的形象。还采用代理公司的方式出版，使期刊产品销售不受母体形象影响。如《小说海》就是商务印书馆“顾忌本身牌面不便出头竞争时，即利用中国图书公司的名义来出版的发售”，[27]以“解绑”商务形象，与当时市场上风行一时的《礼拜六》杂志开展竞争。这便过多地牵扯和消耗了出版机构自身的精力和资源。

五、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出版实践意义

通过对商务系期刊的考察可以看到，其对于我国当前期刊的集群化发展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可从联动主体、联动手段、联动效果等方面来做一延伸和探讨。

对于期刊的主管人来说，须尽力优化编辑场域，促使期刊联动制最大限度实行。这部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线下和线上的沟通环境，如营造轻松的工作场景、经常性开展业务研讨会、组织临时性跨部门跨期刊工作小组及内部社交网络或网站、设置内部资料存储和阅览机构、建立灵活的编辑人事调动制度等，以实现选题、运营、传播等的碰撞和内容资源、运作手段的共享。

除直接借鉴商务系期刊互动制外，亦可对数字出版时代具有跨媒介出版特征的办刊手段进行拓展。在数字媒介编辑场域中，除了纸刊，期刊还拥有更加多元的出版形态，如电子期刊、期刊网站、“两微”等，办刊者可开拓更加多元的联动模式，已有一些办刊者在此方面有所拓展：如利用互联网对期刊进行宣传和推广的网刊联动模式，[28]打造“内容+新媒体+拓展活动”的联动平台模式，[29]在新编辑培养、选题策划以及品牌营销等方面开展联动[30]的书刊联动模式，多刊多号的协同联动运营模式。[31]这些新联动模式，一是拓展了与期刊联动的媒体形式，如新媒體、互联网、图书等；二是拓展了期刊与期刊间联动的新方式，如实现统一稿酬、集中评审、共同颁奖的“联动投稿”模式。

期刊在开展联动时，亦需注意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一方面，办刊者需注意在编辑的知识结构上引入新的外部知识源，以破除编辑部内部的“信息回音室”效应，如进行经常性的知识培训、引入新的资料，引进编辑人员时注意专业的丰富性和差异化等；另一方面，须避免刊物间形象捆绑过度问题，注意突出期刊自身的特色，进行差异化办刊，如按照刊物各自的特点统筹稿件的刊发，版式设计上注意风格的差异化。

结语

从对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考察可知，期刊的发展绝不仅仅依靠外部整合就可实现高质量的集约化发展。只有实现期刊间真正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办刊互鉴，才能让集群化效能进一步释放。

参考文献：

[1] 初景利，盛怡瑾. 科技期刊发展的十大主要态势[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6）：534.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EB/OL].[2021-05-18].https：//www.nppa.gov.cn/nppa/contents/312/76209.shtml.

[3] 马茂洋. 科技期刊集团化、集约化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素[J]. 出版广角，2016（3）：15.

[4] 刘兰. 商务印书馆馆办期刊研究[D]. 河南大学，2003.

[5] 陶海洋.《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南京大学，2013.

[6] 董丽敏，等.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5.

[7] 段乐川，王于鑫.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场域论[J]. 中国出版，2021（20）：31.

[8] 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高觉敷. 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 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3[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22.

[11]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04.

[12] 顾廷龙. 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5.

[13] 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G]//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 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2.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462.

[14] 柳和城. 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5] 曹冰严.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1.

[16] 庄俞. 悼梦旦高公[M]//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9.

[17] 周予同. 追念杨贤江[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80.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10．

[19] 李频．期刊策划导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8.

[20] 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妇女杂志》何以名为妇女[J].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12）：14．

[21] 小說月报社附设小说俱乐部简章[J]. 学生杂志，1918（7）：123.

[22] 许向东. 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下破解“回音室效应”[J]. 人民论坛，2020（18）：113.

[23] 罗家伦. 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 新潮，1919（4）：75-76.

[24] 吴中杰. 鲁迅与出版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3.

[25]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四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04-105.

[26] 茅盾.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生活[G]//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 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4．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30.

[27] 谢菊曾. 十里洋场的侧影[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52.

[28] 张晶. 着眼网刊联动建设中国机电信息网[J]. 新媒体研究，2015（4）：52．

[29] 王一琳，王晖娟，尹晓桐，等．多措并举打造联动平台科技期刊管理运营模式探讨——以《无人系统技术》为例[J]．编辑学报，2018（S1）：83．

[30] 刘占伟．工科学术著作出版的书刊联动模式探索[J]．传播与版权，2019（6）：73．

[31] 石婧，周白瑜，孟丽，等．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协同联动运营模式与策略——以老年医学期刊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6）：683．

A Community of Publication and Risk： The Journal Linkage Mechanism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San-jun1，2（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Differing from the external integration of journal clusters， journal linkage mechanism is an internal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journal publishing， which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 publish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journal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typical cases. The journal linkage mechanism occurred because journals had common editing space， flexible staff mobility， shared content sources， and smooth information flow.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journal linkage mechanism included mutual derivation， mutual solicitation of paper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promot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inkage mechanism included the tendency to create "echo chambers"， a bondage of cultural image， and shared commercial risks. These reminds today's journal publishers to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editing field， innovate the cross-media linkage mechanism of journals， and pay attention to aviod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journal linkage.

Keywords： publishing mechanism; the Commercial Press; journal pub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