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之

一

新时期之初的1980 到1984 级，师大中文本科教育都是五年制。这样的制度在当时设计之初有过什么样的丰富考量不得而知，但是与今天的教育学制相比，专业课程时间更长、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更多，却是无疑的。在本科毕业时召开的就业大会上，负责老师都用“准研究生”来激励大家，至少在那一瞬间，我们也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感觉了。

那个年代，出现在本科生课堂上的都是中文系最优秀的师资。除了一批刚刚硕士、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主力担纲的还包括一大批于60 年代中文系毕业任教的中年教师，他们学问扎实，学风稳健，如古代汉语的崔枢华老师、现代汉语的李大魁老师、语言学概论的岑运强老师、古代文论的李壮鹰老师、写作学的侯玉珍老师。50 年代毕业任教的老师则已经是学术带头人了，他们也亲授本科基础课，例如先秦两汉文学的聂石樵老师、邓魁英老师、韩兆琦老师，古代汉语的许嘉璐老师，外国文学的陈惇老师、陶德臻老师，当代文学的刘锡庆老师，儿童文学的浦漫汀老师、张美妮老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的祝鼎民老师，甚至更资深的前辈启功先生、钟敬文先生、陆宗达先生等都还不时举办讲座。这些国内中文的大师级人物、优秀学者从根本上提升了80 年代大学教育的境界，真的让一批本科生找到了“准研究生”的感觉。

那时，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是怎样的呢？可能不同的学科、导师各有特点吧，不过在当时我们的口耳相传中，最有名的说法还是“放羊式”，据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课堂教学，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主要是在谈话、聊天中进行，当然这样的谈话也是不定时、不定点的，常常临时起意，随机而行，甚至主题也不固定、不预设。杨占升老师带领王富仁、金宏达赴史家胡同求教于李何林先生时，可能还有相对确定的时间安排，而王富仁老师在80 年代后期自己指导硕士生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固定的课程了。后来，有其他高校的学者向王老师讨教指导博士生的经验，咨询都应该开设哪些课程，王老师哈哈一乐：“都考上博士生了，还需要我上课吗？！”直到千禧之年我再回师大，师从王老师读博，因为已经熟悉当时的研究生培养规则，所以对课程的按时完成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王老师还是没有开课的意思。学期结束，我未免心中忐忑，找到王老师主动询问课程与成绩的事情，王老师说得轻描淡写：“你交两三篇论文给我，我根据你的论文打个分数即可。”于是，我赶紧上交了早已经写好的几篇论文，王老师翻了翻，一篇名为《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他说：“这一篇就记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课程成绩吧。”另有一篇谈穆旦诗歌创作的则记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成绩，最后一篇《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改革刍议》让老师犹豫了一会儿：“哎呀，我们也没有教育改革之类的课程啊，这一篇就算啦，有两门课的学分就够了！”虽然我对师大的研究生教育方式还算了解，但也没有想到它一直坚持了二十来年，当时还是有点意外的，更没有想到课程成绩甚至课程名目还可以根据学生上交的作业情况灵活确定。80 年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年，在我已经重回师大工作之后，才开始调整和“规范”起来的。

新时期之初，师大研究生课程教育的这一模式当然不只是属于现代文学专业，教过我们宋代文学的谢思炜老师也是出身师大的研究生。他在回忆中提到，师大古代文学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具体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上课是不太多的，也不像后来规定你必须要修多少学分，必须得开多少课。这种要求当时都不是很死。老师就是布置一些这学期要读什么，最后每学期都要提交一些读书报告、小论文”，“那个时候老师指导我们更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和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都可以问老师。像启先生，他有什么想法都会跟我们讲。这种方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很有帮助很有收获的。你会经常接触老师，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也经常会想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听听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也会让我们介绍一些学术上新的观点。没有什么固定的讨论，都是一些日常性的交流，老师也没有要求你必须什么时间要来参加讨论”[1]。

没有了程式化模式的约束，师大研究生的“教育”实际上就是以最灵活多变的方式对人的兴趣、思维的激发，是思想在日常性的滋养中发展，是创造能力在思想的激荡中增长。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为自我的成长随时都可以开始；没有确定的地点，因为生命的感悟需要灵活多变的环境；没有管理制度的僵硬规则，因为人的发展各不相同，研究生、本科生、进修生、旁听生都可能出现蜕变的要求和机缘。是的，师大的教育开放曾经给许多人一种平等的机缘，让他们得以越过层层的关隘，直接受惠于名流大师的熏陶和关爱，让中文教育史上我们这些特殊的“五年制本科生”也大受鼓舞，一度产生了“准研究生”的幻觉。

二

我们都是80 年代与老师们频繁交谈的受益者，现在想来，这种旁听交谈或参与交谈所获得的信息量可能要远远大于今天的研究生课程，它的自由、灵活，它对个性化思想及人的情绪情感状态的宽容，更是后者难以呈现的。

当然，这样的情形能够出现，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老师们的思想交流得允许本科生加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其他场合，老师没有轻视他们，愿意与这些年轻幼稚的孩子分享思想；学者也胸怀宽广，没有把自己封锁在自己营造的小圈子之中。学术交流不分年龄、身份，一律平等。我不知道今天的专家学者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雅量，但至少在80 年代，在我们师长们那里是理所当然的。80年代初，启功先生家是谁都可以敲门而入的。1978 级的赵晓笛就曾在文章《启功先生对北师大78 级学生的厚爱》（收录于周星主编的自印班书《岁月静好，情谊悠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 级3 班40 年记忆》）中回忆，在不胜其扰的时候，启功先生可能阻挡社会上的造访者，在大门上贴出“大熊猫，病了，请勿干扰”，但对本科同学的访问却不会拒绝，他还不厌其烦地为毕业的同学一一题字留念：“我们毕业时，许多同学登门求字，启先生都热情接待，还根据每个学生的毕业去向，选择不同内容的题词，加以勉励。”直到我们的大学时代，都还有机会进入先生的家中。

中青年老师，特别是那批刚刚毕业任教的研究生老师，更是对学生来者不拒。在80 年代如火如荼的思想启蒙浪潮中，在师大校园的许多简陋的教师公寓里，到处都围坐着许多大学生，他们认真倾听老师们的精辟论述，也不时斗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或相互辩驳之后，祈请老师的指点，探寻更有深度的答案。这种求知求真的执着和主动，已经远远超过了本科课堂的学习，就是90 年代以后日渐成熟和规范的研究生课堂讨论也可能无法比拟。因为前者更带有一种由衷的激情，是发自内心的不可遏制的精神的求索、灵魂的探险。85 级本科出身的作家杨葵始终记得蓝棣之老师家的聚谈所造成的精神震动：“蓝老师家里经常坐满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从早到晚。我同寝室一个同学，一天深夜回来，脸上放着光，问他哪儿打了鸡血，答曰刚在蓝老师那儿长谈。那一夜这位同学翻来覆去睡不着，神经病一样地反复念叨：蓝老师了不起。”[2]

思想交流只是自我发展的第一步，迈出了这一步，个人的成长也就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今天的大学生，可能在一开始就被假定为基础知识的接受者，根本与学术的创造无关；只有到硕士研究生阶段，才有了一些个性化的期许；进入博士研究生之后才被赋予了创造的使命。而80 年代的大学教育，则显然打破了这样的标准化程序，老师常常将所有走近他学术领域的学生平等对待，直接从本科学生中物色、发掘和拔擢优秀的学术苗子。受到老师的鼓励之后，本科学生也信心满满，很早就立下雄心壮志，试图在自己喜爱的学术领域中一展身手。这里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时间和教育阶段上的跨越，而是一种学术心性的“养成”。当学术之路不再是个人学习的一种程序化选择，不是未来就业压力的一种解决方式，那么作为个人理想的意义就得到了更多的保留，它首先关乎自我的兴趣、情感的关切，以及生命的目标。在大学，我们常常以羡慕的口吻谈论那些才华横溢的同学，例如陈雷对现代新诗的评论如何得到了蓝棣之老师的褒奖，他本科三年级写下的关于冯至诗歌的论文被蓝老师推荐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我们下一个年级的同学杨葵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关于卞之琳诗歌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来说，是“高不可攀”的核心期刊，对80 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却是完全有机会崭露头角的阵地。每当议及陈雷、杨葵，大家只有赞叹，没有嫉妒，因为这学术上的成果一时也无法转化为看得见的利益竞争，更多的还是个人思想与才华的自由展示。学术，只有在纯粹才华的自我欣赏之中，才会给大家带来情感的愉悦。除了这几位“早慧”的青年学人，我们前前后后的同学徐可、余翔、魏崇武、过常宝、张生、魏家川、叶世祥等也都是少年才子，英气逼人，而1985 级的一批诗人则簇拥在蓝棣之、任洪渊老师的周围，最后形成了当代诗坛上霸气的“新口语诗派”，当然也都是这一思想氛围的正常结果。

曾经的乐群餐厅

曾经的服务楼书店

三

不仅是课外的思想交流，就是原本规范严谨的大学课堂，也因为有这一教育氛围的存在而显得与众不同了。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写作、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及文学概论为主，总体上还是规则清晰的，与刚刚从中学课堂走过来的想象差不太多。但是，进入二年级，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因为现代文学课带来的思想冲击，慢慢地，似乎我们的认知方式、学习方式也逐渐开始了蜕变。

最大的一次震惊出现在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的现代文学课的考试中。应同学们的要求，主讲教师王富仁专门安排了一次“考前辅导”。本来这也是师大中文课的常态，老师们平时授课大多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不过临到考前，一般都不会故作矜持，以莫测高深的姿态令大家精神紧张，他们大多会安排一次“考前辅导”或“答疑”，其实就是划定一些考试范围，让大家放松心情、轻装上阵。每当这个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师也都和颜悦色，对同学们刨根问底的追踪有问必答，对那些明显旁敲侧击的试探微笑回应，也不回避适当的暗示和指引。这一天，王老师的考前辅导也吸引了很多同学，大家一如既往地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和试探，准备在答疑环节连环发问，捕获最充分的信息。然而，就像他的“启蒙第一课”那样，王老师再一次让大家震动不已。

那天，在全班同学热烈的目光中，王老师不疾不徐地走上讲台，翻开一个笔记本，微笑着看了看台下，然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介绍，他并没有和其他老师一样，重复说明考试的意义、回顾学期的重点等，而是直截了当地交代起了现代文学考试应该掌握的题型，包括史实填空、名词解释、简答与论述四大板块，然后继续推进，有哪些史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熟悉，哪些名词解释值得强化记忆，哪些文学史常识可以简要梳理作答，又有哪些重要的论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详尽展开。一开始，大家还只是飞速记录，生怕漏掉了什么暗示，结果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多余的暗示，有的都是简洁明了的陈述。越到后来，大家反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从数量上看，几乎就是一套完整无缺的“真题”，可能吗？王老师的期末考试可能如此宽松吗？待全部问题道完，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该热烈鼓掌还是继续发问，以释心中疑虑。王老师好像猜中了大家的心思，轻轻地合上笔记，讲出了最后的要求：“就是这些问题了，需要大家在考试中认真回答。题目都不难，你们尽可以放下包袱，尽情发挥。如果能够抛开死记硬背，不受教材观点的束缚，特别是能够提出与我上课所讲的不一样的思想，那就是大家本学期最大的收获。”这一句总结真的是掷地有声，言至于此，好像所有的试探、推测都失去了意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见，这就是最后真正的考试，连对老师讲述的习惯性背诵都被轻轻地推开了，而我们也再不好意思向此时此刻的王老师“套题”了。这样的“考前辅导”如此温暖体贴，却又如此严肃认真，它的公开、它的大胆、它的独创、它的严谨，可能在我们考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王老师说完，在同学们的欣喜、感激以及一时还难以表述的新的忐忑中离开了。接下来的那几天，则是我们既兴奋又忙碌的日子，大家都纷纷钻进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尽快努力充实自己，期望在最后的考场上一展才华，赢得老师由衷的青睐，虽然依然忙碌不已，但是与其他的考前状态不同，这里没有了莫名的焦虑，反倒多了几分内在的激昂、几分深切的期待。也是在那一次，我认认真真梳理了对现代文学的思考，勉力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概括和自认为还算新颖的设想，最后得到了进大学以后的第一个高分：97 分。少年人年轻气盛，后来还向王老师发过问：“这3 分都扣在哪里了？”那时，王老师已经对我相当熟悉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还用问吗，怎么可能给出100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