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权 赵瑞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政治的混乱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都属罕见。如果上升到政治理论的高度，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都是打着为民的旗号，但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对社会进行控制，对资源进行攫取，这一过程伴随着权力的扩张和意志的重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格局、权力网络和社会关系。同时，这种扩张和改变虽主动但又非随心所欲，它受制于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又限制了国家权力进入基层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和政府意志又在不断调适着自己，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回应基层的反应。所以说，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上层和下层共同塑造了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只不过上层显得更加主动和明显，遮蔽了下层的反映，但这种下层反映并没有因为外力而停止它的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体现的比较微弱，不易被人发现而已。在此基础上，上下层的合力共同形成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扩展，新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建立起来。在这里，除前文所分析的主动和制约，上层和下层的因素也显现出来，它们的互动不仅促成了新政权在各地区的建立，而且重构了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以贫雇农为基础的新阶层崛起，进入权力阶层，广大农、工、商从业者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社会边缘群体得到改造，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社会关系被颠覆，新的政权组织建立，这不但体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中。可以说，新政权是在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对社会的重构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形成了一种单线直进的国家控制，处于其中的组织、团体、机构和个人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国家烙印，这即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权建设的一大特点[1]。

“现代国家建设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而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不仅向社会渗透，而且还同时要求建立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这是郭圣莉对上海城市社会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里的国家向社会渗透恰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进行着这种渗透，只是国民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共产党却做得更好。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为何它可以而国民党政权却不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个地方，这些问题既有与全国相一致的地方，又有自身的特性，这也彰显了个案研究的必要性，中央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掀起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使国家政权向基层拓展着自己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对这一系列改革既有制约又有反应，这种制约和反应既有制度的原因，又有人为的因素。一方面，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导致了原有士绅阶层的瓦解，但这一瓦解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伴随着旧阶层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的扩展又促使了新的贫雇农阶层的崛起，但由于这种新阶层没有管理经验，他们参与新政权往往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又导致了新政权建设的随意性。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不同角度既助推又阻滞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面对强大的国家意志，这种阻滞显得微不足道，但仍需对其进行细致梳理。如此，才能展现政权建设的复杂性，理解其中的艰难性。

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渗透，这不仅是以暴力革命铲除反动势力，以行政手段废除旧的社会结构的过程，而且也是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和重新建构的阶段。在建构的过程中，新政府积极努力为自己创建合适的发展平台，其典型特征即为国家意志上的重新建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国民政府为此所付诸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破基层的社会基础，企图继续依靠旧势力来建构新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旧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企图与国家意予重建的努力发生抵触，结果导致国家政策变为一纸空文，国家意志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如此以来，社会资源仍集中在传统势力手中，使国家的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也使国民政府所进行的政权建设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国家的触角不能延伸至底层社会，结果出现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越快，底层社会分离越速的怪相[2]。国民党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此问题，才失去了配置资源的能力，导致国家控制力日趋低下。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政治特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才出现了建政过程中的建设与破坏同步并举，即在建构新政权的同时摧毁旧势力，这种摧毁不仅表现在旧机构和旧人员上，还表现在与其相连的社会诸种面相中。与此同时，又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重塑了新的国家理念，对全体社会进行了改造，建构了符合国家政权运转的社会基础。通过这种破旧立新，国家政权向社会全面渗透，国家意志逐步确立，社会得以重新整合。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政权未进入的领域，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国家意志贯穿其中。

新政府的政权建设包括正反两方面，从建设新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共完善了各级党组织，建立了新政权，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开启了民主建政的新模式，社会政治结构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并着手调整农、工、商业，保障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增强群众对新政府的认同感。从颠覆旧政权的角度来看，同样进行了诸多举措，使旧秩序被摧毁，社会环境得到了净化。中国共产党打碎了旧机器，建立了强大的中央，使自己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向地方传达，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建政目标，这种建政的特性鲜明。

第一，这种建政在各地区的开展是以强大的中央权力为依托。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在革命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军事性，它同普通民众对旧政权的厌恶心理合流，因而又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能顺利地将自己的意志推向底层，从而完成社会的重构和政权的建设。

第二，这种政权建设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其开展的过程亦是社会政治化的过程，并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动员。它借助阶级、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使社会的评价标准转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同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从而使社会结构改变。在重构社会的过程中，群众的思想日趋国家化，国家政权完成了向基层的扩张和社会的渗透，建构起社会的政治基础。在新政权看来，一切旧式的机构和团体都必须用隶属于国家的人民团体替代，人民的思想也必须加以改造。在这样的改造过程中，各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革命为逻辑、政治为导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属性逐渐消失，变为一个政治的演练场。如完善经贸制度的诸项措施，并非是单纯地为经济而经济，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巩固政权的意味更浓，对群众的改造亦是如此，并非为单纯改善其生活，而是企图通过这种改造改变原有的阶级构成，增强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如此一来，诸多事物都被打上了严重的政治烙印。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始于解放前，与解放同进，同时又以建政促进解放，带动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在解放中建政是大多数地区政权建设的典型特点。这种建政在解放前后表现出来的差距非常大，解放前，部分地区的县、区、乡已经解放，并初步完成了建制，有限地进行了民主建政，但这种建政是在战争的环境下进行的，时而又被战争完全颠覆。解放后，建政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区划调整也是根据中央的政策和各地区的地理位置进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新政府手里，这与解放前战争环境下，建政为战争服务完全不同。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老区，已经有了前期的执政和区划调整经验，政权建设在众多地区实际只是对解放前进行调整和修补，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重要特点。

三、结语

总之，这一时期，旧有的社会关系被解构，新的政权组织建立并完善，以贫雇农为代表的新阶层兴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