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玉堂富贵图》金梦石

就书画鉴定而言，鉴定者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眼力并非天生，而是靠后天锤炼得来。中国书画作伪历史久远，如晋代张翼便专门伪造王羲之的作品，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假若没有独到的眼力判断便无法鉴定真伪。眼力的养成是长期经验的积累，是从用笔、用墨、造型、结构、色彩、水墨、章法等方面对一位书画家作品的深入研究。我们在鉴定一件书画作品时常会“看走眼”，往往是因为对作者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所致。譬如，我们如果对吴昌硕的艺术演变过程缺乏清晰了解，而是用他60岁以后的石鼓文作为标准来鉴定其30多岁时的作品，很自然就会认为后者是伪作。再如八大山人，60岁前后是其艺术风格的重要拐点，明显表现在笔墨线条的变化上，所以我们要对其艺术风格的变化有非常深入全面的把握和研究才行。

尽管对中国书画的鉴定需要从多角度“进去”考察，但对书画家笔墨线条的研究和把握是彰显眼力的重要体现。我年轻时常随谢稚柳、徐邦达、启功、刘九庵诸先生去博物馆鉴定字画，当博物馆专家把一卷卷字画打开，刚刚露出画面枝干或题诗时，先生们便能迅速而饶有把握地报出画作的作者名字。可见，有真知灼见的鉴定家只要看到画面的一根线条，便能八九不离十地断定出作者。因为作品的线条就像每个人的指纹，独具表征。从线条可以看出书画家的功底、性情、节奏、修为等有自我而又有别于他人的特征。从广义上来讲，中国书画作品的线条反映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哲学、美学以及书画家本人的艺术修养。

如上所言，书画家作品的笔墨线条关键到类似于“人脸”识别系统，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所以，书画鉴定中眼力的要害便在于要看透、吃透、理解透笔墨线条。作伪的人一般在模仿作品结构、布局、色彩等方面都没有大问题，但在表现线条时必然会跟原作不同，且必然有细微差异。这也是鉴定真伪的突破口所在。

自古以来，书画作伪是诸多文玩中最普遍、最泛滥的方面，尤其是明末、民国，乃至近几十年，赝品充斥市场，“吃药”上当者不计其数。究其原因，历来作伪者众多，且老练的画家往往都具备极强的模仿能力，其中之屑小往往以造假牟利；有的甚至形成了造假、贩假、推介的一条龙利益集团：有些是伪造历代大家作品，有些是伪造传世作品极少、鉴定缺乏参数的名家之作。因此，即便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名作，也会在当今专家们眼中产生不同意见。作伪造假成本低、参与人数多、真鉴定家少，加之受众的侥幸心理作祟，每每都会让作伪者得手，并获利丰厚。诚然，古往今来，缺乏严格的监管和惩处等都是造假不禁、打假不止的原因。

还需指出，作伪堆里有高人，例如张大千就是极典型的一位。吴湖帆作为出色的鉴定大家，曾花十两黄金买过一幅南宋梁楷的《睡猿图》，后来发现乃张大千伪造。这当然与梁楷留世作品稀少、缺乏线条及诸多方面的可比性有关。书画鉴定是艰难的劳作，即使鉴定大家也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因此，有些传世名作乃至一些名家的“双胞胎案”“三胞胎案”，也时常在专家之间产生争议。

作品的线条虽能看到本质，但亦非绝对能定真伪。尤其是一些传世极少的名家作品，因缺少充分的比较而无法有绝对肯定的鉴定结果。此外，支撑鉴别眼力的是清晰的目力，随着年龄的衰老而退化。启功先生暮年在鉴定有争议的书画作品时，就有深感目力不济而无法做出判断的无奈。

当下，随着高科技复制技术的不断精湛，单件复印品足可乱真，连线条和内质都近乎一致。好在此类高仿作品同样可以用高科技手段去鉴别，“吃药上当”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目前，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还停留在原始鉴定方式上，我把它归纳为“目测心验”，即通过眼力结合自身经验来鉴定真伪。当然，我们期待更新的科学鉴定技术出现。

《和平颂》唐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