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进路选择

2023-10-28王霞苏甜甜

对外经贸实务 2023年9期

王霞苏甜甜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逐渐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回流等国际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不仅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对国际贸易规则和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对外贸易策略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梳理，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制度和贸易策略的有效调整，帮助中国紧抓时代机遇，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有效跨越，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贸易策略；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规则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全球化进入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再加上科技革命在各地区、各国间的深入影响，国际分工逐渐细化至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半成品、成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商品、服务的回收、处理等方方面面。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和兴起，推动了国际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和繁荣发展，并为各参与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深入渗透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参与体通过国际贸易获益的不平衡，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能够很好参与全球价值链，自由贸易为其提供了经济发展上的支持和对外贸易上的便利，但因竞争力较弱而无法很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逐渐走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应重视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积极调整和引导国内贸易策略、国际贸易政策的修改、完善，开创国际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新局面。

一、中国对外贸易策略发展历程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统制型贸易保护策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明确了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保护倾向。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仅仅局限于政策性开放层面，对外贸易策略主要学习原苏联的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一是“独家经营”。中国不参与任何贸易组织，主要采取“进口替代”型对外贸易战略。二是“高度集中”。对外贸易主要靠行政计划，资源配置完全由中国政府主导，通过采取计划和数量限制手段来干预进出口。

国家统制型贸易保护策略翻开了新中国外贸工作的新篇章，但是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断深入，其弊端不断显露出来：一是中国对基础设备等产品的进口速度跟不上国际市场日新月异的更新，二是完全的进口替代致使国内企业缺乏发展动力，与国际市场的长期脱轨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惨淡。

（二）持续改革阶段——趋于自由化的贸易保护策略

1.有管制的开放式贸易保护策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策略调整的指路明灯，有管制的开放式贸易保护策略逐渐，由“必须由国家统一控制”转变为由“国家统一领导、调节”。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为：对外不断开放市场、鼓励外资进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实现对“两个市场”的开拓；对内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加强对进口市场的管理和限制，改组外贸企业，大力促进贸易顺差。

2.有自由化倾向的贸易保护策略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开始注重进出口的协调发展，逐渐向有自由化倾向的贸易保护策略靠近。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法》颁布，明确了“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依法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这一发展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渐转向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高效的管理模式、优越的经济环境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来吸引和规范的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举措帮助中国实行起自由的贸易保护策略，推动中国实现了进出口总额的飞速增长。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11.35亿美元。1977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举措，次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10.8亿美元，上涨43.7%，对外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飞速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建国初期的10%左右实现迅速攀升（见图1）。

（三）深化改革阶段——逐渐国际化的自由贸易策略

1.“入世”后国际规范化的一般自由贸易策略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改革开放也进入全方位、宽领域范畴。在 WTO 的监督促进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由自主单向型演变为交互多边型，对外贸易范围由货物市场向服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策略逐渐趋于稳定、透明，且更加符合中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 WTO 的贸易自由化方向，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总策略可以归纳为：国际规范化的一般自由贸易策略。

“入世”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举措的践行，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策略逐渐趋于自由化的证明。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为5096.51亿美元，是1978年的24倍，是1950年的451倍。自由贸易策略打响了“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枪，但是受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中国一直奉行“顺差至上”的贸易理念，进出口贸易发展极度不平衡，2001年中国贸易顺差为225.45亿美元，2005年突破千亿，两年后突破两千亿。

2.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适度保护型的自由贸易策略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迎来高潮，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2009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增长率呈“滑铁卢式”下降（见图2）。为适应持续低迷的国际贸易市场，中国开始实施适度保护型的自由贸易策略。具体措施为：一是扩大内需，由“出口导向型”逐渐转变为“内需主导型”；二是稳定外需，优化出口产品市场结构；三是加强市场监管，严格把控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四是重视进口，充分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

适度保护型的自由贸易策略对中国国计民生产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得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但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瞬息万变，发展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二、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贸易核心架构及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国际贸易正逐步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同时国际分工也实现了从以传统的最终品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以增值利益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的转变。国际生产分工模式的深化带来了中间品贸易的稳定增长（见图3），推动了以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价值链为主要构成的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全球生产分工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价值链发展陷入下滑模式，再加上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回流等现象，各国“对外开放”程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竞合时代”逐渐取代“开放合作”成为当今世界经贸发展的主流趋势。此外，以特朗普为首的以倡导双边贸易、双边协议为主的集团化现象的不断出现，致使过去以WTO 为代表的全球多边协议时代出现瓦解迹象，现有的国际贸易策略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各国纷纷重视起全球价值链时代引发的更深层次的国际贸易架构与对外贸易策略的根本变革。

（一）全球价值链重建世界商品贸易新架构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立足于价值链的产品内分工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以产业链为基础的贸易分配体系。具体而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跨地区扎根带来了资源和要素的大范围流动，国际生产分工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中间品贸易比例快速上升，一个国家的最终出口产品通常包含了多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投入，传统的边界上的规则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的利益分配结构。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数据的世界性流动，数字产品和服务成功纳入全球价值链，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国际贸易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工业品等货物贸易扩大至以数字产品和服务为代表的实物型商品贸易领域，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已更加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价值链竞争结构。

全球价值链时代将商品贸易拓展延伸至中间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领域，逐渐将产业链附加值推向知识、资本等高利润环节。以降低跨境流动壁垒为目标的传统国际贸易规则无法有效解决全球价值链时代下出现的有关对外投资、知识产权、数字税等新贸易问题。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新贸易架构的不断调整和深化对各国贸易规则的一致性和兼容性提出了新要求，全球治理规则从 WTO 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传统“边境”策略转向自由/区域贸易协定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新兴“边境内”贸易策略。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架构下，实现产品不同环节和阶段的无缝对接，降低交易成本，是价值链分工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各国在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等“边境内”措施的差异，进而要求各国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乃至各国间标准的兼容性。

全球价值链时代各国经贸规则面临的新调整要求正是源于全球价值链对世界商品贸易架构的改变，使得旧的经贸体系不再适应新的市场发展需求。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中间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领域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2021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达1948.5亿美元，较去年增长26.2%，占同年度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3.6%（见图4）。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发挥贸易大国优势，根据全球价值链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贸易架构，努力调整自身对外贸易策略，推动价值链朝着“多元化”、“本土化”方向不断调整，从而实现价值链韧性的全方位加强。

（二）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架构

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分工体系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分工模式一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和调整也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主，工业化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政策的被动接受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选择利用跨国公司来高效开发和利用自身优势，进而实现了生产环节、生产链条在世界各地的大范围覆盖，以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产品内分工模式已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典型模式。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弱化了传统贸易市场的物理距离和搜寻成本障碍，利用信息技术逐步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开展数字贸易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的科技研发、智能产品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延伸，导致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移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新契机，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提高，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贸易额仍旧占据领先地位，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贸易额日渐增长，有逐渐赶超传统发达经济体的趋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被动摇，全球价值链由发达国家或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垄断局面被渐渐打破。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逐渐拥有了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部分。贸易政策所关注的主体发生改变，各国在制定对外贸易策略时也应有所不同。在全球价值链演进过程中，国际贸易政策的拓展和调整不仅需要顺应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需求，也需要充分考虑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诉求。中国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倡议者，应积极发挥“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正向影响，除了要做 WTO 体系和规则的捍卫者之外，也应该尽可能多地签订小范围的多边协议，代表众多新兴经济体及时对新的国际环境进行回应，东西方共同构建更加全面有效的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三）非经济因素成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元素

无论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或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内贸易，一直都是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为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把生产的各个环节、工序配置在条件最优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推动各国间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获利的不平衡，虽然这种“不平衡”多数忽略了科研、服务等非货物因素，但依旧被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借口，以此稳固在价值链重塑中的主导权。

传统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经济因素，但近年来的贸易摩擦中占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因素变成了文化、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随着与世界贸易的深入接轨，中国的 GDP 总值从2001年的11.1万亿元增长为2022年的121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的政治安全构成挑战，为维护其全球领先地位，美国于2007年开始施行“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处于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围堵状态下的以竞争为主的“战略竞合”时期。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逐渐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对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国家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随着反全球化趋势的不断蔓延以及各地区政治冲突的不断出现，尤其是2022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除了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等新特征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新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断裂风险进一步加剧的同时，区域属性也在不断增强。

以非经济因素为代表的新贸易摩擦的出现导致现有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国际贸易政策难以适应当前的价值链分工模式，面对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复杂，中国应密切关注非经济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断裂风险，积极推动非经济因素被纳入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的考虑范围，避免出现因部分国家滥用而导致的价值链健康问题。中国应努力成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参与者和制定者，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政策体系。

三、国际贸易新格局下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优化路径

全球价值链时代正在潜移默化地重构世界贸易核心架构，当此之时，世界需要更好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国也更加需要。当前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对中国来说，既是对现有贸易策略的挑战，更是一次深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应把握好本次发展先机，以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为调整方向，积极探寻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优化路径，进而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一）以规制融合为核心，推进区域贸易合作

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不仅将国际贸易范围从传统“边境贸易”扩大至新兴“边境内贸易”，还将贸易政策的关注范围从传统的关税壁垒拉向各国间贸易规则的兼容性和融合度。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维护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应带头以新兴“边境内贸易”提出的规制融合为发展核心，积极开展自贸协定谈判、参与区域经贸组织，将价值观、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新议题加入谈判范围，时刻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对已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国应利用本国先进的数字技术帮助成员国进一步简化贸易程序，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合作进而推动贸易和投资的更加自由化发展。

另外，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要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价值观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中国应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欢迎更多国家、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践行“推进‘地球村’建设、实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拓宽与各国间资源配置，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降低中国进口市场集中度，实现进口产品和市场的双重多元化发展，从而减轻全球价值链受国际突发事件等影响的风险。

（二）以贸易平衡为基准，扩大经贸合作范围

各经济体依靠自身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展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国间产业互补，但是由于各地区间贸易协定“准入门槛”以及发达国家“强强抱团”的歧视性现象，贸易利益分配极其不平衡，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业，在国际分工中获得大量好处。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国际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产业结构，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品生产模式。

在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国对外贸易依旧要坚持以贸易策略和结构的中性化、平衡化发展为目标，不断重视和扩大进口规模、开拓和发展更多进口市场，大力开放服务业，扩宽外资进入产业限制。在自由贸易原则与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监督下，实现中国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平衡。另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一员，在积极促进与发达国家间经贸交流、合作共进的同时，也要重视与不同经济体间经贸规则的协调，注意倾听和回应其他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诉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中国资源配置，提升中国的进出口危机应对效率。

（三）以数字贸易为抓手，实现多领域同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承载着无限的潜能和机遇。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基础实力雄厚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增加数字产业投入，大力扶持本国数字贸易、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中国人口规模优势紧抓数字贸易这一潮流趋势，尽快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贸易产业的结构升级，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契机，进而提高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为中国参与共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奠定良好基础。

数字产业作为当下国际贸易发展中冉冉升起的新兴产业，中国应抓住 WTO 允許对本国幼稚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适度保护这一规则，在按照 WTO 基本原则为他国产品、服务、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健康的市场环境的同时，也要基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和机会，利用 WTO 所允许的“例外”和提供的优惠，对中国幼稚产业进行合理范围内的保护，依托相关政策优势帮助中国数字产业和数字企业尽快崛起和立足，积极开发和支持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创新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对外贸易新优势的形成。此外，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数字技术等高质量产业的恶意打压，中国政府应及时出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的保护贸易策略，对内扶持新兴产业和数字企业，对外积极沟通共建友好国际贸易政策。中国应在合理范围内对国际贸易框架下的各类产品出口、对外投资、税收规则实行一定的政策补贴和优惠，注意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政策手段的灵活性，正确把握贸易保护、贸易自由和 WTO 规则三者之间的合理平衡，为中国幼稚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强有力后盾。

（四）以高质量对外开放为引领，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

面对当前国际贸易政策体系出现的各种挑战，世界经济进入“政策体系重塑期”，尤其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对国际贸易政策更是提出诸多新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在参与此次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作为贸易大国的全局观和系统观，综合考虑国内贸易策略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协同配套，实现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策略的高质量融合、协调，并通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体系、推动更高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在深入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同时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和全面融合。

自“入世”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自由贸易策略，并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进一步提高自由化程度，直至实现 WTO 规定的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全球价值链时代下，中国对外贸易依旧要以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目标。“开放市场”是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前提，但“开放程度”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情况。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导向有利于中国快速实现强国战略，所以中国的开放策略应该着重于对以上产业领域的扶持。此外，中国要合理运用贸易策略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共建两者间互利共赢的友好局面，进而推动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和数字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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