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寿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惠州 516057）

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受资源禀赋限制，大多通过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输出实现崛起，从而奠定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从中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以2021 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前十强为例，沿海省级行政区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为489370.98 亿元，其总量是非沿海省级行政区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的2.34 倍（非沿海省级行政区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为208814.23 亿元）。由此可见，沿海经济带发展深深影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广东经济的发展。然而，广东在取得地区生产总值连续34 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却处在低位运行，其面临怎样的困境，以及怎样协调并加快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

一、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指明方向

为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广东从协调四大区域均衡发展角度出发，相继出台有关政策，从2017 年《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 年）》首次提出建设沿海经济带，到2019 年《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将广东沿海经济带打造成为世界级沿海经济带，再到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强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功能定位，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的共同目标是助力广东沿海经济带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强调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当下，仅靠广州、深圳两市“一枝独秀”还远远不够，统筹广东省级层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都市圈区域合作机制的能动作用，加快补上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各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进而实现广东沿海经济带各市“共生共赢”。

（二）江苏“1＋3”功能区战略实施，为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提供借鉴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广东和江苏两省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240733.87 亿元，两省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05%[2]，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角度来看，两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较为明显，据广东、江苏统计年鉴（2021 年）获悉，广东省各地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4000 亿元的只有5 个，10 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在2500 亿元以下，甚至还有部分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刚突破1000 亿元，而江苏省只有3 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小于4000亿元，而且这三座城市在2-3 年内地区生产总值有望达到4000 亿元，具体内容如表1 所示。

表1 2020 年广东和江苏两省各地市国内生产总值比较表

由表1 可知，广东和江苏两省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近似梯度差异，但总体来说，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较为均衡，还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根据辐射强度由内向外递减的理论[3]，江苏省以扬子江城市群为核心打造大都市区（苏南），以沿海经济带、淮生态经济区（苏中）和淮海经济区（苏北）为增长极，从而构建“1（核心）＋3（增长极）”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结构，不仅突破现有地理行政边界，还对相关增长极的产业空间布局、功能区调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园区、深度挖掘区域特色与自然禀赋和持续减贫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从而为省级层面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三）“双核”驱动战略，为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通过对比广州-深圳两市近二十年经济发展变化可知，2002～2021 年间，深圳市GDP 平均增速高达14.89%，分别比广州市（12.37%）和广东省平均增速（9.6%）高出2.52%和5.29%，如图1所示。

图1 广州-深圳两市近二十年经济发展对比图

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30664.85 亿元，位居广东省，乃至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之首。之所以发展潜力强劲，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毗邻香港的优越地理区位，为确保深圳市担任改革开放“探路者”角色和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国家先后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 年）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20）等国家级区域性政策，明确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作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之一。与此同时，深圳市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重磅式配套政策和开放型经济结构，全面开启对口汕头市（粤东省域副中心）深度协作，此举不仅为粤东沿海经济带城市的发展带来跨越式发展新机遇（如区域重大平台对接合作、建造广州深圳一小时交通圈、携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而且有利于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如通过实施“总部在深圳，基地在周边”的产业转移模式，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以达到培育和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盘棋”。广州市作为广东省最早的一线城市，系我国四大全球城市之一，但由于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庞大（2021 年为124369.67 亿元），广州市地区产总值约占全省地区产总值的比重约22.7%，首位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9 位，如表2 所示。

表2 2021 年度全国部分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表

近年来，在打造强省会城市的背景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再次重申，以支持深圳同等力度支持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并进一步强化省会城市功能，此举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强化省会城市功能，关键是就是争夺存量（南沙区对新引进及认定的总部型企业，连续三年给予最高2000 万元的落户奖励）和做大增量（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比如：小鹏汽车获广州开发区管委会40 亿融资），不断增强广州市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对口帮扶湛江市（粤西省域副中心），进一步加强广州市对粤西沿海经济带区域辐射力，全面加强产业合作和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粤西沿海经济带融入珠三角使它们空间距离感变得越来越“小”和让粤西沿海经济带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度变得越来越“大”，协同推动粤西沿海经济带打造世界级沿海产业带[4]。

二、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沿海经济带高铁与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薄弱

据《2021 年广东统计年鉴》获悉，核心区（广深两市）与广东沿海经济带生产总值差距明显，核心区（广深两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7.6%，其地区生产总值是广东沿海经济带的3.6 倍，由此说明，“低位运行”的广东沿海经济带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广东沿海经济带高铁和高等教育发展困难重重，如广东沿海经济带2021 年实现“市市通高铁”（比江苏省晚了2 年）和广东沿海经济带2021 年实现“市市有本科院校”（比江苏省晚了7年），再加上相对封闭的地域文化，传统产业发展饱受科技、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制约，导致广东沿海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低（比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8.76%）和工业化进程缓慢。以汕头市为例，虽作为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但自1980 年建立特区后的15 年以来，汕头市对外交通只有一条广汕公路，直至1995 年后才结束汕头市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时隔19 年后汕头市终迎来第二条过境高速公路——汕昆高速（汕头段仅有8.1 公里），再到“十三五”期间，汕头市才真正启动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由此可见，广东沿海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则仅凭广东一省之力进行统筹规划（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等经济弱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则由国家层面统一部署），可供支配财力较为有限，汕头市从“省尾国角”到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仍重道远。

（二）沿海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不容忽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紧扣“三大变革”为核心，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可见，优化产业结构，既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从“十三五”开始，广东区域经济政策重心开始向沿海经济带倾斜，作为广东省域副中心的汕头和湛江两市，2021 年两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929.87 亿元和3559.93 亿元，比2011 年分别增长2.09 倍和2.08 倍，年均分别增长8.71%和7.68%。虽然汕头和湛江两市的生产总值逐年稳增，工业生产水平也保持平稳增长，但与国内其它省域副中心相比，仍存在产业与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两市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各产业之间能够相互协调是判断一地区产业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之一[5]，据汕头和湛江两市近十年三次产业结构间的比值分析可知，两市三次产业结构的变迁基本吻合，即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并最终实现以第三产业为主体，汕头和湛江两市的产业结构大体上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总趋势。但据表3 和表4 比较分析可知，作为粤东省域副中心的汕头市，三次产业结构的比值由2012 年的5.8 ∶51.5 ∶42.7 变动为2021 年的4.3∶48.2∶47.5，2019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比第二产业高出0.5%（正式迈入服务经济时代），说明汕头市应以持续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打造千亿产业集群为目标，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强市富民”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作为粤西省域副中心的湛江市，三次产业结构的比值由2012 年的20.3∶42.2∶37.5 变动为2021 年的18.0∶38.6∶43.4，就业人员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非常高（以农业生产为主），应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如湛江对虾、徐闻良姜、廉江红橙等），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价值优势，加快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特色农业迈进。

表3 汕头市近十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变动趋势

表4 湛江市近十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变动趋势

2.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定义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核心观点就是产业结构动态均衡[6]，因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TL 指数）考察汕头和湛江两市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其表达公式如下：

其中，TL 表示泰尔指数，L 表示地区总产值，Yi表示总就业，Li表示各产业产值，表示各产业就业人数，表示产业部门[7]。根据2011-2020 年有关数值，可推算出部分部分省域副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如表5 所示。

表5 汕头、湛江两市泰尔指数对比

据表5 可知，2011-2020 年期间，汕头市TL指数保持平稳发展，而湛江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进入2019 年后，TL 指数下降至0.14，这主要是由于“十三五”期间，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转变，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值比重有所下降，同时，随着国家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各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充分发展，政策保障、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步伐加快，使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化目标，TL 指数逐年下降（当TL＝0 时，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三）不同区域经济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为更好地区别不同沿海经济带发展状况，选择广东沿海经济带①广东沿海经济带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湛江、茂名和阳江。、江苏沿海经济带②江苏沿海经济带包括：连云港、盐城和南通。、山东省沿海城镇带③山东省沿海城镇带包括：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东营和滨州。和辽宁沿海经济带④辽宁沿海经济带包括：大连、营口、锦州、丹东、盘锦和葫芦岛。，因此，对四个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状况逐一分析，并从中得出有益于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的有益启示。

1.从沿海经济带GDP 总量方面来看

广东沿海经济带GDP 总量略高于辽宁经济带，却低于山东沿海城镇带和江苏沿海经济带，由于山东沿海城镇带有青岛这一核心城市的加持，使其2021 年GDP 总量分别约为广东沿海经济带的2.8 倍、江苏沿海经济带的2.2 倍和辽宁沿海经济带2.9 倍，如表6 所示。

表6 沿海经济带GDP 总量和常住人口数量

2.从沿海经济带人均GDP 总量方面来看

由于广东作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区域之一，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广东省已成为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区域之一，据2021 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数据获悉，2018-2021 年期间，广东省常住人口净增336 万，人口密度为全国的4.8 倍[8]。2020 年广东沿海经济带常住人口总数约为3378.88 万人（占广东省常住人口数量的26.64%），其常住人口数量约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1.8 倍，但由于广东沿海经济带人口基数大，以致在人均GDP 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人均GDP 比广东沿海经济带高出24239.73 元，如表7 所示。

表7 各经济带占所在省比重和人均GDP 情况

而江苏沿海经济带虽只有3 座城市参与，但其地区生产总值却高于广东沿海经济带（7 座城市）和辽宁沿海经济带（6 座城市），说明江苏沿海经济带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港口资源、国际化的民航机场和便捷的城际铁路）和扎实的产业规模（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2.3%，分别比广东省和国家分别高出16.3%和17.3%），且随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9]和对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纵向深入，将进一步提升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质量，届时与广东沿海经济带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广东沿海经济带GDP 占所在省比重由2017年的14.01%下降到2020 年的13.36%），因此，激活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潜力已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命题。

（四）沿海经济带区域合作有待深化

我们以潮汕揭都市圈为例，虽然从省级层面上已将建设潮汕揭都市圈纳入广东省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但作为与深圳同时设立经济特区的汕头市，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缓速增长状态，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虽有“核心”城市之名却无“核心”城市之实。虽明确汕头市作为潮汕揭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但因行政级别方面，各成员城市都是平级单位，加上汕头市经济上缺乏明显的产业辐射力，使汕头市在“圈内”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尤其是区域产业分工、城市“断头路”、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方面，若没有上一级单位的行政协调，很难形成产业布局方面的统筹管理与生态环境方面的共同保护。

二是忽视地区信用形象建设。自1980 年汕头市正式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凭借“特殊经济政策”优惠和华侨回乡投资建设热情，一度让汕头市成为粤东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头羊”。1998 年，汕头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125.05 元，高于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8.87%，基本上与广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持平，但从2000 年开始，由于汕头市涉及国家“807”特大涉税案件，使潮汕地区信用形象遭受严重打击，直至2003 年，汕头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98 年水平，而到了2005 年，国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汕头市的10.61%，同时，到了2020 年，广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汕头市的1.77 倍，具体如图2 所示[10]。

图2 三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三是潮汕人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自1965 年开始，国家对汕头市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汕头专区由原来的16 个县（市）陆续分出梅县专区（1965 年）、汕尾市（1988 年）和揭阳市、潮州市、汕头市（1991 年分置设立），现在的汕头市在原有下辖三个县（潮阳县、澄海县和南澳县）发展到6区1 县，分置管辖后，潮汕揭都市圈各地市对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都有独立的行政管辖权。由于潮汕人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自己人”理念贯彻于各行各业，所以，汕头市分置设立后，易在潮汕都市圈产生各自“爱自己”的文化理念，以致无法有效地凝聚潮汕商帮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

三、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一）夯实主体责任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要发挥“圈带融合”功能，避免圈内“单打独斗”，有必要打破行政壁垒，建立沿海经济带联席会议制度。具体做法是：以省域副中心城市（汕头市和湛江市）为核心，建立具有操作性和约束性的联席会议制度，并发挥如下功能：（1）入圈：对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方案。广东沿海经济带面积48089.59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26.8%）、“圈”起3208.5 万常住人口（约占全省常住人口25.4%），“两圈七市”的区域一体化，旨在从更大空间尺度上优化配置资源，形成了产业生态圈、交通便捷圈和幸福生活圈。（2）出圈：强化“一盘棋”建设思路。由沿海经济带各地市主要领导定期（非紧急）或不定期（紧急）参加联席会议，以相互协同与沟通的方式审议经济带重点合作事项，并找准自我坐标和达成一致方案，如胶东五市成立联席会议[12]、苏锡常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13]和杭州都市圈市长联席会议[14]等，有鉴于此，广东沿海经济带两大都市圈（汕潮揭和湛茂）应强化“一盘棋”建设思路，以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和互补性，全力打造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都市圈区域合作典范。（3）谋圈：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动力源。面对广东区域发展失衡局面，应及时制定“圈内”新一轮发展规划，明确“圈内”各市要切实承担产业转型升级责任感和区域协调发展紧迫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积极对接“双核”，驱动“双副中心”增质提速

广州和深圳两市作为广东省经济体量最大的两座城市（2021 年广州和深圳两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47.4%），“双核”极化现象十分明显，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双核”由于具有极强的要素吸附效应，同样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11]。2017 年，为促进广东沿海经济带成为重要增长极，广东省政府在《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年）》中正式将汕头和湛江两市确定为省域副中心。但近五年以来，“双副中心”虽实现了稳定增长，但经济总量仍处于低位运行，尤其与“圈内”各市地区生产总值相比，其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力差距不大，但与“双核”对比，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呈现出差距逐步扩大趋势，如图3 和图4 所示。

图3 广东四市地区生产总值对比示意图

图4 广东四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图

为此，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2021 年1 月广州、深圳分别与湛江、汕头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意味着“双核”+“双副中心”发展模式正式启动，“双副中心”应尽快制定对接“双核”实施方案，对标对表推进硬件建设（如：交通基础设施互联、开启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牵手大型央企共建世界级产业新城等）和软件建设（如：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产业规划与布局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等），全面提升“双副中心”综合服务能力和不断增强“双核”驱动“双副中心”内生发展动力，使“双副中心”产业加快聚集、交通网络提档增速，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做好经济带建设“加减乘除法”

广东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最好区域之一，要推进广东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运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做好广东沿海经济带营商环境建设。

1.以加法倍增产业供给

一是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0 年，汕头市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纺织服装、化工塑料和工艺玩具）规上增加值为379.13 亿元，约占全市规上增加值的54.8%。而湛江市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石化和造纸）其产业值573.31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47.7%。由此可见，两市的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占比仍然居于高位，在贡献经济总值的过程中，两市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对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汕头和湛江两市应尽快制定传统行业转型发展攻坚方案，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引进先进科技项目及技术改造，从而实现传统产业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而广州和深圳两市在高新技术、智能制造和现代物流业等方面具有产业优势，因此，“双核”与“双副中心”联动发展时，既要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如汕头5G 产业链），又要做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湛江5G＋智能制造）。

二是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错位发展。鉴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作为公有投资的直接来源，政府投资应投向具有公益性质的非经营性项目（如：公共基础建设、社会公益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从而建设更有利于投资的营商环境，但民间投资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虽先天发展基础不如政府投资，但其独特作用是政府投资无法替代（广东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由此可见，想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政府应破除各类隐形壁垒（如融资贵、玻璃门等），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产生长期的挤入效应。二是民间投资应坚持错位发展，从自身优势资源或优质项目出发，如从而挤入更多的私人投资的现象。三是倡导民间投资助推经济带产业发展。因此，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广东沿海经济带城市应高度重视发展资本市场工作，出台全方位政策（如企业上市奖励办法、帮助企业熟悉上市政策及流程、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和打造综合性金控集团等），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强化企业综合成本压减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2.以减法做好简政放权

疫情当前，为减少人员聚集性活动和降低人员流动性，“云招商”“云签约”“云上会”和“云审批”等模式不仅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新法子”，也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新的空间。据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2022 年9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600 万户，市场主体数、企业数等关键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15]。因此，做减法就要推动简政放权，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首先，能减则减，不能减则并。减就是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汕头市作为粤东省域副中心城市，近年来，通过对标对表补短板，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以工程审批为例，对标广州市工程审批分类做法，汕头市对政府和社会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分别压缩至42 和30 个工作日以内（广州市对政府和社会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分别压缩至80 个工作日以内和35 个工作日以内），其审批效率分别提升47.5%和14.3%，并对减不下来的，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以上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只是汕头商事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在《2021 中国城市营商硬环境榜单》和《2021 年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汕头分别获得第36 位和优秀等级，由此可见，汕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成果显著。其次，降本减负迸发企业创造活力。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关键任务是加快推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受经营环境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面临“人工难招、订单积压和资金周转难”等困境，广东沿海经济带城市已结合地方实际出台惠企措施，如：汕头市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 年2 月）、汕尾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降本减负工作方案的通知》（2020 年8 月）等，广东沿海经济带城市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点，多措并举扶持企业共渡难关。如近年来，汕尾市在地方财力相对吃紧的情况下，坚持以“放水养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融资成本、人工成本和用能用地成本等四个方面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从而实现2021 年汕尾市GDP 增速全省第一（比省平均同比增速高出4.7%）。

3.以乘法优化政务服务

一是奠定优化服务的“乘法”理念基础。从表层上来看，“放管服”改革是政务流程再造，而从深层次来看，“放管服”则是以正视问题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对于广东沿海经济带各市来说，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低位运行（近十年GDP平均增速低于全省0.37%），优势产业缺失导致人口吸附能力弱（沿海经济带各市2020 年人口流失超500 万人）和科技经费投入不够高（科技经费投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这些短板，与广东沿海经济带营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沿海经济各城市扎实推进商事改革，如汕尾市推出“善美店小二”小程序，企业办事只需一次登录，即可享受“一站式”办理政企服务、融资和诉求等多项服务的优质体验；潮州市为进一步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开设“潮商通”专区，将企业平均开办时间由原来的5 个工作日压缩至1 个工作日等，广东沿海经济带城市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达了做好优化营商环境“乘法”的决心。

二是以优化服务“乘法”理念“乘”出效率。如茂名市出台《当好服务企业“店小二”工作方案》（2021 年1 月），以“四最”（即最优流程、最简手续、最小成本和最短时间）理念寓管于服，努力在优化服务做“乘法”，持续优化茂名市营商环境。据《2021 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协调发展指数报告》获悉，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两个指数方面，汕头市取得全省第一位的好成绩。营商环境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热情周到的“店小二”精神不仅体现政府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决心，更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如开展党员服务岗、基层窗口单位星级岗位评比活动、首问责任制、政务周六延时服务和“互联网+政务”等一系列服务流程改革，让企业和群众一次性办成事，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的同时，实现企业获得感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

4.以除法推动绿色发展

基于均衡发展与环保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无节制索取自然资源”的传统认识，更要求从思想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十三五”期间，汕头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16 年的2097.48 亿元增长到2021 年2929.87亿元，增长高达39.7%，并被定位为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2017 年）。同时，在做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把环境保护置于重要位置，练江海门湾桥闸国考断面达到地表水环境V 类标准，水质逐日改善的背后体现汕头市绿色发展的决心，“十三五”期间汕头市累计投入332.6 亿元，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顺利入围第三批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2020 年）。但从广东沿海经济带各市废水排放总量（亿吨）来看（如图5 所示），广州和深圳两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赢，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汕头和湛江，废水排放总量（亿吨）分别比2014 年同比增长18.75%和11.70%，并且从变化对比图可知，粤东沿海经济带废水减排效果优于粤西沿海经济带。

图5 广东沿海经济带各市废水排放总量（亿吨）变化对比图

有鉴于此，广东沿海经济带各城市应以实际行动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扎实落地，采取多种措施对水、大气、土壤三大污染防治开展一系列综合整治工作，如设立百亿元种树治水专项资金、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出台环境保护负面清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沿海经济带城市只有汕头市（2019 年）和茂名市（2022年）[16]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和建立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追责问责制度、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处“惩罚性赔偿”等，促进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优化广东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