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顾卓，孙馨

1.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2.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澳门999078

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38号文件，将“学生装”描述为学生统一穿着的“制服”，并统称其为“校服”。校服通过具有明显辨识度的统一着装，表达着秩序、纪律、行动统一、集体归属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目前，国内多数中小学均有校服制度的实施，部分大学或职业学院也设有学校、学院或专业属性特色的统一服装。

以往文献中，研究者们多提出校服应注重美感、时尚性、个性化，认为这是校服亟待解决的设计“洼地”。然而回归到校服作为“制服”的本质属性，则更需解释的是校服的核心功能是什么，缘何校服在外观设计上多年以来仍维持现状，其设计动因与机制是否决定了某些要素的选择要优先于其“时尚性”设计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从符号效用的角度对校服的设计现状作出解读，并对其设计动因与机制展开探讨，这将有助于在校服设计实践时避免陷入主观判定的“外观优化”误区。

一、中小学校服相关研究与观点

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国外多个研究者认为校服实施会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课业表现和行为约束，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状态的专注[1]，也可提高学生出勤率[2-3]，以及学生会表现出更好的课堂纪律等[4-5]。以上文献观点多数认为校服在学校管理、学生学业表现方面的效用是积极、正向的。

也有研究者认为校服实施对学生纪律改进、成绩提高等方面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甚至具有反向影响[6]；部分学生家庭还会因对校服的购买而造成经济困难[7-8]，相较于因“高品质设计”而带来的高价格校服，“高性价比”规则对于校服设计则更为重要。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校服可能会限制学生的自由表达[9]；以及“统一性”会使在校生活变得无聊，甚至会引发学生对校服这一象征“秩序”与“权威”符号的抵触等激进行为而导致辍学、转学等事件发生[10-11]。

还有研究者从青年学生对校服的情感态度展开研究，认为女生对校服的接受态度高于男生[12]，女生通常认为校服更能带来自豪感、集体归属感，男生则认为校服是限制自由的象征[13]；也有学生认可校服会有助于减少同学间的欺凌和戏弄，提升同学间的公平性[14]。此类文献可视为是从“情感动机”角度对校服效用展开的论证。

国内校服相关文献及报道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出现[15-16]。多数研究者都提及了校服的教育功能，包括教育秩序的强化功能、道德的涵育功能、审美的化育功能、健康心理的培育功能、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功能等[17]，以及校服可以直观诠释校园文化、提高师生凝聚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等[18]。此外，校服还有利于良好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营造，和对学生协作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感、互尊互重精神的培养和自我约束力的提升等。同时，校服制度实施还可以有效减少学生间的攀比，提升教育公平性，减轻学生心理压力和负担等[19]。

对校服存在的问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探讨款式趋同化、单一化而抹杀了审美个性，使学生着装兴趣降低，从而导致校服意义的消减[20]-[21]，校服在青少年心中成为“统一性”和“秩序性”的标签，从而产生抵触情绪[22]；同时，校服选择多由校方主导，学生选择权力小、参与感低等问题[23]。

以上论述可见，国外研究多将重点放在校服“管理、监督”等功能属性上，围绕校服实施与学校氛围、学生行为、学习效果的关联性讨论，且持正向观点者居多。也有从“情感动机”角度的研究，如穿着校服会产生自豪感和集体归属感等。反向观点也多集中在“管理属性”上带来的负向效应，即校服作为校园监督、管理的外在符号，在推行“过度”的情况下会导致学生对管理制度的抵触等观点。国内研究者普遍认可校服的正向“教育功能”，但认为存在的问题较多集中在服款式单一、审美性弱、缺乏时尚感，以及质量问题、选购过程缺少参与等问题。对校服的设计建议也多数集中在机能性、实用性、时尚性、审美性及对传统文化的体现等，而未对此设计现状存在的根本原因作出解释。

二、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小学校服穿着观点调研与分析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对中小学校服的利益相关者——学生、教师、家长对校服的穿着观点进行论证与补充。扎根理论是源于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在医学领域观察而获得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论建构方法[24]。目前较为常用的三种扎根理论方法除Glaser 和Strauss 于1967年提出的经典扎根理论（CGGT）外，还包括1990年Strauss 和Corbin 提出的施特劳斯扎根理论（SGT），以及2006年Charmaz提出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GT）[25]。该三种理论体系均源于符号互动主义，皆阐明了一个从归纳逻辑开始，包括同步数据收集、分析，以及结合比较和备忘录写作、抽样理论和构建的全过程[26]。哲学视角的经典扎根理论是基于后实证主义本体论和客观主义认识论展开，该本体论假设存在一个可以客观观察的有序现实世界，并强调归纳、演绎或逻辑溯因，该认识论假设研究人员与正在研究的内容是分开的，旨在无偏见地发现新知识。

基于此，研究首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对10名中小学生、10 名家长和5 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获取基础信息素材。访谈问题为“你认为中小学校服有无实施的必要，为什么？”“你认为现下中小学校服设计的优缺点是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访谈采用线上或面对面形式，访谈时间为每人15 分钟左右。之后，将收集的受访者原始语言与观点资料作为素材基础，通过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寻获可反映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进而通过分析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理论，具体执行如下。

开放式编码：首先，将访谈信息进行“概念标签化”处理，通过整理、比对，删除出现次数少于2 次的无效概念；其次，归类整合性质与内容相近的要素，将概念聚焦；最后，产生“管理功能”“监督功能”“安全功能”“育化功能”“校园形象建立”“团队意识培养”“仪式感”“归属感”“记忆载体”“群体特征满足”“美感需求”“特色需求”“品质需求”等13个初始范畴（见表1）。

表1 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结果

主轴式编码：即各概念类属与范畴之间联系的建立。通过对13 个初始范畴的归纳，最终形成“功能属性”“情感动机”“设计形式”等3个主范畴（见表1）。

选择式编码：即通过对各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分析，对核心范畴与主范畴的逻辑关系作出解释，构建主范畴之间的路径关系。本研究“核心范畴”为中小学校服的“设计动因与机制”，经分析，三个“主范畴”中，“功能属性”与“情感动机”为并列关系，二者与“设计形式”之间为因果关系，三个主范畴共同生成“中小学校服设计动因与机制”的理论框架（见表2）。

饱和度检验：除随机选择的2/3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构外，剩余1/3访谈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用于检验的访谈资料依照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过程进行验证。该过程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且各范畴符合已有理论的逻辑关系，则视为本研究建立的理论框架通过饱和度检验。

采用扎根理论可将研究者在假设客观、可观察的现实存在背景下，以更客观的视角观察并获取被研究对象或参与者的经验变化，并形成理论抽象。因此，归纳的理论观点可作为现有文献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也可成为后续研究的观点基础。

三、中小学校服符号效用对其设计机制的决定

（一）中小学校服的制服符号效用理论基础

通过文献分析及扎根理论研究可见，校服在中小学教育中承担了重要的管理、监督、安全、育化等“功能属性”，也涵盖了校园形象、团队意识、仪式感、归属感等“情感动机”，以及从使用者角度出发的“外在形式”设计需求。

虽然扎根理论获取的观点具有更高层次的抽象性和更广泛的适用性，但是对形成的理论观点对应至“校服”这一具体形式，则需从符号学获得进一步理论支撑。依照著名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h.）的见解，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意义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27]。某种东西、某人、某一事物被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符号关系，该系统存在符号、解释者、被指称对象间的流动关系[27]。其中，“某种东西”即是内在地包含着某一事物的意义，“某人”即符号的解释者，“某一事物”是符号指称的对象，从符号“语用”的角度出发，该系统就是三者间关系的研究（见图1）。该关系一是包含抽象出的符号以其意义指向被指称对象，二是符号的意义对解释者的用处及可能引起的反应。对解释者而言，符号除反映“指称对象”以外，还可表达“解释者”自身的思想、感情、意志等主观内容。

图1 学者王铭玉根据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对符号系统的解释

在“校服”这一符号系统中，可理解为作为校方、教育者、社会等“解释者”对“被指称对象”——穿着校服的学生群体和穿着这一服装形态行为作出的意义赋予与解释。因而，“校服”作为符号系统便天然包含了“解释者”的感情、意愿、意志等主观预期存在。

通过扎根理论获取的校服的三个设计动因：管理、监督、安全、育化等“功能属性”动因，和校园形象、团队意识、仪式感、归属感等“情感动机”动因是作为“符号”的校服意义所指，而“设计形式”则是作为物质形态的“校服”对“被指称对象”的具体映射与实施。从符号学角度也进一步论证了扎根理论获取的三大动因之间逻辑路径的正确性（见图2）。

图2 结合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对校服符号系统的解释

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校服设计实施，首先考量的是该符号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效用和“解释者”的预期。此外，根据国家教委印发文件和现有文献，研究者们普遍认同“校服”是一种“制服”。“制服”是指藉由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塑造出一个特定组织形象与向心力的群体统一样式服装[28]，“统一性”与“秩序性”是其思想主旨及价值内核，远大于作为服装物质存在的意义[29]。制服具有对内促进团结感，对外展示职业、角色和层级的功能，以及秩序、可控、信任、纪律和从属等对外的象征意义[30]。作为“制服”的校服，本身就包含了符号学意义的符号效用探讨，这是校服设计动因与设计机制的出发点。

从校服作为“制服”符号和服装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探讨，更可从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理论获得解释。索绪尔认为服装本身就是一种非言辞体系沟通的符号（Sign）系统，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包括文字、图形、图像等物质或感官可知的实体存在，“所指”则是其隐藏或潜在的文化、意义、意指等[31]。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继承并改进了索绪尔观点，提出二级意指系统理论，指出第一系统中的“能指”与揭示意指活动的“所指”一起构成了新的符号系统——第二符号系统中的新的“能指”（见图3）。新的“所指”指向了语言结构以外的要素，呈现了更具象征意义的“意指”，赋予了更大的社会学意义[32]。因此，作为“制服”的校服，本质就是在第一符号系统的“能指（图像或外观）”与“所指（标识）”所构成的第二符号系统中的“新的能指”基础上，形成新的“能指”与新的“所指（象征）”，并构成了更大的意指符号系统（见图4）。其核心效用及功能：团体成员标记（group membership emblem）、身份标注（rank and status）、传达权利与义务的合法性（convey legitimacy）、产生团体凝聚力（group cohesion）、形成符号互作用（symbolic interaction）、强化自我构建enhancing self-esteem）等[33]就是通过服装这一特定的外观形式而得以实现的。

图3 罗兰·巴特在索绪尔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二级意指系统

图4 中小学校服的二级意指系统

（二）中小学校服的制服符号效用分析

1.校园管理功能与监督功能的符号效用

该功能是以制服符号效用中“形成团体成员标记”和“身份标注”为基础实现的。“形成团体成员标记”，即可辨识成员与非成员之差异，传达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标注身份”，即透过服装可传达出不同身份、层级或社会阶级的明确、有效信息，这是进行校园管理和成员行为监督的基础条件。

以深圳市教育局出台的《深圳市中小学校学生统一着装管理办法》为例，文件指出“全（深圳）市中小学校学生参加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升旗仪式、大型集会等集体活动时……，应穿着全市统一款式、价格、标准、商标的服装（简称学生装）”，并提出要“将学生统一着装制度纳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礼仪教育”[34]，也明确了全市中小学学生装的样式（见图5～6）。统一性的着装规定，不仅对“学生身份”进行了标注，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功能，更形成了明显的“深圳特色”的中小学学生团体成员标记。

2.身份识别与安全保护的符号效用

该功能是通过“标注身份”和“传达权利与义务的合法性”等制服符号效用来实现的。“身份识别”可明确区分成员身份，学生进入校园会被快速识别，有利于学生权益的保护；还可快速识别教育区域、教育集团、学校归属等。“身份识别”与“传达权利与义务合法性”的叠加功能，可确保学生受到意外伤害、侵害时得到优先处理或帮助，提高学生安全系数；也有利于校外活动的组织管理，降低学生的走失概率（见图7）。

图7 深圳市小学生外出游学或参观时的统一校服着装

通过服装，学生的身份和行为还可被随时监督，如出入限制性场所时会有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参与。因此，易辨识且区别于日常生活服装的色彩、款式设计是校服的优先考量因素，这是远比“日常化”“美观性”“时尚感”更为重要的设计因素。

3.校园形象建设的符号效用

该功能是建立在“团体成员标记”和“身份信息有效标注”的制服符号效用基础上实现的。目前，除各省、市通过地方性教规出台地域性校服政策外，多个教育集团也推出具有统一性标识的校服。如中国人民大学各附属小学、中学部校服均采用红、白色系。细节差异则表现为：一是，服装后背标注分校校名进行识别；二是，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进行款式差别设计；三是，个别分校通过文字标注小学、初中、高中部的区分，如人大附中翠微学校在学校主标识下以“2018-初”“2019-高”等文字识别入学年份和教育层级（见图8）。

校服在各地域、集团或校区塑造校园整体形象、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形成独特校园风貌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正是通过这种整体色彩视觉系统来实现的。例如，提及“蓝白色”城市校服时，则极易联想到深圳市校服；而提及“红白色”北京校园校服时，则多联想到人大附属学校集团；“紫白色”北京校服则首先联想到清华附属学校等。因此，简单明了、易记忆、易识别的色彩系统是各教育集团、学校的色彩首选，而非流行化、生活化、配色复杂、高频更换的色彩系统。

4.教化育人与团队意识培养的符号效用

该功能是建立在“标注身份”和“产生团体凝聚力”“强化自我构建”的制服符号效用基础上实现的。首先，“团体凝聚力”的产生，是个人意识形态服从于服装的象征意义，可防止个人偏离穿着制服时应有的行为规范，形成团体认同感；其次，通过“强化自我构建”，团队成员会自发寻求共识价值，服装可起到自我评估的作用、产生自我尊重的效果，还可帮助穿着者完成社会属性的自我构建。目前，国内中小学校服样式，虽存在色彩体系、服装样式、材质工艺的差异，但统一性的校服已成为“集约化”“秩序性”“规范性”的符号标签，督促着团队成员对其“背后条约”的认同，形成对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凝聚力的潜在引导；再次，通过“标注身份”加强身份感，能够让学生专注于与学习相关的行为，提升自控力及自我约束，避免出现偏离于规则的行为（见图9～10）；最后，校服的“身份标识”效用也能够消除攀比心，提升公平性，保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尊心，有利于学生价值观的正确树立。

5.仪式感、归属感的符号效用

该功能是建立在“形成团体成员标记”“产生团体凝聚力”“形成符号互作用”的制服符号效用基础上实现的。“团体凝聚力”是通过校服这一“团体成员的标记”形成符号互作用。服装因此具有了“人际互动”之功能，穿着校服者会表现出观察者所期待的行为。尤其是当校服作为校园活动或重要仪式的一部分，会促发学生产生其象征意义与“仪式”链接的情感意象，认同校服等同于学校精神与理念的象征，从而使该校服这一符号荣誉化、神圣化，穿着校服就意味着自身角色成为了学校荣誉和集体荣誉的体现者和守护者。穿着者寻求“共识价值”的意识将促使学生自觉规范自身行为，通过自我反思自觉调整自身行为，形成“符号互作用”。

四、以制服符号效用为基础的中小学校服设计动因与机制

中小学校服针对身体、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而设计。本质上作为“制服”符号的中小学校服，其符号效用的基础也是由中小学生心理特征决定的，该群体普遍存在着与成年人知识、能力、社会阅历、自我管理的显著差异[29]。中小学生群体一般为6～18岁，属于自我管理能力尚弱、价值观尚未确立的时期。6～11岁的小学阶段，存在着进取心强与自制力弱的矛盾，意志活动的自觉性和持久性也较弱；12～15 岁的初中阶段，思想活跃而敏感，但也存在着不能确切地自我评价和认知自己潜能及性格的状况；16～18岁的高中阶段，存在着两种分化状态，一是学习成为自觉行为，学习兴趣上升为乐趣，获得成功的心理体验；另一种则是学习动机不强、目的模糊，处于淡漠被动的状态。因此，中小学三个阶段都需要通过引导来促进其正确价值观的树立[35]，校服是这三个阶段管理与监督、价值观树立、情感动机有效引导的重要载体，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校园管理、学业监督、安全保护等重要功能。

从符号效用角度反观校服设计体系便可知，其管理功能、监督功能、安全功能、育化功能、校园形象建立、团队意识培养、仪式感、归属感、记忆载体等功能，是由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象征）”决定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远超第一系统中的“所指”——即美感、特色、品质等需求（见图11），这即是中小学校服设计的根本动因与机制。

图11 基于罗兰·巴特符号学的中小学校服符号属性与符号效用关系

五、中小学校服符号效用的转变趋势

（一）设计趋势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校服符号效用也呈现转变之势，即除满足了第二符号系统中的“意指”之外，设计改进的关注力将逐渐转向符号第一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国家教规文件也指出，学生装设计应充分体现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遵循“朴素、大方、美观、实用”的设计原则，以展现中小学校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这就是校服第一符号系统中的“所指”，即校服“外观形式”的设计诉求。

此外，现部分私立学校或合资学校对校服样式和品质也更为重视，如款式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和性别意识（如女生的裙装设计），同时也更注重校服的合体性，选用更合体的版型、简约的结构、利落的廓型等。此类校服一般以正式西装套装为主，女生多为西装半裙套装，甚至搭配领带或领花等细节设计（见图12）。该类校服设计通常易获得学生喜欢与支持，与公立学校以宽松运动装为主要样式的校服形成较大差异，并成为多数私立学校校园文化风貌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部分公立学校校服优化的参照方向。

图12 岷厦国际学校校服样式

同时，多个校服研发机构也不断对校服进行创新改进。如2018 年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成果中即加入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和流行元素，以及功能性材料的使用，色彩也以低明度色系呈现，以此展示中小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文化内涵（见图13）。

（二）推进措施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重视校服推行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如深圳市规定文件对校服的选择程序作出了明确指导，其中需要组织学生、学生家长、学校代表和专家投票评选来确定服装款式[34]；部分学校通过校园活动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投票，参与校服选择（见图14）。

图14 淮安市吴承恩中学学生参与校服投票活动

要使校服发挥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使学生从对校服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接受是关键。鼓励学生参与校服设计与选择的过程，有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发挥其“主人翁”意识，增强其“体验式”选择过程，激发学生“尊重感”的获得，更易产生“校服”与“自我”关联的密切性，这也是中小学校服符号效用对新时代下功能转换的体现[36]。

五、结语

本文结合扎根理论对中小学校服设计的“功能属性”“情感动机”“设计形式”三大动因的总结，并从符号学角度对“校服”这一符号进行解读：它是作为校方、教育者、社会的“解释者”对“被指称对象”，即穿着校服的学生群体和穿着的服装作出的意义赋予与预期。该系统隐含了教育方通过“校服”符号实施了管理功能、监督功能、安全功能、育化功能，承载了校园形象建立、团队意识培养、仪式感、归属感、记忆载体等情感属性，这也是罗兰·巴特第二符号系统中新的“能指”与“所指”构成更大的符号系统所致，其重要性远超于第一系统中的“所指”，即美感需求、特色需求、品质需求的满足。这是因为作为符号系统的“校服”，首先需要通过设计形式来满足团体成员标记、身份标注、传达权利与义务的合法性、产生团体凝聚力、形成符号互作用、强化自我构建等效用实现；而作为物质形态的校服服装则是对“被指称对象”——中小学学生群体的行为、身份和穿着的衣服作出的具体实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公立中小学校服在款式、面料、色彩存在较大趋同性且尚未作出突破性设计调整的重要原因。

作为“制服”的中小学校服，在具体设计时更需要考虑其本质，即符号效用是如何决定其功能属性的，这也是中小学校服设计机制的独特性所在。具体到设计实施中，可考虑以下要点：

其一，“秩序性”“安全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是校服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小学校服应考虑教育机构和学校整体视觉色彩体系的前提下，首选较为易辨识、较醒目、可区别于日常生活服装的高纯度色系，如红色、蓝色等色系及强对比色。

其二，多考虑体现校服“包容性”的宽松款式设计。一是体现为对青少年群体特征的包容性。宽松款式更适合青少年好动、活跃的特质，穿着更为舒适；二是体现为应对青少年身体发育较快而增长校服使用周期的经济包容性。宽松款式可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学生身体发育过快而导致的校服频繁更换，可减少家庭额外的支出负担。

其三，多考虑体现教育“公平性”的材质与工艺设计。相较于款式更为美观时尚的私立学校校服，公立中小学校服更需考量穿着持久、高性价比等因素，这将有效保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尊心，减轻部分家庭的经济顾虑，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因此，更需设计者在限定的材质与制作工艺条件下作出更为巧妙的设计优化。

其四，作为制服的中小学校服设计，是完全有别于时装设计的特殊品类。该类设计需要从其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意指”入手，满足其基本符号效用的基础上，可再进一步考虑其第一符号系统中的“能指”部分，即形式美观改进，使其更符合青少年群体的身体与心理特征；也可从此角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校服的选择过程，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这也符合未来校服符号发挥效用的新转变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