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珍 张冲

［1.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邹城博物馆），山东 邹城 273500；2.淄博市博物馆，山东 淄博 255035］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在地下墓室、地上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材，其作为古代墓葬艺术的重要载体，始于西汉，盛于东汉，三国时期开始逐渐衰落。汉画像石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时代产物，反映了两汉时期独具特色的墓葬文化，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邹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出土有数量较多的汉画像石，其在分布区域、构图方式和画像内容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这与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及自然条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 馆藏精品汉画像石

1.1 泗水取鼎画像石

“泗水取鼎”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而泗水取鼎画像的大规模刻画则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邹城博物馆有两块泗水取鼎画像石。

一块是1990年11月在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为馆藏一级文物。该画像石长2米、宽0.93米，由左、中、右三个画面组成（图1）。主画面为居中的历史故事“泗水取鼎”，画面正中为一石拱桥，桥正中站立一人，戴介帻，桥上竖立两高杆，杆顶端分别嵌有枕头形横梁，左右各有一绳索通过横梁，一端拴在桥下的鼎上，一端握在桥两侧捞鼎人手中，捞鼎人左六右七，根据装束分析，除了左侧下部为一男子外，其余皆为女子。桥下巨鼎刚露出水面，鼎中探出一蛟龙咬断绳索。左侧画面立有一阙，阙顶有两猴子攀缘，阙下左右各对坐二人，戴介帻，阙右上方有双鸟和仙人伺鸟。右侧画面有双凤鸟、仙人伺神兽。该画像石以历史故事为主题，以人物活动为依托，将仙界神人、瑞兽刻画分布其中，营造了亦真亦幻、人神共生的神秘时空。

图1 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泗水取鼎画像石

另一块位于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汉墓石椁北椁板内侧，年代大致为西汉宣帝至元帝时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块有关“泗水取鼎”故事的汉画像石（图2），长2.79米，宽0.84米。画面分为左、中、右三格：左格为双阙、飞鸟、骑士画像；中格为车马出行、伯乐相马图像；右格为楼阁拜谒、泗水取鼎画像。泗水取鼎画像位于右格下层，中间有二立柱，各置一滑轮，左右斜坡状桥面上各有两人用绳索拉位于河中的巨鼎，左侧两人因用力倒匍后仰；中间有巨鼎，一蛟龙自鼎内跃出咬断拴鼎的绳索，鼎倾斜欲掉入河中；下为河，桥下一船，船上二人均一手撑桨，一手全力托鼎；桥下有一鱼。

图2 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汉墓泗水取鼎画像石

1.2 胡汉交战画像石

该画像石1990年11月出土于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长2.79米，宽0.82米，生动再现了两汉时期胡汉交战的恢宏场面（图3）。该石断裂为三块。画面最左侧为一叠鳞式山峦，山峦中有胡人头像，三匹马从中奔出，且仅露出前半身。山右侧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前部四匹战马昂首嘶鸣、四蹄腾空飞奔，骑吏两人在马背、一人摔落在地，展现了胡人节节败退、疯狂逃窜的场面；接着为十个战俘，上四下六，均回望、双手前伸；后为持钩镶、环首刀等的步卒三人；接着为二骑吏；最后为手执弩、戟的步卒五人。下层有二骑士在马背上厮杀，紧跟一骑吏策马奔驰，地上有战死的步卒。从画面上看，战争一方深目、高鼻、戴尖帽，应为胡人，另一方头戴介帻、进贤冠、武弁大冠，应为汉兵。整幅画面布局严谨，形象逼真，是东汉时期统治者征战的形象写照。

图3 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胡汉交战画像石

1.3 孔子弟子、农耕图画像石

该画像石为1993年邹县面粉厂扩建厂房时发现，长2.45米，宽0.45米，年代为东汉时期，两面均刻有画像，一面刻孔子弟子图，另一面刻农耕图，为馆藏二级文物（图4、图5）。孔子弟子图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孔子二十四位弟子，皆为立像，戴进贤冠，着宽袖长袍。人物造型方面有正面、侧面、拱手、躬身、交谈、倾听，体态方面有高矮、胖瘦，呈现出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人物画卷。每个人物的左上角都有一长方形的榜题姓名，多数已漫漶不清，可辨识的有“县成”“梁鱣”“琴牢”等。下层为狩猎图，刻有奔腾的猛虎、猎人、被刺穿咽喉的鹿、羊、猪、鸡、狗、腾飞的巨龙等。另一面画像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题为农耕，画面左上、右侧均展现当时的农耕景象：左上一人手提壶、箪，一人肩挑酒壶；右侧一农夫肩挑一壶一箪，一农夫肩荷掘土农具锸，二牛一犁一人扶犁耕作，两农夫肩挑铁，画面充满了劳作者田间耕作的喜悦和乐趣。下层画面内容丰富，包括气功图（为国内首次发现）、斗牛图、驯象图、狩猎图等。

图4 邹县面粉厂孔子弟子、农耕图画像石正面拓片

图5 邹县面粉厂孔子弟子、农耕图画像石背面拓片

1.4 金乌伏羲女娲图画像石

该画像石于1953年于邹城市郭里镇黄路屯收集所得，长95厘米，宽37.5厘米（图6）。画面正上方为太阳，一三足乌于正中间蹲踞，伏羲与女娲分立画面左右。伏羲居左，头戴冠，手执矩；女娲居右，束发髻，手执规。二人均为人首蛇身，蛇尾交缠。伏羲与女娲的中间、太阳与金乌下方的人物未有定论，一说为太乙神，也有人认为是西王母。最下方为双鹤啄鱼，鹤与鱼生动灵现。伏羲和女娲为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始祖神，也是汉画像中最为常见的一对配偶神，汉人将伏羲、女娲的图像刻于墓室之中，将二者的庇佑功能与繁衍子孙的象征性功能凸显出来，集中体现了时人对始祖神的崇拜。

图6 邹城市郭里镇黄路屯金乌伏羲女娲图画像石

1.5 东王公西王母瑞兽画像石

东汉画像石，2块，分别位于祠堂的东壁和西壁，长104厘米，宽101厘米，1968年由看庄镇金山村收集而得（图7）。东壁为东王公、瑞兽画像，东王公位于画面上方正中，头戴冠，身着长袍，正中安坐，左右各有一人执笏跪拜，画面下方刻有白虎、大象、翼龙、鸵鸟等瑞兽。西壁为西王母、瑞兽画像，西王母位于画面上方正中，头戴方胜，身着长袍，正中安坐，左右各有女侍手持便面，侧身跪侍，画面下方刻有九尾狐、翼龙、白虎、麋鹿等瑞兽。汉代是道家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画像石中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代表了神仙世界，契合了当时道家宣扬的灵魂不死及成仙的“二世说”，反映了汉代人的生命观。

2 邹城汉画像石的特点分析

2.1 从构图方式上看，随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简及繁的特点

邹城汉画像石出现的年代较早，约为西汉早期。根据当地汉画像石墓的墓制结构、随葬物品、画像石内容及雕刻技法等划分，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汉画像石以香城镇龙水村、北宿镇谷堆村石椁墓画像石为代表，年代为西汉早期至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图8）。此时期画像石的画像内容多为单体建筑、玉璧纹、常青树（柏树）、建鼓、鹤啄鱼等，其主要作用是辟邪和装饰。这一时期的画像石构图简单、布局疏朗、画面处理不甚讲究、图案单调、缺乏动感。

图8 邹城市龙水村柏树画像石

中期汉画像石以郭里镇卧虎山、看庄镇八里河石椁墓画像石为代表，年代为西汉晚期经新莽到东汉早期。这一时期的汉画像石画面布局得当、题材多样、内容相对丰富，多数采用上、下两层甚至多层的布局方式，每层有相对独立的主题内容，但整体内容又并非完全不相关，构图做到了主题突出而又各有侧重。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卧虎山汉墓泗水取鼎画像石。

后期汉画像石以郭里镇高李村、黄路屯村画像石为代表，年代为东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图9）。这一时期的汉画像石画面设计比较密集，空白甚少，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多数画像石分格安排，每格反映一个主题，主题与主题之间用缭绕的云气或飘扬的建鼓羽葆作为分界，布局巧妙，内容自然流畅转换，使画像石整体看起来非常生动活泼，给人留有遐想。

2.2 从画面内容上看，涵盖了邹地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浓郁儒家“风味”的历史故事类画像石相对较多

汉画像石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展现了两汉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生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一书序言中专门为汉画像石写下一大段文字，并最后总结说：“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①

为了便于对汉画像石丰富广泛的题材内容进行研究，学者们曾根据自己的标准将汉画像石题材内容分为多少不等的类型。蒋英炬先生曾把汉画像石内容分为四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鬼神迷信②。根据这个分类标准，邹城的汉画像石有反映当时社会生产的农耕图、狩猎图、制车图、豪华建筑图；有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庖厨宴飨图、娱乐六博图、乐舞百戏图；有反映神话传说及鬼神迷信的伏羲女娲画像、东王公西王母及瑞兽画像、河伯出行画像、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画像等。

刻画有大量历史人物及故事内容的画像石在邹城汉画像石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也是邹城画像石突出的特点。邹城是孟子的故乡，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当地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画像石内容多为宣扬忠孝仁义观念，歌颂古代先贤、帝王、贞妇、烈女、孝子，以此引导百姓以古为鉴、以善为美、以恶为戒。画像石反映的历史故事多出自《左传》《史记》《汉书》《列女传》等史学典籍，主要刻画的历史故事有孔子见老子、伯乐相马、泗水取鼎、胡汉战争、二桃杀三士、豫让二刺赵襄子等。

3 邹城汉画像石产生并繁盛的原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逐步发展，经过当地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资料积累，据邹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邹城市现有汉画像石141块，时间范围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画像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历史故事、神仙祥瑞、战争等题材，雕刻手法上细线刻、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等各种技法兼备。邹城地区出现汉画像石繁盛的现象，与两汉时期当地的经济发展、主流统治思想、厚葬的社会习俗以及丰富的石灰石资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两汉时期邹城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是汉画像石出现并发展繁荣的经济基础。恩格斯曾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汉画像石作为墓葬艺术，其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③。修葺画像石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只有当一个地区具备这种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越多，这一地区的画像石才越盛行，反之就会衰落。汉代邹城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加上汉初统治者一系列恢复发展经济措施的施行，当地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快发展，为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邹城汉画像石中也多有描绘农耕、狩猎、宫阙及手工作坊的图像，表现了当地相对发达和繁荣的社会经济。

第二，统治者大肆宣扬封建教化，邹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是当地汉画像石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④，成为统治者大肆宣扬的封建教化思想。邹城是孔、孟的出生地以及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统治者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当地影响深远，大量表现忠、孝、仁、悌和歌颂古代圣贤、贞妇、烈女事迹的历史故事被以画像石的形式保留下来，实现统治者以图画“明劝诫”“助人伦”的说教职能。

第三，两汉时期“事死如事生”厚葬习俗的盛行是当地画像石风行的重要社会背景。厚葬习俗的盛行，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汉武帝时期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而孝道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官员选拔实行“举孝廉”，“孝”成为学子走向仕途的重要标准之一，衡量孝与不孝的重要方面就是丧葬举办得是否隆重。于是全社会形成了“生不及养，死乃崇丧”“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的社会风气⑤。相较于通过辛勤劳作使父母生前过上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多人倾向于为死者建造豪华的墓室或祠堂，以达到其沽名钓誉乃至入仕之目的。

第四，邹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即盛产石灰岩石，为建造墓室时广雕画像提供了便利条件。邹城境内多山地、丘陵，画像石集中分布在凫山山系所属的卧虎山、长山、金斗山等山，画像石材多取自当地，石质为石灰岩，色青灰，质地细腻、坚硬⑥，易于采运和雕刻，为画像石的大量出现提供了自然基础条件。

注释

①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

②杨爱国.中国考古百年视野下的汉代画像石研究[J].南方文物，2022（2）：28-38.

③⑤张洁.淮北地区汉画像石综合研究[D].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22.

④夏燕靖.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理路[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1，35（4）：51-65.

⑥胡新立，郑建芳.邹城汉画像石艺术特色浅析[C]//郑先兴.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