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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如何纾解学生学习焦虑:基于学习成绩与情绪认知的中介分析

2023-10-24丁亚东

基础教育 2023年2期
关键词:教养学习成绩情绪

丁亚东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我国基础教育建设的主要目标已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随着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激烈化及教育“内卷化”,学生学习负担往往处于较高的水平。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从全面缩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提出30条具体的减负意见。2022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双减”政策实施后我国中小学生校外辅导负担与校内课后负担得到了有效缓解,然而据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过高,91.2%的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能取得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1]。《报告》的调查数据侧面印证了“双减”之下基础教育的激烈竞争形势仍未得到遏制,学生学习焦虑问题仍较为突出且表现为多重态势。例如面临学科学习困境的过程焦虑[2]、因考试产生的学业成就和结果焦虑[2]以及源于家长或教师的情景焦虑等[3]。学习焦虑总体上表现为对学习的恐惧、厌恶、逃避等消极的学习情绪,是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成因,过度的学习焦虑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成为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阻碍。“双减”政策作为学生减负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纾解学生学习焦虑、学习负担等依然任重道远。

本研究以“双减”实施后,家长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习焦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究控制型、关怀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作用。同时研究亦引入学习成绩和情绪认知作为中介机制分析其中内在联系,对进一步完善学生学习焦虑形成机制研究,提升学生学业成就及心理健康水平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生焦虑心理受父母行为影响。焦虑是人们对威胁或潜在威胁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人类生活正常的一部分,但过度或不适当的焦虑会产生消极影响[4]。学习焦虑作为焦虑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学生群体最为普遍的焦虑类型。学习焦虑在心理学上的解释为对学习情境和学习结果的不安情绪,源于学习过程中的外部评价和对学习结果的自我预期[5]。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Support Theory)提出物质、心理、情感等外部支持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缓解焦虑情绪,反之将进一步加剧焦虑水平。父母作为学生最直接的社会支持主体,其行为与学生学习焦虑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已有研究证实了在父母鼓励和认同下的学生处于较低的学习焦虑水平[6]。父母的鼓励、认同等行为是教养方式的外在表现。因此,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习焦虑存在影响关系。

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和行为特征[7]。Mcleod将家长教养方式划分为关怀型(care)和控制型(control),关怀型教养方式是在抚养过程中给予子女的更多的鼓励和赞许,注重情感的培养,而控制型则是更多对子女的思维和行为进行干涉,以自身的经验指导孩子的思考与感受[8]。已有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子女焦虑的关键因素,例如通过对子女教养经历的回溯式调查发现关怀型的教养方式相比控制型更易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从而降低焦虑水平[9]。然而鲜有研究针对学习焦虑这一特殊焦虑类型,尤其是从实证角度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习焦虑的作用机制。

学习成绩与学习焦虑密切相关。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焦虑是人存在不可避免的一面,源于人的基本需要无法满足时的心理威胁[10]。不同群体的基本需要存在差异,导致焦虑的类型与程度的异质性。成绩作为一定阶段内的学习成果产出,是学生学习过程所追求的结果体现。对于我国大多数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学习成绩是学习过程的基本需要,其好坏程度直接影响学习焦虑水平。此外,父母教养方式的积极因素(如理解、信任、包容)能促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加强学习投入,从而提高学习成绩[11],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拒绝、专制)则会引发学生的厌学情绪,导致学习倦怠[12]。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产出。学习成绩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学生学习焦虑间可能扮演着中介作用。

情绪认知是影响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同时亦对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处于消极性或压力性事件时,通过改变想法或认知来调节情绪体验。Garnefski将认知情绪调节的策略划分为两大类:适应性策略和非适应性策略,前者是以接受、重新关注、理性分析等积极的态度调节情绪,而后者则是以责难自己、责难他人等消极或不成熟的方式应对[13]。已有研究发现,认知调节策略与学习成绩以及学习焦虑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能够促进学生在处于学习压力性事件下进行积极的情绪调节,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的同时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学习成绩[14]。与此同时,亦有研究表明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子女的情绪、情绪调节及其策略的发展都具有影响[15]。关怀型父母教养方式的认可和支持能够帮助子女建立起自主感、胜任感和安全感,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子女通常会选择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即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16]。综上,认知情绪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习焦虑间可能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控制型和关怀型两种教养方式出发,系统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焦虑间的关系。同时将学习成绩与情绪认知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到分析模式,以形成更为全面的学生学习焦虑分析模型,从而更好地揭示学习焦虑的形成机制。

二、数据介绍与分析框架

(一)数据介绍

本研究样本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该数据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整班选取、自愿参加的方法,在江苏、上海、北京、河南等省市,以线上方式发放调查问卷1619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588份,问卷有效率为98.09%。调查样本涵盖小学(687)、初中(795)和高中学生(294),其中小学阶段1-4年级在家长的帮助下完成问卷的填写。其中男女样本数不存在显著的差异(t=0.997,p>0.083)。

(二)量表介绍与分析

1.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分为父亲教育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国内外已有研究对父母教育方式的调查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是,将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分开调查。例如爱荷华在调查青年家庭的项目中,以多报告者参与的思路分别测量了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17]。该项目中关于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调查量表,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也适用于我国父母教育方式的测量。二是,将父母教养方式融合一起进行测量。例如简式父母教养问卷(s-EMBU),该问卷经蒋奖等修订后[18],共分为情感温暖、过度保护等6个维度,共计42道题目。刘方琳等通过对问卷的进一步主成分分析得出父母控制和父母关怀是关联性最高的高阶因子[19]。本研究结合研究问题,综合爱荷华问卷、简式父母问卷及修订后的问卷,从控制和关怀两个维度出发,编制了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该量表共计16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五点记分,从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清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3、0.901,两个维度的共可以解释因变量74.79%的变异。综上,本研究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是一个能够反映本研究问题及满足研究需要的适切性较强的量表。

2.学习焦虑量表

本研究的学习焦虑量表,是在综合借鉴郑岱编制的中学生学习焦虑量表(2013)[20]、吴红艳的数学学习兴趣量表[21]、边玉芳的自我效能感量表[22]的基础上编制的。该量表从考试焦虑、作业焦虑、方式焦虑等5维度,共计26个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五点记分,从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清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1、0.801、0.921、0.799、0.853,共可以解释因变量66.91%的变异。

3.情绪认知量表

本研究的情绪认知量表,以Garnefski编制的CERQ-C量表为核心,结合朱熊兆修订[23]及舍雷尔(Scherer)等的情绪评价量表,[24]从情绪识别、情绪表现两个维度构建量表,共计21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五点记分,从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清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80、0.792,共可以解释因变量61.17%的变异。

(三)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目的在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作用机制(具体见图1所示)。为实现研究的目的,论文以“循序渐进”的思路分为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了解父母教养方式和学生学习焦虑的现状,从总体上把控研究脉络,为下文回归分析奠定变量选取的基础与依据。本部分内容使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刻画父母教养方式及学生学习焦虑的样貌,并使用卡方检验验证差异性。二是,使用多层回归方法,从学校维度、家庭维度和学生维度,探析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因素。三是,使用结构方程以直接和间接的思路,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作用机制。首先,构建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模型;其次,以学习成绩和情绪认知为中介,探索父母教育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间接影响。

图1 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作用机制框架

图2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结果方程结果注:1.“*”、“**”、“***”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图3 不同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结果方程结果注:1.不同类型教养方式,从左向右一次为控制型、关怀型;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四)相关分析

为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及不同类型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成绩、情绪认知及学习焦虑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相关分析发现(见表1),父母教养方式及不同类型教养方式与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与学习焦虑之间均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关怀型父母、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与学习焦虑呈负相关,控制型父母与学习焦虑呈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及不同类型教养方式均与中介变量(学习成绩、情绪认知)存在显著相关性。依据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中介变量理论,可以以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焦虑的中介效应。

表1 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成绩、情绪认知及学生学习焦虑相关系数

三、学生学习焦虑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本部分主要内容在于对学生学习焦虑的水平进行评估,借鉴已有研究中对焦虑水平的测算方式,研究对学生学生学习焦虑水平的测算,主要以得分在3分以上的样本为分析对象,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学生学习焦虑的水平。同时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从学生个人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学校层面变量等维度分析学习学习焦虑的影响因素,为下文结构方程分析中介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依据。

(一)学生学习焦虑水平

本部分分析以得分在3分为节点,3分以下为无学习焦虑心理,3分以上为存在学习焦虑心理,得分为3分的为对学习焦虑存在模糊认知。根据描述统计结果可知(见表2),学生学习焦虑占比为70.03%,处在较高水平。对自身学习焦虑无法较好进行判断的学生比重为21.66%。仅有8.31%的学生不存在学习焦虑的心理。上述分析可知,我国中小学生学习焦虑问题已较为突出,关注学生学习焦虑产生的因素,理清学生学习焦虑形成的机制,制定系统的纾解举措,对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学习效率和核心素养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表2 学生学习焦虑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3 学生学习焦虑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表4 结构方程模型系数表

(二)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因素

由模型一可知,学习成绩与学习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即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要高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根据已有研究,我国学生在获取校外教育资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理念属于“培优型”,即成绩优秀学生往往被给予跟高的关注度、希望,也承载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业负担和期望负担等较重,相较于成绩差的学生而言,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较大。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学习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即学生对自我教育的期望越高,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越大。独生子女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认为,子女数量越多对家庭资源的稀释越大,可用于子女的投入相对越少。资源优势越强个人产生焦虑的心理相对越小,因此非独生子女相对更容易产生学习焦虑。

由模型二可知,户籍与学习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即农村户籍的学生比城镇户籍学生,更容易产生学习焦虑心理。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乡在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教育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学生所接受教育的质量和数量均要低于城镇学生。农村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视野等方面的不足,相较于城镇学生往往处于劣势。在中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农村学生学习焦虑的心理相对更强烈。父母学历越高,学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表明学历越高,个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越大,对自己的教育关注度越高。高重视、高投入和高关注下,父母往往会把个人意愿强加在学生身上,学生也就更容易产生学习焦虑的心理。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学生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越小,原因在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如面临严峻的高考竞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孩子可以选择出国、面临择校压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孩子可以选择私立学校等。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学生产生学习焦虑心理的可能性越大,其原因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较为类似。

由模型三可知,学校类型与学习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即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产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公办学校。本研究学习焦虑的测量是从学生视角出发,民办学校在办学上相对更加的自由,其作业量、课程设置、课程进度、教学难度等,相较于公办学校而言往往存在“作业量大、课程多、进度快、难度大”的情况。因此,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无疑会增加其学习焦虑的可能。学校教育质量满意度是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直接要素,一般而言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满意度越高,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就越好。优质的教学质量,能够更好的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学生也就更不容易产生学习焦虑的心理。因此,学习教育质量满意度与学习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由模型四可知,学生自我情绪认知与学习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研究表明,个人对自我情绪的认知越高,越容易控制消极情绪的产生和扩散。学生对自我情绪的认知越高,越能够更好的纾解自我的学习焦虑。因此,提升学生自我情绪的认知能力,是纾解学生学习焦虑的有效路径。

四、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的影响

由上文学生学习焦虑的多层回归分析可知,学习成绩、自我情绪认知等均与学业坚持有着显著的关系。为更好的揭示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焦虑的关系,本部分使用结构方程和中介分析,从直接和间接的视角,探寻学习焦虑的形成机制,为制定适切性更强的纾解举措提供实证依据。

本部分以Mplus为分析工具,构建父母教养方式、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与学习焦虑的内在关系。该结构方程模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各拟合度指数均符合统计学要求。这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焦虑的影响模型,是一个良好的理论假设模型。

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认知-学习焦虑是主要路径。由结构方程分析的结果可知,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习焦虑呈显著性关系。同时父母教养方式不但对学习焦虑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影响学习成绩和情绪认知,对学生学习焦虑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形成父母教养方式-学习成绩-学习焦虑、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认知-学习焦虑、父母教养方式-情绪认知-学习成绩-学习焦虑等多个路径。其中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影响学生情绪认知再影响学生学习焦虑是主要路径(0.23*0.22)。从中介分析可知,情绪认知和学习成绩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焦虑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情绪,而学习成绩和情绪认知是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学习成绩评价的改革,注重学生情绪的疏导,对于学习焦虑的缓解具有显著的意义。

为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间的作用机制,本部分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控制型和关怀型。根据结构方程结构可知,控制型父母与学生学习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即控制型的父母更容易让学生产生学习焦虑的心理。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欲或程度越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水平越小。在控制型的教养方式下,学生自我选择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等可能会降低,因而学习焦虑的可能会增加。关怀型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焦虑具有一定的纾解作用。关怀能够提升人的内心幸福感和增强自我认知。父母对自己的关怀程度越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越大,也就更不容易产生学习焦虑的心理。控制型和关怀型教养方式还通过学习成绩和情绪认知继续对学习焦虑产生影响,形成多通道的纾解路径。鼓励父母多采取关怀型的教养方式,不仅可以有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情绪认知的缓解,同时也能够有效的缓解学生的学习焦虑。

五、政策建议

父母教养方式、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作为影响学生学习焦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重点围绕父母教养方式、学习成绩、情绪认知与学生学习焦虑的关系,归纳出影响学习焦虑的核心要素。同时以缓解学生学习焦虑为目标,针对政府、学校、父母以及学生主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学生评价体系,树立科学成绩观

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提出学历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能力筛选的信号,为用人单位提供能力评估的标准和依据[25]。虽近年来学历信号的甄别能力广受质疑,但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与应试教育体制的引领下,学历仍在人才评价中处于及其重要的地位,“升学热”“内卷化”现象仍较为普遍。“双减”政策实施后,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校内课业和校外辅导的负担,但中、高考所造成的升学焦虑尚未缓解,反而因教育获得的缩减导致学习焦虑的上升[26]。上文论证可知,学习成绩与学习焦虑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不健全的考试评价机制以及不科学的成绩观,将加剧成绩对焦虑的影响效应。因此,政府和学校应从学生评价体系入手,破除“唯分数”的育人观,实现教育减负的标本兼治。一是扩大评价范围,改变以学科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将“五全育人”理念引入评价体系,推动从“分数本位”到“素质本位”的育人机制转型。二是注重增值评价,突出学生在特定时间段成绩和能力的发展情况,促使教育回归育人初心。三是创新评价方式,探索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与教育评价体系的深度融合,实现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地生效。

(二)建立学生情绪评估常态化体系,开展情绪疏导课程建设

建立常态化的学生情绪评估体系,培养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对纾解过重的学习焦虑情绪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情绪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of Emotion)提出,个体情绪评估应由多重维度组成,单一化的评估手段难以综合评估多元化的情绪构成维度[27]。学生情绪的评估应结合书面、口头、行动三种策略进行系统评估。一是以问卷调查和反思记录为主要途径的书面评估策略。书面评估是通过分析学生对情绪的自我判断来发现问题,能够清晰、高效地反映出学生的心理状态,但书面评估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会因学生的抵触心理而发生结果偏差。二是以访谈为主要途径的言语交流评估策略。教师、家长、辅导员以及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等访谈者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能有效感知学生的情绪自我觉知、自我控制、感知他人情绪、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总结一些共同的规律。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必须要注重言语、表情、声调等细节要素,尽量避免学生产生抵触或恐惧的情绪。三是以行为观察为主要途径的行动评估策略。学生的情绪状态在行为上存在长期的一致性,通过观察学生在日常中的行为方式,能够客观地了解学生近期的情绪状况。与此同时学校还应开设相应的情绪疏导课程,通过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指导,开展情绪疏导交流沙龙,从根本上增强学生自我情绪疏导能力,缓解学习焦虑。

(三)转变教养观念,注重对子女的人文关怀

关怀型父母教养方式下学生学习焦虑的可能性较低,父母应选择较为积极的教养方式,予以子女足够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父母应重视培养子女的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理论(Self-Efficacy Theory)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对行为效能信念和行为结果信念的感知[28],成就动机是个体获得自我效能,进而展开行动的内驱动力。因此在父母教养过程中应给予子女适当的鼓励,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逐渐形成追求成功不惧失败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父母应形成科学的教养观念,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背景下家庭教育也应打破原有“关门教育”的理念,积极与社会、学校联动,在进一步了解子女成长现状的同时,学习更为系统、科学的教养知识,真正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

(四)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促进学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比例显著下降,结合校内课业的减负行动,共同导致了学生教育获得总量的缩减。然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教育获得的缩减将加重学生自身对学业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焦虑[29]。因此,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推进学校教育的质效双增,是扩大学生教育获得,缓解学习焦虑的重要途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涵盖了目标的设定、教学质量标准确立以及信息的分析、整理、反馈与调控等各个环节,是学校发展和教学改革的必然诉求[30]。在建设路径上一方面要求政府从顶层设计视角出发为教育教学的质量监控提供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趋势的制度保障,促使教学质量监控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另一方面要求学校增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建立涉及课程设计、学风建设、课堂教学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全过程的教学质量监控组织系统,并强化信息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稳步推进学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五)引导树立具有适切性的教育期望,注重学生自我发展

教育期望有助于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实现自我价值的肯定,进而增强学习的信心与动机。但过度的教育期望会促使学生产生较为严重的学习焦虑情绪。一方面表现在过度的自我期望导致学生认知偏差,造成对已知负面性结果的挫败。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指出个体在能力和期望两大因素间出现认知缺位和断层时,面对负面性结果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31]。另一方面表现在过度的父母期望导致学生对未知负面性结果的担忧。通常为学生产生因学习成果无法达到父母预期而受到责罚的恐惧感以及辜负父母期望的内疚感。因此无论是自我期望还是父母期望都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和客观发展规律。政府和学校应引导父母与学生树立适切性的教育期望。一是建设信息化平台的教育期望板块,通过专题讲座与相互交流倡导适度的教育期望。二是鼓励学校定期开展学生能力评估,及时发现学生的特长与不足,帮助学生与家长设立科学的发展目标。三是深化教育评价体制改革,拓宽升学路径,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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