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韵

(1.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浙江 湖州 313000)

一、问题提出

家庭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介[1]，深深嵌入于社会变迁进程之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承担着人力资本培育的基本职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渗透带动民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引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多个大城市民办中小学规模大幅扩张和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掀起一场“民办择校热”。幼升小、小升初学业“抢跑”竞逐风气日盛，带动补习和竞赛风潮、扰乱义务教育均衡生态、加固优势阶层家庭资本与教育机会之间的联结，也使无数家长陷入日益严重的社会性焦虑[2]。为减轻择校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国家推行免试就近入学、禁止择校、取消择校费、取消重点校重点班等举措，保障招生入学过程中的机会公平。2020年政府“高压治理”下的“公办民办同步招生”新政落实使民办择校热度骤降[3]，但新政落地之前择校乱象一度屡禁不止[4]，家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协助子女争夺优质民办教育资源，政策制定方与利益相关者间的胶着博弈流露出家庭教养行动与政策导向之间的悖离。

“民办择校热”是折射社会普遍性教育焦虑的典型现象，从其发端到消解的过程体现国家力量对家庭教养行动的介入，启发我们思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互动。家庭作为能动者如何回应政策干预？形成了怎样的教养行动逻辑？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破解家庭教养行动与政策导向相互错位的治理谜团，为缓解全民教育焦虑、增强教育治理成效提供启发。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一)家庭教养行动悖离政策导向的三种解释思路

针对择校治理情境中以“抢跑”“竞逐”“增负”为特征的家庭教养行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成因解释：一是教育制度环境的缺陷。政府的择校治理存在思维简单化、行政依赖严重和动员力量单一等困境[5]23-26，无论是“单校划片”还是“多校划片”，只要优质教育资源分布未能完全均衡[6]，学校间横向分层与分割成为普遍性事实[7]，就难以抑制家长强烈的择校意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与高等教育“精英路线”之间的不协调，导致高考竞争压力持续“滴”到基础教育，不断强化家长的竞争压力。二是家长教育理念的偏差。不尊重儿童成长发展规律的拔苗助长、知识本位取向下的重智轻德、功利主义态度下的过度期望等教养观念影响着家长教养行动。然而，从社会建构论角度看来，不管什么样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8]6，教养观念的形成无法脱离特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三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西方有关教育再生产的研究早已发现，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世代延续，优势阶层将其资源传递给子代而维持阶层地位，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所有教育行动包括不正规教育、家庭教育和制度化教育的目标都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9]171，择校、课外补习等教养行动都有明显的阶层优势累积效应。国内研究同样证实，教育机会公平的价值理念与大城市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家长强烈的择校意愿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张[10]，社会阶层高的家庭能够通过高成本、高风险方式实现教育选择，就近入学的政府选择行为必然遭到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市场选择行为的破坏[11]。

以上三种思路都有助于理解家庭教养行动与政策导向的错位，但缺少将制度因素与家庭择校行动关联起来的研究视角，忽略了不同阶层家庭的趋同性，以及阶层与制度两种因素间的交叉影响。阶层对于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机制中掺杂着家庭观念、文化传统、市场形势与制度力量等多种因素。事实上家庭本身也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它无法抵御具有强权性质的国家政策或历史运动的持续干预[12]。“民办择校热”治理趋严情形下家庭如何在政策空间内展开集体行动，制度作用于行动的过程机制有待考察。

(二)韧性发挥：“制度—行动”互构的研究视角

“韧性”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13]。所谓“韧性发挥”，指的是择校家庭在“民办择校热”治理背景下调整结构、形成决策，从而拓展教养行动空间、帮助子女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制度主义理论关注制度与行动间的互动：人们的任何行动都发生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制度约束或促进行动，包含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在内的制度为行动提供合法性源泉[14]56；同时，行动者面对制度影响时可能会产生遵守、妥协、回避、反抗等多种策略性反应[15]。在“制度—行动”互构的理论框架内以“韧性发挥”为研究视角，突出以下意涵：首先，将家庭视为能动的社会细胞，围绕择校展开的家庭教养行动属于制度变迁轨迹下的能动性反应；其次，关注家庭成员在择校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局部秩序，这一秩序嵌植于家庭所处更大的社会背景中，通过家庭与择校场域中其他组织互动而形成，使得家庭教养行动得以维持；最后，把家庭教养行动与择校治理情境及广阔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探寻制度环境对家庭教养行动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过程与调查对象

制度与行动的复杂关联和互动机制在静态结构中往往处于“隐秘”状态，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展示。依据孙立平提出的“事件—过程”研究策略，即关注、描述、分析事件与过程并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解释[16]，笔者于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间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择校竞争激烈的东南沿海某省会H市展开田野调查。由于家庭的私人领域特性以及研究时间与人力条件限制，本研究未能像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那样组建研究团队深入家庭内部观察亲子互动和家庭教养，而是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要方式了解择校家庭对相关政策的态度和看法、围绕择校展开的教养行动、经历的事件以及背后的想法感受；进入校园开放日、培训机构公开课等公共活动场合，观察家庭与学校和培训机构间的互动；同时通过政策文件、媒体新闻报道、招考录取数据、微信群聊记录等把握民办择校现状的总体形势也即家庭教养行动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探讨制度环境与教养行动之间的关联。

为收集择校情境中家庭教养行动方面的经验资料，笔者采用目的性抽样法，基于私人关系联系H市工作的小学教师、培训机构教师和其他普通亲友，在这些关键介绍人牵线下寻找具有强烈“主流民办校”选择意向和明确行动规划、准备参加民办初中自主招生并且符合报名条件的五六年级学生家庭，排除那些只想通过摇号录取试试运气的家庭。同时，所选个案尽可能覆盖影响家庭教养行动的异质性特征：一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考虑家长职业属性(私营企业主、企事业单位、个体户、务工或务农)和学历分布；二是拟定择校目标，考虑家长有意向选择的“主流民办校”分布；三是目前就读小学的择校风气，以班级中大致参与择校的学生比例来衡量，兼顾10%以下、10%-50%之间和50%以上几种情形。16个家庭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四、研究发现

从经验资料中发现同一制度环境下择校家庭的教养行动呈现出共性——家庭内部会发挥出韧性以应对择校挑战。本文将从韧性发挥的前提、表现、成因等方面来呈现和分析“民办择校热”治理下的家庭教养行动逻辑。

(一)韧性发挥的前提：“民办择校热”治理下的狭缝空间

制度作为行动的标准化模式在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中起着基础性作用[17]106。教育制度涉及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的体系及其管理规则，与制度制定及执行相关的一切政府行动构成家庭内部教养行动的重要背景。“民办择校热”治理中的制度性冲突及其产生的狭缝空间成为家庭韧性发挥的前提。

1.中央严禁与地方变通：狭缝空间形成

“民办择校热”现状失控催生教育制度变革，中央严下禁令不断抑制民办“择校”乱象。官方政策明确“免试入学”原则适用于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以电脑派位取代选拔招生、提倡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并提出“十项严禁”纪律重点解决中小学招生与校外培训机构考试竞赛挂钩、民办学校违规跨区域争抢生源、特长生招生等问题。但与此同时，H市所属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细化落实政策时，通过划定电脑派位比例(60%电脑摇号和40%自主招生)保障民办校自主招生权，给部分办学主体借助面谈进行劝退与择优的违规招生行为留下操作余地；以面谈测评方式代替笔试考核，实际仍离不开学业成绩、竞赛证书、综合荣誉这类筛选依据；实行校园开放日之类的地方性招生办法，在促进家校沟通的同时也给民办学校围绕生源竞争展开博弈提供了契机。总之，日益严控择校的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自由量裁使民办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和择校家庭均拥有了在政策缝隙中展开行动的空间，优胜劣汰、抢夺生源、赶超比拼和逼迫教养的非正式规则对官方政策价值导向造成阻滞消解。

2.制度约束与现实诱惑：狭缝空间特性

规制下的狭缝空间给择校家庭留下了自发行动余地，参与自主招生成为通向热门名校的唯一通道。这一狭缝空间体现出如下特性：

首先是政策约束与择校动力之间的冲突。“民办择校热”治理政策作为正式规则对择校家长形成间接的行动约束，但H市热门民办初中的累积优势与良好口碑难以迅速改变。并且，H市从2012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消费水平稳居全省前列。身份意识、群分观念与教育选择紧密结合，成为加剧城市社会空间分化与区隔的动力机制[18]76-93。中国家庭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并与社会经济地位竞争联系到一起。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优势阶层家庭的购买力、强劲消费欲求与丰裕文化资本等一系列因素仍在持续推动家长择校。

其次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间的张力。家庭属于民办择校现象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学校与培训机构遵循正式规则的“合制度行为”需要家庭参与配合。但非正式规则下“变通行为”的存在为民办学校、培训机构与家庭合谋共同游走于政策狭缝提供了可能。因此，政策规制逻辑与执行者行动逻辑的错位形成一种分裂的制度环境，遵循制度与规避制度两类行为的存在代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间的张力，为家庭自发择校行动提供前提。

(二)韧性发挥的表现：家庭教养行动调适

“择校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整个家庭的事”。个人面临的困境具有连锁反应，继而会影响到家庭所有成员，家庭的“集体品性”将影响他们接下来应对挑战的能力[19]3-69。访谈与观察资料进一步反映出，择校家庭成员会在制度狭缝中发生教养行动调适，呈现如下过程机制：

1.参与结构的灵活伸缩

婚姻和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确立“双系抚育”[20]116，核心家庭一直被认为是对孩子发展最为有利的家庭结构，但实际辅助孩子择校的家庭成员结构灵活多样，涵盖全员协作到一人独揽等多种形态，表现出伸缩的韧性。

(1)祖辈：卷入抑或疏离

择校家庭中的祖辈会卷入小升初忙碌期，在子代衣食住行方面发挥稳定的后勤保障作用。这种“应急性”家庭关系被概念化为“亲属潜阵”(latent kin matrix)，代表现代城市社会核心家庭中依然存在着的扩大亲属网络，家庭成员垂直跨越几代人相互帮助、整合运作，扩大的亲属关系给核心家庭提供心理上和工具上的支持[21]。代际捆绑式育儿成为当今许多家庭应对教养压力的一种策略，尤其在升学竞争特殊时期，长辈的支持理解和劳务贡献使青年父母的子女教养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外公外婆和我们住一起的，老人还是很给力的！小的上辅导班平常都是外公外婆接送的，我们自己还得顾老大，要高考了。”(F01AM)

同时，隔代教养成为一种依赖情境下的弹性策略，表现出权宜性特点，代际合作育儿模式随家庭成员间的协调与博弈而灵活转变。已有研究指出祖辈家长的文化知识不足，隔代家庭教育总体水平的均值低于亲代家庭教育水平[22]。实证资料显示，当祖辈与子代在择校决策或教养方式上出现意见分歧时，减少与祖辈的接触反而成为部分城市家庭青年父母排除教养矛盾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择校的事情是我一个人在管，换做我爸妈，他们也理解不了的，觉得犯不着那么累，花时间花钱的，附近公办读读算了，他们就是想不通的。”(F02AM)

“老年人总比较宠，现在这种时候，家里一热闹，读书劲头就散了。该做的作业也没做，估计都是在看电视，现在高年级叫他少去爷爷奶奶家了，放松了要收回来很吃力。”(F12BM)

(2)父母：冲突与合作间的游移

每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成都离不开向心和谐与破裂纷争两股力量的参与，矛盾与争端在统一体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发挥着作用[23]179。父母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是否择校以及如何择校，涉及孩子培优过程中的具体教养理念和方式，但择校家庭最终往往会在教养行动上达成一致。从冲突到合作的转变存在以下原因：

首先，孩子的处境与需求成为父母分歧的“润滑剂”。“为孩子考虑”这一观念涵盖工具理性之外的情感表达意义，“亲子之爱”成为规范青年父母教养行动、促进家庭成员凝心聚力的制度性因素。

“她真的很喜欢那个学校。那我也没办法，陪她去看下。”(F08AM)

“最终让小孩自己选，最后是他去读，选哪个我们都支持的。”(F12BF)

其次，“择校场域”中的互动有利于弥合分歧。父母有关择校的行动决策往往会受到环境中其他群体的影响。民办学校开放日以及家长群体线上线下互动营造了浓厚的择校和“鸡娃”氛围，当越来越多的家庭遵循机构占坑、学奥数、找关系之类的择校模式，类似操作经由大量重复而变得可信任和具有合法性，并形成一股环境压力，使择校场域中的家庭不得不融入到主动寻觅关系、争取考试机会的择校行动之中。

“朋友家一个牛娃，参加民办校游园了，两个礼拜后接到面试通知再去参加考试，所以占坑之类的，可能真的是需要呢。这才反应过来，准备托别人再找找关系看。”(F05AM)

(3)母亲：一个人的奋战

“教育拼妈”现象在城市家庭中并不罕见。随着教育产品市场化的发展，购买个性化服务从而提高孩子的竞争力，是民办择校背景下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选择。中产阶层母亲依赖于教育消费可获得择校内幕和操作路径，在非正式规则框架内步步为营、游刃有余，用“购买教育服务”“家务劳动外包”的方式替代了父亲的教养职责。

“语数英、思维拓展，还有针对民办面谈的VIP小班，还有请了个大学生家教。别说小孩了，我自己也在学那个‘小升初一路通’，机构推荐的付费课程，专门是给家长讲怎么进民办校。”(F02AM)

相比之下，低阶层母亲没有深深卷入那些传播着非正式规则的家长群体和培训机构组织，而是听从老师建议让孩子自己好好努力，遵照正式规则中的流程逐步往前走，并预留了“民办不行就公办”的退路。“听话的孩子”以优异的学业成绩给她们带来希望和“劲头”、注入了行动能量，再加上孩子乖顺、自立的生活表现，即便在缺乏父亲参与和祖辈协助的情形之下，母亲们的想法还是能得以落实。

“我们家小孩子还是很听话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些学习任务完成掉，他都还能自己去做完，有可能做不完，就让他尽力去做吧。去试试看，也看运气，民办进不了就去公办。”(F09AM)

总之，当非正式规则将民办择校扭曲魔化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家庭作为一个能动性组织保持着自身活力，以结构和形态上的灵活多变来满足子女教育竞争需求，呈现丰富多元的成员参与结构。

2.权力运作下的亲子协调

权力建构了社会存在的日常运作机制[24]15，家长通过施压、感化和诱导等方式使孩子参与高强度培优计划，这构成了权力运作下的亲子协调机制。

(1)施压：戴上“紧箍咒”

择校家长们在描述如何管理子女学业时经常提到一个“盯”字，代表对孩子学习的时刻陪伴、全程监督与亲自指导。这是一种了解状态、发现问题的方式，更成为施加在孩子身上的规范性力量，起到调整习惯、纠正错误、防范越轨的作用。

“那时候开始，天天盯着他的数学，没空就让他老爸来，一道一道题目盯过去，做错的马上改过来，不让他开小差。”(F13BM)

同时，家长会将寒暑假作为孩子“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借由时间的分割与填充控制孩子的日常行动，通过密集规划和高强度任务布置，在精细化的时间管控中促使孩子遵循培优计划。每周、每天的时间表呈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例行化”特征[17]231。

“7月3日结业典礼回来我给她制定了安排表，她每天都只用半天的时间就把一天的事都做了，然后剩下时间看书。经过暑假54天的坚持，她读完了64本书，自学了10款魔方，写了60篇日记，写了28套奥数卷子，5400道计算题，背了80篇儿童诗和18句名篇。”(F03AM)

当然，无论是日常监视还是时间掌控，都依赖于家长闲暇时间、知识文化水平、教养管理理念、家庭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现实条件，不同家庭父母管控孩子学业时的权力发挥程度存在差异，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并未给孩子安排过多课外培训。

(2)感化：隐性的“操纵”

以情动人是促进亲子行动协调的更为柔和的方式，情感控制实为权力行使之所[25]124。亲子之间的感化协调过程成为家长行使操纵权力的一种隐性机制。一方面，家长通过表达鼓励、给予信心缓释孩子在强化培训和严酷比拼中的疲乏，孩子往往能够接受到“情感讯号”，进而做出符合“好孩子”规范的公平回馈——坚持努力、不怕失败、不负父母的期待。

“我早就告诉她，你就是一个智力平平的孩子，努力后就会变聪明，就会比聪明但不努力的人有出息。我就尽量鼓励她多参加活动、比赛，陪她一起准备。”(F03AM)

另一方面，当家长在择校压力下的焦虑情绪流露给孩子时，无声的力量同样会塑造出孩子“格外听话乖顺”的行为，择校竞争氛围下孩子变得自觉、沉默甚至因成绩不理想而自责愧疚，带着一种近乎自我惩罚的情绪去改变自己、吸取教训、更加努力。

“真没想到，小孩心里其实很懂的，他也很会看大人眼色，虽然现在还没着落哦，但感觉到他真的是成熟了不少，说话也小心翼翼起来。”(F06AM)

郑君之死，是我从有关他的讣告上得知的。本来，死亡的原因是讣告的一个要件，然那个讣告没有他死亡的原因。后来，我得知他是死于其逆子的刀下。

所以，亲子之间的情绪传染能够成为一种协调机制促进孩子配合择校行动，情感本身就成了可交换的资源，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爱和责任、义务，相互理解包容与体恤使权力控制隐藏于温情润色之下，家长主义隐性支配内化于心而不自知。

(3)奖惩：“不平等条约”的规制

家长对孩子的给予或剥夺均嵌入于亲子间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以“不平等条约”实现对孩子的行为规制。一方面，父母通过给予式激励满足孩子部分心愿与喜好，使其配合择校情境下高强度、快节奏的学习训练与竞争筛选。

“我就跟她讲定，晚上如果不上辅导班，回家作业在7点前做完，睡觉前可以看半小时漫画书。做完作业自觉再多做题目的，就再多给些玩的时间。要是上辅导班，吃饭前5点30，能把学校作业做完，我也会让她回来多玩会儿。”(F13BM)

另一方面，家长沿着“如果做不到，就不让再拥有”的逻辑，通过剥夺式恐吓规制孩子行动，使他们不得不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朝着家长期望的目标努力。这样一种亲子协调机制更为凸显家长地位优势，他们不仅掌控着与孩子的需求和兴趣相关的资源，而且可以灵活制造稀缺性，在“霸道谈判”中实现亲子之间的行动协调。

“她爸老开玩笑说，念民办中学的钱是给你准备好了哦，你要是没考上，奥数班的钱就打水漂了，上初中的钱都要留给你弟弟花了哦。”(F11AM)

3.信念支撑下的家庭潜能释放

通过了解受访家庭择校过程中的策略与经历，可发现家庭成员发挥潜能，拓展内外资源以提升民办择校成功率。

(1)对内：激活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数字主义、功利倾向和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择校“潜规则”紧密契合，家长颇为看重分数与等级，为了让孩子超越他人、跻身名校，甘愿增加教育投资，支付高额费用供孩子参加课外补习。

“现在大环境就这样，我听到人家一年10万都有……真的是环境在逼，身边的小孩都在外面补，不然考试就考不过别人。拼爹拼妈么，现在拼的是家长的口袋。”(F15BM)

同时，倡导“爱与责任”的现代理想亲子观与追求分数、排名、等级的择校潜规则共同驱使家长发挥自身文化学识优势，通过亲力亲为的辅导保障个性化的全程陪伴与及时督促。这样一种家庭文化资本的直接输出依赖于家长的文化学识，同时也伴随时间精力的投入，以及观念、习惯与方式的调整与适应。

“数学一直是抓得比较紧的。有时叫他自己看着试卷，分析分析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也说不出，我们就给他归纳。”(F06AF)

“至少我去把题目捋清一遍之后，和她沟通起来就顺畅很多。她碰到的那些困难，我也好理解。这样就知道怎么去帮助她。”(F03AM)

然而同样的制度环境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适应能力有差别，一些家长即使认识到大势所趋，也无法提供孩子高额的课外培训费用，文化资本不足的家长难以做到同样的亲力亲为，从而造成不公平现象。

(2)对外：寻求关系网络中的机遇

生活机遇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密切联系，日常生活中很多现象都和“关系”有关[26]111。择校治理政策规制下的“狭缝空间”使“内幕信息”和“校考机会”成为影响择校成功率的关键因素，家长也会通过“找关系”来拓展资源，帮助孩子获取信息和机会。他们与培训机构、民办学校之间形成利益关联下的“合谋”，“占坑”成为一些家庭择校过程中的必备环节。

“我自己不太懂，问了许许多多人，搜罗到了这家。然后跟我女儿商量，我说，我们要不要再占一个坑，我们总不能押宝押在一家上面呀，万一报的这个轮不到我们呢。这样就又报了一个班。”(F15BM)

除了参照家长群中普遍提倡的“占坑培优”，还有一些家长会通过拓展人脉争取到直接向校长自荐的机会。政策规定民办初中不得提前启动招生工作的情形之下，家长主动联络学校的过程中也会碰到阻碍，但是他们会突破社会关系网的限制，尽己所能地为孩子打通渠道。

“她爸爸问到了蔚蓝中学校长电话，不过我们也跟她说了，这个电话多半是打不通的。她自己也打了，打了很多次打不通，联系不到。后来听说，已经有人在周末自己跑去学校投简历了，我们就在周日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让她带着材料自己进去。”(F03AM)

无论是运用家庭经济资本还是委托他人、亲自上阵抑或鼓励孩子独立行动，都体现出家长的共同意向，他们不寄希望于摇号政策，而是尽可能让孩子变得优秀并努力争取展示自己的机会，选择靠实力而非靠运气成为这些家长的一致信念。

(三)韧性发挥的成因：制度环境对家庭教养行动的形塑

“民办择校热”背景下家庭韧性发挥背后的制度因素如表2所示，治理系统、家庭伦理、共享价值和专家知识四个方面要素共同形塑家庭教养行动，大致可归入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构成的制度框架[14]56，对家庭韧性的发挥形成如下形塑机制：

表2 影响家庭教养行动的制度因素

1.治理系统规制家庭教养行动空间范围

规制性制度要素的特征是强调明确、外在的规制过程，包含以法律、条例、合约为形式的正式规则，以及体现于习俗、传统和行为惯例中的非正式规则，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减少行动不确定性[27]55。各级政府以自上而下手段对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的招生、办学行为加以管控，但是“民办择校热”治理呈现“规制—变通”格局，理性择校、减负降压、快乐教育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家庭教养行动的正式规则，强化优胜劣汰、抢夺生源、赶超比拼和逼迫教养的“择校内幕”构成了非正式规则。约束择校的政策规限逻辑与驱动择校的执行者行动逻辑之间的错位引发政策规制下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的策略性行为，治理狭缝为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而给家长发挥社会经济地位资源优势协助子女择校的教养行动开拓了空间。相比于阶层视角下将择校解释为优势阶层惯习与家庭社会资本支持下的行动选择，制度主义分析从治理系统层面揭示了家庭韧性发挥的制度性前提。

2.家庭伦理规范教养职责与互动关系

家庭伦理提供有关特定情境下某类家庭角色享有何种权利义务、应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期待，会被成员内化为理所当然的行动惯例。通过梳理择校过程中家庭内部结构调整与策略应对，发现有关家庭成员角色任务、互动关系和分工模式的观念是影响家庭韧性发挥的重要制度因素，对教养行动构成一种依托于道德、情感与权力的规范性建构。首先，基于“爱与责任”的父母角色规范使教育焦虑具备道德正当性，家庭成员协作教养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情感付出。其次，家族绵延的责任伦理和“以孩子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引发三种机制：一是整合机制，化解分歧、凝心聚力，形成全员参与格局；二是离散机制，教养观念冲突时，祖辈疏离成为排除干扰策略；三是潜能释放机制，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下的“密集母职”抵消“父职缺席”。最后，传统家长主义下的父母权威使亲子之间形成权力运作下的协调机制，权力运作与亲子情感紧密交融。

3.共享价值与专家知识塑造教养行动偏好

文化认知性要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涉及到行动者对行动的主观理解，提供思考与行动的模式[14]65。通过了解家长为什么要择校以及他们对所谓优异、成功、理想的标准界定，可发现在进取观、功效观和学历观等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倾向，认可学历等级、阶层等级的重要性并将其与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位居人先成为值得付出努力不懈追求的目标，择校变成一项与孩子整个人生利害攸关的事情。同时，专业人士创建和维护相关的知识与控制体系，将各个领域的活动加以理性化，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思想，通过定义现实来实现控制——设计本体框架、提出区别、创建分类以及创立行动原则和指导方针[28]305。家长对孩子学业的全面卷入、密集干预受到教育专家的知识支撑，认为只有无微不至的关心陪伴、亲力亲为的监督指导才能保障孩子个性化成长，这使“逼迫”式教养得以按照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展开。

以上制度要素影响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交互作用于家庭“韧性发挥”，进而制约教育治理成效。如图1所示，家长价值信念与正式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与非正式规则间的契合，共同引发家庭教养行动与政策导向的错位。一方面，强调适应性匹配、公平录取、减负降压和快乐教育的正式规则与择校家长共享观念发生冲突。文凭崇拜倾向与精进努力的进取观和效率至上的功效观相结合，使发奋苦读成为一种惯常的成长模式，将名校录取寄托在随机性均等概率上的被动操作不符合“关心孩子前途命运、未雨绸缪做好规划”的父母角色规范。另一方面，强化优胜劣汰、抢夺生源、赶超比拼和逼迫教养的非正式规则与家长观念、家庭伦理和专家知识均存在契合。不甘落后与精进努力的价值引领，亲子之爱与责任伦理的情感激活，再加上全程陪伴与规划指引的专家理念渗透，共同促进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化，使之成为家长更愿意信赖的行动规则。

图1 多种制度因素共同作用于家庭“韧性发挥”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当“民办择校热”治理力度逐渐加大，透过择校家庭能动性反馈调查，发现家庭内部会发挥出韧性，灵活调整结构并形成一种支撑集体行动的局部秩序，使围绕择校展开的家庭教养得以实现和维持，具体表现为结构伸缩、关系协调和资源拓展三个方面：家庭成员会调整人力结构辅助子女择校，涵盖全员协作到一人独揽等多种形态；亲子之间形成权力运作下的协调机制，家长通过施压、感化和诱导的方式使孩子参与择校目标下的高强度培优计划；家庭成员发挥潜能，对内挖掘释放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对外开拓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子女提高择校成功率。家庭韧性发挥嵌植于政策规制、家庭伦理规范、共享价值与专家知识影响的广阔制度背景中，在家庭与择校场域内其他组织机构的互动中形成，既是对非正式规则阻滞正式规则的冲突性治理环境的回应，同时也受到父母角色规范、家庭意识形态等规则惯例与价值观的建构。

韧性发挥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家庭能动性的体现，尤其在教育治理变革过渡期，这一行动逻辑会影响官方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干预成效，引发与政策导向相悖的教育焦虑心态与“鸡娃”教养行动，值得教育决策机构与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家庭予以关注。当然，韧性发挥并不是无限制的，规制力度的加大和专家知识的渗透有助于控制家庭韧性发挥、重建教养行动秩序。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同招”政策于2020年起在全国31个省份全面施行，100%随机录取打破了择优筛选规则，民办学校与培训机构“掐尖选优”的利益链条被斩断，家庭择校行动空间进一步缩小。

(二)启示

“民办择校热”背景下的家庭韧性发挥为提升教育治理成效和缓解“全民教育焦虑”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启发：

第一，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降低家庭教育决策风险。在优质教育资源尚未实现完全均衡的情况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资源配置矛盾转移至家庭，家庭扮演着协助儿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工具人”和学业风险乃至就业竞争风险的承担者角色。为民众提供大体均等的优质公共教育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只有政府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将每一所公办学校办成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名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面，形成公办教育为主体民办教育作为特色补充的教育生态，才能改变人们对公办学校的成见和对民办“贵族学校”的推崇、降低家庭内部决策风险和教育焦虑。

第二，制约与疏通相互结合，缓和新政与惯例的摩擦。在制度变革情势中，人们更容易意识到他们生活所依赖的价值、观念、信仰和制度[29]167。虽然调查发现规制力度的加强、行动空间的缩小抑制了家庭韧性发挥，但是决策者不应忽视家庭在为个人保障风险、争取社会地位方面蓄积的行动力及其背后的伦理价值支撑，这些因素会使教育政策变革对家庭教养行动的影响存在迟滞性。关于家长如何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养方式干预子女学业、加强亲子互助沟通、做好学业道路规划和学习心态调整等等，还需要更为全面细致的官方指引。缓解制度变迁与行动惯例之间的摩擦，不仅仅是限制家庭教养行动的范围，还需提供替代性的行动方案，将“和谐、互助、关爱”的家庭行动惯性导向符合政策期待的教养方式。

第三，加强公共机构与家庭的联结，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对自身处境的考虑以及对效益与利润的追求往往驱使利益相关方对政策文本展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从而使行动者掌握的信息与政策意图之间存在偏差。政府部门在推动与家庭教养行动相关的治理举措时，应加强公共机构与家庭之间的联结，完善政策信息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使教育政策更好地从文本形态向实践层面转化。一方面发挥学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家庭之间的沟通中介作用，围绕政策文件的出台背景、价值导向、主要内容、关键举措和操作指引等，面向家长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志愿者团队，吸纳社区、高校等多方合力，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完善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

第四，发挥专家智库的作用，创建家庭教养规范性框架。随着健全家庭教育治理机制、加强家庭教育立法的呼声逐渐增强，面对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的外部环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专家智库的作用，创建并扩散家庭教养的规范性框架，在多种教养理念众说纷纭的形势下，从政策层面为家长提供一种相对权威的指导性纲要。家庭教养的规范性框架不仅应突出家长责任和家庭内部互动规则，而且还需结合现行升学制度和人才竞争环境，在儿童学习生涯规划、市场化教育服务鉴别与选择、家校互动沟通中的有效参与等多方面提供具体操作性建议，协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以应对当前社会情境中的压力和挑战。

此外，国内社会学者认为家庭功能的顺利发挥与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有关，如何扩展和强化政府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建立怎样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设计合适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成为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30]。因此，教育治理过程中如何发挥非正式规则对政策落实的促进作用，冲突性的公共政策对家庭教养行动造成何种影响，如何构建对不同阶层家庭均友好的教育政策环境，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