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燕,孟 祺,2

(1.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310000;2.浙江省高质量开放研究院,杭州 31000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与廉价资源争得国际贸易领域一席之地,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劳动要素价格上升、资源枯竭与开发限制,生产成本逐年上升,依靠低廉劳动和资源要素形成的粗放型出口模式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我国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提质增效以及破解难题再创新优,对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数字服务贸易是提高国内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规模与速度逐年上升,2021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1 063.78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44.5%,占出口贸易3.1%(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因此,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既是中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推动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有效方式。

1 文献综述

以往的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局限于经济数量的增长,Popkova和Tinyakova[1]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解成经济数量的增长,阐述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下的变化与其增长条件。Mark和Alasdair[2]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质量考虑进去,质量发展与劳动生产效率、产业结构和国内生产总值有关。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应当是综合性的指标,这也就导致了学者们在探讨数字服务贸易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影响有不同看法。毛冰和佘群芝[3]发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倒“U”形,认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国内经济数量增长。但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对经济影响程度不大。杨滢[4]、朱兆一和姜峰[5]认为我国服务贸易限制程度高,贸易成本高、技术创新水平低,目前数字服务贸易不具有出口竞争力,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显著。

对于上述争论学者们给出了回答,认为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同是由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内容差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影响经济发展。刘禹松和马晓玥[6]认为数字服务贸易会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改变我国出口经济数量,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组效应,我国有望在分工中获取更多利益。周彦霞等[7]认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体系的重要指标被赋予了重要权重。程云洁和刘娴[8]从政策视角探讨了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有利于改善出口环境,提升出口效率。谢谦和刘洪愧[9]从数字服务贸易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数据生产要素创造4个层面出发,阐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

综合相关研究进展,我国对数字服务贸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研究的文章非常少。为此,采用熵值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析数字服务贸易是否可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差异性是否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旨在实现我国实现数字服务贸易“走出去”的战略,也可以指明数字服务贸易对未来经济治理的发展方向。

2 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机制分析

2.1 直接作用机制

数字服务贸易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5个方面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数字服务贸易能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易行为和人口流动带来技术上的创新;从协调的角度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增加了就业机会,稳定了国内物价水平,推动了国内外生产要素融合;从绿色的角度来看,数字服务贸易能够改善环境、保护生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环境基础;从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市场,逐渐扩大对外投资市场份额,同时,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市场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提高外资利用率;从共享的角度来看,数字服务贸易缓解了传统贸易形式上因地理因素导致的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共享发展。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服务贸易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中介效应作用机制

2.2.1 数字服务贸易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数字技术持续推动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变革,随着信息技术、新场景、远程服务和非接触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特征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成为新动能。技术创新使进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从出口条件来看,国际新形势的变化要求国内服务贸易出口商在质量上寻求突破口,国内商家被迫进行技术改革以谋求更丰富的出口内容。但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加速创新又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技术依靠,为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产平台与交易平台,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国内出口商从被迫创新逐渐转为主动技术创新。从出口过程来看,参考张腾和蒋伏心[10]提出的技术创新会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观点,将其纳入数字服务贸易生产要素的考量中,数字服务贸易依靠技术创新过程提高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扩大了利润获得率。同时数字服务贸易在交易过程中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技术交流的空间与时间更为自由,缓解了区域和行业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增加了服务贸易技术升级的机会,由此提高经济高效益发展。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2.2 数字服务贸易优化产业结构,构建贸易发展新格局

数字服务贸易是以数字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贸易模式。我国在大力发展本国数字服务贸易产业的同时逐渐培育了数字要素在国际分工上的竞争力。从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和管理流程来看,谢谦和刘洪愧[9]认为数字服务贸易将各个生产环节深度融合,打破了企业生产壁垒,减少了信息资源的浪费,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数字服务贸易还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管理水平,依靠信息传播的地理时空无限制性,管理由直线式的权限管理,逐渐成为网片状管理方式,增强了企业内外部的合作,为传统产业再注活力,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从数字服务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改造来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数字加大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力度。麦力开·色力木等[11]认为制造业产业集群升级可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我国在进出口数字服务贸易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学习他国技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出口贸易模式。从国内新兴产业与数字服务贸易的合作来看,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更大的产品销售渠道,最典型的销售渠道如国际数字服务贸易交易会,其布局、规格、规格和规模都在不断提升,这也就要求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的产品贸易要求一国产业改革创新,不断优化产品品质,由此带动产业向高级化过渡,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2.3 数字服务贸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创新人才储备

姚欣汝[12]指出数字产业属于智力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对于从业者的科学素质要求高,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同时,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会对科技创新与劳动者禀赋产生倒逼效应。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产业背景下的新贸易模式,属于数字化人才密集型产业,要求其有数字化创新思维。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与知识贡献。数字服务贸易为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以及应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伴随着技术外溢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国内技术人才培养提供了创新知识来源,国内人才可以通过学习或者模仿他国技术去有效促进国内技术转型升级,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人才资本投入所带来的科学教育水准的提高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知识增长与地区协调效应。闵维方[13]认为人力资本是数字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只有人力资本向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助力这些地区形成高质量教育水准,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从而减少经济发展间的地区差异性,这是从“协调”与“共享”性发展理念上增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提出假设4。

假设4：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说明

3.1.1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并根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计算,得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各项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3.1.2 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SER)。

2)控制变量：①政府干预程度(GOV),用省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政府干预程度;②城镇化水平(URBAN),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③环境规制(ENV),用工业网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工业总值比重来表示环境规制程度;④人口密度(PEO),用地区总人口数占地区行政区划面积的比重表示人口密度;⑤互联网普及率(NET),从统计年鉴找到互联网普及率的相关数据。

3.1.3 中介变量

1)技术创新(TECH),用专利授权数占总专利授权数来表示技术创新水平。

2)产业结构(IND),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来表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3)人力资本水平(HCAP),用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总人口数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3.2 模型设定

在理论机制模型的假设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计量模型为

DEPit=α+β1SERit+∑β2Xit+μi+δt+εit

(1)

式中：DEP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i、t分别为省份和时间;SER为各个省份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Xit为控制变量;μi为地区固定效应;δt为时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为常数项;β1、β2为回归系数。

3.3 数据说明

将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宁夏、青海、内蒙古以及港澳台地区)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作为评价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和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统计年鉴》《数字贸易发展蓝皮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球贸易观察》、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个别年份和地区的数据有所缺失,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固定效应模型中的R2为0.742,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17 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会提高1.72%。

表2 基准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3种方式进行检验：一是重新计算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选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GDP)作为解释变量;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的重构标准,参考孙豪等[14]的方法重新选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RDEP);三是对相应的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结果见表2,模型(2)～模型(4)的估计系数依旧为正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基本回归结果稳健。

4.2 内生性处理

为解决由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引入省份与年份的交互项。为解决由联立偏差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参考Nunn和Qian[15]的做法,构建了百万人邮局数与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交乘项作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动态面板估计,用系统GMM去估计结果会更有效地解决因联立偏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见表3。表3中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在都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更加说明了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4.3 行业、地区异质性检验

为了验证数字服务贸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地区和行业上的差异,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表4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影响力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无明显影响。模型(4)、模型(5)、模型(6)分别为信息技术服务(ICT)、数字内容服务(DCS)、通过互联网服务外包(SIT)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通过互联网交易的离岸服务外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数字内容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信息技术服务。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4.4 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通过逐步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递推模型如下,若估计系数β1、β3、β6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5。

表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DEPit=α+β1SERit+∑β2Xit+μi+δt+εit

(2)

MEDit=α+β3SERit+∑β4Xit+μi+δt+εit

(3)

DEPit=α+β5SERit+β6MEDit+
∑β7Xit+μi+δt+εit

(4)

式中：MED为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如模型(1)、模型(2)所示。模型(1)中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数字服务贸易(SER)对技术创新(TECH)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的结果显示,技术创新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为0.02且保持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假设2。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如模型(3)、模型(4)所示。模型(3)中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数字服务贸易(SER)对产业结构(IND)调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4)的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也保持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假设3。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如模型(5)、模型(6)所示。模型(5)中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数字服务贸易(SER)对人力资本水平(HCAP)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6)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系数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数字服务贸易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假设4。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1)数字服务贸易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和行业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东部地区凭借着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上的优势,数字服务贸易明显推动了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行业上也呈现出差异,虽然数字服务贸易下的细分行业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但通过互联网交易的离岸服务外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数字内容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

2)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进一步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技术手段和平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市场有了更多的资源去产业中进行良性循环,改善产业结构。同时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国内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流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脑力智慧,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5.2 政策建议

1)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强化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机制,着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的出口联动。构建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与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新兴产业,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业层次。战略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数字要素,优化产业结构,牢牢把握服务业与战略新兴产业中数字服务要素的融合,不断提高数字要素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强化数字产业与服务业的联通机制,打造数字生产要素聚集地。在聚集地中配套相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减少数据交易的成本,提高经济收益。增强聚集地对优质数字化产业的吸引,建立专门的信息传播产业链,充分利用数字红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2)大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以创新驱动开放式生产性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开放式的创新要求生产性服务业在创新基础、创新内容、制度环境和人才培养4个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借助数字化平台加大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和知识产权等科技创新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可以有效沟通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维持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与需求内容的平衡。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差异化。在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征条件下,运用技术创新推动可以有效提升企业集群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同时打造东部地区“普而全”的生产性服务业。完善相应的产业配套设施,发挥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经济辐射效应,形成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大而全”、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小而精”的优势互补局面,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3)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青年友好城市,增加人力资本密度,增加知识溢出效应。通过大量人才在一个城市空间进行交流,不断碰撞思想与信息,为人力资本提升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应制定经济补贴、落户条件、教育服务等一系列人才吸引战略,注重青年人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提高城市人才的密度,实现人才与城市经济的双向共赢。线上线下聚合,通过互联网实现跨区域人力资本共享。发展数字化平台,建立统一的大数据系统,为人才交流创新提供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网络传播平台将人力资本密度高低差异大的区域连接起来,实现人力资本共享。借助大数据的算法精确匹配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需求,缩小区域人力资本密度差距,平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